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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教授首先結合自己對中國當代社會行為和傳統社會理論的研究思考，闡述了當我們理解一個人、一個組織、一個群體的行動時所面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觀念問題。他認為中國人的社會行為和思想方式與歷史有緊密聯系，個體的思考與行動不單是其與社會結構互動的結果，而且由固定的想法決定，這些固定的想法很多時候是傳承下來的，并且是無意識的傳承，而非有意識的學習。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價值判斷是由一種潛在的、無形的結構性力量支配的，這種力量對于我們理解今天的中國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應納入研究視野。人們進行選擇時，不僅要求有利還要求正確，而有利和正確是兩回事，研究一個人為什么這么做是正確的是田野調查背后的核心問題。周教授認為，對于田野調查而言，技術與方法相對容易掌握，明白為什么要用這種方法，則更為重要，他進一步從田野調查研究對象的特性、田野調查的方法論以及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三個方面，為同學們進行詳細闡釋。

首先，田野調查研究對象的特性。周教授談了三點：其一，田野調查的研究對象是人或者說人的行動，研究者必須突出人的特點。人在行動時會賦予他的行動各種意義和理解，這些意義和理解又會反過來影響他的行動。其二，對人的研究具有復雜性。周教授將這種復雜性分成兩個維度：異質性與連續性。異質性是就研究對象的分類方式而言的，現實世界可以進行無限細分，所有的分類都是對認識的簡化，且極具主觀性，考慮的維度越多，認識就越具體、越復雜，以致每個個體都自成一類。異質性是靜態的，連續性則是時間變化的維度，異質性加上連續性，將使事情更為復雜。所謂研究方法就是面對無限多的異質性和連續性構成的現象，如何通過分類對其進行把握和認識，對客觀世界進行簡化。其三，相對于自然現象來說，社會現象的主觀性更強，其本身的特征加上外界的具體認識，使得社會現象的特征分類相對模糊。周教授以人們對“漂亮的樹葉”“好人”的不同理解為例，形象生動地表明社會現象所具有的較強的主觀性以及文化在其中的重要影響作用。

其次，田野調查的方法論。周教授認為，社會學的田野調查不同于人類學長期“蹲點”式的調查方法，也不同于收集數據設計問卷式的定量研究方法，怎樣才能保證田野調查的覆蓋面和深入性，是社會學田野調查需要面對的問題。從費孝通先生晚年各種各樣的調查和他對社會學研究方法論的反思中，有一些線索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一問題。費先生認為自己的調查里面存在方法論的問題，周教授由此引出田野調查的兩個方法論問題：

第一個是代表性問題。以《江村經濟》為例，費先生對江村這一個村莊的調查來代表對中國農民生活的研究，其代表性受到質疑，費先生經過長期反思，認為整個中國的文化社會不是研究者多做幾種類型的研究，把它們綜合起來就能了解的問題。由此，周教授認為，田野調查本身不是沖著代表性去的，一花一世界才是田野調查所要展示的東西。 與此相關是田野調查的典型性，典型性是衡量一個田野研究特別重要的標準。案例典型不典型具有很強的主觀性，是就研究者想要研究的問題而言的，如果案例展現了研究者的問題且展現得很豐富，就具有典型性。社會學的田野調查要求研究者帶著問題進入田野，也要求研究者能夠“轉換瞄準”，即當研究者帶著問題和目的進入田野，但遇到的最典型的案例并不是其希望研究的問題時，需要轉換瞄準器，適應研究對象調整問題。

    第二個是主觀性問題。還以《江村經濟》為例，有人質疑費孝通先生研究的是自己的家鄉，帶有主觀偏見和個人情感。費先生說他的選擇是一種價值判斷，是有所為而為，是志在富民強國。周教授認為，拋開了個人偏見的研究對于社會研究來說是很難做到的，田野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看到整全的、內部有著各種復雜聯系的世界，要理解研究對象怎么做，為什么這么做，去越熟悉的地方就越容易感受到。同時，當研究者想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特征時，也必須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不能通過居高臨下的俯瞰進行觀察，否則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將產生障礙，周教授稱之為“意義的迷霧”。能夠破除這種迷霧的只能是實際深入的調查。他以臺灣社會學家葉啟政《社會學家作為說故事者》一書為例，強調田野研究不是空間俯視，而是進到城市的街道上，在人群中漫步。盡管犧牲了城市的全景，只能看到周圍的事物，卻明白了調查對象是如何思考和行動的，這正是田野調查的意義與獨特性所在。周教授強調，這個過程帶有主觀性，依賴調查者的深入交流能力，甚至調查者自身也是一種研究方法。田野研究關注“近”字，在近距離的接觸與交流中才能知道對象的所思所想與真實狀態，這是田野研究特別重要的意義。田野的主體是研究者，而不是研究對象。

最后，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理論形成之后，其運用過程常常難以達到理想效果，理論之間也常有矛盾。周教授否認了存在所謂的橋梁或者階梯，能夠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直接轉化，認為這是自然科學的思維方式，而非處理社會現象和人的問題的根本方式。那么，如何克服理論和現實之間的鴻溝？周教授形象地將其稱作“驚險一躍”，即通過研究者認識社會的能力訓練來實現，田野調查就是這樣一種能力訓練。他補充道，這并非意味著理論不重要，理論的力量在于“聽于無聲，視于無形”，在于能看到調查對象沒有呈現出來的東西，研究者只有經過不斷的理論訓練和田野訓練，才能具備洞察社會的能力，也才能擁有這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