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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易風（1932—），江蘇高郵人。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首批一級教授。本文回顧了他艱難的求學經歷以及在中國人民大學開展教學和科研工作等有關情況。

　　吳易風自述本次采訪時間為2011年10月26日，由中國人民大學校史研究室負責采訪、錄音整理并結合吳易風教授本人提供的材料進行編輯。本文收錄于《求是園名家自述》。

艱難的求學經歷

　　我1932年出生在江蘇省高郵縣臨澤鎮汲水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中。家鄉水特別多，“臨澤”的意思就是“面臨水鄉澤國”。我們那村子叫“汲水村”，到處都是水。

　　我小的時候，親眼看到日本侵略軍在我們家鄉燒殺搶掠，也親眼看到新四軍英勇抗日的場面。這些都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因為家境貧寒，我沒有讀過正規小學和中學。那時候我們村有位老先生辦了一所私塾，他一個人教一大群孩子。孩子各個年齡層次的都有，學的內容也不一樣，他只能采取個別教學的方式。我從識字開始，先認方塊字。之后，老先生開始教啟蒙讀物《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然后教“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些我全都死記硬背，基本上不解其意。老先生的要求也就是背，考試也是考背書。除此之外，別的什么課程都沒有。

　　后來，我看到別人上正規小學，有很多像算術、自然常識這樣的課程，我一點都不懂，當時就跟家長提出能不能去考個插班生。因為我那時年齡也過了，不可能再從小學一年級讀起。后來家長勉強同意了。我另請一位私塾老師幫我參謀能報考哪一個年級。這位老師說：“初小你就別考了，考高小吧！”結果我居然考上了。高小錄取名單上我排名第一。當時我感到奇怪，怎么會是第一名呢？后來老師解釋了，說我作文寫得不錯，而且是用文言文寫的。實際上，我沒有學過白話文，根本不會用白話文寫作，只能用文言文寫。真沒想到老師覺得還不錯。

　　小學我只上了半年。因為我們村里沒有小學，我上的是鎮上的小學，離家比較遠，解決不了吃午飯的問題。如果回家吃飯，就趕不上下午的課了。小學沒有食堂，附近有為小學生提供午飯的飯鋪。吃這樣一頓午飯交的錢，盡管現在看來并不多，但當時對我家來說差不多夠一家人一天的伙食費了。因為家里實在承受不起，所以我只好輟學，又去讀私塾。“四書”已經全部讀過了，所以開始選讀“五經”中比較容易的部分。仍然是死記硬背。

　　到1947年，我15歲了，離我們家40里路的界首鄉村師范學校吸引了我。當時，如果讀縣里的中學，除了交學費外，還要交伙食費、住宿費等各種費用，這對我來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我想都不想。而鄉村師范學校不同于縣里的中學，不交學費，不交伙食費，也不交住宿費，自己能買點書、本子和簡單文具就行了。我知道這個消息后，覺得這個機會太好了，不用家里花錢。這樣，我就決定報考鄉村初級師范。鄉村初級師范比不上初中，因為它的培養對象是農村初級小學教師，農村初級小學有哪些課程，它就相應地開哪些課程，沒有的它就不開，比方物理、化學這樣的課程就沒有。我考取并就讀了這個鄉村初級師范，一直到1949年解放。

　　新中國成立后，我就讀的界首鄉村師范合并到揚州師范，我在揚州師范初師部讀了一年，1950年畢業。其實加在一塊兒，我讀初級師范總共也就兩年多時間。當時看人家讀揚州中學這樣的重點中學很羨慕，但我想都不敢想。

當上了人民教師

　　1950年，我在揚州師范還沒畢業的時候，蘇北機關到學校要人。當時江蘇還沒有成立省，而是分為蘇南、蘇北兩個行署區。蘇北行署區大量的干部是工農干部，很多是在農村參加革命的，其中不少人文化水平不高，在機關工作有困難，看文件、起草文件都成問題。蘇北行署區決定辦一所機關學校，專門培養這些干部，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機關學校需要教師，所以我還沒畢業就被調出來到蘇北機關學校當教師了。當時，我跟這些老干部在一起，注意學習他們的優秀品質，這對我的成長很有幫助。他們為了革命出生入死，很多戰友都犧牲了，能來到這個機關學校學文化的都是幸存者。所以我教他們的時候，既把自己當老師，也把自己當學生。他們年齡都比我大好多，當時我是18歲的小青年，而他們大部分都30歲上下了。我在那里教了兩年書。

　　1953年，我國開始執行第一個國民經濟建設五年計劃，很多項重點建設工程上馬，需要很多干部到國有大企業當中層以上的管理干部。這一年，江蘇省轉業干部速成中學成立。當時軍隊有大批干部轉業到地方工作，但文化水平不高，需要培訓。這些軍隊干部過去轉戰大江南北，經過很多戰役。現在，他們來到江蘇省轉業干部速成中學學習文化知識，積極性非常高。這時我一下子就成了中學教師了。我沒有上過中學，只上過初級師范。當中學老師，我自己都感覺太不可想象了。這時我只好邊學邊教。任課都提早通知，決定你下學期擔任哪幾門課，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布置了就必須接受。有的課自己不懂，那就趕緊買書先學，然后再認真備課。這樣也就教下來了，學生反映還不錯，我還被評為“優秀人民教師”。

　 當時我教語文、歷史，這些課都比較好辦。可是有一門課叫“經濟建設常識”，這我自己都不懂。經濟建設怎么搞，有哪些常識，我一概不知道。要教這門課，只好自己趕快先學，反復學習《經濟建設常識》讀本。作為教員，要教學生，總要稍微多懂一點，所以我就開始自學政治經濟學。當時沒有教科書，好不容易找到一本列為干部必讀的翻譯過來的《政治經濟學》，我就當成寶貝了。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觸到政治經濟學。不過，說老實話，那時不少地方并沒有讀懂。

　　1955年中國人民大學招生，報紙上登了消息。我仔細一看，要求考生學歷是“高中畢業”，后面還有“或相當程度”。如果只規定高中畢業，我連報名資格都沒有。但同時還規定“或相當程度”，我似乎又有希望了。我拿著報紙跟我們領導說，能不能給我開個證明，證明我相當于高中畢業。他說：“這個好辦！”馬上就給我開了證明。當時中國人民大學在上海招生，我在常熟工作，離上海很近，我就拿著這個證明去報名了。報名時，經審查，說符合報名資格，我就放心了。報了名之后，在上海考試。考完之后，再回到工作單位。等了一段時間，有一天，有個同志拿到一份當天的《新華日報》，我在二樓，他在樓下叫我：“好消息！中國人民大學錄取你了！你報的政治經濟學，名單上你是第一個！”真錄取了？我都不敢相信，趕快下樓看，果然是！對我來說，能上大學，太難得了。

關于學習的故事

　　1955年，我告別了速成中學的教師崗位，來到中國人民大學求學。當時我的專業是政治經濟學，一開始設在國民經濟計劃系，第二年單獨成立經濟系。入學之后，我簡直是如饑似渴，特別迫切地抓緊時間學習，充分利用課余時間讀書，一點兒也舍不得浪費。

　　當時中國人民大學的外語課只開設俄語，其他外語都沒有。那時學蘇聯，來的蘇聯專家都用俄語講課，聽不懂，有翻譯來翻。學俄語我有一個小小的優勢，就是我在揚州工作的時候，中蘇友好協會蘇北分會從哈爾濱請了一位“白俄”——十月革命時流亡到中國的俄國人，來教俄語。我當時對學外語是夢寐以求的，所以學起來非常認真。那個“白俄”老師看我學習很認真，也注意到我，常常讓我回答問題，特別教我跟他學習發音。當時這些流亡的“白俄”很多是原來俄羅斯的貴族，在語音上特別講究，我跟他學習后在俄語發音上有不小的收獲。

　　進入人大，我以為大學的俄語一定很難。聽了一學期課，課程內容我過去幾乎都學過。這時我猛地生了個念頭：能不能要求免修俄語？我把這想法跟老師一說，老師說人民大學還沒有過免修俄語的。我又把我入學前學俄語的情況告訴老師。老師拿出材料讓我讀，又問了我幾個問題，我比較順利地讀了，問題也答上來了。老師就跟我說：“你能不能自己寫個書面報告送上去，請領導批一下。我們當教師的沒有這個權力。”于是，我就寫了要求免修俄語的報告，由系辦公室轉報學校。沒想到，這件事竟然要經校長親自批，因為當時沒有先例，學校教務部門也不能做主。我的報告報給了吳玉章老校長。吳老看了報告之后，指示對我進行考試。俄語老師對我進行了口試和筆試。考過以后，過了一段時間，報告批下來了，同意我免修俄語。

　　免修俄語后，我想這下好了，有時間學英語了。可是找遍全校外語課堂，竟然沒有英語課堂。當時剛解放不久，書店里也沒有英語教科書。后來有一次，我在王府井外文書店找到一本蘇聯編的英語教科書，是用俄語解釋的。我看了看，覺得還可以湊合著用，不懂的地方再翻詞典。但有一個問題就是發音沒辦法，我不會國際音標，自學英語不會國際音標就沒辦法拼讀單詞，更不要說背單詞了。蘇聯編的英語教科書的每個新詞都用國際音標標好，大部分音標英語和俄語都用，這好辦。但是少部分音標是英語特有的，我就沒辦法了。不會的怎么辦呢？當時我就問教我們的俄語老師，能不能介紹一位老師教教我英語的國際音標。俄語老師看我確實想學，就給我介紹了一位老教師。這位老先生一看有這么個小青年找上門來學國際音標，就很熱情地教我，尤其著重教我學好英語特有的音標。這樣，學會了國際音標，也就可以讀單詞了。我就這么開始拼讀并記憶英語單詞，開始閱讀蘇聯編寫的英語教科書。但這時我學的英語真是“聾子”英語、“啞巴”英語，既不能聽，也不能說。

　　1959年，我大學畢業留校工作，正好高鴻業教授兩年前沖破重重困難從美國回來，到中國人民大學教書。我們同在一個教研室。當時他想讀《資本論》，并想學俄語。他提出他與我互幫互學。當然，我知道，他教我學英語有足夠資格，可我沒有任何資格教他俄語。后來我們商定，都以自學為主，有問題就一塊兒討論。當時我講授經濟思想史課程，不會英語還能湊合。后來讓我教西方經濟學，不會英語根本不行。當時教研室那么多人，就高鴻業和我兩個人教西方經濟學。高鴻業在美國學的經濟學，拿到的是美國經濟學博士學位，又在美國當教授教經濟學。我跟他相比，差得太多。這就使我更迫切地感到需要掌握英語和西方經濟學。我們兩人長時間相互幫助，后來就合作編寫西方經濟學教科書。1988年出版我們合編的第一部教材《現代西方經濟學》（上、下冊），這本書也是國內出版較早、影響較大的一部西方經濟學教材。我是沾了他的光，他是第一作者，我是第二作者。人家都知道高鴻業是從美國回來的，他編的西方經濟學應該是可靠的，所以這書也很受歡迎，從1988年到1998年十年間印刷11次，后來經過修訂，又發行了第二版。我們編的《現代西方經濟學》不是照搬西方的，而是在原原本本介紹西方的西方經濟學之后，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加以評析。這本書入選了國家教委高等學校文科教材。

　　我上學的時候興趣挺廣泛，什么都想學。1956年，中央廣播樂團第一提琴手每周末都到人大來義務教學，給大家講怎么拉小提琴。我對此特別有興趣，每次都聽。后來就從伙食費里攢錢，打算買一把小提琴。新琴買不起，我就到舊貨市場買了一把舊琴。那位提琴老師還對我說：“你買的那把舊琴很不錯，還是個名牌！”并說買新的不一定比那舊的好。其實我也不懂，算是誤打誤撞上的。就這樣跟他學了一段時間小提琴。

　　過去我還學過一段時間鋼琴，那是我在蘇北區機關學校工作的時候。當時機關占用了教堂的一部分房子，給傳教士留下了生活用房。教堂有一位法國修女，每天下午5點左右在廳里彈鋼琴，彈得挺好的。我正好那時候下班。我在讀師范學校的時候學過風琴，現在聽到彈鋼琴，覺得比彈風琴好聽多了。所以我下班后常常站在那兒聽。我聽了幾次后，她注意到我了，問我：“你對鋼琴有興趣？”我說：“很有興趣！”她還問我會不會五線譜，我說我在師范學校學音樂課時學過五線譜。她一聽我會五線譜，就從琴架上拿起樂譜，讓我試讀。我讀了之后，她挺高興的，說：“行。我教你鋼琴吧！”她教我大概有一年多一點。

　　到中國人民大學之后，沒想到學生會竟然有一架鋼琴。鋼琴一共兩把鑰匙，一把給了我們同班來自上海的一位女同學，她家境很好，小時候家里就有鋼琴教師專門教她。人大學生會理所當然地給了她一把鑰匙。這位同學還幫我借了一把鑰匙。那時候上晚自習都在教室里，到時間統一關燈，想再看書都看不了。我在晚上下自習之后，便摸黑去學生會把鋼琴打開彈一彈，晚一點回宿舍。就這樣擠時間去過過彈鋼琴的癮。現在經濟條件好了，我就自己買了一架鋼琴，想彈就彈。反正當時上學確實是什么都想學。除了這些業余學的東西外，我在校期間學習成績也都不錯，還得過吳玉章老校長親自頒發的中國人民大學優等生獎狀。

　　后來留校工作了，我在逐步熟悉西方經濟學的過程中感覺到，自己在知識結構上最大的缺陷，除了英語之外，就是數學。西方經濟學中的數學是很多的。西方經濟學分初級、中級、高級，到了中級經濟學，數學就多了。到了高級經濟學，要不認識字，打開教科書就可能誤以為是數學教科書。所以，為了從事西方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必須把數學知識補上。我在大學本科時也學了一點高等數學，但非常簡單，現在根本不夠用。在繼續學數學這件事上，我要感謝我的老伴劉天芬，她在北京郵電大學教數學。我跟她說：“行了！你除了到學校上課，在家里還要再給我上課，當家庭教師吧！”她教我數學也很嚴格，要求必須做作業，做了之后她給我批改，一定要我老老實實地學。要不是她幫忙教我數學的話，我也搞不了西方經濟學。我的好多知識就是這樣東學一點、西學一點地學來的。

　　20世紀80年代末，我作為高級訪問學者在美國待了一年。除了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最新發展外，我也想在英語口語方面能有所提高。所以我就鼓起勇氣到我去的那個學校外語系中文專業找有關人員，作了個自我介紹，說我是從北京來的，很想學英語，想找幾位美國同學幫助我學英語，作為回報，我教他們學中文。我還提了要求，這幾位學生必須是美國出生的，發音標準。沒想到，報名的美國學生還挺多，他們想跟我學中文。他們也挑我，問我是不是北京人，我說：“說老實話，我是江蘇人，但我在北京已經很多年了。”從1955年到北京算起，我確實在北京已經待了很多年了。美國這所大學教中文的是來自臺灣的老師，他幫我說話，說：“他普通話的發音比我還好！”這也是實話。這位老師說普通話（他們叫“北京話”），發音還確實有點不如我。他這么說了之后，報名的人就更多了。后來我挑了五個，這樣周一到周五，每天一個人，下午兩節課結束之后，就來我的辦公室，用一小時互教互學語音。美國學生也很嚴格地分配時間，看著手表，前半個小時教我英語，到時間就換作我教漢語。這樣雙向交流，大家都不花學費，也都有收獲。可惜的是我年齡大了，當時都57歲了，聽說能力很難有很大提高。所以我常想，要是年輕一點的時候來就好了。

　　我的知識是雜七雜八地湊到一塊兒的，都沒有機會系統地學習。后來我帶博士生，他們有的曾誤以為我是博士。我說：“我什么‘士’也不是。不僅不是博士、碩士，我連學士學位都沒有！”我畢業的時候只發了一個本科畢業證書，沒有學位證書。

　　我學計算機也是這樣。在美國那一年，看到美國教授已經普遍使用計算機，這使我萌發了回國后也要學計算機的念頭。回來后，我們學院辦過很多屆計算機培訓班，但都通知年輕教師去，根本不叫我們這些老年教師。老年教師有的也覺得自己老了，大概學不了那個東西了，也就不堅持要去。我卻認為不會有學不了的東西。但是，我也不好意思擠進培訓班，如果到時候跟不上學習進度，拖人家后腿，那多不好啊！可是我又非常想學。當時我想，要學的話首先要有計算機，先把計算機買了再說。買了之后，我連開關都不會啊！怎么辦呢？我就去逛書店，買計算機自學教材。前前后后一共買了計算機文化基礎、入門篇、簡明教程、自學教程、學習捷徑、實用教程、辦公應用篇等10本書。我按圖索驥，一項一項地照著書上說的操作。記得第一次完整地打出一句話的時候，真是高興極了。

　　此前，我們系最早用計算機的一位博士生知道我想學計算機，曾勸我說：“您這么大歲數了，我勸您別學這個了！”后來這位博士返校時碰巧看到我正在計算機上寫文章，而且用漢語拼音敲鍵盤的速度還不慢，頗有點驚訝，說是過去對我的自學能力估計不足。

　　我能學會打字還有個原因。1958年，我們的老校長吳玉章是政務院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漢語拼音方案制訂出來后，首先要得到文字改革委員會的認可，然后向全國推廣。當時要搞漢語拼音方案的教學試點，除了在外地，吳老說：“在咱們人大也搞個試點。”說來也巧，正好讓經濟系做試點，又正好讓我們班做試點。我就跟著學。老師挺會教的，在了解我們班每個人從哪個地方來、操什么口音之后，就根據來自不同地方的人的特點逐一糾正發音。學漢語拼音對我幫助很大。當時學過之后，除了查字典注音外，不知道還能怎么用。沒想到幾十年后在計算機上用上了，在手機上也用上了。現在我都在計算機上寫作，在計算機上處理來往郵件，在計算機上查資料，在計算機上修改博士論文，還在計算機上翻譯。這樣就大大提高了效率，節省了時間。

政治運動及人大停辦期間經歷

　　我在人大這么多年，經歷了多次政治運動。1957年“反右派”的時候，我還是學生，覺得不大理解。社會上的有關情況我知道的不多，但是對朝夕相處的同班同學的情況是了解的。班上有的同學確實說了錯話，犯了錯誤，甚至有的是犯了嚴重錯誤。但是，一下子把矛盾定性為敵我矛盾，我當時思想上、感情上都有些想不通。所以，不僅在讀書期間，而且在留校工作之后，都有人批評我，說我走“白專道路”，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說我在政治運動當中表現不夠積極。

　　我入黨難跟這有很大的關系。本來我1954年在江蘇省轉業干部速成中學當教師的時候，黨支部就通過了我的入黨申請報告，黨總支讓我參加組織生活，并開始繳納黨費。但我們分校在常熟，校本部在無錫，分校黨總支必須把我的入黨材料報到校本部黨委審批，批下來才算數。1955年，我考取中國人民大學。當我去黨總支轉組織關系時，得到的回答是：“我們報送校黨委的材料，校黨委沒有收到。你先去中國人民大學報到，轉組織關系的事可以隨后再辦。”我到人大報到時，江蘇省轉業干部速成中學恰巧被宣布撤銷，此后再也找不到該校校黨委，轉組織關系一事也就無從辦理。事后聽說，我的原工作單位黨總支報送校黨委的關于我的入黨材料，被校黨委做組織工作的一位同志不小心壓在辦公室抽屜底下，完全忘記了，直到單位撤銷后清理辦公室時才發現。這些情況，我向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黨總支做了詳細匯報，黨總支請示學校黨委后給我答復：你的原單位已經撤銷，沒有別的辦法，只有重新申請入黨。于是我重新寫了申請入黨報告。但是，我的入黨申請長期沒有通過。我想主要原因就是說我入學以來只埋頭學習，在政治運動中表現不夠積極，被認為有“白專道路”傾向。這一誤就是十幾年，直到1971年下放“五七”干校勞動期間，我的入黨申請才獲得通過，總算是實現了我多年來苦苦追求的愿望和理想。

　　說到人大停辦期間在江西余江設立的“五七”干校，我是第一批去，最后一批回來的，三年的“學制”是滿的，沒有“偷工減料”。我干的是最艱苦的勞動：打石頭。石頭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先從山上開采毛石，然后按照規格切削平整，用來砌墻。打石頭是很重的活兒，江西本地的農民都說這不是人人都能干的。干這活兒的人都得年輕力壯，還得有一定的技術，弄不好石頭砸得粉碎，全報廢了，勞動也白費了。我那個時候干活兒挺認真的，認為自己到那個環境去不光是勞動，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勞動改造思想。不過，就是在這么艱苦的環境中，不管白天勞動有多累，我晚上都要看書學習。三年中，我通讀當時已有中譯本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各卷，并自學外語。為了擴大知識面，還讀了《資治通鑒》。集體宿舍的燈光亮度不夠，我都用手電看書。“五七”干校小商店售貨員發現我經常去買電池，感到十分奇怪。

　　1972年從“五七”干校回京以后，我被分配到北師大，在那兒待了幾年。在北師大期間，我又被第二次下放，到北師大農場勞動。當時北京出版社向我約《空想社會主義》書稿。我白天勞動，清晨和夜晚寫作，在勞動之余完成了35萬字的《空想社會主義》一書初稿。直到“文革”結束后，這本書才于1980年出版。我在這本書里把科學社會主義產生前的空想社會主義劃分為四個階段，研討了這四個階段的16位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哲學、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學說。這部專著問世后獲得了社會廣泛好評，1980年7月出版，1982年再次印刷，總印數三萬多冊。我也很感欣慰，畢竟自己的辛勤勞動沒有白費。

重返人大講壇，加緊研究和著述

　　1978年，聽說中國人民大學要復校，那真是歡欣鼓舞。一復校，我就馬上回來。回來之后，學校安排我教“西方經濟學”，同時教“經濟學說史”。兩年后，又給我加了新的教學任務，教“數理經濟學”。數理經濟學需要大量的數學知識，幸好我老伴教了我數學，要不我就沒法上這個課了。再后來又給我加了一門課，叫“西方經濟學流派和思潮”。因為西方經濟學派別很多，主流派只是其中之一。

　　除了承擔較重的教學任務外，我還加緊搞科研，總想把過去多年被耽誤的寶貴時間補回來。

　　在教材建設方面，除了我跟高鴻業合作編寫出版的《現代西方經濟學》（上、下冊）外，我又跟高鴻業、劉鳳良、吳漢洪合作，先后編寫了人大碩士生教材《西方經濟學》、《研究生用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研究生用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1998年，我跟顧海良、張雷聲、黃泰巖合作編寫了《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這本書成為經濟類各專業碩士研究生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的教科書。2005年主編出版了《當代西方經濟學流派與思潮》，這本書是在國內多所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的34位作者分工與通力協作下完成的，可以看做是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擴展和延伸，也可以看做是外國經濟思想史教科書的繼續和延伸。這本教材還入選了北京市高等學校精品教材。

　　在經濟學說史專題研究方面，除了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空想社會主義》之外，198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我的49萬多字的專著《英國古典經濟理論》，這本書研討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產生、發展、完成時期的15位代表人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我在書中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一般經濟學說史著作的見解，逐一論證，澄清了一些模糊的概念。這本書的出版也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經濟研究》等期刊發表了有分量的書評，給予了頗高的評價。這本書還獲得了“全國高等學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
在數理經濟學專題方面，我先翻譯了英國艾倫的《數理經濟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后，除了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發表過少量用數學方法研究馬克思經濟學的論文外，主要是我和年輕學者合寫了一本《馬克思經濟學數學模型研究》。政治經濟學過去偏重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不夠。實際上，馬克思分析的許多經濟問題都可以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做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正確的經濟理論就會更有說服力，應用時效果也會更好。這是我們寫這本《馬克思經濟學數學模型研究》的出發點。不久前，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通知我，說這本書已經入選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很快就出書。

　　在這之前，我重點研究“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比較研究”這個課題，國內幾十位老中青學者積極參與這一課題研究，形成了三卷本、255萬多字的成果。就我自己來說，我早就想做這項專題研究，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分成幾十個專題進行系統比較，通過比較，更好地、更全面地認識問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正確，正確在什么地方？相比之下，西方經濟學到底問題出在哪兒？西方經濟學有沒有什么相對的強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應該加強哪些內容和方法？我們依靠學術團隊的集體力量做了研究。誰都沒想到，這一大部頭集體著作會被列入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并獲得中華優秀出版物圖書獎。

　　還可以提一下，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第一個十年，我個人的著作有：《當前經濟理論界的意見分歧》（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背景下西方經濟思潮的新動向》（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合著主要有：《市場經濟和政府干預——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研究》（吳易風、王健、方松英著，商務印書館，1998），《產權理論與實踐》（吳易風、關雪凌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馬克思經濟學數學模型研究》（吳易風、白暴力主編，已列入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主譯有：（美國）《經濟學百科全書》（吳易風主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赴美俄國際交流，訪俄報告引爭議

　　1989年，我作為高級訪問學者去美國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最新發展。我首先到洛杉磯，在南加州大學待了一段時間，然后去華盛頓、紐約、波士頓等地。波士頓是名校集中的地方，像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都在這兒，耶魯大學離波士頓也比較近。這些名校我都去了。多到幾個大學訪問，有助于多了解西方經濟學不同學派的情況，有助于比較全面地了解西方經濟學的最新發展。除了與學者交流以及參加學術會議外，我花了不少時間收集相關材料，特別是從各家圖書館復印大量珍貴資料，選購相關書籍，一起裝箱打包，因為空運太貴了，所以就海運回國。我自己隨身帶的行李中也有滿滿一箱子書。回國時帶書特別費力，當時我一回來就病倒了。海運回來的書還要自己去天津港提取，所以我過了好長時間才請人幫忙到天津港把那些書提取回來。

　　等病好一點之后，我就開始總結訪美期間的研究成果，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關于西方經濟學最新理論動向的論文。同時，與博士生王健、方松英共享我從美國帶回來的圖書資料，合作研究并撰寫了前面提到的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市場經濟和政府干預——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研究》一書。
1995年9月，我應俄羅斯科學院的邀請，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學術訪問。在這一個月里，我先后與俄羅斯科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副主任和學部下設研究所的所長或副所長、研究員等進行了交流，并順訪了莫斯科大學經濟系，討論了俄羅斯經濟問題以及中國經濟問題。日程安排很緊，幾乎每天上午、下午都安排見面和談話，了解他們對俄羅斯改革的看法等。當時也沒有錄音設備什么的，全靠手記，我跟他們一邊談，一邊記。事后，我跟他們打招呼：“回國之后，我想報道、介紹你們的觀點，可不可以？”他們都表示同意。

　　回國后，我根據記錄寫了一篇訪俄報告，題目是《俄羅斯經濟學家談俄羅斯經濟和中國經濟問題》。沒想到這篇報告的發表引來了一場“大禍”。訪俄報告共分10個部分，分別為：從蘇聯到今日俄羅斯的演變過程，私有化及其后果，惡性通貨膨脹的原因、對策和后果，兩極分化和新資產階級的形成，改革已經失敗，俄羅斯的前景，俄羅斯的新經濟思潮，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給俄羅斯帶來一場空前的大災難，各種政治力量在進行激烈的較量，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鏡子。報告最初發表在《高校理論戰線》1995年第11~12期上。后來有幾家報刊轉載或摘要轉載。報告的發表引起了強烈反響，支持者說很好，反對者說很壞。

　　有一家報紙在《以俄為鑒：一份奇特的蘇聯解體考察記》的大標題下，加了這樣一段話：“報告這樣結尾：我們唯有停止中國目前的改革進程，懸崖勒馬。否則，中國便一定要重蹈蘇聯解體、蘇共垮臺之覆轍。”這段別有用心的話純屬謊言和誣陷，在全國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我那篇訪俄報告在結尾處根本沒有這樣的話，報告的其他任何地方也沒有這樣的話。

　　對這篇訪俄報告，臺港和國外媒體也反響強烈。臺灣的一家通訊社對此別有用心地發了消息，香港的某些廣播電臺、報紙、雜志也別有用心地作了歪曲報道或評論，美國CNN駐京記者要求對我進行采訪。當我因訪俄報告被在報刊上公開批判時，個別學術同行見到我，突然把我當做素不相識的路人，或是突然變成我的批判者，對我的訪俄報告公開發表了大批判文章。這些批判文章有的都超出了學術批判的范圍，變成直接辱罵我個人了。我出去開會，也遇到與此相似的情況。我真感到不大好理解，自己的心理準備也不夠，感到有點難以接受。

　　當然，有不少朋友冒著有可能被指責“劃不清界限”的風險，以不同方式對我表示支持。有幾位學者還公開發表文章，仗義執言。

　　事實證明，我這份訪俄報告是正確的，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俄羅斯一家大報當時從頭版下轉第三版刊載了該報記者從北京發回的長篇報道，說：“吳易風教授的詳細而可靠的報告被連載在《高校理論戰線》雜志上……引起了中國社會的廣泛關注……這對看到私有化病源而不愿意類似災難降臨在自己國家的獨立思考的人是一個劇烈的震撼。”

　　經過這件事，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一個人在人生道路上有可能遇到各種情況，順利時，必須戒驕戒躁；被誤解以至被批判時，要學會從容淡定。

對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國際化”的反思

　　我們中國人民大學是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的大學，建校之初就明確提出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當前新形勢下，面臨著國際化的問題。對自然科學研究國際化我贊成，應該要求跟上甚至要努力超越國際最新的研究水平。但人文社會科學不一樣，經濟學更是有意識形態的問題，有階級性的問題。這一點，有的西方經濟學家也是承認的。對人文社會科學要進行國際學術交流，這一點我贊成。但是，對人文社會科學“國際化”的主張，特別是對經濟學“國際化”的主張，必須持慎重態度。現在社會上有人正在利用國際化來進行誤導，公開發表文章主張經濟學“國際化”，主張中國的經濟學教學和研究都要與國際接軌。其實質，就是都要跟西方國家接軌，都要按照西方模式做。依照這個思路做下去，我國經濟學領域就必定會出現西方經濟學占主導地位以至占絕對統治地位的嚴重后果。

　　這里以對教師的考核為例。有的經濟院校主張經濟學研究“國際化”，要求教師在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主流經濟學刊物上發表文章。真要在這類刊物發表文章，那就意味著首先必須放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立場、觀點、方法，全面接受西方經濟學研究的立場、觀點、方法，當然，文章還必須達到西方經濟學界所認定的學術水平，這才有可能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刊物發表。現在一些院校規定對教師在西方經濟學主流刊物發表文章給予重獎，并優先解決職稱等許多問題，這恐怕是一種誤導。

　　經濟學“國際化”還要求我們的教師在課堂上用雙語教學，甚至要求只用英語教學。這樣做，對提高學生專業英語水平有一定效果，但是會帶來負面影響。尤其是對中央實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中的經濟學科教材會構成并且已經構成了很大的沖擊。以西方經濟學這一學科的教材為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西方經濟學教材已經出版并被采用。如果按照經濟學教學“國際化”的要求，教師必須用雙語教學甚至只用英語教學，那么任課教師就不會選用這項工程的教材，而是會選用美國的英文原版教材。美國原版教材的意識形態成分就會在我們這里長驅直入，廣泛傳播，侵蝕我國年輕學生的頭腦，其后果將不堪設想。經濟學“國際化”，搞得不好就會是經濟學全盤西化，就會是經濟學全盤美國化。這怎樣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呢？

　　我對自己的博士生的要求是，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學習和研究經濟理論，一定要站穩人民的立場，特別是勞動人民的立場。我要求我的西方經濟學專業博士生首先要認真系統地學習《資本論》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同時要認真研讀、深入了解、系統掌握西方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前沿理論，了解西方經濟學各個流派和各種思潮，注意有分析地吸收其中的有用成分，評判其中的錯誤成分，這樣才能大大提升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水平并加深對西方經濟學的認識，才能在經濟理論研究中更科學、更全面地把握和分析問題。讀西方經濟學專業，沒有學過《資本論》，沒有學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西方經濟學就沒有辨別能力，就會失去方向，就會把錯的當成對的，那就壞了。

　　開始時，我自己帶著博士生學《資本論》。后來知道我們學院胡鈞教授在指導博士生學《資本論》，就請他幫我代培。他欣然同意，并說這不會增加太多負擔。我說：“那太好了！”所以我現在就都委托胡老師代管這門課。我的博士生聽胡老師的課，都感到收獲很大。

　　現在國內有的經濟學院不僅研讀《資本論》的課程被取消了，甚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課程也取消了（被合并在馬克思主義概論的課程之中），這個影響和后果都是很嚴重的。但愿這一不正常現象能很快得到改觀。

求學治學的體會

　　我從1959年本科畢業后留校任教到現在，在人大工作的時間已經52年了。在這半個多世紀里，我一直都在教學崗位上，從助教、講師、副教授，一直到教授，其中我當助教就當了20年。即便這樣，我覺得要談求學治學的經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現在我就勉為其難地談談我個人的體會吧！

　　我小時候上私塾，讀過一點古書，當時是死記硬背，不過現在我還能記得其中的許多句子和段落。韓愈的《進學解》中有這樣兩句話：“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我當時背誦，似懂非懂。后來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覺得這兩句話講得好，特別是對于求學治學來說，很有啟發。

　　“勤”和“思”，這是古代和現代學者總結出的求學治學的共同經驗。韓愈這兩句論斷的正確性不斷地被人們學習和研究的實踐所證實。所以我覺得就求學來說，“勤”最重要。求學，就應該遵循正確方向，勤奮刻苦，高度珍惜時間，充分利用時間，不斷前進，不斷向上。不僅學習期間要這樣，而且一輩子都要這樣。就拿我來說，我總是感到時間不夠用，哪怕只是十分鐘左右的零碎時間，我也都習慣性地想辦法利用起來，至少可以翻翻詞典，記兩個外語單詞。公園、電影院、電視劇、舞會、聊天等，都跟我斷了緣分。甚至我最喜愛的畫展和音樂會，也都只好忍痛割愛。

　　就治學來說，“思”最重要。文章最忌百家衣，學術研究最怕人云亦云。在學術領域不能想到哪里說到哪里，不能未經縝密思考就輕易地作出論斷。任何一個真正從事學術研究的人，都是在自己的領域認真地進行調查研究，掌握充分的資料，深入思考，反復斟酌。對于前人的學術觀點，也不要不假思索地統統作為定論來接受。在反復思考、深入研究的基礎上，要敢于對某些經不住檢驗的觀點提出疑問。總之，無論是提出自己的觀點還是否定他人的觀點，都應是仔細研究和深入思考的結果。

　　人物簡介

　　吳易風（1932—），原名吳桂元，江蘇高郵人。中共黨員，教授，經濟學家。

　　吳易風1950—1955年在江蘇從事成人教育工作。1955年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學習，1959年畢業后留校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1969年12月被下放江西余江中國人民大學“五七”干校勞動鍛煉。1972年回京后，在中國人民大學停辦期間，被分配至北京師范大學。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后回校工作。1984年經特批，晉升教授。1990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為博士生導師。1992年開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89年至1990年作為高級訪問學者先后訪問美國洛杉磯、波士頓和紐約等地的幾所大學，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最新發展。1995年9月，應俄羅斯科學院邀請，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進行學術交流。2009年獲評中國人民大學首批一級教授。曾獲資深翻譯家、全國模范教師等稱號。兼任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前會長和現名譽會長、全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史學會副會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政治經濟學課題組主要成員及西方經濟學課題組首席專家、幾所科研機構特邀研究員和十幾所大學特聘教授。

　　吳易風的主要研究領域為西方經濟學和外國經濟思想史，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和中國經濟現實問題也有所研究。出版《空想社會主義》、《英國古典經濟理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當前經濟理論界的意見分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背景下西方經濟思潮的新動向》等8部著作；發表《市場經濟與政府干預——評西方經濟學新古典學派和新凱恩斯學派的論戰》、《產權理論：馬克思和科斯的比較》、《馬克思的經濟增長理論模型》、《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背景下西方經濟思潮的新動向》等約200篇論文；合著、合編、主編《市場經濟和政府干預——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比較研究》、《產權理論與實踐》、《馬克思經濟學數學模型研究》等28部著作、教材和論文集；翻譯、主譯、校譯《數理經濟學》、《經濟學百科全書》等5部。曾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中華優秀出版物圖書獎、全國高等學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北京市優秀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中國人民大學優秀科研成果著作一等獎和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

（編輯：王寶奎 呂媛媛；核稿：丁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