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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0日凌晨，我收到經濟學院黨委副書記丁凱同志發來的短信，告知宋濤老師走了。這一噩耗，使我感到很突然。四個多月前，即去年9月30日下午，我與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丁凱三人專程去世紀城時雨園看望宋濤老師。他在客廳里坐著輪椅接見了我們。他雖然年過白壽，滿頭銀發，但耳不聾，眼不花，精神很好，興致勃勃地和我們聊天半個多小時。他頗有感慨地對我說：“當年我任系主任的時候，你還是個年輕小伙子，現在也兩鬢斑白了。”我說：“我也76歲了，您整整比我長20歲。”這次相見，他給我的印象是：身體硬朗，沒有什么大病，活到一百多歲不成問題。我萬萬沒有想到，剛剛轉過年來，他就匆匆地走了，那次會面，竟成訣別，令我悲從中來。
　　宋濤教授是我的師輩，我與他相識已有半個多世紀了。1955年9月，我考入人民大學經濟系讀本科。那時，宋濤老師已是著名的經濟學家，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主任，校黨委常委，還任中國科學院經濟學研究所主辦的《經濟研究》雜志的編委等職務。我最早認識他是于上世紀50年代拜讀他在《經濟研究》上發表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論文，但那時還沒有見過他本人。
　　60年代初，我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于國民經濟計劃教研室。有幾次，宋濤老師邀我參加討論經濟系李宗正等老師寫的論文，我的發言得到宋濤老師的贊同與鼓勵。從此，我就與宋濤老師相識了。
　　十年動亂一開始，人民大學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就是“宋濤是什么人”的大字報，妄圖把他當作“三反分子”、“走資派”來打倒。當時，校園里批斗干部成風，充滿了恐怖氣氛。但老實說，我內心深處對那些被批斗的干部并不認為是“走資派”或“三反分子”。據我所知，宋濤教授從抗日戰爭爆發后，就投筆從戎，奔赴延安參加了革命。之后，他一直任教于華北聯合大學、華北大學和人民大學，數十年如一日，克己奉公，勤勤懇懇，忠于黨的教育事業，為革命和建設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我確信他不是什么“三反分子”、“走資派”。所以，當我們國民經濟計劃教研室要向宋濤（時任校黨委常委）和張騰霄（曾任校科研處處長）二位老師了解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調查組的問題時，我作為會議的主持者之一，特意向與會者說明：“我們應當讓他們二位坐下來談，要和風細雨地與他們交談，決不能用批斗、訓斥的方式來對待他們。”我們的確是這樣做了。這與當時動輒就批斗干部的做法形成鮮明的對照。應當說，在宋濤老師身處危難之時，我為仍能和顏悅色、客客氣氣地對待他而感到欣慰。
　　粉碎“四人幫”后，迎來了知識分子的春天。隨著1978年人民大學復校，宋濤教授從北京師范大學、我從清華大學先后都回到母校。宋濤教授任校黨委常委、經濟系主任、校刊《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雜志主編、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經濟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和北京市經濟學總會會長等職務；我則任復校后第一屆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兼副秘書長，1983年被任命為《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雜志的副總編，1986年又被任命為經濟學研究所所長等職務。從此，我和宋濤教授之間的工作交往和一起參加的學術活動日益增多，彼此的友誼也與日俱增。
　　上世紀80年代，學校為了便于開展職稱評定工作，將當時全校的18個經濟類的系、所，劃分為兩個組，即經濟學一組和經濟學二組。經濟學一組的組長為宋濤教授，組員有我、吳樹青、衛興華和周新城等教授。經濟學一組包括八、九個單位，而每次分配給的教授職稱名額卻很有限，難以滿足各單位的要求。面對這種矛盾，宋濤教授能夠堅持標準，堅持公平、公正原則，采取民主、協商方式，達成一致意見后再進行投票表決，結果總是一次投票就能全票通過，圓滿地完成職稱評定任務。在與宋濤教授一起工作的過程中，他的言傳身教，使我受益良多。宋濤教授卸任后，由我接任組長。在以后的職稱評定活動中，我們繼承宋濤教授開創的優良風氣，發揚民主、協商精神，從而使我們既能順利完成職稱評定任務，又增強了兄弟單位之間的團結。
　　宋濤教授曾連續兩屆（第一、二屆）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經濟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在此期間，我曾于1987年和1991年兩次作為特邀的經濟學科評議組成員參加學位評定工作。第一、二屆的經濟學學科評議組成員，都是全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資深教授和大學校長，如南開大學校長滕維藻教授、西南財經大學校長劉詩白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黃達教授、北京師范大學陶大鏞教授、復旦大學蔣學模教授、遼寧大學宋則行教授、北京大學胡代光教授、南開大學錢榮堃教授、廈門大學錢伯海教授等等，宋濤教授作為召集人，對各位評議組成員都十分尊重，而大家對他也很敬重，再加上他一向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在工作中又善于協商和發揚民主，所以，經濟學科的學位評定工作總是在團結、和諧的氣氛中圓滿完成任務。
　　宋濤教授在擔任北京市經濟學總會會長的十年中，雖年事已高，但他盡職盡責，對學會的工作抓得很緊。一年內舉辦多次專題研討會，他每會必到，并親自主持會議。每次會議都開得很成功，與會者收獲頗大。我曾多次被指定在會上作專題發言，并積極參加總會的活動。那時，在北京市眾多的學會中，經濟學總會開展的學術活動最多，是辦得較好的學會之一。這些都是和宋濤教授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宋濤教授卸職后，由北京大學校長吳樹青教授接任會長，我由人民大學推薦擔任了該會的副會長。之后，我們繼承宋濤教授的優良作風，繼續努力把學會辦好。
　　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20多年中，宋濤教授的住處由人民大學城內鐵獅子胡同1號搬到西郊林園6樓，學校給他在紅二樓二層安排了一間辦公室。那時，他已壽登耄耋，每天提著一個暖水瓶到水房打了水就去辦公室了，一天之內上午、下午和晚間三個單元在那里伏案工作10小時以上。他非常珍惜時間，絕不在辦公室閑聊。為此，他在辦公室墻上貼了一張告示，要求來訪者珍惜時間，談完工作即可離開。他經常打電話把我叫去，和我討論一些經濟方面的問題。他侃侃而談，我如坐春風中。討論一結束，我立即告辭，生怕耽誤他的寶貴時間。
　　宋濤教授是新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要奠基人，他一生致力于經濟學學科建設。他撰寫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供高等院校師生和國家機關干部學習用的《政治經濟學教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探索》、《當代帝國主義經濟》、《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宋濤文集》、《 <資本論> 辭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全書》等。其中，《 <資本論> 辭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全書》都是數百萬字的宏篇巨著，是集中全國幾十名著名專家、學者來編寫的。我和衛興華教授有幸被他聘請擔任《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全書》的理論篇（60多萬字）的分主編，并與蘇星教授一起協助宋濤教授修改、統纂了該書的部分書稿。我以能為宋濤老師做一點事而感到高興。
　　宋濤教授還有一個突出的優點，那就是他與他的同輩、同行的專家學者教授們相處的很好，彼此間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乃至成為摯友。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前所長孫冶方和許滌新，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許毅，北京師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終身教授陶大鏞，復旦大學著名經濟學家蔣學模，吉林大學資深教授關夢覺等等，都是他的知心朋友。在宋濤教授那里，完全沒有那種文人相輕、同行是冤家的陋習，他這種高尚的品質是我們后輩學子學習的榜樣。
　　宋濤教授十分愛護教師和學生，關心他們的成長，重視對他們的培養和提攜。我雖然與宋濤老師不在一個教研室，但也經常受到他的教誨、培養和提攜。宋濤老師出于對我的培養，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由他主持的，在杭州、太原和貴陽等地召開的“全國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和《資本論》學會的年會上，都安排我在大會上發言或作學術報告。由于宋濤老師的提攜，他主編的《20世紀中國學術大典》（經濟學卷），將我也名列其中。宋濤老師對學生的關愛更是眾所周知的。就在他去世的前四個月，還親自給我打電話，一再囑咐我對他指導的一名博士后學生的就業給予幫助。
　　宋濤教授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杰出的教育家。他從教70多年，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了數以萬計的優秀人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他的逝世，是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國教育事業的一大損失。他雖然離我們而去了，卻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宋濤老師，您安息吧！我們一定會繼承您的遺志，加倍努力工作，完成您未竟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