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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乃武（1934—），山西文水人。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首批一級教授。本文回顧了他的求學經歷和從事經濟理論領域教學科研的經歷和感受。

　　胡乃武自述本次采訪時間為2010年2月，由中國人民大學校史研究室負責采訪、錄音整理并結合胡乃武教授本人提供的材料進行編輯。本文收錄于《求是園名家自述》。

早年的求學與工作經歷

　　我是山西文水人，1934年生。7歲開始上小學，到抗日戰爭勝利那年讀到小學四年級。1946年秋到了太原，進入太原市東緝虎營中心國民小學讀高小。這所學校，是當時太原市較好的小學，老師精心教書，學生發奮讀書，學習氣氛很濃。我也不甘落后，每晚都學習到深夜，早晨天還未亮就到學校上自習去了。記得在冬天的清晨上學時，一路上還沒有行人，只有稀疏昏暗的路燈相伴，偶爾也看到幾個點著小燈撿煤核的人，大地仍被黑暗籠罩著。到了學校，校門還關著。敲門進去學習了一個多小時之后，大批同學才到校。由于這樣勤奮學習，我的學習成績在全班一直名列前茅。

　　在高小的學習生活中，有兩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件是全太原市小學進行的一次作文競賽。當時，太原市有40多所小學，每校從五、六年級學生中選拔5人參加競賽（我是五年級學生），這樣參賽者就有200多人。我在這次競賽中取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績，獲得了一套學生制服的獎勵。另一件事是入迷地學習數學。教我們數學的是溫承澤老師，他課講得好，又對學生的數學學習抓得很緊，經常印發課外數學練習題讓我們做，漸漸地使我對數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后來，所學的數學課本和老師印發的課外數學練習題已遠遠不能滿足我的要求。于是，我找到一本線裝的書名為《雞兔同籠100題》數學四則難題來做。那時，我住在姨母家，姨父是太原鐵路局的工程師，北京大學工學院畢業，數學造詣深，是我最好的數學家庭教師。每晚完成作業之后，全家人都睡了，只有我一人在隔壁房間挑燈苦讀，專心致志地解那一道道難題。每題怎樣去解，都要經過自己的獨立思考，遇有困惑之處，就請姨父指點一下。這樣，持之以恒，我終于把那本數學四則100道難題全都做了出來，并把演算過程工工整整地寫在一冊厚厚的練習本上。通過這本數學難題的演算，不僅使我在數學四則題的運算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且還提高了我的抽象思維和邏輯思維的能力，養成了刻苦學習的良好習慣。1948年夏，當我高小畢業、報考太原市第一中學時，數學試卷的答題時間是兩個小時，而我只用了不到一個小時就全部做對交卷了。發榜時，我名列榜首。也許別人以為我天資頗高，其實也不盡然。天才在于勤奮，勤能補拙。

　　1948年秋，我的家鄉山西晉中地區已經解放，太原市成為一座被我解放軍包圍的孤城，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根本不可能在這里繼續讀書，我很想回到解放了的家鄉。但是，閻錫山死守太原這座孤城，對它控制得很嚴，無法從太原直接進入晉中解放區。這時，在北平成立了山西臨時中學，并供給食宿。于是，我在親友的接濟下，于1948年8月由太原到了北平，進入山西臨時中學。同年11月，又隨同親友，取道北平和天津，通過國民黨統治區的封鎖線，歷時半個多月，來到解放了的石家莊和晉中解放區，進入我黨創辦的山西省立祁縣中學讀書。這所中學是由晉中各縣（榆次、太谷、祁縣、平遙、汾陽、文水、交城和清徐等縣）的原縣立中學合并成立的，圖書資料豐富，實驗儀器齊全，師資力量雄厚，是當時山西省的重點中學之一。校長是老共產黨員、曾任八路軍隨軍記者的蔡力夫，教我們語文的是太原國民師范畢業的賈老師，教我們數學的是山西大學畢業的權之美老師，教我們化學的是山西大學畢業的劉老師，教我們物理的是大學畢業的蘭稚夫老師，體育老師是北洋大學畢業的?？傊@所中學，政治氣氛濃，師資水平高，敬業精神強。我能在這樣一所中學讀書，是很幸運的。由于我小學時期是全優生，語文和數學基礎好，于是跳級插入初中二年級學習，并擔任學習班長。那時，同學們學習刻苦鉆研，相互間團結友愛，政治上要求進步。這段學習生活，令我難以忘懷。我對各門課程的態度是：兼顧全面，突出重點。其重點，就是數理化，同時這也是我的愛好所在。在這三門課程的學習上，我的確下了不少工夫，自然也獲得了這三門課程一直保持全優的成績。當時，北平、天津、太原都還未解放，我在我們黨創辦的這所學校的熏陶下，“為人民服務，無上光榮”這幾個字，已深深銘記在心中。那么，自己將怎樣為人民服務呢？回想起來，當時的理想已很明確，那就是像姨父那樣，當一名工程師。因為新中國成立后，搞工業化建設，需要大量的工程技術人員，而自己的數理化又比較好。我這個學工的愿望，就是同窗好友們看來也是很自然的，以至于后來我學了經濟學之后，他們都感到始料未及。

　　全國解放之初，國家缺乏干部。1950年底，山西省郵政管理局首**試錄用干部。于是我放棄了享受人民助學金繼續升學的機會，在老校長蔡力夫的積極支持下，欣然報考了山西省郵政管理局。當時，山西省郵政管理局只招收50名干部，而報考者多達數百人，競爭是相當激烈的?？紙鼍驮O在太原市侯家巷山西大學里，初試錄取100名，復試再從這100名中錄取50名。我在這兩次考試中，都是名列前13名，幸運地被錄取了。

　　1951年2月10日，我前往山西省郵政管理局報到，參加了工作。在上崗前首先要經過三個月的業務培訓和考察，大部分人被分配到縣郵政局工作，留在山西省郵政管理局工作的僅有10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當時，為適應工業化建設的需要，國家干部統一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九至十二章。我擔任山西省郵政管理局機關干部政治理論學習班的班長，每周去省政府大禮堂聽取省政府副主席鄧初民等專家、學者的報告，回機關后再給大家傳達。那時，我們這批新參加工作的青年，勤奮工作，努力學習，積極向上，朝氣蓬勃。我不僅擔負著繁重的業務工作，而且還兼任省局機關的青年團和工會的工作。為了做好本職工作，我虛心學習，刻苦地鉆研業務，僅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就熟練地掌握了自己所承擔的業務，成為全科的主辦科員。記得我19歲那年，親自編寫了10萬多字的業務培訓講義，為縣郵政局局長培訓班講授業務知識。此外，我還經常深入到各縣郵政局，檢查工作，總結經驗，經常為《山西郵電報》、《中國郵電報》和《人民郵電》雜志撰稿，并被《太原日報》聘為特約撰稿人。經過幾年的實際工作，我的興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原來愛好數理化轉到愛好哲學社會科學上來。那時，我訂閱有《學習》雜志等多種報刊，工作之余，認真研讀。

　　1952年，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順利地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工作，從1953年起開始執行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為適應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對專門人才的需要，中央要求高等院校擴大招生。但是，那個時候，高等院校生源缺乏。為了解決高等院校生源不足的問題，國務院專門發了文件，要求各個單位推薦優秀的在職青年報考大學。1955年，我所在單位——山西省郵政管理局推薦我報考大學，我填寫了三個志愿：第一志愿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第三志愿是北京郵電學院管理系（1955年北京郵電學院剛剛成立，我又是在郵電部門工作）。

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與工作

　　中國人民大學是我黨創辦的新型的哲學社會科學綜合性大學，也是高等教育部直屬的重點大學，當時（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全國高等院校的排名順序是：人、北、清、師，即人大、北大、清華、北師大。所以，人大的考生甚多，1955年中國人民大學是在全國高校統一招生前單獨招收學生，平均每10名考生才錄取1名，我以第一志愿被錄取。當時，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設有兩個專業：一個是國民經濟計劃專業，當年招收了五個班（每班30人）；另一個是政治經濟學專業，當年招收了兩個班（每班30人）。我被編在國民經濟計劃專業第五班，任學習班長，并兼任五個班統一上課的大班班長。

　　大學期間，我們的學習目的十分明確，那就是為建設祖國而學習，學習之刻苦真的是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那時，除了上課，就是鉆圖書館，電影、跳舞等娛樂活動幾乎和我無緣，周末、禮拜天以至寒暑假都是在學習中度過的。四年的大學生活，收獲最大的就是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的學習下的工夫最多，理論素養有了較大的提高。

　　1959年8月大學畢業時，在我們國民經濟計劃專業應屆畢業生（五個班約150人）中，四年內只發展了三名中共黨員，我是其中之一。同時，系里從這五個班的應屆畢業生中挑選了三名全優生免試保送攻讀三年制國民經濟計劃專業研究生，我也有幸被推薦，并指定我擔任研究生班（包括國民經濟計劃專業、統計專業和生產布局專業的研究生）的班長。

　　在攻讀研究生期間，正處于三年困難時期，對學生來說基本上沒有安排什么上山下鄉活動，也沒有搞什么政治運動，這就使我們專心致志地讀了三年書。在這三年里，我認真研讀了《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哲學經典著作，如《〈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路德維?！べM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和《反杜林論》等論著，這使我受益良多。而在專業方面，當時可讀的書并不多。記得曾經精讀過的頗有分量的論著主要有：科爾岡諾夫的《論國民收入》、克隆羅德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社會產品及其構成》、索波里的《國民經濟平衡表問題概論》和圖列茨基的一些代表作，以及劉國光和董輔礽關于社會再生產和國民收入方面的一些論著。這些論著，無論在專業理論上還是在研究方法上，都使我受益匪淺。

　　在研究生期間，我各門課程的考試成績均為優秀，并在廣泛搜集中外資料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近五萬字的研究生畢業論文——《論社會勞動力在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之間的分配比例》。這篇論文，比較深入地闡述了社會勞動力變動的規律性，指導教師劉宗時先生（時任國民經濟計劃教研室主任）評定成績為優。

　　1963年研究生畢業后，我留在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統計系國民經濟計劃教研室任助教。當時強調認真讀書，把最好的教師配備到教學第一線給學生上課。我到計劃統計系報到后，就投身到對全國計劃干部進修班的教學活動中去。主講教師是鐘契夫先生，我則主要講授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中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在完成進修班的教學任務后，經系領導報請學校教務處特別批準，讓我給本系的高年級學生講授國民經濟計劃專業課。這對一個剛剛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師來說，擔子的確不輕。但我知道，這是系領導對自己的培養和信任，我毫不猶豫地挑起了這副重擔。為了把課講好，我天天備課到凌晨兩三點鐘，如此堅持了一年之久就被隨之而來的“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斷了。

“五七”干校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其他經歷

　　“文化大革命”進行到1969年的11月，中國人民大學在江西省余江縣劉家站建立了“五七”干校。我是第一批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初下去時，我任四連一排三班的副班長，負責果樹管理。工經系的王志忠老師任四連連長，計統系的吳景山老師任副連長，工經系的李志堅老師任一排排長，農經系的周志祥老師任一排副排長。也許是連排的領導們看到我勞動表現好，不久就把我提升為班長，接著又提升為一排副排長，帶領著果樹、種菜和養豬三個班。事實證明，無論是種菜、養豬，還是果樹管理，我們這些知識分子都干得很好。就拿種菜來說，我們所種的各種蔬菜，包括黃瓜、空心菜、辣椒等等，供應我們全連一百多人吃菜綽綽有余。例如，我們只種了二分地的黃瓜，產量就高達兩千多斤。

　　人大“五七”干校初創時期，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都十分艱苦。當時，我心里很清楚，把廣大知識分子通通下放到農村“五七”干校，就是要對所謂的“老九”們進行勞動改造。但我作為一名出身農村、由黨一手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并不把自己看成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要在“五七”干校的勞動中為知識分子爭口氣，做一個有知識、會干農活、能吃苦耐勞的新一代“農民”。于是，我積極主動地學做各種農活，在戰天斗地的勞動中自覺地吃大苦、耐大勞，不怕臟、不怕累，不怕烈日暴曬和風吹雨打，以此來磨煉自己。例如，在早春2月，凌晨四點鐘就起床，背著竹簍，伴著絲絲冷風，淋著毛毛細雨，穿著硬邦邦的塑料雨衣，佝僂著背，在茶樹叢中采茶；夏日在50°的高溫下，挑著100多斤重的糞桶，在菜地里施肥；經常冒著大雨，拉著平板車，奔馳在丘陵起伏、泥濘難行的路上；整天背著刺鼻的波爾多液給果樹噴藥；秋天的夜里，在田間被成群的蚊子叮咬著，踏著轟鳴的脫粒機進行水稻脫粒，脫粒之后，挑著裝有150斤稻谷的籮筐，沿著羊腸小道送到倉庫。我這樣自覺地吃大苦、耐大勞，以苦為榮、以苦為樂來鍛煉自己，反而使我身在苦中不知苦了。在干校一年來的勞動，使我的身體健壯了起來，徹底治好了我多年不愈的失眠頑癥，更主要的是培養了我能吃大苦、耐大勞的品質。這可以說是我在“五七”干校所取得的終生受益的重要收獲。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去“五七”干校沒有白去。

　　1971年1月，我于中國人民大學宣布停辦之后，從江西余江“五七”干校被分配到清華大學任教。當時，清華的廣大教師還都在江西鯉魚洲“五七”干校，校園里沒有多少人，顯得很寂靜。起先把我分配在校機械廠的一個加工車間，從事計劃調度工作。校機械廠工宣隊的一位負責人對我說：“之所以讓你做這個工作，考慮到你學的是計劃專業?！蔽艺f：“我學的是國民經濟計劃專業，與車間的零部件加工調配計劃是兩回事?！彼终f：“現在，能有個工作做就不錯了，還講什么專業對口不對口？！”我覺得他說的也對。當時，原教育部部長蔣南翔還在清華鑄工車間勞動。于是，我安下心來，把在車間工作當作我“學工”的好機會。我拜車間的師傅們為師，虛心地向他們學習車工活，深入了解車、銑、铇、磨、鉗等加工程序和加工特點。師傅們對我很好，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不少優秀品質。

　　在加工車間工作一年之后，我還是向機械廠的領導提出了調動工作的申請。1972年初，我從機械廠調到清華大學政治課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從事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工作。

　　1973年3月，為解決當時北京市18所高等院校公共政治課缺乏教材的問題，北京市委大學部從北大、清華、北師大、北師院、北航、鋼院和北醫等院校抽調一些骨干教師組成編書組，編寫北京市高等院校公共政治課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中共黨史教材，并任命我為三門課教材編書組副組長兼政治經濟學編書組副組長。為了把政治經濟學教材編寫好，我們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去全國各地的主要高等院校進行調查研究，吸收兄弟院校所編教材的長處，認真編寫教材大綱，在統纂書稿時，兩三人坐在一起，字斟句酌，一絲不茍，先后用了一年多時間，就把上述三門課的教材編寫了出來。

　　編書組單獨成立了黨支部，先后住在北大附中和北京市委黨校。在那里，我們認真讀書，調查研究，相互切磋，通力合作，大家感到收獲頗大。在當時“四人幫”橫行的年月里，我們這個編書組是一個難得的“世外桃源”，我們可以借編書而不去參加政治運動，精神上比較放松。

　　1975年9月，在完成北京市高等院校公共政治課用的政治經濟學教材的編寫任務后，我回到了清華大學，擔任了政治課教師進修班的主講教師，主要講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著選讀，如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序》、《雇傭勞動與資本》、《工資、價格和利潤》、《哥達綱領批判》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中的政治經濟學篇。此外，還系統地講授了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經典著作。為了準確地闡述這些論著的基本內容，首先我自己必須認真地研讀這些著作，并詳細地寫出講稿。在課程進行過程中，還安排了兩次社會調查，一次是去天津四新紗廠，圍繞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榨取問題進行資料搜集和深入的調查研究；另一次是去河北遵化縣進行關于“五小”工業的調查，每位同學都要運用所學的理論，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出調查報告和學習心得。這種理論聯系實際的學習方式，無論對教師還是對學生都收獲很大。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為了推動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加快經濟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按照鄧小平同志的指示，國務院政研室成立了四個專門小組，即理論與方法組、經濟結構組、農業經濟組和工業經濟組。其中，理論與方法組由于光遠任組長，董輔礽任副組長，我是該組的主要成員，積極地參加了該組的各項活動，其中主要有以下幾項：第一，連續多年召開全國按勞分配理論研討會，深入批判“四人幫”在按勞分配理論上的種種謬論。在第一次按勞分配理論研討會上，我提交了題為《按勞分配絕不會產生資產階級》的論文，并被于光遠同志指定在大會上發言，受到與會者的一致好評，在社會上反響很大，許多報刊書籍都作了轉載。第二，開展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大討論。在這次大討論中，我提交了兩篇文章，一篇是《試論社會主義社會的消費》，另一篇是《按最終產品組織綜合平衡》。這兩篇論文，從再生產理論的高度闡述了社會主義生產必須以滿足人民群眾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為目的，以及“跟滿足社會需要脫節的生產是會衰退和滅亡的”這一真理。深入批判了“四人幫”所謂的“唯生產力論”。我撰文指出：“社會主義要戰勝資本主義，就必須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社會生產力。因此，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后，最根本的任務就是要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钡谌?，在無錫召開了關于價值規律作用問題的討論會。在這次會上，我提交了題為《計劃和市場相結合是我國經濟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徑》的論文，比較早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應當重視價值規律和市場”的觀點。第四，連續多年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國性的經濟發展戰略雙月座談會。在這個基礎上，于光遠組織編寫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常識》一至六冊，我撰寫了本書的第四章“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公共經濟生活。社會公共財產。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社會組織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作用”。第五，受教育部政教司委托，由于光遠組織編寫供全國高等院校公共課使用的政治經濟學教材《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我作為主要成員參加了該書的撰寫、修改和統撰以及再版修訂工作。該書由人民出版社1979年初版，1982年修訂再版，發行1 000多萬冊，獲得全國出版單位優秀著作獎。

復校后，爭分奪秒地工作

　　1978年，按照中央的決定，恢復了中國人民大學。于是我從清華大學回到母校任教，為了把過去因政治運動而耽誤的時間搶回來，我和廣大教師一樣，爭分奪秒地工作。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在教學、科研和人才培養方面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如下：

　　在教學方面，我為國民經濟學專業的本科生、進修生以及全校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開設了“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杠桿導論”、“社會主義經濟增長理論”、“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政治經濟學”、“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馬克思主義與當代社會思潮”和“博士研究生主文獻”等課程。此外，我還連續多年為中央黨校舉辦的全國省市計委主任研究班、全國省市統計局長研究班以及中央部委舉辦的培訓班講授“中國宏觀經濟管理”課，為解放軍總政、總參、總后、二炮和北京軍區的師軍級干部學習班講授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經常應邀到全國各地高等院校、政府部門和科研單位講學。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教學任務繁重，每學年都大大超過教育部規定的教學工作量。特別是在1982—1992年的10年中，平均每年完成的教學工作量高達兩千多學時，相當于國家教委規定的年教學工作量的兩倍。最多的時候，每周為本科生、研究生和進修生授課高達18學時。為了把課講好，我認真備課，寫出詳細講稿，經常備課到深夜，有時是通宵達旦，節假日也從不休息。由于我教學態度認真，教學內容新穎、充實，邏輯性強，理論聯系實際，能夠反映經濟學研究的新動態和新成果，因而受到聽課者的一致好評，課堂總是爆滿?；谖以诮虒W工作中的這些成績，1987年獲得中國人民大學1983—1986年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1993年和1997年又獲得北京市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
　　

　　我認為，作為大學教師，不僅要認真做好教學工作，而且還應當十分重視科學研究，力爭使自己始終站在本專業領域的學術前沿，用科研成果豐富課堂教學內容。因此，我堅持多讀書、多思考、多寫作。

　　1977年以來，我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新華文摘》等報刊上發表學術論文200余篇，出版學術專著（包括撰寫和主編的）30余本，主持國家級重大項目、重點項目以及省部級項目10余項。其中，主要的研究成果有：《胡乃武選集》（山西經濟出版社1995年出版）、《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1982年再版）、《計劃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年出版，1985年再版）、《經濟杠桿導論》（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出版）、《模式·運行·調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現實的抉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經營管理大系·基礎經濟知識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國宏觀經濟管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國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全書》（理論篇）（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當代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政策選擇》（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中國經濟非均衡發展問題研究》（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4年出版）、《國民經濟宏觀管理問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國民經濟管理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出版）、《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利益關系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論適度積累率》（《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1981年第2期）、《馬克思的外延與內涵擴大再生產理論同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見《〈資本論〉與社會主義經濟》，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Dispariti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in China”（《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1996年第4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增加就業的關系》（《新華文摘》2001年第7期）等。

　　我的主要學術貢獻可以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早在1979年我國改革開放之初，我在一篇題為《計劃和市場相結合是我國經濟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徑》（《經濟研究》1979年第7期）的論文中，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應當重視價值規律和市場的觀點。第二，1980年，在題為《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和企業自負盈虧》（《社會科學輯刊》1980年第4期）的論文中，提出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所有權是可以同生產資料的使用權、支配權以及經營權相分離的，應當讓國有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主張。第三，1985年，在《經濟杠桿導論》一書中，對經濟杠桿的內涵作了科學的界定，揭示了經濟杠桿的基本特征（即它具有物質利益性、價值形式性和國家可控性），闡述了價格杠桿、信貸杠桿和稅收杠桿的調節功能。第四，1986年，在國家體改委委托的關于十三大背景材料的研究報告——《關于改革與建設的幾個問題》中，提出應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作為黨的十三大政治報告的重要內容。第五，1989年，在《中國宏觀經濟管理》一書中首次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經濟管理應包括總量管理（需求管理）、結構管理（供給管理）、平衡管理三條主線，以及經濟運行、宏觀調控、經濟增長與發展等主要過程，由此形成中國宏觀經濟管理學的一套理論體系，受到同行專家的好評。第六，在宏觀經濟管理方面，提出宏觀調控體系是由中央的計劃、財政和金融三大部門，以及計劃手段、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組成的。其中，計劃手段為經濟發展和結構優化升級指明方向，起著導向的作用，是其他手段所不能取代的；經濟手段是通過經濟利益的調節來誘導企業實現國家計劃目標，因而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的基本手段；法律手段具有強制性和相對穩定性，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的基本手段；行政手段的調節主要是著眼于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而忽視被調節者的局部利益，這是與企業的商品生產者地位相矛盾的。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宏觀經濟管理，應當把對行政手段的運用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圍之內，而不能濫用?？偲饋碚f，這四種調節手段，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由這四種手段所組成的宏觀調控體系，就能夠取長補短，有效地調節宏觀經濟的運行。第七，1987年，發表了題為《社會主義經濟增長理論初探》（《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一文。在這篇論文里，闡述了社會主義經濟增長的類型和特征，揭示了社會總產值、工農業總產值、國民收入、盈利之間增長速度對比關系的規律性，探討了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基本途徑。第八，1983年，我在《計劃經濟學》這本新編的教材中，設專章論述了國民經濟中的經濟效益問題，分析了社會主義經濟效益的實質，構建了衡量宏觀經濟效益的指標體系。這一指標體系包括：消費基金率、社會生產效益、社會積累效益、建設周期、資金盈利率、基金產出率、流動基金占有率、能源利用效益等，它們可以從生產、建設、經營管理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綜合反映國民經濟效益狀況，構成一個宏觀經濟效益指標體系。第九，1981年，在《論適度積累率》（《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1981年第2期）這篇論文中，闡述了適度積累的內涵，強調了保持適度積累率相對穩定性的重要意義，提出了確定適度積累率的三個公式：
A<n-s(1+s′)·p(1+p′)(1)
A=Ⅰ(v+m)-Ⅱc／r1(2)    
A=Ⅱ(v+m-m/x)-Ⅰ(v+m/x)／r2(3)    
在上述公式中，A為適度積累量；N為國民收入總額；S為報告期按人口平均的消費額；S′為計劃期城鄉居民消費水平提高速度；P為報告期人口總數；P′為計劃期人口自然增長率；r1為生產資料積累占積累總額的比重；r2為消費資料積累占積累總額的比重。第十，1993年，在題為《馬克思的外延與內涵擴大再生產理論同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一文中，對“外延與內涵擴大再生產”這一范疇進行了科學的界定，論述了這兩種類型的擴大再生產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作用和重要意義。    
   

　　在人才培養方面，自1986年指導第一批博士生至今，我共培養博士生（包括博士后）60余人?，F在，他們有的已是省部級干部，有的是高等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導師，有的是商界精英。他們之中，比較突出的有：國務院副秘書長張勇，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寧吉喆，江西省副省長熊盛文，安徽省政府副秘書長韋偉，上海市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華，山西省交通廳廳長王曉林，中國銀行業協會專職副會長楊再平；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助理、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吳曉求，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中國人民大學統計學院院長趙彥云，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趙景華；摩根斯坦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王慶，中國銀河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許國平，中國金融出版社總編輯魏革軍，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投資公司副總經理郭柏春，中糧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宗國富，中國東方電氣集團公司副總經理溫樞剛，中國水利水電建設集團公司副總經理黃保東。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獲得國家級與省部級獎共20余項。其中主要有：1986年，由中共中央組織部、國家人事部、國家教委和國家科委四部委授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1989年，我參與制定的《1988—1995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規劃》，獲第二屆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1991年，獲北京市德育先進工作者稱號；從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2年，我主編的《中國宏觀經濟管理》一書，獲第二屆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獎二等獎；1993年，《面向社會需要，調整教學與科研方向》獲北京市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1994年，我主編的《當代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政策選擇》，獲北京市第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1996年，我主編的《中國經濟非均衡發展問題研究》，獲北京市第四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1997年，《努力培養政治合格、專業過硬、適應時代需要的經濟人才》獲北京市普通高校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2003年，獲北京市教育創新標兵稱號；2007年，榮獲第四屆“十大中華經濟英才”特別獎；2009年4月，被評聘為中國人民大學首批一級教授。

人物簡介

胡乃武（1934— )，山西省文水縣人。中共黨員，教授，經濟學家。

胡乃武1951年參加革命工作，1955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讀本科，1959年攻讀中國人民大學國民經濟計劃專業研究生，1963年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于國民經濟計劃教研室。1971年1月—1978年5月因人民大學停辦被分配到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任教。1973—1975年，任北京市高等院校公共政治課（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共黨史）編寫組副組長，兼政治經濟學教材編書組副組長。1978年5月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后又回到經濟計劃系任教，1983年破格晉升為副教授，1985年破格晉升為教授，1986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為博士生導師（第三批），并榮獲“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從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2009年被聘為中國人民大學首批一級教授?，F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校務委員、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應用經濟學分會主席，校教代會主席團副主席，北京市經濟學總會副會長，兼任山東大學、北方交通大學、安徽大學、河北大學、山西大學等十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客座教授與研究員。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所長，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副總編，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科研成果評獎委員會經濟學組組長等。從教近50年來，嚴謹治學，教書育人，先后培養博士生（包括博士后）60余人。主要研究方向：國民經濟管理、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理論。

(編輯：王寶奎 呂媛媛；核稿：丁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