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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發展的突出特征在于增長的穩定性

作者：

劉偉（中國人民大學）

蔡志洲（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

文章刊發：《管理世界》2021年第5期

摘要：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增長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改革開放前，由于計劃經濟體制、判斷失誤以及自然災害等方面的原因，經濟增長起伏很大。改革開放后，我們以價格體系的改革為先導，探索市場化改革的道路，最終建立、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宏觀調控，實現并保持了長期、穩定的高速經濟增長。價格總水平的上升和波動幅度不斷減小，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在不斷提高。現在，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無論在平抑經濟周期還是抵御突發事件和外來沖擊方面，都有更強的應對能力，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具有實現由高速經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能力，這為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長期目標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關鍵詞：經濟增長  穩定性  通貨膨脹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國際比較

中國發展成為世界上有巨大經濟影響力的大國經過了漫長的過程。建國以前，由于列強宰割、內亂不斷，中國根本沒有發展的條件，經濟增長長期停滯不前。新中國成立后，經濟增長才真正起步。經過近30年的努力，到改革開放時，國民經濟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建立和發展了自主的工業體系。但由于發展和體制、歷史和現實、國內與國際等多方面原因，經濟發展水平仍然較低，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波動性突出，效益不高。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增長有了新的生機和活力并實現和保持了長期高速增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探索、建立、發展和完善，使中國在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在不斷提高，價格總水平的上漲和波動幅度都在顯著降低。同時，政府對經濟運行的管理更加科學、宏觀調控更加有效，在盡可能避免或減緩國內經濟循環帶來的周期性波動的同時，在外部經濟沖擊或意外災害來臨時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證經濟活動的穩定。對比美國、日本、韓國和印度等國的經濟增長可以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使經濟增長具有更好的穩定性，表明中國經濟增長不僅具有強勁的可持續性，而且具有突出的淡化周期和抗危機沖擊的能力，因而具有較高的宏觀效益，能夠在不同發展階段發揮特定的優勢和發展潛力。

一、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經濟增長

近代以來，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官僚或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在局部（如在天津、江浙、廣東等地）、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如“洋務運動”時期、“一戰”時期、20世紀30年代初期）創造過一些短暫的繁榮，但是就總體而言，由于外有帝國主義的侵略、內有軍閥混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根本沒有進行經濟建設的環境和條件，舊中國的經濟只能是千瘡百孔、停滯不前。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全中國人民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中國后來的經濟發展是不可想象的。建國初期（1949~1952年），我們主要是在進行抗美援朝的同時，積極恢復經濟，正常的經濟增長是從1952年黨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后起步的。也就是說伴隨著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到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伴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前蘇聯式的自上而下的計劃經濟體制，把中國傳統的農業經濟、手工業和規模很小的現代工商業納入到集中統一的計劃體制中，通過高積累、高投資、優先發展重工業等手段，加快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表1列出的是中國1953~1977年國內生產總值（GDP）指數的情況，可以看到，從三大改造至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5.9%（經濟增長率=GDP指數-100），從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經驗看，這屬于不低的經濟增長率。分產業看，第一產業（主要是農業）發展比較緩慢，年均增長率只有2%，其重要原因在于合作化后實行的“工分制”等生產和分配方式脫離了中國農村的實際，不能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致使勞動生產率提高緩慢。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全面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業才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第二產業（工業和制造業）屬于當時發展最好的部門，年均增長達到10.9%，明顯高于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我們學習前蘇聯，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農業稅等手段增加積累，又在資源分配上，優先向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傾斜。這迅速地提高了中國的裝備能力、制造能力和國防工業的水平，但問題也是和前蘇聯類似的，這就是和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行業主要是輕工業發展不足，消費品供給短缺，居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明顯改善；第三產業（服務業）的發展略低于平均水平，為5.1%，也反映了當時經濟發展上重生產輕生活的傾向。

從經濟增長的穩定性上看，這一時期的波動性很大（參見圖1），增長率的峰值分別出現在1958年（大躍進時期）、1964年（“三年自然災害”后的經濟恢復和發展期）和1970年（“文革”初期動蕩后的恢復和發展期，“三線”建設投資高峰），當年的增長率都分別接近甚至超過20%，而谷底分別出現在1961年、1967年和1976年（經濟增長率為負數，最為典型的是1961年，經濟增長率為-27.3%）。峰值的出現后往往緊接著較大幅度的增長率回落。這說明在中央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通過行政力量有可能促使短期內實現加速的高速增長（從圖1中可以看出，在25個年份中經濟增長率超過10%的年份有9個），但是往往不可持續。其中固然有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如“文革”的出現終結了1963年開始的新一輪景氣），但從長期發展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由于主觀意志脫離實際形成的高指標和短期高增長對后續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經常性的現象。這種增長的波動性在我國這一時期尤顯突出，據西方學者統計測算，1950年至1979年30年間，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加拿大、北歐諸國在內的21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的年均GDP增長速度的估計標準誤差為0.0346；同期包括前蘇聯、東歐諸國在內的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的年均GDP增長速度的估計標準誤差為0.0313；市場經濟體的波動性略高于計劃經濟體（弗雷德里克·L.普瑞爾，1989）。我國同期（1953~1977年）的波動性要更突出些，重要的發展性原因在于兩方面，一是結構性原因，在三大產業當中，我國這一時期農業生產總體平穩，服務業占比很低，主要是工業生產的大起大落帶動整個國民經濟增長波動性提升。工業生產的各年標志值與總體工業平均增長速度之間離散系數高達151.3%，表明離散度高，穩定性弱（劉偉、楊云龍，1987）。二是發展階段性原因，在其他條件不變條件下，經濟增長速度與經濟發展水平呈反方向變動，即所謂“基數效應”。同一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越低的階段，增長速度越可能較快，伴隨發展水平的階段性提升，經濟增長速度則可能出現趨勢性降低。與之相適應，其中增長的波動性程度也可能發生同向變化，即增長速度越高、發展水平越低的階段，波動性可能越大。這種可能性若與集中計劃體制和主觀主義發展思想結合在一起，便很可能成為現實。

從整體上看，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在經濟增長上取得了很大的成。雖然犯過不少錯誤，走過一些彎路，但是工業化進程仍然在不斷推進，實現了近代以來（尤其是洋務運動以來）最大經濟增長。社會主義改造以來，公有制企業尤其是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國家通過大量的投資進行了很多基礎建設投資、興建了很多大型企業，如鋼鐵、機械、汽車、造船、軍工企業，通過25年的時間，建立起了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1977年，中國的GDP為1953年的4.22倍，比建國初期翻了兩番，但第二產業達到13.25倍，大大地超過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第二產業的發展為改革開放后的經濟增長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如改革開放后中國出現的第一次消費升級（電視、冰箱、洗衣機）所需要的生產能力，主要就是由原有的公有制企業轉型升級后所提供的。直到今天，當時建設和發展起來的一些支柱企業仍然在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應該說，中央計劃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在歷史上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在中央計劃經濟的體制下，中央和地方、企業以及勞動者之間的關系主要是通過行政關系連接起來的，中央集中決策在這一體制中起決定性作用，一旦中央決策對形勢的判斷、發展目標的要求等出現了偏差，市場和企業對中央的決策失誤是缺乏修復力的，體制本身是缺乏糾錯功能的。圖1的三次峰值及其隨后的經濟增長回落，主要原因首先是在中央而不是地方或者企業，第一次是因為對于經濟發展前景判斷過于樂觀，高指標高增長破壞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后兩次則是因為發展目標偏離了經濟建設而導致經濟波動，這與中央集中計劃經濟體制有深刻的聯系。

二、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經濟增長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來，經濟增長成為了當時的首要發展目標。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經濟建設雖然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是在國內和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改善生活的預期相比、在國際上和全球經濟的繁榮發展（尤其是和亞洲的日本、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相比，我們的經濟發展尤其是經濟增長是不夠的。鄧小平同志明確使用世界各國普遍使用的經濟指標（國民生產總值和國內生產總值，GNP和GDP）提出了 “翻兩番”和“三步走”的長期發展戰略，啟動了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之后，黨和國家又通過了不斷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持續地激發并保持經濟發展的活力，同時又不斷通過各種調控手段防止經濟增長失控，實現了持續穩定的高速增長。長期的高速經濟增長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綜合國力、人民生活和國際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增長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火車頭，帶動了中國各項事業的發展，它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基礎性作用及其貢獻是巨大的。

（一）改革開放后的經濟增長和波動

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經濟建設已經成為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但從圖2中可以看出，在1978~1981年，經濟增長率反而是逐漸回落的，由1978年的11.7%回落到1981年的5.1%。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改革開放前形成的經濟結構尤其是產業結構不能滿足新時期發展的需要，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發展脫離了實際需要，一方面滿足不了人民改善消費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嚴重的產能過剩，1979年中央提出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新 “八字方針”，表面上看短期的速度是下來了，但卻為產業結構轉型尤其是第二產業內部輕重工業的結構轉型打好了基礎。1981年后，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推開，農業發展上了快車道，第一產業的增長率由上一年的負增長提升到了7.0%，1982~1984年的增長率則分別為11.5%、8.3%和12.9%，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農業增長。第二產業的增長率也重新提速，1983年則突破了10%，以后連續保持多年。1982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達到9%，從此進入了長期高速經濟增長時期。

表2可以明顯看到，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雖然仍然有波動，但已經上了一個新的臺階。1978~2019年間，年均經濟增長率為9.4%，比改革開放前25年的5.9%高出3.5個百分點，如果以定期指數（1978=100，消除價格因素的影響）計算，2019年的經濟總量為1978年的39.3倍。按照可比價格計算，2019年我國GDP增長一個百分點，相當于1978年GDP總量的40%。換句話說，2019年增長2.5個百分點相當于1978年全年GDP總量，如果以2000年為對比基數，現在每增長一個百分點相當于2000年GDP的5%以上，也就是說現在增長2%相當于2000年增長10%以上。這一方面表明我國經濟發展達到新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表明伴隨規模的擴大，增長速度受“基數效應”的影響將出現放緩趨勢。事實上在新的水平基礎上，達到一定的追趕目標，實現可持續發展，更重要的是高質量發展，對于增長速度的要求會相應降低。比如我國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其中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要趕上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相應地GDP總量按可比價格要比2020年翻一番，要達到這一目標，只要在未來15年里年均GDP增速達到4.73%。實現這一增長會面臨許多困難，因而要求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經濟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但相比而言，要比擺脫貧困實現初步小康發展階段，要求10年翻一番的年均7.2%的增長率低許多，在現有基礎上通過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是完全可能實現的。

經濟增長的波動幅度比計劃經濟年代也明顯地縮窄，增長率的峰值出現過3次，分別在1985年、1992年和2014年，分別為15.2%、14.2%、14.2%，比改革開放前3次20%左右的峰值下降5個百分點，峰值后的谷底也出現過3次，分別為1990年的3.9%、1999年的7.7%和2019年的6.1%（2020年經濟增長率為2.3%，雖是幾十年來最低年份，但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所致），和改革開放以前的25年相比，首先是沒有出現負增長（改革開放前有3次4個年份為負增長），其次是波動的幅度在減弱。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伴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建設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培育，中國經濟發展不僅保持持續高速增長勢頭，而且增長的穩定性不斷增強，尤其是體現出較強的反周期和反危機的能力。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相關國家經濟受到嚴重沖擊，一些國家長期難以恢復，甚至由此形成“東亞泡沫”，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國經濟則在承諾人民幣不貶值的同時短期內迅速恢復，經歷了1999年低谷后，出現了長期穩定增長并逐年加速的態勢。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全球經濟2009年出現20世紀60年代以后首次負增長，我國則在2008年保持9.7%的增長率，2009年保持9.4%的增長率，到2010年達到10.6%，保持了強勁平穩增長。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全球經濟嚴重受挫（預計為-3%~-4%）。我國經濟增長率雖然將降至2.3%，是幾十年來最低的年份，但與全球經濟相比，是唯一保持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可以說，在這三次國際性的嚴重經濟衰退中，中國經濟表現出了強勁的反危機能力。

（二）改革開放后的價格波動、市場化進程和經濟增長

在市場機制作用下，經濟增長的波動性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體現在價格水平的波動中。在我國探索和推進改革的過程中，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重要的是推進價格市場化，從而不可避免地會帶來一些陣痛，并引起經濟增長的波動，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發展和完善，這種波動性在不斷地減弱。在表3和圖3中可以看到，改革開放后，價格總水平波動（以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反映）分為兩個大的階段，1978~1999年為波動發展階段，而2000年以后則進入了穩定發展階段。

1.價格波動階段（1978~1999年）

從圖3中可以看出，改革開放后，價格總水平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波動是相互關聯的，經濟增長提升和下降通常領先于價格總水平的變化，但趨勢是一致的。在1999年之前，價格總水平的波動幅度很大，而且峰值在不斷拉高（1980年7.5%、1985年9.3%、1988年18.8%、1994年24.1%），是帶動經濟增長率波動的重要因素；而在2000年之后，中國基本上保持了高增長和低通脹，CPI上漲幅度最大的兩個年份2008年和2011年也僅僅達到5.9%和5.4%，遠遠低于前一階段的峰值，這標志著中國已經基本實現了由計劃經濟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并達到了預期的目標。

在這一期間，價格體制改革的力度不斷加大。1980年，為了理順價格關系，國家對小部分商品進行了調價，使當年的價格指數出現較大變化（上升7.5%）。1985年，在實現了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開始更大程度地放松價格管制（首先是消費品價格），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由上一年的2.7%直接升到9.3%，1986年和1987年經過小幅回調后，接著又大幅上揚，1988年和1989年分別達到18.8%和18.0%，如果以1984年為100，1989年的定基指數則為175.1%，5年間上升了75%，年均上漲11.85%。這是改革開放以后第一次持續時期長、上漲幅度大的價格總水平上漲。第二次大的上漲發生在1992~1996年期間，1992年開始加速上漲（6.4%），至1995年（17.1%），1996年開始明顯回落（8.3%），峰值比上一期更高，為1994年的24.1%，如果以1991年為100，1996年的定基指數為192.1%，年均上漲13.9%。如果以1984年為100，以1999年的最低點（98.6%）為這一價格波動時期的末年，1999年CPI定基指數為360，即15年間上升了2.6倍，年均上漲幅度為8.9%。以通常標準（3%左右）衡量，年均上漲幅度相當大。這兩次大的價格總水平的上漲，和現在一般意義上所說的“通貨膨脹”有相同的地方，即存在著需求拉動和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價格總水平的變化調節著供需平衡。但也存在著重要的區別，這就是傳統的中央計劃經濟條件下嚴格的價格管制已經使眾多的商品的價格背離了它們的價值，或者說眾多商品的價格已經不能反映市場供需，理順價格關系就需要在價格總水平上升幅度比較大的背景下，通過各種商品和服務價格不同程度的上升來實現，同時還要讓居民的總收入超過價格總水平的程度，使人民生活不受到大的沖擊而且不斷提高。這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但我們經受住了考驗并取得了成功。高增長無疑為群眾帶來很多實惠，在1978~1999年，經歷了幾次消費升級后，耐用消費品在居民家庭得到普及。但與之同時，消費物價上漲得也很大，每一波物價上漲都給居民家庭的日常生活帶來沖擊，國家通常會采取各種措施（如限制價格上漲、發放補貼等）進行補救，而后可能會出現增長率和價格指數的回落。市場穩定之后，再推動新一輪的增長和改革。因此這一期間的經濟增長波動，帶有鮮明的改革烙印，每一次大的波動都和由經濟體制改革首先是價格體制改革引發的價格總水平波動有關。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仍然堅定地走改革和發展的道路，以改革促增長，再由增長來保改革，充分顯示了改革進程中的“中國智慧”。

2.價格穩定階段

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經過多年的改革和探索之后，黨中央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做出的歷史性的決定。從那時開始，中國開始全面推進市場化改革，除了繼續推進商品價格改革（如放開生產資料價格等）外，產權市場（尤其是國企改革）、資本市場（尤其是金融改革）、勞動力市場（合同制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技術市場等市場化改革全面展開，從1998年開始又推動了住宅商品化的改革。至世紀之交，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逐漸建立和發展起來，雖然市場經濟和市場秩序還需要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但是市場已經逐漸代替政府成為經濟增長和資源配置的主導力量。從圖3中可以看到，從20世紀末開始，中國的CPI波動的幅度明顯變窄，即使是2008年和2011年這兩個CPI數值最高的年份，物價上漲也僅達到5.9%和5.4%，遠低于改革開放初期到1999年8.9%的平均水平。通貨緊縮的年份只有兩個，分別在2002年和2009年，CPI下降了0.8%和0.7%，只有輕微的下跌。從總體上看，2000~2019年間，CPI的總上漲幅度為55%，年均上漲2.96%，通貨膨脹率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且波動程度很小。但是與此同時，中國的年均增長率為8.99%，實現了低通脹和高增長。市場化改革后的價格信號所反映出來的結果，是供需雙方在高速增長中實現了動態平衡，這證明了新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逐漸走向成熟并為穩定的可持續發展建立了更加定型的制度基礎。

三、經濟增長與波動性的國際比較

從動態比較上看，中國在長期高速增長中穩定性在不斷提高。而在與世界主要國家平行比較中也表現出這一點，尤其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增長率顯著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及主要國家，但波動性卻明顯地低于他們。這使得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在穩定上升，成為近幾十年來經濟地位上升最快的國家。這種趨勢現在仍然在延續。

（一）中國與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較

先看世界的GDP增長率波動，可以把20世紀60年代初到現在的增長分為兩個階段（參見圖4）：第一階段1961~1973年為石油危機之前高增長階段，這一時期西方發達國家的增長率普遍較高并帶動了整個世界的經濟增長，使世界GDP的年均增長率達到5.5%左右；第二階段為石油危機后的中速增長階段，1973年的石油危機對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帶來重創，此后他們的經濟增長開始不斷放緩，走出了發展的黃金時代。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逐漸地發展了起來，最終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體（中國在改革開放后尤其是在進入新世紀后對世界經濟增長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發展中國家及新興工業化國家在世界中的體量仍然有限，因此它們的經濟增長加速還是不能抵消發達國家經濟放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一時期世界的年均增長率在3%左右，明顯低于第一階段。

再看中國和世界GDP增長率的對比。

在1978年以前，中國的經濟增長波動大大超過世界經濟，由于那一階段中國的經濟發展獨立于世界其它國家，增長和波動相互之間沒有都明顯關聯。1961~1977年，世界GDP的年均增長率為4.83%，而中國的年均增長率為4.34%，略低于世界一般速度。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一階段中國和世界先進水平之間的差距沒有縮小反而有所擴大。這更說明了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中國通過改革實現加速經濟增長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否則就不可能改變自己的落后面貌。改革開放推動經濟增長，不僅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改變中國國際地位、實現民族振興的需要。

1978年以后，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的波動逐漸和世界同步，但除了個別年份之外，中國各年的GDP增長率都明顯高于世界水平。1978~2019年，世界GDP的年均增長率2.91%，而中國的年均增長率為9.41%，比世界一般速度高出6.5個百分點。正是在這種高增長率的基礎上，中國的國際地位在明顯提高。按匯率法計算， 1978年中國的GDP占世界的份額為1.74%，而到了2000年，中國GDP的份額提升到3.6%，比1978年翻了一番。而到了2019年這一份額更是提高到了16.33%，為2000年的4倍以上。中國人民經過40多年的埋頭苦干，一步一個腳印地發展，在“趕超”道路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如果以世界銀行數據的共同起點（即1960年）為比較基礎，60年來（1961~2019年）世界經濟的年均增長率為3.47%，而中國為7.93%，比世界一般速度高出4.5%。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高速經濟增長使我們搶回了失去的時間。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中國的經濟增長開始趨于穩定，2000年以后，雖然隨著國際化程度的提高，中國的經濟增長和世界經濟的關系更為密切，但由于國家合理地引導市場處理好內需和外需的關系、科學地實施了宏觀調控，中國的波動幅度被控制在了盡可能低的水平上，低于世界的一般水平。從圖4中可以看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增長回調的幅度特別大，出現了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第一次負增長，但中國通過宏觀調控和刺激投資，2008年以后仍然連續4年保持了9%以上的增長率。在錯過金融危機沖擊的高峰后，再回過頭來調整自身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說明中國經濟在抗風險和保持穩定性方面，和世界各國相比仍然有著自己的優勢。

（二）美國的增長及波動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即使在經濟發展已經達到世界領先水平后，仍然保持了持續的經濟增長。由圖5，1961~2019年近60年間，美國的年均GDP增長率為3.01%，從整體上看，美國經濟一直保持著持續增長。中國改革開放后的這一階段（1978~2019年），美國的年均增長率略有放緩（2.70%），比1961~1977年的年均增長率3.80%下降了一個百分點。但仍然好于大多數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尤其是西歐國家、日本等經濟增長已經陷入停滯的國家）。不斷地創新尤其是技術創新和持續的增長是美國持續保持世界強國地位（尤其是二戰以后）的重要保證。雖然60年來的年均增長率低于世界一般水平，但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大國，在很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上還能保持持續增長，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了，美國的長期年均增長率在逐步放緩，低于世界一般水平，增長波動曲線的重心在逐漸下沉，因此它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不斷在下降。1960年美國的GDP占世界經濟的比重是39.67%，而2019年下降到24.42%。從增長率的波動上看，美國的波動幅度很大，負增長的年份較多，經濟增長在繁榮和衰退中不斷波動（大約每10年左右就有一次大的波動），波動程度明顯大于中國。近10年來它的波動幅度有所縮小，但年均經濟增長率也在下降。全球經濟危機后，美國在2010年恢復了正增長，但2010~2019年的年均增長率僅為2.27%。從長期經驗看，如果不出現新冠疫情，美國目前本來已經進入又一輪較大波動的時點，新冠疫情的沖擊則加重了美國的經濟波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又一輪波動發生的原因。未來進入復蘇后，美國如果能夠維持2%左右的長期經濟增長率，就可以說取得了不錯的經濟增長。

（三）日本的增長及波動

“二戰”之后，在美國的扶持下，日本進入了一個高速經濟增長階段。從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日本是全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但從70年代起，經濟增長開始放緩，1961~2019年，日本的年均GDP增長率為3.54%，雖然比美國同一時期的年均增長率高出0.5%，但這主要來自于前期高速增長的貢獻，后期的年均增長率則低于美國。這說明從長期來看，美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要強于日本（當然也強于歐洲主要國家）。從圖6中可以看到，從20世紀60年代初到2019年，日本的經濟增長及其波動可以分為3個階段或者說經過3個臺階：一是前期的高速增長階段，1961~1969年期間，年均GDP增長率為10.42%，這是日本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啟動的經濟繁榮的繼續；二是中期的中速增長階段，由1970年至1993年，年均增長率為3.91%，維持了24年。由于日本經濟以外向型經濟為主導，當時對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的市場依賴很大，1970年美國發生以通貨膨脹、失業率上升為特征的經濟衰退時，日本經濟也深受影響（和圖5中美國GDP增長率的回落相類似，在圖4中1970年世界的GDP增長率也有回落，但幅度沒有這么大）。在此之后，日本經濟受到外部因素持續的影響（1973年石油危機、后來的廣場協議等），開始逐步走出景氣年代。1988年，日本經濟在出現少見的較高增長率（6.79%）后，經濟增長連續6年回落，1993年則出現了負增長，這是日本經濟的中速增長結束的標志年份。三是低增長或經濟停滯階段。1994~2019年，日本25年來的年均GDP增長率僅為0.93%，其中負增長出現了4次（6個年份），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都對日本經濟帶來沖擊，2008年的沖擊更大。從穩定性看上，由于日本以外向型經濟為主，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性很大，世界經濟的波動通常都會對日本形成沖擊，經濟增長的波動很頻繁。

（四）韓國的增長及波動

韓國是亞洲四小龍中經濟規模最大的經濟體，人口超過5000萬，2019年人均國民總收（GNI per capita，按匯率法計算）達到33720美元，已經步入發達國家。從20世紀60年代初起，韓國進入高速增長階段，從圖7中可以看到，這一時期韓國的GDP增長率的重心經過了一個不斷提高、又逐漸回落的過程。從長期看，1961~2019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7.29%，為美國和日本這一時期年均增長率的2倍多。但由于起點較低，人均GDP或GNI的水平現在仍然低于美國和日本。分階段看，1961~2002年，可以說是韓國的高速增長階段，這一期間的年均增長率為8.84%。其中有過兩次大的波動，第一次是1980年的大波動，其中既有經濟原因（連年高速增長帶來的通貨膨脹），更有政治原因（1980年的光州事件引起國內劇烈動蕩）；第二次是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從圖7中可以看出這次沖擊對韓國的影響遠遠大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1996年，韓國的人均GNI達到13320美元，成為高收入國家，后來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有所回落，2002年重新回到12850美元，以后一直在高收入國家的行列中。但2003年后，韓國沒有出現過超過7%的增長率，2010年的增長率雖然超過了6%，但這是全球金融危機后的反彈，屬于經濟恢復性質，隨后又回到了4%以下，整個時期（2003~2019年）的年均GDP增長率為3.55%，雖然明顯低于2003年以前的增長率，但對于一個高收入國家而言，取得這一增長率已經不易。2019年，韓國的人均GNI已經達到33790美元，比2003年翻了一番多。韓國經濟也是高度依賴于外向型經濟和國際市場，國際市場的波動不可避免地會影響韓國的經濟，1973年石油危機時韓國的經濟規模還比較小，受到的沖擊不明顯，但到1998年時，它已經成為亞洲市場的重要經濟力量，亞洲的經濟衰退對他帶來更大的沖擊，而到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時，受益于他的經濟與中國的密切關系，由于中國頂住了壓力，相對而言也減輕了危機對韓國經濟的沖擊。

（五）印度的增長及波動

印度是一個實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大國，人口現在和中國相近（2020年超過13億）。1947年獨立后，推動經濟增長以及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同樣是印度政府和人民的重要發展目標。圖8列示的是印度1961~2019年GDP增長率變化的情況，可以看出印度近60年來的GDP增長率的走勢相對比較穩定，大起大伏的現象出現得比較少，年均GDP增長率為5.18%，高于同期的世界GDP年均增長率（3.47%）。在1980年以前曾出現過3次負增長（4個年份），主要原因是當時農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很大，自然災害對農業乃至于整個經濟增長形成沖擊（Nagaraj，1990），但是下跌幅度不大，最嚴重的1979年也只是下跌了5.23%。從增長率趨勢的重心變化看，可以把這一時期的印度經濟增長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1960~1979年，GDP增長率波動較大，年均增長率相對于后一時期較低，年均增長率為3.32%，低于同期的世界GDP增長率（4.75%）；第二個階段為1980~2019年，GDP增長率波動收窄，沒有出現過負增長，年均增長率為6.08%，高于同期的世界GDP增長率（2.86%），為世界增長率的兩倍以上，應該說屬于不錯的經濟增長。從長期趨勢上看，印度的這種較快的年均增長率仍然有可能保持比較長的一段時間，首先是它的經濟發展水平仍然比較低，也進行了很多經濟改革，有后發比較優勢；同時它又是一個大國，內需的潛力大，各個地區、行業之間的增長有互補性，這都有助于保持其未來增長的穩定性。印度在經濟發展或者是趕超過程中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始終沒有像日本、韓國和中國那樣進入和經歷過高速增長階段（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里，年均經濟增長率保持在10%左右），1980年后經濟增長加速后，40多年來經濟增長率超過9%的年份僅有兩個，而發展中國家如果沒有經過高速發展階段，那么就很難改變自己的落后面貌。這也是世界上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相對而言，印度在這些國家中還屬于比較好的。2019年，印度的GDP總額占世界的份額為3.26%（略低于中國2000年前后的水平），為現在中國所占份額的1/5。但中國在2000年之后又保持了20年的高增長，才達到現在這樣的水平（人均GDP或GNP達到1萬美元以上）。而印度如果不能實現高增長，即使把現在的年均GDP增長率再保持20年，人均發展水平在世界上仍然還是比較低的。這是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這也說明了日本、后來的亞洲四小龍以及現在的中國的經濟增長為什么會被世界各國稱為“奇跡”，因為它并不容易發生。

四、增長與波動中的中國與世界經濟格局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保持了持續的增長（參見圖4~圖8）但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增長率在不斷下降，而它們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又大（1960年僅美國的份額就達到40%左右），世界GDP的長期年均增長率有所降低。在這一期間，美國的經濟增長保持了持續增長，但長期增長率有所下降；日本則經歷了高增長、中增長和低增長階段，現在正處于低增長或經濟停滯階段；韓國則從中增長進入高增長、現在長期增長率已經開始下降，可以說重新進入了中增長時期；印度屬于發展中大國，雖然從20世紀80年代起長期增長率有所加速，但現在還沒有進入過發展中國家實現趕超所需要經歷的高速增長期，所以仍然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從經濟增長的波動性看，西方發達國家大多要通過全球化來繼續推動自己的經濟增長，如美國要向全世界出口它的科技產品和服務、金融服務、文化產品等，日本和韓國要出口汽車和電子產品等，這樣在世界經濟和市場發生波動時（如石油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等），國際市場的購買力減弱，它們的經濟也會發生波動。此外，它們國內市場的供需周期性的失衡也是經濟波動的重要原因。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則是另外一種情況，引起經濟波動以及不能實現高增長的主要是國內因素。發展中國家要實現趕超，首先當然是要有一個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政府、企業和勞動者要有積極性發展生產，同時還要有一個好的經濟體制，滿足實現可持續的高增長所需要的各種條件，如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積累和改善融資及政府建設性支出以擴大投資、擴大和改善市場需求以消化新增的產能、改善和強化政府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等等。雖然印度已經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但市場經濟如果沒有好的市場制度、市場秩序、市場規則以及合理的政府指導、政府干預和宏觀市場，那么這個市場也不一定是有效率的。

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在20世紀60和70年代是相近的，總量和人均水平只是略高于印度，正因為有了改革開放和超常規發展。首先是超常規的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才能后者居上，在今天成為世界上有巨大經濟影響力的國家。從發展水平上看，中國仍然低于美國、日本和韓國，而這些國家在中國目前這個水平上（人均GDP1萬美元左右）的時候，仍然都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這說明在這個水平上繼續保持較快和較好的增長完全是有可能做到的。另一方面，從經濟增長的穩定性上看，改革開放的40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也出現過波動，但是相對于其它國家而言，波動的次數少，波動的幅度相對較低，而且隨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經濟增長越來越穩定。發展狀態既優于以美國、日本、韓國等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也優于像印度這樣發展情況還比較好的發展中國家，這使得中國的GDP在世界上的份額不斷提高，這種趨勢還會持續下去。

一個國家的GDP在世界上所占份額的變化，通常是用現行價格計算的GDP（按3年平均匯率再折算成美元）來比較的。因此，一個國家的份額變化主要取決于3個方面的因素，即GDP增長率，價格總水平的上升和匯率變化，在這3個影響因素中，經濟增長是最基本的。而價格總水平（一般用GDP平減指數來反映）只會短期影響現價GDP的數量，從市場的長期影響看，通貨膨脹會導致本幣匯率上升，對沖掉因價格因素造成的GDP增加。匯率的變化還要復雜一些，它除了受本國的通貨膨脹影響外，還和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有關。匯率較大幅度的升值在短期內會增加一個國家用國際貨幣衡量的GDP總量（如日本在廣場協議后實行的日元升值曾一度迅速提高了日本的GDP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但最終匯率還是會跟隨著市場的要求回到合理的軌道，因此從長期看，仍然是經濟增長決定著一個國家的GDP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額。

圖9列示了1960~2019年美國、中國、日本、印度和韓國（按圖9中2019年各國的份額的大小排列）的GDP（美元，以3年平均匯率法計算）占世界的份額（%）的變化情況。可以看到，美國的份額經歷了1960~1980年迅速下滑后，在1980~2000年期間有所起伏，但仍然在30%的上下浮動，2000年之后則繼續下滑，最低時接近20%，雖然2012年以后又有小幅回升穩定（說明這一期間的增長好于世界一般水平），但從長期趨勢上看已經下了個臺階；日本經歷了一個份額迅速提升（1994年到達最高點17.7%），然后又重新下滑的過程，2019年的份額僅僅為5.8%；韓國的份額是穩定上升的，從60年前的0.3%上升到現在的1.8%，相當于當年的6倍，但由于人口和經濟規模相對較小，占世界的份額不可能太大；印度的份額則經歷了一個經歷了一個先是下降（在1992年前后到達最低點，約為1.1%），然后再逐漸上升，2019年其份額已經達到了3.3%，約為最低點時候的3倍，從發展趨勢看，仍然處于上升過程中；中國所占份額的變化，從前期看是和印度相似的，就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份額在逐漸降低，1990年前后到達低點（1.6%左右）。從1992年開始中國的份額開始穩定地、持續地和顯著地上升，2019年的占比已經達到16.3%。這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中國在趕超進程中實現的高速穩定增長，在改變中國綜合實力和人民生活的同時，也對世界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同時也改變著世界的經濟格局。

中國目前的總人口為14億，占世界人口的18.2%，但是按3年平均匯率法計算的GDP總量仍然只占16.33%，GDP占世界的份額低于人口所占的份額。或者說，中國的人均GDP或者是人均GNI（10410美元）仍然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1570美元）。雖然中國物價水平較低，但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的人均GNI（16740國際元），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591國際元）。可是我們也可以看到，經過改革開放后多年的發展，我們離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已經很小，按現在的年均增長率（6%左右，高于世界年均增長率4%左右），可能再有兩三年的時間就可以趕上和超越這一水平，中國在抗疫斗爭成功后取得的超出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增長，可能還會加快這一過程。可見，中國經濟雖然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但仍然屬于中等收入水平，仍然還有學習、借鑒和趕超的比較優勢，即使是GDP再翻一番，和以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5萬美元左右的人均GDP或GNI相比仍然還有很大差距，從這個意義上看，用15年左右的時間把人均GDP提升到中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并不算很高的目標。但從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由于中國的人口規模大，人均水平的較大幅度提升將明顯改變經濟總量在世界的份額。如果世界其它國家整體上保持目前的增長率，那么在2035年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GDP總量較2020年翻一番的情況下，份額大約會提升到25%左右。中國的經濟總量要在世界上達到這么高的份額，肯定會導致世界市場和資源布局發生很大的變化，這又必然受到外部環境的各種制約，我們必須在發展的道路上很好地應對各種來自外部的挑戰。因此，把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增長目標定位于中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是合理慎重的，一方面考慮到了中國自身發展的潛力和需要，同時也考慮到了發展中可能遇到的困難，是一個留有余地的長期目標。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在經濟增長方面則提出人均GDP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說，首先要實現由上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向高收入發展階段國家的轉變，然后繼續提高以人均GDP或人均GNI反映的發展水平，以達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

從發達國家的概念上看，首先是人均收入水平要高，同時人均發展水平要高。從人均收入水平看，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2019年人均國民總收入（人均GNI，數值與人均GDP接近）中屬于高收入（大于12055美元）的國家和地區有65個，排在第一的國家瑞士的人均GNI為85500美元，美國排在第7位為65760美元，日本排在第27位為41690美元，韓國排在第30位為33720美元，第65位為羅馬尼亞，為12630美元。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就在韓國的水平附近，為30000美元左右。從包含內容更廣泛的人均發展指標上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還有一個“人文發展指數”指標，是通過對受教育年限、人口預期壽命和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的人均GNI的綜合處理來計算相對指標，進而評價各國的發展水平，所得到的排序結果和用人均GNI水平有差別，但具有明顯的相關性（等級相關系數為0.75）。這說明較高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從長期看也有利于一個國家人均受教育水平和人均壽命的提升。

中國的人均GNI或者是人均GDP要提高到中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是有現實基礎的。首先是從我們已經到達的水平看，2019年中國的人均GNI為10410美元，在列入世界銀行排序的192個國家或地區中列71位，目前正處于由上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向高收入階段國家發展的階段。預計“十四五”期間應當能夠實現從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然后在此基礎上到2035年趕上中等發達國家。而從圖4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增長近些年來雖然有所下降，但世界GDP的增長率也在回調，從中長期（10年左右）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仍然比世界高4個百分點左右，這種趨勢如果保持下去，中國的排名還會不斷提升。在未來的15年中，如果沒有特別不可預見的、長期的意外災難的沖擊，中國仍然有可能保持比較好的經濟增長，長期年均增長率應該能達到4.8%以上（前一階段的增長率可以快一些，年均6%左右，后一階段則可以慢一些，年均4%左右），最終實現GDP總量翻一番以上，再考慮匯率變動、價格總水平的上升等綜合因素，用現行價格計算的人均GDP或GNI就有可能進入世界前40位，也就是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有繼續保持穩定的長期增長的條件，具體地看，它們至少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體制優勢。隨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通過建立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和發展民營經濟的制度，我們既改變了原先計劃經濟條件下企業缺乏活力的問題，又在相當程度上克服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風險尤其是金融風險周期性、系統性出現的矛盾。再加上政府對于市場秩序的規范和監督，就使得經濟活動在具有生機的同時又能有序發展。而中國在長期改革開放中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宏觀管理和調控體系又進一步為減少和避免風險失控或者是升級為系統性風險提供了重要條件。這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既避免了像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那樣不斷因為經濟周期帶來市場大幅波動，也避免了像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那樣因社會和經濟秩序缺失帶來的發展緩慢或停滯，同時不斷克服原有計劃經濟下的僵化弊端，是保持中國經濟長期和穩定增長的基本保證。

第二是大國優勢。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資源豐富的大國。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看，人口大國要實現好的經濟發展，首先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內部動亂不斷的人口大國是很難取得好的經濟發展的，而中國正是因為有了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和全體人民的共同努力，才取得了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尤其是經濟增長上的偉大成就。人口眾多、地域遼闊使中國具有得天獨厚的內需市場和分工體系，即使在外部需求受到沖擊而銳減的情況下，仍然可能通過增加內部的循環來保持增長，這已經被全球金融危機后的一系列事實所證明。由于中國地域遼闊，各地發展仍然不平衡，有些地區實際上已經到達了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但還有很多地方的經濟發展還有很大的潛力，大國經濟發展上的區域間的差異，既是作為發展中國家尚不發達的重要經濟特征，同時也是可以保持更長期持續增長“梯度效應”的重要條件。同時，后發地區的發展也會為解決先進地區一些矛盾提供解決方案，如人口過度稠密、房價過高、生產要素成本上漲等，都可以通過更多的地區的發展來得到解決或者是明顯改善。大國的資源優勢還反映在重要的農產品和自然資源方面基本自給，這是我們發展的基礎。但更重要的是廣義的各種人力和物力的資源，國家可以高效率地組織和優化各種資源，應對各種經濟的、自然的意外事件的沖擊，由此保證經濟社會的平穩發展，2020年中國抗擊疫情所取得的成就，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

第三是在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優勢。改革開放后，中國利用國內國外的兩大市場、兩種資源，推動自身的發展，同時也對世界各國做出了貢獻。中國的世界制造業中心的地位，是在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形成的。中國通過自己在生產要素上的比較優勢，向國際市場出口具有競爭力的產品，規模從小到大、質量不斷提高、品種不斷豐富，才取得目前的這種地位。但在另一方面，隨著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我們的一部分比較優勢已經發生了變化，如勞動力價格方面的優勢就已經發生了一定的變化，而與此同時，我們的另一些優勢正在形成，如隨著科技水平的提高，高科技產品出口的比重在提升，隨著裝備制造水平的提高，大型設備和產品的出口在增加，等等。現在，中國在先進領域里尤其是科技領域里和西方發達國家仍然存在著差距，但這種差距在不斷縮小，在一些領域中我們已經走到了前沿。這說明我們的優勢開始逐漸由后發優勢（對發達國家而言）轉變為領先優勢（包括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而言）。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具有長期積累起來的巨大的人力資本，每年畢業的大專院校學生就達800多萬人，具有巨大的國內市場。包括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規模大且不斷增長，具有完備的制造業體系，結構完整產業鏈齊全。我們的突出問題在于大而不強，根本原因在于創新力不足，在一些核心技術上存在短板，因而國民經濟循環存在堵點、斷點。不僅深刻影響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提升，而且嚴重影響國民經濟和國家總體安全，這就需要在充分發揮現有發展優勢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改革完善體制，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創新上的優勢，在構建新發展格局，重塑競爭新優勢的過程中，切實使科技創新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撐。應當說，我們完全有可能實現這一點。

第四是發展階段優勢。中國目前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后，進入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階段。而從經濟發展水平上看，則正處于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發展和轉變階段。從總量上看中國已經保持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長，但是從產業結構上仍然還保留有發展中國家的特征。2019年，中國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7.1%、39.0%和53.9%，已經呈現出工業化國家產業結構的特征；但是從就業結構上看，三次產業就業占全部就業的比重則分別為25.1%，27.5%和47.4%，這種就業結構和增加值結構之間的差別或者說是發展滯后，實際上是城鄉差距和收入分配結構在產業結構上的體現。而一般發達國家的第一產業的增加值比重大多在5%以下、第三產業占比在60%以上，就業結構則和增加值結構相近。強調適度經濟增長一個重要標準就是要保證充分就業，而在中國，除了要保證新增就業人口的就業外，更重要的是要保證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尤其是第三產業轉移而增加的就業，所以中國進一步經濟增長的過程，也是包括增加值結構和就業結構在內的產業結構不斷提升的現代化過程。隨著產業結構的提升，收入分配結構和城鄉差距也會得到進一步改善，這又會創造出新的需求。這種產業結構提升的要求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為中國進一步穩定增長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注：文中圖表有刪減。）

文章刊發：

劉偉、蔡志洲：《中國經濟發展的突出特征在于增長的穩定性》，《管理世界》，2021年第5期，第11~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