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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鈞（1928—），山東煙臺人。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首批榮譽教授。本文回顧了他少年、青年時代求學和思想進步以及他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結緣并為之執著探究的歷程。胡鈞自述本文采訪時間為2011年4月8日、12日，由中國人民大學校史研究室負責采訪、錄音整理及文字編輯。本文收錄于《求是園名家自述》（第二輯）。

        少年時被日本人關押的特殊經歷

        我1928年12月7日出生在山東煙臺，從小學到初中，一直都在煙臺上學。我父親是郵政局職員，可以說是小資產階級家庭，但因為孩子多，弟兄姐妹七個，所以家庭經濟狀況也挺緊張的。日本1938年侵占了煙臺。在中學里，學校強迫學日語，還搞強制性軍訓，對這些我們都非常反感。后來初中畢業以后，我堅決不考那邊的高中了。

        那時煙臺雖然淪陷了，但還有些國民黨的地下組織活動，有誰要想到后方去，他都給你想辦法，指好路線，再給介紹過去。所以1943年的夏天，初中畢業以后，我就沒考高中，跟兩個同學聯系好，通過地下組織到后方去了，當時我才十五歲。我們歷盡艱辛，到了阜陽，然后又從縣城走50里地，到柴集的國立二十二中學。這個學校專門接收從淪陷區過來的學生，開學以后我就進入高中上課了，學了一年。到了第二年，就是1944年的暑假，日本人的軍隊快要打到阜陽了，學校要遷到陜西安康。可我沒有衣服，想回家取衣服，所以就跟學校請了假。

        我回到煙臺，在家做了一身衣服，等著衣服做好了再回去。在家里大概待了半個月后，一天早晨，日本憲兵隊到我家里來，把我抓走了。我被帶到憲兵隊后關了9天，也沒有審問我，說是要調查。雖然沒有審問我，但我腦子里就在轉悠：為什么抓我？不外乎兩個原因，一個是我從外面學習回來了，再一個可能覺得我和游擊隊有什么關系。所以我就做了一些準備，這9天我就琢磨怎么對付過去，這一點很重要。后來他們審問我，首先就問我從哪里來的。我說我在北京上學。那個時候我們都是到北京上學。他們一聽就拿大竹刀子打我，打了以后，他們說：“你不用說了，我給你念念。你認識不認識王顯明？”我一聽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跟我一塊兒去阜陽的那個同學叫王顯明，他起初沒有想從學校回來，得知我回來了，就給我寫信讓我給他帶東西，后來他自己也回來了。日本憲兵隊從郵局檢查信件時把他給我的信搜出來了。日本人把這封信給我看，我一看沒辦法，就承認了。

        后來日本人又追問我兩件事情：一個是怎么去的，通過這個他們想追查到地下交通網絡；第二是回來干什么。因為我前幾天都想好了，他們一問，我就編了一套故事，他們問我的時候，我回答得特別流利。日本憲兵聽了聽，好像也就相信了，沒有再追問，這個我擔心的事情沒有出什么問題。問我回來干什么，我說回來不干什么，就是來取衣服。但這不行，他們又審我，把我綁到一個凳子上，手銬在后面，拿水灌。水一灌，人自然要掙扎，手銬弄得我的手都磨破了，很難受，一會兒就暈死了。灌了涼水后，我還是說沒有什么，也想不出有什么事來。搞了兩次以后，他們看我實在也不知道什么東西，就把我送回監牢。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他們找我去，又問這個事情，我還是說不知道。他們開始誘供，說你回來是不是拉些同學再去啊？我說沒有。他們說，沒有的話再用刑、再給你灌涼水。我說行，那我就是回來找同學了，就承認這個了。他們這算有個結果了，對我的審問基本告一段落。因為當時他們也覺得我的年齡小，也看出來實際我也做不了什么大事情。就這樣，我一直在憲兵隊關押了三個月。

        三個月后，有一天下午，我被從牢里放出來，他們給我管了一頓好飯。我想這是怎么回事，不會是最后一頓吧？后來趁看守出去了，我當時也挺大膽的，跑到審訊我的桌子前面偷看檔案。我一看那上面寫著北京1400部隊，當時就知道可能是要把我押解到北京1400部隊去。吃過飯，一個伍長押著我從憲兵隊出來，給我銬上手銬，直奔碼頭上船。那天正好遇見大風浪，船沒法走了，就靠到龍口，然后把我押到龍口警察局看守所。那個憲兵伍長自己出去了，等著第二天再走。這個時候管我的人是警察局的人。他們把我帶到辦公的地方，有兩個警察就問我，他們說：“你真是從‘那邊’過來的嗎？”“那邊”就是指后方。我說真是從“那邊”過來的。他們雖然是偽警，但能看出來他們還是傾向于中國，對日本人還是反感的。其中一人說：“你家里知道不知道？”我說家里不知道。說：“你寫封信我給你寄。”他給我紙，我在那兒就寫了封信。寫了信以后，他怕我不相信他，他說：“你來看著。”他走到郵局的郵筒前，把信投到郵筒里去。我被捕這三個月，家里根本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整個煙臺也找不到我。到最后，我母親想各種辦法花了些錢，買通了憲兵隊里面的一個中國人給我送了衣服——我被抓的時候就穿了件白襯衣，這會兒家里通過我這封信才知道我被押送到北京了。

        到了北京以后，送到1400部隊。這其實不是一個部隊，實際是華北最高司法機關，就在現在的“鐵一號”，它的頭頭就是戰犯岡村寧次。我被關到炮局胡同監獄。這個監獄不是一般的監獄，是政治犯監獄。送到那兒以后的第二天就審問我了。他們先念我的口供，我一聽，根本不是那回事。日本憲兵隊寫的是，我回來是為了調查日本人在煙臺的海軍情況，這個罪名就大了。我一聽馬上就翻供了，我說這個不對，我說在日本憲兵隊根本就沒問過我這個事情。他們一聽不是那么回事，就給我送到牢房看守所了，等待繼續調查。當時有些人甚至不愿翻供，因為翻供又要調查，可能再繼續押三五個月都很難說。這個監獄的條件比煙臺的日本憲兵隊還難受，白天只能面壁而坐，整天就這么坐著。他們到那兒一調查，這個事情可能太玄乎了，他們也認為不太真實，所以過了九天就宣判，判了一年徒刑，罪名就是八個字：“思想不良，擾亂治安。”

        我進監獄后才知道里面押的犯人都是抗日的，而且還有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一些高層人物，他們都是重犯。在監獄里待了一年，到1945年8月，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我們沒有馬上被釋放，因為當時國民黨給監獄的命令，就是國民黨的都放了，共產黨的不放。所以一直到9月5日，還都是日本人押著我們。9月5日開始，我們被分批釋放，送回老家。我是從煙臺來的，就要送回煙臺，當時煙臺被八路軍接管了，就改送到濟南。我一想，我到濟南怎么辦呢，那里什么熟人也沒有啊。后來我在監獄里有一個朋友，他原來是南開中學的學生，后因參加“抗日殺奸團”組織刺殺過漢奸，被抓進來了，因年齡小被判了無期。他對我挺好的，在監獄勞動休息的時候還教我學英文，他讓我先到天津去他家，我就跟著他一塊兒去了。這樣，監獄的生活就算結束了。

        在北京成長為思想進步的青年

        過了一段時間，我又回到北京來了。因為在監獄里已經耽誤一年了，我想趕緊上學。但出來的時候，學校都已經開學了，沒辦法插班進去，我只好先到私立中學讀了半年，后來又轉到市立第二中學，這樣我就從頭又開始學習了。

        北京這個地方的政治氣氛比較濃厚，反對國民黨的力量相當大。那個時候，美國大兵坐著吉普車整天在街上橫沖直撞的，老百姓也特別反感。我1945年進學校，1946年底有一個“沈崇事件”，在全北京市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從那以后北京的學生運動就開始高漲了。

        我姐姐原來也在后方上學，后來考了北大先修班，這時已經在北大了，我姐夫也在北大，這樣，我和他們一接近，我的思想也慢慢靠近共產黨了。1947年我開始考大學，當時我報了北大經濟系。為什么報經濟系呢？主要是考慮好找工作，薪水高，又穩定。另外，北大經濟系有名教授，像趙乃摶、周炳琳等，當時考大學都奔著名教授去。其實，我考了五所大學，而且全考取了，最后選擇了上北大，因為北大一開始就給我獎學金——當時我沒錢，家里也沒聯系上。1947年9月進入北大，那時候北大一年級的學生住在國會街，就是現在新華社那兒，叫“四院”。

        進入北大以后，我的生活可以說是有了非常大的變化。北大地下黨的力量比較強，我宿舍里就有兩個地下黨員。在他們的影響下，我的思想也越來越進步。當時，我姐姐和姐夫都到解放區去了，我也越來越靠近地下黨組織。第一年的頭半年，我學習還很積極，主要的時間都用在學習上，到下半年，學生活動比較多了，學習基本就抓得很少了，主要在地下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一些學生運動。后來到1948年5月，地下黨就把我發展了，參加了“民主青年聯盟”。那時候北京地下黨組織有兩個青年組織：一個叫“民主青年同盟”，簡稱“民青”；一個叫“民主青年聯盟”，簡稱“民聯”。之后，我就在黨的直接領導下參加了一些活動，如組織讀書會學習進步書籍。我除了參加學生運動外，就是利用時間讀些書。當時北大有一個小書店專門賣進步的書，我就在那里買書。我當時比較喜歡哲學，讀了些哲學著作，像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和《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我也買了些大部頭的著作來讀，例如當時翻譯過來很厚的、蘇聯著名哲學家米丁和羅森塔爾等人的著作。假期里我也不回家，都在看這些書，這對我的思想進步起了很大的作用。地下黨的同學也經常介紹一些東西給我看。

        當時，因為北大地下黨的力量比較強，國民黨的特務基本不敢進北大活動，我們那個時候還經常聽一聽延安新華社的廣播。北大的小環境像一個小解放區一樣，是一個促使人進步的環境，從北大出來的學生一般傾向進步的居多。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在北大參加了很多活動。后來我在“民聯”里承擔了一些工作，擔任了宣傳委員，還做過法學院一個支部的支部書記，為北京解放也做了一些準備工作。當時，按照上級地下黨的布置，我還被分派到某個區了解情況。

        當時，我因為年輕，覺得等解放沒意思，對解放區充滿了向往，想去解放區，連唱一些進步歌曲的時候，都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我向組織上申請，支部說你甭去冒這個險了，北京快解放了。我說我不，我還是想到解放區去看看到底什么樣。后來，組織批準我去了。1948年10月底，我就動身了。我還帶了兩個人，一共三個人。我們之前也組織了一些青年學習，其中兩個人也想去，我就帶他們一塊兒走。走的話也是有路線的，先到天津。到了天津，我還去找了我中學時的一個同學，他一聽我要到解放區去，也想去，于是，我也給他接上關系，把他也送到解放區去了。我們從天津坐火車到陳官屯，因為鐵路就通到陳官屯。當時，從陳官屯到滄縣，從滄縣到泊頭，都是走路，因為鐵路全部被破壞了。到泊頭后，我被分到華北大學，所以我又從泊頭再走到正定，走到正定后進入了華北大學，這是我人生當中的又一站。

        在北京大學這一站，雖然是在經濟系，但我真正學經濟學的時間其實很少。西方經濟學當時還沒有現在薩繆爾森等人的這些書，因為薩繆爾森那時候還沒寫這些書。通常在北大經濟系，一年級有個通俗本，是費爾柴爾德的一個本子，先學那個；然后二年級學馬歇爾，馬歇爾算高級經濟學了；三年級學凱恩斯。有這么一個過程。在北大讀到二年級后，我們就搬到紅樓這邊來了，參加了很多活動，當時還組織讀書會，學了一點《資本論》。自己學，沒人管，所以也沒學懂。

這一段時期的活動還是很多的，主要是動員群眾，通過宣傳教育，讓他們有更接近共產黨的傾向。當時，我是很積極的，但是對黨的認識實際上還很膚淺。我們這些積極一點的人參加學生運動沒問題，但思想動機并不是很明確，因為那時正面教育還沒有，只有追求進步、堅持反蔣這一目標，再通過看一些進步書籍，對共產黨的主張加以擁護，我當時的認識就到此為止。

        從華北大學到中國人民大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結緣

        我到解放區進入華北大學后，又學習了三個月，這對我人生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轉折。這三個月里，“社會發展史”和“中國共產黨黨史”這兩門課給我的印象最深。再加上日常的活動、開會、聽報告等，我覺得這給我的思想帶來了根本性的轉變，那就是初步形成了真正的世界觀、人生觀，有了自己的思想認識。原來在北大做學生的時候，根本就沒有這個認識，直到這會兒才懂得什么是世界觀，什么是人生觀，人要怎么做，目的是什么。對我的人生來講，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建立，是我的一個根本性的轉變。

        經過三個月的學習之后，我留在了華北大學，后來又重新回到北京。到3月底4月初，整個華北大學都遷回北京了，就在現在的“鐵一號”。當時北京解放以后，華北大學又招了很多學生，給他們辦學習班，我做了一些助理工作。剛留校的時候，我在校部政策研究室工作。那個政策研究室主要是搞理論學習的，后來因為辦大班需要人手，就把我調出來了，到華北大學一部去做辦班工作。后來，中央開始籌辦人民大學，辦俄語班，組織學習俄語。我由此加入俄文大隊，學習了將近一年。接著，中國人民大學成立了。當時我們都參加了開學典禮，劉少奇還來講了話。

        轉到人民大學以后，我最初還是做干部工作，后來到貿易系干了一兩個月，又被調到法律系當干部。法律系那時候辦一個短期班，這個班辦完了以后開始招生。中國人民大學都是7月份派人到各地去招生，我被派到上海和杭州招生。招生回來以后，就把我選到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了。

        剛到教研室時我沒有做老師，而是先做研究生。1950年7月，政治經濟學教研室成立了一個研究生班，學生來自全國各地。9月份開學，我就到這個教研室學習了。因為政治經濟學這門課是新開的，過去在中國基本上沒有，之前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就那么幾個人，比如沈志遠、王亞南、郭大力，又如孫冶方、薛暮橋，他們是搞經濟問題的，所以這門課程在中國基本是空白。它不像別的課程，比如“四大理論課”，中共黨史、哲學，還有科學社會主義等，這些課程原來都有基礎。因此可以說，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是從中國人民大學開始教學的。

        當時的教研室主任是宋濤，秘書是徐禾，講課的都是蘇聯專家。我們第一批學生可以說都是蘇聯專家培養出來的。我們的第一個蘇聯專家，同時也是最有名的蘇聯專家阿爾瑪佐夫，他對我們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我們這支隊伍真正是由他培養出來的。他幫助我們建立了教研室，教我們學習《資本論》。他的方法就是必須認認真真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地弄懂，一章一章、一頁一頁、一句一句地“摳”，這種方法是他創立的。考試的時候他問馬克思的哪句話在哪兒，我們就必須馬上翻出來在哪兒。他要求我們熟悉到這個程度，所以我們這批教師的特點就是基礎比較扎實。他的教學方法也是深入淺出的，在幫助我們學校建立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和培養理論隊伍方面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實際上，他也影響了全國整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因為后來出去的政治經濟學教師基本上都是從這里出去的。因此，可以說，他奠定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后來還有幾個專家，如伊然明、諾沃肖羅夫等，他們的水平也都不錯，但是比起第一個，還是弱一些。

        宋濤作為教研室主任，負責整個教研室的領導工作，比如怎么發揮蘇聯專家的作用等。但是在業務方面，關于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他也是在跟著專家一起學。所以我們最早的這支教學隊伍都是這個時候通過“邊學邊教”的方式培養的。我們第一年被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人比我們年紀更大一些，采取“邊學邊教”的方式，他們今天聽了蘇聯專家的課，明天就照著專家講的東西到本科生那兒去講，等于是照著念，那時候這些人都叫做教員。這批人現在還健在但已不工作了的好像只有郭丁、許植、李云、孫健這幾個人。已經去世的就多了，像魯友章。我是屬于那種完完整整地學了兩年，然后才轉為教師的。當時的同學現在還健在、還在工作的就是衛興華和我兩個人了。其他還健在但已不工作了的有寧玉山、莊次彭、趙萃、李木、惲希良。這個班基本上都留校任教了。像蔣學模是我們這一屆的，我的同班同學還有人民日報社的蘇紹智、清華大學的朱聲紱。他們屬于外校來進修的，完全跟我們一塊兒學、一塊兒考試，學完后他們就走了。從原來華北大學干部中抽來學習的大部分人都留校了。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的隊伍，可以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主要教員就是從我們這個班的學生中出來的，最早的一部分人現在基本上都退休了。不僅僅是我們這個班，20世紀80年代各個學校經濟學院、經濟系的負責人基本上都是這里培養出來的，或者是我們這批人培養出來的。我1952年從政治經濟學班研究生畢業，之后就留校，在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做教師。其實，我比較早就開始到外校上課了。1951年，外面的教學任務很多，外校有些政治經濟學開了班卻沒有人講課，我們這個班的幾個人就被挑出來到外校去給他們講課。像我在1951年就到外貿學院給學生上課，一上就是一年。我當時就一邊在這里學習，一邊去給他們上課。這一年我學社會主義部分了，同時給他們講政治經濟學。

        當時的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在學校可以說是最大的一個教研室，人員配備也比較強。我們這個班要求的文化水平稍微高一點。因為《資本論》一般人也讀不懂，所以通常情況下宋濤、徐禾他們招人較重視文化水平，這也是我們這個教研室后來受到貶損的一個重要原因，說我們教研室的班子是知識分子占優勢，而不是工農兵干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也是攻擊這個事情。

因為過去中國經濟學的基礎很差，所以我們從學習《資本論》開始。另外，有些翻譯的原著質量比較差，學起來特別困難。我們就翻譯了一套蘇聯的書，稱作“黃皮書”，共13冊，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教材，這是一個比較系統的東西。這套書大約在1952年出版，可以說是我們人才培養的一個基本教材。這套書基本上是翻譯過來的，不是我們自己編的，我們那時候也編不出教材，因為政治經濟學對我們來講太生疏了。我們用這套教材大約有十年。原來的那批老師是“主講教師”，我們畢業后叫“討論教師”，不過一般情況下很快就能成為“主講”，基本上畢業后一上課就開始主講。我們學習期間，第二年就開始組織討論了，就是原來那批老師上課，我們一邊學習一邊組織討論課，討論課對培養教師來講很重要。

        從這以后我主要是從事教學工作，教研室對我的教課總體上還比較滿意，對我的評價比較好。但這一時期，我在科學研究方面沒有寫文章，基本都是教學。我在教學過程中注重積累自己的知識，像政治經濟學的課都是一年一輪回，每年都教一遍。我一般要求自己每年上這個課的時候，一定要比上一次課在某一點或兩點上弄得更清楚一些，我也從教學當中積累對這個問題的理解，越來越深入，越來越清楚。原來講課的時候有些問題雖然講了，但實際上自己也沒真正弄懂，后來在上課過程中自己對這些問題的認識慢慢提高了。

        在政治運動中堅持教學科研

        1956年到1957年期間遇到“反右派”運動，很多人積極地提意見。我當時的狀態就是覺得沒有什么意見。后來有一天《人民日報》發了一個社論《工人階級說話了》，我一看就知道要糾正這個事情了，對那些人說你們說的那些都是攻擊共產黨，那不是工人階級的思想。所以我在教研室支部會上就說，現在我看了《人民日報》社論，工人階級說話了，應當好好考慮考慮了。我在我們教研室第一個提出這個問題，后來支部匯報上去了。隨后，《人民日報》又連續有幾個社論，這下大家都理解了。所以在“反右派”的時候我沒有事，因為我第一個提出工人階級說話了，我被評為左派。

        對“反右派”本身，我覺得提意見的多數人都沒什么惡意，但也有有惡意的。這個惡意也得加以區分，有的屬于基本立場沒有轉變，只是在認識上出了問題，給他指出來，或許他會改，所以我覺得沒那么嚴重。但沒想到后來這么處理，所以當時我對“反右派”運動有些不理解。另外，在“反右派”當中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們教研室的宋濤和徐禾同志，還有當時的副系主任魯友章這些領導，這些人總體做派比較正，沒有整人的思想，所以整個教研室作風也比較正派。在宋濤和徐禾他們的領導下，我們教研室劃的“右派”比例相當少。有很多人也說了很多話，但把他們列為“中右”就過去了。

        宋濤同志作風正派，對教師盡量保護。當時正值“反右派”高潮的時候，高鴻業老師正好這時從國外回來。因為他從西方回來，你叫他提意見，他拿西方跟中國比，看不順的多了。宋濤同志看到了這一點，就給他下了一條命令。宋濤同志跟高鴻業老師說，你回來以后什么也別說，什么也別講，在屋子里給我系統地學《資本論》。這對高鴻業老師來說是保護了他。另外，學《資本論》對高鴻業以后的學術發展也起了很大作用，后來我看到他對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解和那些沒有學習過《資本論》的人完全不一樣，因為他系統地學習了《資本論》以后，一對比就發現和他原來對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解是不一樣的。從這一點來看，宋濤同志處理問題是非常正確的。現代西方經濟學作為一門學問需要學習，但是必須要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這樣才能出成果。我和高鴻業的關系比較好，我們在林園住的時候正好對門，都在一層，我們也談得來，他看問題就比較客觀，對現代西方經濟學一直在比較，所以他后來在學校給學生上課，講完了以后總是給學生交代一句說，你們要知道現代西方經濟學沒有用。但《資本論》他基本上還是贊同的，只是也有些自己的看法，就是覺得這個理論太抽象。這也可以理解。在“反右派”運動當中，高老師沒有受影響，因為他什么也沒講。

        在“反右派”當中還有一件事情。赫魯曉夫1956年做了秘密報告，黨中央指示要給全體黨員傳達，所以我們學校召開全體黨員會。雖然我們當時還不是黨員，但要求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的教師也參加，所以我們當時就聽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對這個報告，中央當時沒有評論和表態，究竟怎么看，叫你們自己判斷，所以在全黨傳達，沒有任何的評論，就是照著念。當時底下的意見分歧很多，有人支持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反對斯大林個人迷信，有人覺得不能全盤否定。

        后來這個事情在教學中就有了反映。我組織了一次課堂討論，參加討論的學生是研究生，年齡比較大，和我年齡差不多。當時討論政治經濟學的對象、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其中一個學生發言，他覺得斯大林《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篇著作講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個理論還是正確的。可是，當時有好些同學站起來批他，因為秘密報告講斯大林是一個暴君，你還講他的理論，就屬于沒有政治頭腦。結果變成了一場批判。最后我得做總結，我覺得這個學生的話并沒有多少錯誤，所以我就說，這個同學講的發展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關系，我認為在理論上是對的，是可以成立的，你不能因為斯大林的一些錯誤就把這個理論正確的方面也給否定了，這樣不對。我就這樣表了態，表態以后學生就反映到學校黨委去了。黨委當天晚上就找了宋濤。宋濤從黨委回來馬上就找我，把我叫到他那兒去，問怎么回事兒。我就把這個過程講了講。后來，宋濤同意我的看法，說：“沒事，你走吧！”后來就沒有再追究這個事情。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宋濤同志很堅持一個原則，就是理論上、科學上正確的東西爭取不跟風。當時批判斯大林這個風是很硬的，但宋濤還是堅持原則，即便秘密報告一念，也不跟風。斯大林的錯誤是錯誤，但不能認為他有這個錯誤，這個理論本身也不對了。我們這個教研室的風氣就是這樣，培養這種科學風氣，和宋濤同志的領導很有關系。他的這一點教育了我們，影響了我們。

        當時在教學過程當中還碰到一些問題。像“反右派”當中我正好給本科生上課，上“人民民主專政”這一講。這一講在當時是非常敏感的，因為很多“右派”言論就是反對這種專政。所以我在講課當中，一面講，一面心里犯嘀咕：要是學生有看法，捅上去又是問題，因為當時正是“反右派”運動的高潮。不過，好在我講了這一講以后沒有學生反映，所以沒出什么事，一出事你就講不清楚了。在“反右派”當中，我在思想上沒有大的動搖，但在這個過程中也有一些看法和判斷。

“反右派”之后進入“大躍進”時期，搞“人民公社”。這個時期，學校的學習氣氛就受到影響了，學生都下鄉，讀書的時間少了。搞“人民公社”時，我帶學生到四季青東冉村建立公社。那個時候是鄒魯風帶隊，他當時是副校長。以我當時的思想認識，對“大躍進”是挺支持的，覺得快了好，因為我當時實際知識比較少，特別相信中央，中央說的我都覺得是正確的。當時讓自己下去搞公社，雖然也有一些懷疑，如對吃飯不要錢這件事，但是自己對大政方針沒有什么判斷力，中央一號召就跟著走了。

        “大躍進”過去以后，1961年中央方針有所改變，發了“高教六十條”，這又進入一個階段，開始強調學習。在這個過程中，我開始抓科學研究，逐步有一些成果了。1959年我出了一本書，叫《舊中國工資簡論》。當時，宋濤抓科學研究，他抓得挺緊的，你沒有寫出這本書，就不放你假，暑假你哪兒也別去，就給我寫。所以我就是在他的“強迫”下寫出了這本《舊中國工資簡論》。我跑了好多地方做調查，最后這本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另外，1959年我發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影響是比較大的，為我今后的整個科學研究思路定了一個基本調子。這就是在《紅旗》雜志1959年第12期（6月份）上發的文章《關于全民所有制內部商品價值形式問題》。這篇文章當時在學校也是有很大影響的。第一，我是第一個在《紅旗》雜志發這種理論性文章的；第二，我是自己投稿的，不是《紅旗》約稿的；第三，這篇文章在理論界有爭論，《紅旗》雜志一般是正面宣傳黨的理論，發表一篇爭論性的文章，在當時來講影響很大。《紅旗》雜志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有個編者按，寫的是鼓勵大家討論。

        我為什么投稿呢？當時科學院有個雜志叫《新建設》，因為八屆六中全會提出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他們來組織我和宋濤寫兩篇文章，宋濤寫《價值規律》，我寫《商品生產》。結果，寫成以后發給《新建設》，他們只要了宋濤的《價值規律》，卻把我的《商品生產》給退回來了。我一生氣，就說我給《紅旗》寄去看看，自己就把這個稿子寄到《紅旗》雜志社去了。三天以后，《紅旗》雜志社的副總編鄧力群就打電話給宋濤，說你們那兒有一個教員寫了一篇文章給我們，我們想發，你的意見如何。宋濤同志表示同意。就這樣，這篇文章過了三天就返回來了，決定要發。

        雜志社也很慎重，發之前還專門開了一個咨詢會。因為對商品生產這個問題，我這篇文章的論點似乎和八屆六中全會的觀點正相反，所以他們專門召開了一個研討會。研討會就在《紅旗》雜志編輯部舉行，當時《紅旗》雜志的領導都來了，當時有名的科學組組長于光遠、哲學組組長關鋒，還有許立群，都召集來了。胡繩當時是常務副總編，主要由他負責，鄧力群是二把手，他們也一塊兒參加。當時把我叫去了，當場給我這篇文章提問題，叫我回答，就像答辯會一樣。許立群、關鋒他們都給我提了一些問題，我都一一回答了。最后，胡繩給我提了一個問題，他問：“你說說你這個文章和八屆六中全會的精神違背不違背？”我回答說：“不違背。因為我這篇文章講的是我們要發展的商品生產的性質是什么。大力發展商品生產我不僅不反對，還完全支持，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生產。我完全同意八屆六中全會決議，而發展商品生產的性質是什么，應當對它有清醒的認識，我主要是講這一個。”他聽了以后點了點頭。經過了這么嚴肅的一個討論之后，才決定發表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發表以后，在學校里影響很大，胡錫奎副校長特意把我找去談這個事情。在社會上影響就更大了，那時候《紅旗》雜志是絕對的權威，對社會、對理論界影響很大。對我自己來說，我寫出這篇文章，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性質這個問題，就是提出一個觀點，即按勞分配和商品生產之間的本質區別。我覺得我的理論可以說從那以后一直到現在，包括鄧小平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提出為止，我那個理論都還是成立的、正確的，可以說是我整個科學研究的第一條“憲法”，所以這是我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階段。

        這是我的第一篇文章，在此之前我沒有發表過文章。這篇文章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1958年我下去搞公社，后來我病了，得了自發性氣胸。因為那時營養太差，雖然吃飯不要錢，可是光吃大米飯和白菜湯，我身體頂不住，住院住了一個多月。就在這住院的一個多月我把這篇文章完成了，后來改了兩三個月。這篇文章的觀點看起來和黨中央不合，可《紅旗》的編輯水平還是比較高的，他們看到了這個問題。主要是鄧力群比較看重這篇文章，后來文章發表后，他還為我這篇文章出面組織研討會，在這個會上特別把我介紹給康生，當時康生還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鄧力群指著我對康生說，這就是這篇文章的作者。由此可以看出這篇文章在他眼中的分量了。

        鄧力群對這篇文章的印象非常之深。20世紀90年代，他在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室，當時黨史研究室召開一個會，開會前把名單先給他，他拿著名單看了看，看到我的名字，問：“這里有一個胡鈞是誰呀？他是不是就是1959年發表那個文章的那個胡鈞呢？”他到這個時候都還記得這篇文章，可以看出那篇文章給他的印象太深了。如果我那篇文章不是遇到這樣的編輯，那肯定沒戲了。我那篇文章的成功源于兩方面：一個是說理方面叫人看了以后提不出反對意見來，再一個是馬克思的確沒有細講清楚這個問題，他雖然提出了這個問題，但沒有把這個問題詳加解析，造成好多誤解，容易把等價交換和按勞分配等同起來。

        鄧力群發現了這個問題，他后來又組織討論，組織寫文章。光發了我這篇文章不討論，就好像把它當成指導性原則了，別人都按照這個行動，那也不合適，所以還得組織討論。后來，鄧力群組織我們教研室又寫了一篇，但這篇文章他看了以后沒要，說這篇文章說了半天和我寫的差不多，后來又組織東北有名的經濟專家關夢覺寫。《紅旗》在下一期發了他的文章，就是和我討論的。這篇文章在我的科學研究歷程當中，是比較突出的一個事情。從那以后，我發表文章就稍微多一點。當時我也不知道怎么寫作，我的寫作能力不是很強，不過從這以后我開始有點信心了，樹立了搞科研的信心，開始寫點東西了。

        “文化大革命”之前，從1961年到1964年，可以說真正只是在1961年和1962年抓了兩年學習。這個時候我們學校辦了一個《資本論》進修班，面向對象都是高校的經濟學老師。當時，我進入經濟系，別的很多老師都下放勞動了，所以系里讓我擔任班主任，另外我主講《資本論》，講一年。我這一年把《資本論》從第一章講到最后一章，所以這一年對我來說是最累的一年。這一年我得了神經官能癥，心率也不齊了，也失眠了。但是，這一年對我也是一個提高，因為我真正系統地講《資本論》這是第一次，而且在教員里真正系統地從頭講到尾的也沒有。所以這一年雖然艱苦一些，但對我業務上卻是個提高。這一年講課的效果很好，外校的老師覺得學習收獲很大。有的老師，像后來擔任黑龍江大學副校長的熊映梧，他就是這個班的學生，他后來回來看我，說他這一輩子學習，就這一年收獲最大。這說明系統地講《資本論》，學生理解了，他就覺得對他提高很大，因為這是講授一種方法，由此看問題都能比較清楚一點。

        1963年開展“四清”運動，我就離開了教學崗位，開始搞“四清”。我們這第一批是1963年下去的，這不是學校組織的，而是當時北京市市長彭真組織的。搞“四清”運動，北京市的試點在通縣渠頭那個村子。當時彭真直接領導這個“四清”工作隊，我們系的副系主任王同善帶隊，當時學校派他去的，我們系就我們倆，還有哲學系的張榮吉、張緒文，黨史系的程虎嘯、羅正楷。

        當時把我抽出來參加那個工作隊，這樣我就去了。但兩年后他們有些人就都回來了，而我一直待了三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在通縣搞了兩年，第一年說是路線“右傾”了，當時是依靠黨支部，后來總結說打不開局面，說黨支部本身就有問題，要甩開黨支部直接“訪貧問苦”。第二年主要就是貫徹劉少奇的“桃園經驗”，結果正好我那時病了，一到農村，條件稍微差一點就不行，又犯氣胸了。我住院期間，工作隊增加了一些新成員，是體育學院副院長帶著一些老師去的，貫徹“桃園經驗”。結果我住院一個多月回去以后，當天晚上就看到體罰現象，村里的會計被脫了衣服在雪地里站著體罰。這個路線一變，下面的那些干部自然就走到“逼、供、信”的地步。我也覺得這樣不對勁，但是因為都是外校的人這么做，我也不好說。后來我就想辦法，說咱們定不了案就先放下，先調查落實一下，落實了該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這樣的話局面就緩和下來了。緩和下來以后，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王同善。他問我：“你們那兒怎么樣？”其實對“左”的這一套我們都有看法。我說我們都停了，他還挺贊成，他說：“慢點來啊，別停著。”當時他也擔心這個。

        這三年就相當于學校的教學科研都不搞了，完全在下面生活，就是中間偶爾回家一趟。他們都說這三年浪費了學習時間，但我不那么看。我從來沒有埋怨說這三年對我是損失。整個三年全部在農村，這對我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因為這三年讓我真正了解并理解了農村、農民和農村的干部，我覺得這對我是很重要的補課。因為我從小生長在城市里，對農村基本不了解，根本不知道農村是什么樣子的，所以這三年我學習了很多東西。另外，我懂得了路線正確不正確的重要性，親眼看到路線的變化對工作的影響。所以這三年對我也是一個成長的過程。因為你是搞理論工作的，要想深刻地寫出些理論研究，對知識的要求是全方面的，理論和實踐都得有，否則這個理論深刻不了。

        1966年６月份工作隊撤銷了，成員都各回各的單位參加“文化大革命”。

        我回來的時候，學校已經很熱鬧了。當時，學校開始貼大字報批郭影秋。其實郭影秋可以說在我們學校里是吳玉章以后最好的校長。他本來任過云南省省長，準備調到國務院當副秘書長，是吳老特別從總理那兒要來的，他對學校各方面管理得都挺好。但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有的學生就盲目造反，首先就給郭影秋貼大字報。學校里分成兩派，一個“人大三紅”，一個“新人大”，一個是造反派，一個是保守派。

        當時我回來以后，宋濤他們沒有被抓，但是已經靠邊站了。“文化大革命”也還是不斷開會。教研室開會，大家發言怎么看這些問題，都在表態。我們是站在宋濤這邊的，是保教研室這個領導班子的，所以是“新人大”。有一些年輕的教師主要是站在反對面的。這個過程是從學校“摻沙子”的時候開始的，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調進來一些別的系的干部。另外，我們1960屆畢業了一批學生，這批學生的質量都是相當高的，這批學生接受了“摻沙子”的思想，覺得我們原來的班子是保守的，都是反動學術權威。這樣教研室就分成了兩派，開始互相揭批。

        我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受到了一些沖擊，起初一樣寫大字報，后來兩派斗爭后就互相抓對方的人。我屬于宋濤這個班子里的骨干分子，他們就抓我所謂的“歷史問題”。我上大學之前在監獄里有一個好朋友，就是“抗日殺奸團”的那個，我和他的關系非常密切，在監獄里他教我英文，出獄后我在他家里住了一段時間。出獄后我到北京來上學，也是他給我找的學校。但是“抗日殺奸團”是屬于國民黨的，而且他的思想比較保守，他的立場是站在國民黨那邊的。后來他分到南開大學了，他對學生運動看不慣，但是他并沒參與破壞學生運動。但是在剛解放、斗爭比較尖銳的時候，南開大學把他抓起來了，說他破壞學生運動。這樣，我和他的關系就成了一個問題了，對方也就抓住這個問題。“抗日殺奸團”按說也是一個抗日組織，他們都打過漢奸的。新中國成立以后，他雖然思想保守，但并沒有破壞舉動，所以這個事情現在冷靜下來看都不是問題。可是當時不行，因為當時整體的階級斗爭形勢比較尖銳。他一被抓，而我和他有關，結果就成了我社會關系中一個要弄清楚的問題，成了“歷史問題”。后來軍宣隊進校以后，我就被關到“牛棚”里去了，住在二處。二處當時是我們經濟系學生的宿舍，我們都住在那兒，不許回家。宋濤、高鴻業、衛興華、我、莊次彭等，都關在那里。我雖然受了一些沖擊，但還沒有和他們直接碰撞，沒有挨打。關到“牛棚”里審查，我說我早就講清楚了。后來也就放我回家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們到江西余江縣去開辦中國人民大學“五七”干校。當時，中國人民大學把整個學校都遷到了江西。我們也沒有直接安插到當地群眾里，而是在錦江鎮找了房子安排我們。我們大部分都在那邊勞動，帶家屬的都安排在錦江鎮。

去了以后，一待就是三年。我愛人也在經濟系，她屬于先下去的，我屬于第二批，帶著孩子一塊兒下去的，前后也就差不了一個月，1969年12月就到余江了。孩子留在鎮子上，入當地的小學上學，學校單獨有人管孩子。我們就到劉家鎮來勞動，這三年主要是過“勞動關”。我當時40多歲，體力還算不錯，被分配在種菜班，都是干重活，種菜、挑大糞、澆肥。種菜還負責積肥，主要到南昌去積肥，運“八一湖”的塘泥。“八一湖”里挖出來的塘泥，用火車運到余江。最累的活就是把塘泥扔到火車上，那個爛泥多重啊，拿那個大鐵鏟鏟起來扔到火車上裝車，這個活最累。這個活干了一陣子，鍛煉了我的腰力和體力，甚至肺活量也鍛煉出來了。過去我最怕用鐵鍬了，經過那一段以后，我用起鐵鍬來就覺得非常輕松。就是腰累，回來頭一個禮拜疼得晚上都不敢翻身。

        我這個人有一個特點，即使在干校勞動還經常想充實自己，就覺得自己將來的工作還是要干教學，另外也有興趣利用一切機會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我當時病了，帶狀皰疹，疼得沒有辦法，就休息了，休息的時候就看書，當時我就系統地看了《反杜林論》。過去我們學政治經濟學，對《反杜林論》不會系統地看，這會兒我利用這個機會從頭到尾看。在“文革”期間也是，那時候因為雙方“武斗”，也沒有其他事，我就在屋子里一個人看《毛澤東選集》，把《毛澤東選集》從第一頁看到最后一頁，反正就是利用這個機會系統地看書，不斷地充實自己。

        1972年我回到學校。1973年，學校分成幾大塊，解散了。我們政治經濟學、哲學等幾個系被分到北師大，由北師大代管。這時候開始招工農兵大學生，所以我們也開始教課了，把教學又抓起來了。我還講政治經濟學，因為當時還很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課。辦完工農兵大學以后，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我們又回到學校。

        改革開放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現代西方經濟學碰撞

        1978年到1979年，還算比較正常，學生還是比較系統地學馬列。到了20世紀80年代，這個理論課教學就出問題了。1980年開始出現了一個特殊情況，就是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一些人提出疑問，把這個問題歸結到馬克思主義學說和社會主義道路有問題。正因為這樣，鄧小平同志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正是針對當時的情況提出的，這就穩住了大局。盡管這樣，這個問題并沒有解決，社會上人的思想問題不會一下子解決。正好這個時候又開始大量傳入西方的東西，像政治經濟學方面就傳入了現代西方經濟學，開始翻譯現在比較著名的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所以在社會上、在學生心里，都對原來的東西產生了一點懷疑，而新的這些東西都屬于表面上的一些問題，講得比較淺顯，所以接受起來比較容易。從這個時候開始，在學生中間和社會上有些人懷疑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覺得西方經濟學更有用。這個思潮影響非常深遠，而我們引進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時候又沒有提出對它進行分析性的、批判性的或比較性的引進，就好像是照搬過來，所以當時就有種思想傾向，在社會上就是一邊倒，更重視西方的東西了。

        我們講馬克思主義也越來越不好講了，面臨著不少懷疑的聲音。不過，對于這個問題，我當時就想，這也說明對你的要求更高了，你再像過去那樣照本宣科地簡單講不行了，你還得對新的問題有些自己的看法，不然的話別人不接受。過去我們學的時候沒有這些西方的思想，現在有了大量翻譯過來的西方經濟學的書，你不提高，就應付不了。

        1990年以后，輿論界整個在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但是在學術界、在理論界，對于西方經濟學、西方哲學的勁頭并沒有受到影響，繼續在擴大，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又傳入了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的高斯還得了諾貝爾獎。所以這個時候，借著這個機會，整個制度經濟學在90年代政治經濟學界又重新獲得了非常大的力量。在我們教員當中，像人民大學本來是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但實際上很多老師都傾向于制度經濟學。之前，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可以說是居于支配地位，整個輿論界，包括雜志、報紙實際上都是在主張搞制度經濟學。從20世紀90年代到現在，西方經濟學尤其是制度經濟學在我們國家理論界的影響還是挺大的。

        致力于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正名

        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在科研方面因為經過前一段時間的積累，所以做了比較多的工作。從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我每年差不多都發六七篇文章。這一時期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所有制問題，當時主要宣傳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和主導作用，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地位，堅持國有制的指導地位，并指出國有經濟是我們國家發展生產力的主要力量。

        20世紀末，我科學研究的題目主要在市場經濟方面，因為中共十二大提出了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1990年以后，除了發表文章外，我也出了幾本書。20世紀90年代出了一本《胡鈞經濟論文集》，還出了一本《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這本書把我關于市場經濟的看法串起來了，從《紅旗》雜志那篇文章的觀點一直到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這本書比較系統地論述了這個問題，可以說是我理論方面的一個代表作，也是國家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項目。

        2000年后，我個人的看法是，在理論界，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界，西方的影響越來越深入，我感到這個問題非常嚴重。現在提倡要創新發展，但有很多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他們的發展方向我認為有些不太明確，就像吸收西方經濟學的東西來發展馬克思主義，我對這個傾向是不同意的。這個東西挺危險，在我們理論界，在馬克思主義的隊伍里面都占有很大比重。從教育界、理論界、學術界來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在學校里學習的比重越來越少，很多學校現在已經取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門課了，但西方經濟學卻被列為一課。

        觀察當前的理論界包括教育部關于課程安排的指導思想，我覺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的影響，問題主要在于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到底有什么用不太明確。過去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大概都認為是搞革命的，打倒資本主義就是靠這個；現在我們沒有資本主義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始搞經濟建設了，那么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沒有用了；現在西方經濟學講的是很現實的一些經濟問題，所以這個有用。現在社會上主要是這個認識。

        所以，從2000年開始，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想扭轉這個看法。而扭轉不能批判別人，畢竟西方經濟學也是一門科學，別人學也沒問題，關鍵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得提高自己，得說清楚這門課到底對現實有什么用，主要把這個講清楚就行了。我總覺得我們都是黨培養出來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將來的地位和能不能起作用，和我們這些人的工作有很大的關系。我認為，我們應當站出來，從正面來論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到底對現實經濟建設的用處在哪兒，有多大，而現在西方經濟學是不能夠提供這些作用的。

        所以我現在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這里，思考這個問題，并且在寫文章，我把這些文章又合成一個集子，2009年出版了，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現代西方經濟學》。這個集子集中了我這一階段的主要思想以及想要解決的問題。在這里，我主要是劃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界限。想要借鑒和吸收，首先就得劃清界限，看到它的根本區別，然后再吸收它有用的東西，去除糟粕。正是由于劃不清界限，在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刊物上才出現了這種論點，即要想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要用現代新制度經濟學來改造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出現這種論點，說明現在我們理論界的馬克思主義隊伍本身有很大的問題，有一個需要進一步學習的過程。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什么的？它對現實的作用究竟在哪里？我認為，從科學的角度來講，它的作用比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用處大得多。我有一句話，我的博士生聽了以后說收獲很大。這句話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我們經濟建設的作用，假如說是西瓜，那么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用處就是芝麻。現代西方經濟學只在于在哪一個具體問題上可能為你提出一些指導，這些東西對搞經營的人來講還是有用的，但那些都是具體問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是研究大問題，比如所有制問題，比如要不要發展國有經濟的問題，這些問題屬于西瓜。你不能夠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啊！所以，從科學上來講，真正去對比就會發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差別是非常明顯的。

        可是，現在大家都有點盲目性，一個是因為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點懷疑，另外西方的東西挺新鮮的，而且比較好懂。要糾正這個問題，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從理論上想辦法講清楚。真正起決定作用的問題恰恰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才能夠回答的。你看黨的每次代表大會的文件，它都服從于一個目的，那就是經濟發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黨的文件重點講的是經濟體制改革，改革就是調整生產關系，政治經濟學就是研究這個的，這都是中央文件里的中心問題，不是西方經濟學的問題。怎么能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沒有用呢？恰恰它有最大的用處，因為它決定國家經濟發展的大政方針。像鄧小平提出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這就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其他的經濟學誰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可人們不太理解這個問題，很多人越不學就越不理解這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我覺得跟我們的認識也不是太清楚有一定的關系，教育部的課程安排對政治經濟學有點不太重視，盡量削減它的比重，其實就是沒有真正看到這些問題。想說清這個問題也很不容易，我真希望有一天或者中宣部出面，或者教育部出面，能公開地把政治經濟學對我們經濟發展的重大作用說一說，他們的講話是官方的，這才有力量。我希望有一天能做到這一點。

        做學問的體會

        我覺得我對問題的認識，一般不滿足于像報紙或者一般的書籍上講問題的深度。我寫文章一般都要求自己一定得有不同于一般人的看法，沒有新東西就不要寫。當然，宣傳工作也需要，不是說都要有自己的新看法。但我們做科學研究就不應該這樣，不是做一般的宣傳工作，而是要科學地去研究。如果你講的沒有自己的東西，不能夠給讀者提供其他一般文章不能提供的東西，那就沒必要寫。科學研究要注重創新，一定要創新。必須對一個問題進行深層的研究、深刻的考慮，不能滿足于已有的結論，不能滿足于通俗的說法，要對問題有追根究底、深入鉆研的意識。

        而要真正做到這一點，我覺得第一就是要真正重視我們自己的實踐。很多人老說要重視實踐，嘴上那么說，實際并不重視。比方說要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得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出發來創新，總結這些實踐的經驗教訓。結果你不管這個，老想用西方經濟學來“糾正”馬克思主義，那這個路子本身就是錯誤的，而且表示你對實踐根本不重視，你的眼光沒有放在我們自己的實踐上來。要想發展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是要真正從思想上重視我們現在的實踐，真正地去好好研究總結這里的經驗，得出新的看法、新的結論。

        第二就是要真正深入鉆研經典著作。我們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這基本原理就在他的著作里。假如你沒有很好地去學習、去鉆研經典著作，那馬克思主義怎么學得到。所以我覺得要真正創新、創造、發展，必須首先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內涵。但這個要求在今天來講，還是差得很遠。雖然馬克思主義被學習這么多年了，但現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在觀點上卻仍有很多分歧，理解得對或不對都有問題，這都需要進一步研究，不然搞創新、創造、發展都是空話。

        再一個就是應當放眼世界，研究全世界經濟發展的現實，以及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比如最近這次經濟危機，之前我們光從書本上知道經濟危機，卻沒有看到什么叫經濟危機，這次雖然也沒有看到，在咱們國家的表現并不典型，但至少我們經歷到了。我兒子在美國，當時我給他打電話問他老百姓對經濟危機是什么感受。我兒子就說，這邊的老百姓當時就是天崩地裂這么一種感受。每天都在工作，突然間沒有工作了，這個打擊我們中國人哪兒感受得到啊！所以雖然我們還沒親身感受到，但至少我們知道現在發生的事情，媒體介紹得很多、很豐富，但我們理論界的反應不如西方快。像西方經濟危機一來，在歐洲、美國這些地方，《資本論》一下子就成為熱銷的書籍，都脫銷了，出版社趕緊出版。馬克思對這個問題的分析是最深刻的。可在我們國家呢？我仔細看了，反應并不如西方那么大，這和我們的精神狀態有很大關系。一個是沒有感到這個危機對自身有多么大的影響；再一個，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危機的理論也忽視了，覺得沒有什么新鮮的，也沒感覺到它對現實發展的作用，同時我們也缺少對全世界發展狀況和趨勢的研究，所以還談不到發展馬克思主義。另外，西方馬克思主義還有各種流派。西方比較流行的歐洲西方馬克思主義，它主要是有關哲學方面，那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否定馬克思主義，但它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這對我們現在的學習、對學生都有影響。所以，作為我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或哲學家，應當關心世界上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對比他們的觀點做些研究，這樣也可能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發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現在已經80多歲了，我想在我們身上有一個優勢，就是從教60年了。這60年里我們身上積累了許多關于這方面的知識，特別是在當前的形勢下，由于面臨著很大的挑戰，西方對我們的意識形態、對馬克思主義都有很大的挑戰，因此，我覺得我今后主要的精力就在于能夠把我積累起來的關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方面的東西傳承下去。現在我的博士生入學以后，我都系統給他們講一年的《資本論》，我有這個陣地來傳播馬克思主義。現在每學期差不多都有六七個博士生，還有其他博導的博士生都愿意來學，等于是我自己又開了一個班，名義上沒有的班，從頭到尾學《資本論》，因為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基礎。研究經濟學的人不懂《資本論》，等于你什么也沒有；沒有系統學過《資本論》，那你很難向前發展，因為你什么武器都沒有啊！吳易風老師是研究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他要求他招的博士生都來聽我的《資本論》，因為他知道，研究西方經濟學要是不學《資本論》，那沒有比較，就沒有評判的能力。另外，研究《資本論》的人本身也得學西方經濟學。現在我感覺，學《資本論》就是要和西方經濟學對比著學，這樣的話，對《資本論》的內容也理解得更深刻、更全面一點，對現代西方經濟學也更加有評判的能力，思路也更開闊。

        人物簡介

        胡鈞（1928—），曾用名胡松令，山東煙臺人。中共黨員，教授，經濟學家。

        胡鈞1947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1948年11月奔赴解放區華北大學學習，后在華北大學政策研究室工作。1950年9月入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讀研究生，1952年畢業后留校任教。中國人民大學停辦后，1973年被分配至北京師范大學工作，1978年復校后回校工作。1990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為博士生導師。1992年開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貼。2005年獲評中國人民大學首批榮譽教授。曾任國家教委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邀研究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中學政治課教材審查委員會委員、中國經濟規律體系研究會常務理事等職。

        胡鈞主要從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資本論》等方面的研究。他在研究方面的獨到之處，是運用《資本論》的立場、觀點、方法，在深層次上探索社會主義經濟的內部結構及其運行機制。在論文《關于全民所有制內部商品價值形式問題》中，第一次在理論方面揭示了公有制下的等量勞動交換（按勞分配）與商品關系下的等價交換之間的本質區別。在論文《對公有制與商品經濟兼容問題的思索》中，進一步從質的規定和量的決定以及它包含的內容和實現形式等方面更深入全面地闡明了等量勞動交換與等價交換的區別，更重要的是發現了這一矛盾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解決的可能性和實踐過程。這些研究成果不僅有重要的學術貢獻，而且有重大實踐意義，為鄧小平同志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的確定提供了深層理論依據。他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的觀點集中體現在著作《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該著作是1998年國家社會科學規劃重大項目的課題。他作為副主編，與宋濤等合作參與編寫了教材《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受國家教委聘請，與吳樹青一起主持了公共理論課的教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編寫工作。撰寫的論文和著作多次獲獎，其中《社會主義經濟的結構、運行和管理》1991年獲中國圖書二等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2000年獲中國圖書二等獎，2001年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優秀獎。

原文鏈接：http://news.ruc.edu.cn/archives/80873

（編輯：陸美賀、王寶奎；核稿：丁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