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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新聞】第23講孟捷：危機后的政治經濟學
發文時間：2010-01-14

（1）

陳實：各位街坊、各位聽眾、親愛的朋友們，“嶺南大講壇?文化論壇”第二十三講現在開始！今天的主講嘉賓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孟捷教授，他今天演講的題目是《危機后的政治經濟學》。我們大家都知道，2007年8月美國爆發了大規模的次貸危機，接著迅速波及到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到2008年的9月，這個危機蔓延到美國的金融業，從而引發了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面對著這場戰后以來最嚴重的危機，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又回到了人們的視野。在歐洲，《資本論》的銷量直線上升，從法國的總統薩科奇，德國的財長斯泰恩布呂克，下到大大小小的一些銀行家、企業家，都希望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里面獲得解救這次危機的藥方。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能否回答現實問題，能否解答危機的爆發和新自由主義的失敗，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如何解釋這個市場和制度創新的聯系，如何理解國家與經濟的關系，如何處理政治經濟學和當代生態主義的聯系，如何實現創造性的轉化。我們今天請來了孟捷教授來給我們解答這一連串的問題。

孟捷教授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孟氧和陳岱孫的弟子，他在復旦大學讀本科的時候他讀的是恩格斯、列寧的著作，并且是讀錫克、弗蘭尼茨基、卡德爾等等這些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大師的著作，從這里他開始走向馬克思主義。在人大，他師從孟氧教授，他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非常扎實的考據，在北大他師從陳岱孫，認真樹立了馬克思主義與古典經濟學的關系，完成了經濟學說史的學術訓練。此后，他到了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和牛津大學，在這里他開始打通新熊彼特技術創新經濟學和曼特爾的長波理論。在日本京都大學，他進一步探索了演化經濟學，他為自己身上的學術造詣落盡了他的三千青絲。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他一腦袋智慧的光芒，透過擱在鼻梁上無邊的眼鏡，你還可以看到他謙聰自幕的眼神。據說孟捷教授講課的時候聲音渾厚，語氣中和，舉手投足之間沉著冷靜，而且溫潤如玉。那么，我們現在就來感受一下孟教授的風姿、風華和風采，有請孟教授！

（2）

孟捷：感謝論壇對我的這次邀請，也很感謝剛才陳先生對我的介紹。今天這個題目，最初我報的時候對這個論壇還不是太了解，后來經過溝通以及在網上看了這個論壇，我覺得這個論壇在國內是搞得很好的一個，應該是獨步全國的一個論壇，辦得非常有聲色，對學術和公眾的交流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空間。我有一點忐忑，因為我談的是危機以后的政治經濟學，所以我也不知道大家對政治經濟學有什么樣的理解。改革開放以后，“政治經濟學”是一個非常有歧義的一個詞，大家對這個詞什么樣的認識都有。從我來理解，政治經濟學你可以說它是理論經濟學的代名詞。當然，在現實當中政治經濟學的意義很多，有各種各樣的含義。危機之后的政治經濟學，就是談在經濟危機之后我們從一個新的視覺來看政治經濟學，對它提出問題，它有哪些挑戰，它經歷了哪些變化。

這次危機，我們說對政治經濟學提出了一個挑戰，這表現在很多方面，這里有很多故事，大家有可能在網上也看到了，比較好玩的一個故事就是說英國女王在危機以后到倫敦經濟學院去訪問，問他們的一個教授，說這么大的危機，為什么沒有人預見到這么嚴重的一個危機呢？后來經濟學院的兩位教授就作為代表就給女王起草了一封信，這個信里就承認政治經濟學在這方面有什么缺點，有問題。一些教授在信里還講，說這個問題還出在英國的經濟學教育的問題，這個教育的特點就是過多的追求數學上審美，追求數學的形式主義，忘記了理論和現實的關系。這方面有很多諷刺經濟學的笑話，我最近又聽說了一個，說有一個人坐一個熱氣球，飄著飄著就失去了方向，然后就讓這個熱氣球下沉到地面，然后他就問路邊的一個人說我在什么位置，地面的這個人就回答，說你在一個熱氣球的下方。這個坐熱氣球的人就說，你肯定是一個經濟學家，為什么呢？因為你描述很精確，但是一點用都沒有。

我們通常講西方經濟學，但是更準確的講是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特別是在冷戰以后的30年，在全球都是一個擴張的趨勢，我們說冷戰以后資本主義在全球全面凱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借助這個插上翅膀也傳遍了全球。在這次經濟危機中出現了一個問題，對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缺失，不光是經濟學家有體會，比如說有一個演化經濟學家他也到中國來，我一會兒會講到演化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不一樣，演化經濟學是80年代以后產生的，我們叫它是理論經濟學的范式，新古典經濟學是一種范式，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一種范式，演化經濟學也有一個范式。所以，在整個理論經濟學的版圖當中有3-4種理論范式，這是3-4種最基本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在西方是一支獨大，演化經濟學家在危機以后給我們群發郵件，他搞了一個基金會，呼吁大家為這個基金會捐一個英鎊和一個美元。這個基金會干什么呢？致力于經濟學的變革。他也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這次經濟危機之后西方經濟學能不能有一個轉變，擺脫對數學形式的依賴，對現實更關注。這種矛盾也不是這次危機之后才暴露，危機之前也就有。在20世紀初期，在法國學生就爆發了一個運動，大家知道法國的學生很厲害，在60年代中國人搞文化大革命，法國學生也是上街游行。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反抗，說教授教給我們的經濟學我們不滿意，這種經濟學脫離實際，然后還給它起的這個新的名字，這個詞不太好翻譯。這個詞的含義是指這個人心理上是閉鎖的，就是我們說的宅男，從來不出去，不跟人交流的。這個運動鬧得很大，后來這個法國的部長也來接見，美國的一個老學者80歲了，坐飛機從美國飛到巴黎跟學生見面，呼吁學生造反。但是，后來的造反運動沒有結果，學生的力量還不夠強大，但是成立了一個運動，叫“經濟學改革運動”，國內已經有學者把這個書翻譯過來了，叫《經濟學改革運動100天》。

這里我還想談一下諾貝爾獎得克魯格曼，危機以前有很多非古典經濟學家反對新古典經濟學，或者有很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反對新古典經濟學，如果諾貝爾獎得主他也反對新古典經濟學這個就比較特別。我們今天有兩個非常主要的諾貝爾獎得主，一個叫斯蒂格利茨，一個叫克魯格曼。克魯格曼今年6月份在倫敦有一個演講，這個演講的措詞很激烈，他說最近30年以來的宏觀經濟，他說說的好聽一點，最近這30年宏觀經濟學是沒用的，說得難聽一點，這30年的經濟學是有害的，這個措詞是很激烈的?？吹竭@個演講以后，我的一個學生到我的辦公室跟我講，他們說他們現在學的宏觀經濟學就是最近這30年的宏觀經濟學。中國大學最近這幾年有一個典型的傾向，所有的大學把政治經濟學的課排得很少，西方經濟學的課學得越來越多，他們要學西方經濟學原理，然后要學中級西方經濟學，還分兩門課，分別叫中級微觀經濟學和中級宏觀經濟學，上完的以后還要上高級宏觀經濟學和高級微觀經濟學。這個學生跟我講，他說我們學了這么多全部都學了一些廢物?？唆敻衤捯魟偮洌幸粋€雜志叫《經濟學人》就開始做這個題目，就找了過去30年宏觀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誰呢？美國大學的教授叫盧卡斯，就請他了寫一篇文章。他也很會寫，他就在經濟學刊上寫了一篇大作，為他自己辯護。北京大學有一個學者，也是一個留美的海歸，叫陳平，他看了這個文章以后馬上投訴經濟學家，對盧卡斯和克魯格曼進行批駁。當然，陳平教授也是國內很難得的一個教授，因為他是海歸當中能夠很自覺的對新古典經濟學進行批判。但是，陳平教授很寂寞，有一次開會陳平教授說，他回來以后對北大的學生很失望，因為他們只對新古典經濟學感興趣，但是那些東西全部是錯的。他以前是搞物理的，他發現很多諾貝爾獎得主得出的一些觀點當中的數學是有問題的，數學是錯誤的，但是后來沒有人去大聲疾呼的說，他就算了。

除了經濟學家以外我們說政治家，一些政治家在危機以后實際上對這個問題的體驗也很深刻，我就想介紹澳大利亞的總理陸克文，他在今年2月寫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寫得很好，里面有一個提法，他在這個文章里面公開抨擊自由主義是造成此次危機的元兇，提出“要將國家的重要性以及社會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學說發展為一個面向未來的、全面的理論框架”這樣一個命題。認為新自由主義是造成這次危機的元兇，不能說這個觀點是一個沒有爭議的觀點，實際上是有爭議的。在08年爆發危機的時候，當時我們在西安開了一個會，當時在西北大學，我做了一個發言，我代表會議組織的秘書處做了一個概括，其中我談到我們年會的一個特點，就是說我們從成立一開始我們對新自由主義就持堅決的批判態度。我發言以后，當地有一個經濟學界的前輩，很活躍的一些經濟學家的老師，他對我的觀點就提出了反對，他不承認有新自由主義，他說沒有新自由主義。如果沒有新自由主義，我們的批判就成了無的放矢。當然，他的意圖很明顯，他不承認實際上就是回避這個問題。所以，這個問題在理論上的爭議是很大的。當然，我們說有新自由主義，并非說新自由主義經濟主導了中國30年的經濟的改革，我們不是說明這個觀點，但是我們覺得，新自由主義并沒有主導中國30年的經濟改革，但是中國在改革的某些領域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嚴重影響，所以說局部的改革政策是被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我們可以很容易的舉出一些例子，比如說醫療改革或者住房，這些是嚴重的被新自由主義引導的一些領域。

當我們逐漸看到新自由主義在這樣的領域中造成的危害，不僅老百姓不滿意，所謂的左派不滿意，實際上真正的自由主義右派也不滿意。所以對，對這個政策現在普遍的輿論都不滿意，如果在意識形態，在輿論上都不滿意這個政策，這個政策可能是不好的。陸克文提的這個命題水平非常高，他說“要將國家的重要性以及社會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學說發展為一個面向未來的、全面的理論框架”，這個話分析一下很有意思，他提出來國家的重要性放的位置比較高，這是針對新自由主義來講。因為新自由主義我們通常強調“四個化”，私有化、自由化、強調全球化，還有一個“化”暫時想不起來了。所以，他把國家的重要性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這是危機以后要引起我們重新反思國家和經濟、市場的關系，他提出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說”，這跟新自由主義是完全相對，他代表西方的左翼，新自由主義是右翼。我們今天談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從什么時候產生的呢？是冷戰以后，具體來講比冷戰更早，就是從里根跟撒切爾夫人上臺。

這里可以講我個人的體驗，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它剛剛崛起的時候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也搞不清楚，8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讀書，我是復旦大學的學生，美國總統到中國訪問一般不在北京大學演講的，他喜歡到上海復旦大學演講，奧巴馬去復旦大學演講，在幾十年前里根總統訪華也是在復旦大學演講，當時里根在復旦大學演講的時候我們還在校，當時有一個女學生給里根總統提了一個問題，當時誰也不知道里根是什么人，今天回過頭來再一看才知道，原來里根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政治上的一個提倡者。就是說這種觀念很早的時候就已經有的，但是如果在政治上，在決策層面沒有采納的話，它的影響不會很大。但是，一旦在決策層面把一種理論變成政權以后，這個就不一樣了。當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這個詞講的更多的是政策，但是它的背后是新古典主義經濟，這就使得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霸權地位越來越強。我們今天一回顧，從80年代我們上學以后，你在大學所學到的知識話語是被新自由主義強烈影響的，比如說哈耶克，老師所教的，學生所學的基本上全是這些。

如果說我們今天的危機有一個變化，就是我們會有一種新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學說。我們中國人經常講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那個30年是這一套知識話語，有可能你們的知識話語，或者在你們求學的這4年、8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里，整個世界的話語會是另外一番模樣。經濟學家也一樣，比如說中國的經濟學家，很多是在那塊知識化占霸權的時候它浮出水面，它獲得知名度，現在是這一套知識話語。所以，如果是在新自由主義話語占統治地位的時候你要講一套跟它的話語不太一樣的東西，那就非常的困難。陸克文提出來我們要強調國家的重要性，要有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的政治地位，我們要把放在一個面向未來的、全面的理論框架，這個提法是很有水平的，什么叫面向未來的？實際上過去的中國理論框架是新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這套學說實際上還沒有一個真正好的框架，就是說還不全面，所以說這個提法的水平是很高的，坦率地說，中國的領導人未必有這么好的提法。

我們不是說亞當斯密的東西今天不重要，但是很顯然，這個東西已經遠遠的不夠用了，因為經過200年我們有非常豐富的經濟發展實踐，有非常多的經濟理論，你還想指望國學能拯救中國嗎？不可能的。你想用亞當斯密就能夠給我們中國帶來和諧的市場經濟嗎？不可能的。所以，危機之后我們理論經濟學的版圖會發生什么變，這是大家普遍關心的問題，這也是一個大的問題。我跟我的學生講，你們很幸運，你們在念書的時候經濟學的版圖都是松動的，很多學者都意識到這一點，就是說現在沒有一個理論能夠包攬天下，但是西方還沒有反映在本科生的教學里面，一些頂尖的經濟學家都認識到新古典經濟學這一家是不夠的，除了新古典經濟學以外，我們也可以跟學生講一些不同的理論。當然，在本科生的教學里面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這一點。中國人在經濟學教學里面就照抄西方，抄來抄去的，但是人家現在也在變。當然，最后的變革能不能實現，不完全是理論的事，也得看經濟現實。只有這個危機的程度越嚴重，越頻繁，這個變革才有可能發生。是不是每一次都變？凱恩斯理論的出現也是這樣，他有那個時候革命、世界大戰這些背景，凱恩斯主義才開始流行，否則他光靠一個理論也不可能。所以，這就取決于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和這個矛盾深化的程度。所以，這也再一次表明，經濟學家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經濟學家是渺小的，千萬別只聽某一個經濟學家的話。

（3）

危機以后，理論經濟學有哪些問題需要我們回答？當然，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嚴格來講也超出我個人的能力，今天我想跟大家從四個方面來談一談。

第一個問題，如何在理論上解釋市場經濟實現協調的可能性。這次危機以后，我在北京就碰到馬克思主義左翼的人，他們說今天我們可以重建社會主義，跟30年前相比，我們的生產力已經很豐富。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觀點，因為這不光是生產力多少的問題。這里就有一個問題，這次危機以后，危機動搖的并不是資本主義本身，危機動搖的是30年以來美國，甚至英國所采用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體制，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種體制，比如說我們在其他國家，比如說在北歐，資本主義跟資本主義是不一樣的，有很大的區別。所以，這樣一個問題還存在，危機沒有動搖資本主義本身，這樣一來我們還是要看到這么一個問題，今天的經濟學或者一個國家對經濟制度的選擇，我覺得受兩件事情的影響，一個就是冷戰的結束，二是這次金融危機。冷戰的結束意味著計劃經濟跟市場經濟相比，市場經濟勝出。蘇東的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瓦解，市場經濟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選擇，成為了一種普適價值，危機并沒有使這個問題失去意義。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還是要回到亞當斯密傳統的問題，什么問題呢？亞當斯密當時提出來一個問題，凡是一個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有一個根本的特征，就是它的經濟決策是分散的。

這跟計劃經濟不同，在計劃經濟當中決策是由中央機關做的，而在一個市場經濟當中，不論是投資的決策，消費的決策等等是無數人分散的做出來的決策。這樣就有一個問題，由無數人進行分散的獨立的決策，它的結果是什么呢？它能帶來某種秩序嗎？還是不能帶來某種秩序，這是亞當斯密說的。當然，大家都知道亞當斯密提出了一個正面的回答，說是可以帶來這個秩序，這是亞當斯密很著名的理論就是“看不見的手”。當然，后來馬克思嘲諷他，他說你怎么知道無數人追求自然的利益，獨立自主決策一定相互促進了大家的利益，而不是彼此妨礙？馬克思提出的這個問題是對的，當然，亞當斯密當時有進步的一面，因為他當時提這個問題還沒有資本主義，亞當斯密那個年代，嚴格來講還沒有資本主義，資本主義還是朦朧的，所以他的任務是給資本主義戰勝封建主義搖旗吶喊，在這個意義上講亞當斯密是進步的。對這個問題，我們現有的理論經濟學范式有三種典型的回答，我給它做了一個概括。

第一種回答是新古典經濟學，它繼承是亞當斯密的基本結論，就是說無數人的分散決策帶來了一個結果，在新古典的術語里叫帶來了一般均衡。這個均衡狀態里面每個人的狀況都是最好的，你要打破這個均衡的話每個人的狀況都會不如從前。新古典和亞當斯密的區別就在于，他們在一個嚴格的假定下，他們通過數學證明了這一點，證明時間是在上個世紀中葉。當然，他是在一個嚴格的假設下證明的這個原理，把200年前提出的原理在數學上得到了證明，在一個模型當中求得了一個均衡點。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另外一個解答，大家都知道馬克思主義有一個著名的表述，資本主義是無政府狀態，資本主義最基本的矛盾是社會生產是無政府，但是個別企業的生產是有計劃的。所以說，“整個社會生產是無政府的”，這個措詞本身就是一個評價，就是說你是不行的。

所以，無數人分散獨立的決策，最后的結果是無政府狀態，是混亂，是危機，甚至是崩潰。在馬克思以后，通常我們講馬克思用鐵的邏輯在《資本論》里面講到資本主義必然滅亡，這個話大家有誤解。馬克思的基本論并沒有通過一個模型證明資本主義將出于哪些經濟規律必然完蛋。大家知道，《資本論》的第三卷馬克思沒有寫完，是他死后恩格斯給他編寫完的，編出來以后馬克思的學生，就是我們講的第二國際的經濟學家，看到了這個著作以后很失望，他們說我們本來期望馬克思的第三卷是要嚴格的推倒古典主義經濟崩潰，但是沒有看到馬克思有也么一個推論，馬克思只說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利潤率會下降，但是這個利潤率下降，下降到什么時候資本主義崩潰，他沒有講到。所以，第二國際理論家后來就想搞各種模型，有的是數學模型，其中最好的一個模型是給定條件，資本主義在38年后崩潰。當然，有一個最有影響的模型是盧森堡提出來的，這個模型很有意思，這個模型雖然有問題，但是很深刻。他批評馬克思，說《資本論》太抽象，《資本論》抽象到什么程度呢？說我們假設全球只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你看多抽象。所以說，馬克思活在全球化的前面，我們今天全球化都不知道為什么，從歐盟身上你能看到一點影子。馬克思說，我們假設全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盧森堡說不對，資本主義是歷史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總是在跟非資本主義并存的情況下發展的。盧森堡講，資本主義有一個問題，資本主義生產是剩余價值，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是沒有人買得起的，工人買不起，剩余價值只能依靠前資本主義或非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來購買，一旦全球都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以后，這個購買剩余價值的第三方來源就沒有了，到那個時候資本主義就沒有了。 所以說，他的觀點就是什么時候全部資本主義以后資本主義就滅亡了。這個理論出來以后包括列寧在內都批判這個觀點，說這個觀點在理論上有問題。當然，這個理論很深刻。

所以，總的來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一個傾向，就是資本主義是要崩潰的。到斯大林的時候就提出了更進一步的理論，1929年、1933年危機，意味著我們進入了一個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代。但是，誰也沒有想到資本主義在二戰以后又活過來了，活到了前蘇聯又垮臺了。在蘇東劇變以后，歷史終結論登場了，說法西斯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全玩過一個遍，對于資本主義勝出，歷史終結了，人類再也想不出什么新花樣了，我們以后不是生活在時間里，我們是生活在空間里，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歷史了。歷史終結論話音未落，“9?11”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矛盾就出來了。在新古典經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大家一看這理論是截然不同的，一個是為資本主義辯護，一個是說資本主義會滅亡。經過20世紀的戲劇性的變化，在80年代以后出現了演化經濟學，我個人是比較贊同演化經濟學對這個問題基本的處理態度，它找到的兩者中間另一條道路。這里有兩個代表人物，他們提出來了新古典的均衡論、馬克思主義的危機論、演化經濟學的協調論。什么是協調？協調在這里有一個特殊的含義，比如說新古典經濟學他不承認馬克思所講的資本主義有內在的不均衡，不穩定，而馬克思主義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矛盾，各種非均衡的趨勢，但是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根本沒有辦法協調這些非均衡趨勢，最后只能讓這個體系把它炸毀掉。他們提出來資本主義實際上有可能使得這種一種非均衡的趨勢對接，這是兩個方面的一個綜合。一方面他承認資本主義是存在固有的非均衡的趨勢，這是一種矛盾，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承認，在一定的條件下這些非均衡能夠受到約束，就是說能夠被協調。而且他講到，馬克思主義意識到資本主義作為整體，它被協調的可能性是有的，就是有造成非均衡的趨勢，但是也有一些反趨勢。

的確是這樣的，馬克思這個人很復雜，在他的書里面你可以找到不一樣的觀點，當然，他有一個為主導的觀點，他對相反的觀點他不是不知道，他也有。比如說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面講，資本主義的發展的結果是造成階級的兩極化，整個社會的階級日益分裂為兩個階級，一個是無產階級，一個是資產階級，所有的中間階級都會被消滅。但是，在晚年的馬克思的著作當中，在他的手稿里面可以找到另外的觀點，他說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中間階級越來越龐大，這個階級的龐大成為了資本主義的安全閥。所以，為什么后來有修正主義呢？就是后來把馬克思主義的話拿出來修正。資本主義不會像馬克思所講的會滅亡，資本主義的階級構成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已經發生了變化，所以這就導致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第一次大飛躍。本來是一家人，像英國的工黨，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本來跟共產黨都是一家人，但是當時就分裂了。所以，演化經濟學對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個新的看法，這個看法提出來以后馬上就面臨著一個問題，就是協調性的可能性存在，那么協調的手段是什么，途徑是什么，是哪些途徑使得資本主義有可能協調它的非均衡趨勢。從我個人的認識來講，我認為可能有兩個最重要的原因，當然可能不止這兩個原因。一個原因，資本主義條件下，我說是發達資本主義其中所表現的，用演化經濟學家的話來說就是發達資本主義迄今為止是一個推動技術創新的一個巨大的發動機，在創新績效它比其它經濟體系要強，比如說比傳統計劃經濟要強，它是一個推進技術創新巨大的發動機。第二個原因，通過政府和經濟的關系，通過不斷的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比如說凱恩斯以后，通過這些類似的政策，他調解了社會分配，對市場經濟很多不受約束的規律做的約束。

第二個問題，如何系統地闡明市場經濟與創新在制度上的聯系。我想專門談一下這個問題，就是如何闡明市場經濟與創新在制度上的聯系，因為這是達成協調的一個重要途徑。這里就涉及到我們對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在績效上的比較，怎么去進行比較。蘇東計劃經濟垮臺以后，在經濟學上我們對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做的一個比較，有人說計劃經濟不好，市場經濟好，基本上有兩個觀點。一個是從信息的角度，一個是從激勵的角度。什么叫信息的角度呢？就是說你是中央計劃機關你要搞經濟計劃，但是你得不到你所需要的信息，沒有這些信息你沒有辦法做一個科學的計劃，這樣你的計劃就是有問題的，就是錯誤的。這個觀點最早是海耶克講的，他通常被看作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也是反對計劃經濟的一個最堅決的斗士，在50年代誰都說計劃經濟可能要把市場經濟代替的時候，他跳出來為市場經濟辯護，海耶克當年的地位就像今天的馬克思的地位一樣，但是人是復制的，雖然他有這個觀點，但是在經濟學理論上他是堅決反對新古典主義的。第二個觀點是激勵。假設中央計劃機關能夠有信心制定出這個計劃，但是你沒有足夠的動機去執行這個計劃。有一個雜志叫《百年潮》是講國史的，有一次講了汽車工業發展史的故事，說80年代初給中央打報告說發展汽車業，當時中央主管這個問題的領導，我估計至少是一個副總理級別的領導，但是也沒有說是誰。他就說，你們做轎車，為什么不能讓老百姓也坐上轎車呢？然后這個領導講了，你可以向《人民日報》寫文章，我不讓你搞汽車你就不能搞汽車。然后過了5年，同樣的計劃又遞到中央，這次遞的級別就比較高了，遞到小平同志那里去了，然后小平同志就批示說可以考慮和外資合作生產汽車，然后我們就有了桑塔納、捷達、東風等等，你看，計劃經濟是這么做的。本來這些都是一些好的東西，但是到現實當中的計劃經濟當中，領導人做決策就是憑他個人的某種想法，所以中國進入汽車工業時代至少晚了5年，也就是他沒有動機去制定一個有利于大多數的計劃。

但是這個情形也有問題，從激勵和信息這兩個對市場經濟的批判來看，在我個人看來，反過來在市場經濟上同樣有效，即便新古典經濟學本身的理論已表明，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的一個價格機制解決不了海耶克所講的問題。在西方經濟學里面這個問題表現為外部性問題，這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個術語。什么叫外部性呢？在市場價格是內部反應不了、解決不了的問題。比如說你買了我這個產品，你買了我的這個家具，這個家具可能是木材，這個木材用的是亞馬遜的木材，它有價格，但是這個價格反映不了亞馬遜森林對整個生態帶來的問題，這個價格只反映了你這個公司采伐這個木材運到這里所消耗的成本，這個價格并沒有反映對整個社會，對全球生態造成的影響，這個叫外部性。所以，外部性就意味著價格同樣解決不了信息問題，假設這個價格是充分反映了資源的稀缺性，但是實際上它做不到，價格并沒有充分反映這個信息。激勵也一樣，大家看一下這次危機就知道了，美國對CEO的激勵成了美國的政治問題，法國的總理也都呼吁要給銀行現金，中國的保險公司的老總年薪650萬，兩個老總還為自己辯護說我就值這么多。有一次中央黨校前副校長也在呼吁，說政府怎么能夠允許這樣的事發生呢？如果在資本主義國家都不允許的事情在中國堂而皇之的出現，這會是什么現象？

在美國資本主義也存在這樣的問題，CEO和普通員工的收入差距，從50、60年代的幾十倍上升到幾百倍，甚至到幾千倍，這個變化是在新自由主義時代以后發生的。在90年代以前，日本企業的會長和普通員工的差距只有十幾倍，那是跟美國完全不一樣的資本主義模式。所以，對工人激勵的嚴重不足，對CEO的過渡激勵成為了政治問題，現在美國整個金融部門把政府挾持了，收益全歸它，一有風險全部是納稅人的風險。那么你怎么樣給市場經濟辯護呢？市場經濟好不到哪里去，五十步笑百步，我是從這兩個觀點來看。

（4）

第三個觀點，就是創新。在創新績效上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強，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熊彼特當年有一個觀點，在50年代的時候，資本主義馬上要取代社會主義的時候，他說資本主義要長驅直入社會主義，為什么？經濟學家要提出一個經濟學理論，熊彼特有一個觀點說，使得資本主義成為資本主義就是技術創新，跟以往的社會都不一樣。馬克思主義實際上也有一個問題，資本主義一個最大的優點是資本主義創造了一種制度，在這個制度上形成了競爭，由于競爭使得這個社會的剩余必須用來投資，必須通過投資來進行，如果你不這么做，你這個社會的上層社會，社會的精英地位就不能被保持，所以熊彼特有一個著名的比喻，資本主義的上游社會是一個旅館，住在這里面的人是進進出出的，就是說你不一定一輩子都在這里，說不定哪天你就要到大街上去睡去了。所以，這個重點就是說用它的剩余來投資、來競爭，把這個剩余用來進行奢侈品消費，這肯定是一個發達國家。

但是，中國今天也很危險，我來廣州之前剛剛看到鳳凰衛視報道一個消息，說今年中國消費了全球奢侈品的40%，如果中國走上這條道路，中國就不可能成為一個發達國家。就是你的剩余能不能用于投資還是用于奢侈品消費，這就決定了你是走向菲律賓的道路，還是走向發達國家的道路。如果決策者他的地位是不被競爭挑戰的，他的競爭是穩定的，那這個東西就肯定不是。所以，熊彼特講資本主義的特點就是創新，但是晚期資本主義的特點是什么？資本主義就是大公司，比如說資本主義的大公司，每年的創新有一定的費用，既然創新可以被大公司計劃，而且每年對它的創新的項目有記錄，也有一定的費用。創新從本質上來講，由于創新具有不確定性，創新在本質上不能被計劃，而正是中央在創新績效上不如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分散決策的特點為各種思想的經濟實驗提供了一個智慧保證。但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一個領導人說你不能干，那你就死定了，當然我不是說要國家把這個作為義務，只要國家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下功夫干也能干成。舉個例子，比如說袁隆平，文革的時候政府給他拔了700多萬在海南島搞實驗，70年代末搞成了，80年代初出風波了，豐收之后很遺憾，當時把這個功勞全部算在包產大戶身上，證明改革開放路線是一個收獲。但是84年以后糧食的產量就開始下降，改革開放以后就不行了，84年以后怎么就不行了呢？包括美國互聯網，互聯網是屬于國防部的，國家也有責任。所以，當遇到問題的時候，國家和市場都有責任，光靠一個嚴格的計劃經濟肯定不行的。前蘇聯也一樣，前蘇聯的軍工也有其它路線。所以，把前蘇聯和日本比較，我們會發現，在60年代前蘇聯和RNB的投入占GDP的比重比政府要高一倍，但是在整個民用經濟績效上前途還不錯。

第三個問題，市場經濟制度的多樣性。這個問題我們說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新古典經濟學都沒有認可，都沒有討論這個。在冷戰以后，有一個法國的學者闡述了一個觀點，發現在冷戰結束以后，資本主義跟資本主義不一樣，差別到什么程度，我可以舉一個例子，我們今天有一個口號，叫“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坦率地講，這個口號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的黨政府執政，它都不敢用這樣一個口號，但是我們共產黨敢提這個口號“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但是你要把效率搞好，你就要犧牲公平，這個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有這樣一個理論，我不是空穴來風。你要反過這個理論離開實際很簡單，如果看今天的世界經濟的實際，這個理論不是很對。

經濟學家搞了一個很簡單的坐標，一個是縱坐標，一個是橫坐標，縱坐標表示效率，橫坐標表示公平，怎么衡量公平？有了積極性。那效率怎么衡量呢？用國家勞動的生產率、年度增長率，然后把所有發達國家在這個效率上一打就會發現很好玩的結論，你看美國，美國屬于效率倒數第二，公平倒數第一。你不是說效率和公平是相反的嗎？工資越低不是效率更高嗎？但美國工人收入是倒數第二，美國在發達國家中工人的收入不僅是最低的，而且是工作時間最長的，美國工人今天的實際工資比1972年的工資水平下降了7%左右，所以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理論叫絕對平衡化，這個理論是錯的。所以，后來有一個青年教師對這個寫了批判，有人問我，說這個批判是完全正確的，我又加上一條，我說絕對平衡化并不是一個必然公理，但是在世界經濟的某一些時期，會出現平衡化的現象，當然這絕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哪怕是最發達的資本主義不會出現絕對公平。再看這張圖，哪些國家最好看，北歐國家。所有北歐的小國，最有效率，又最公平。一些歐洲大陸國家處于中間屬于，比如說德國、法國等等，比利時跟北歐國家一樣，屬于最好的。這個圖表明了，發達資本主義如果從公平和效益來看，不存在統一的模式，從這張圖我們就能分別出三個模式，北歐模式，歐洲大陸是一個模式，美國是一個模式。這三種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存在著體制性的差別。承認這一點很重要，為什么呢？因為你承認這種制度的多樣性，就是資本主義跟資本主義不一樣，那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口號增添了一種理論，這個口號是一個力量。江澤民曾經講過一句話，他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跟社會主義不是可有可無的，是畫龍點睛之筆，但是你要落實到實處，如果落不到實處就是純粹是一句空話，你落到實處那就有一段歷史。

新古典經濟學有一個很荒唐的理論，假設所有的國家在經濟績效上應該趨同，但是實際上離開資本主義以來的200年肯定有收斂，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的差別越來越大，不同的國家之間的績效的差別越來越大，所以怎么會趨同呢？他的理論沒法解釋資本主義跟資本主義不同，有的學者劃分為三個資本主義，英美法資本主義，萊因資本主義，有的把歐洲跟日本劃為一類，有人甚至把日本的資本主義叫集體資本主義。別小看日本，日本的教授到我們那兒訪問，以前我的碩士生導師一來就問他，你們的那個終身雇傭制是不是真的？他說這個是真的，如果這個事是真的，那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社會價值理論就得重寫，因為馬克思主義也解釋不了。日本佳能公司以前的老總現在是日本清商聯的主席，叫御手洗，他跟習近平見面的時候，他說我們絕不讓工人下崗，我們要維持佳能的終生雇傭制。我們說我們要減員增效，減員跟增效是因果關系。他說，我們佳能每年有上萬項專利，如果沒有終身雇傭制的話，我們的這些專利就沒有辦法保密。所以，終身顧問制不是說我搞空的社會主義實現某種理想價值，不是這樣的。讓員工有終身雇傭制，讓員工在我這個企業終身就業，可以有效促進這個企業的集體學習，是促進組織學習的一個方面，使這個集體學習不中斷，否則的話你這個學習就很難維持。你很難想象一個企業的離職率很高，每年30%的人是新人，這樣的企業是沒有辦法可持續發展的。

第四個問題，如何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態主義相結合的問題。剛才我談到“9?11”之后就打伊拉克，打阿富汗，為什么？格林斯潘下臺后都承認了要控制石油價格。所以，生態社會主義者提出的一個很好的概念，叫資本主義的第二重矛盾。所以，我有一個看法，就是“9?11”危機到這次全球經濟危機之前，指導主義的矛盾是什么呢？是第二重矛盾。就是說有人為社會主義提出一個很好的概念，說馬克思主義只講了資本主義的第一重矛盾，就是資本積累的內部矛盾，用馬克思的一個標準術語來講就是剩余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實現的矛盾。冷戰一結束大家把這個矛盾忘了，把資本主義的老毛病給忘了，以為資本主義從此以后沒有事，但是第二重矛盾來了，第二重矛盾把它概括為什么呢？把它概括為以資本的積累的異化，它的概念叫生產的條件為定義化。第一重矛盾里面凱恩斯有一個理論叫有效需求不足，馬克思講是剩余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實現的矛盾，就是實現困難，產品賣不出來剩余價值賣給誰，凱恩斯叫有效需求不足。第二重矛盾叫生產的條件與生產，這個生產的條件包括很多，其中包括生產力，比如說技術設施也是，有教養的勞動力的供給也是生產，有資格的、高水平的勞動力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的，這些是我們國家要承擔責任。

這個問題也是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占主導，馬克思從古典經濟學繼承了一個公理，就是作為進入勞動對象的生產過程，這個供給是無限的，馬克思繼承了政治經濟學的這個觀點。馬克思有一個勞動價值論，這個勞動價值論是以公理為前提的。有些人不太理解勞動價值，勞動價值論是有價格假設的，有人經常問我這樣的問題，說我的房子這么貴，或者說梵高的一幅畫賣得很貴，但是嚴格來講勞動價值不解釋這個東西，勞動價值論所講的那些商品價格由勞動價值論來解釋的產品是它的供給可以無限的增加，梵高的畫他的供給是不能無限增加的。但是，假設所有的這些產品可以用勞動價值論來解釋的，它的供給可以無限增加，這個本身就對生態沒有什么作用。剛才我們講到，第二個理論解釋森林砍伐的木頭，這個木頭怎么定價？難道僅僅是我們砍伐的木頭所耗的勞動力來定價？肯定不是，所以說如何對自然資源進行定價，這才是現在經濟理論里面需要解釋的一個問題。

我們還來簡單談一下第四個問題，一些西方媒體就說我們是政府國家，也是這次危機要導致我們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在這里介紹社會主義學家，他說資本主義始終是兩股勢力的矛盾，一個是市場，一個是叫社會保護運動，什么意思呢？他說一個理想的市場，它取決于把一些本來不是商品的東西硬要變成商品，他給它取了一個名高度虛構的商品，比如說勞動力、土地。但是勞動力也好，土地也好，它都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工廠生產出來的一個結果，不是資本主義的產品，勞動力是家庭和學校培養出來的，土地是自然界給予的，但是你硬要把它變成商品，這是虛構商品。如果你硬要把這些東西完全商品化，整個社會就會崩潰。所以，資本主義就分成兩個趨勢，一方面資本主義的市場是沒有邊界的，但是它會激起社會保護理論，如果市場沒有邊界，這個勢力很強，按照布萊妮的觀點來說，兩次的世界大戰就是由這個導致的。所以，50年代以后，一些發達國家有社會保護理論，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又把這個平衡打破，市場又開始擴大，中國現在也是這樣，中國也是在相當多的領域這個世界是沒有邊界的。但是政府在這個地方必須承擔責任，比如說蘭州拉面漲價，政府就開始限制不給漲價。政府限價，限價的結果就是會偷工減料，所以政府是糟糕的，但是它要切入市場。當然，蘭州市政府的政策是不太高明的，但是這個政策不高明并不意味著政府不應該行動，你可以通過更高明的政策，比如說你給大家的收入比較高，發拉面津貼就完了，這個政策是高明的。這個想法是對的，因為蘭州拉面是蘭州人每天早上要吃的，就像我們廣州人每天早晨要吃腸粉是一樣的。意思就是說，政府要在援手勞動力再生產這個問題，不能完全是市場制的，這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你不能把市場變成一個沒有邊界的東西。

所以，布萊妮講純粹的市場是一個烏托邦，當然，中國人在改革開放中，在這30年當中一喊改革，什么東西談改革就把它發展成市場化。我們看看美國，美國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80年代以來嚴重的美國經濟危機，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克魯格曼講這個原因在哪里他講美國經濟在20年來一些制度和規范的變化，而這些制度、規范的變化又歸結為政治力量的平衡被打破了，要尋找這個平衡，美國工人有組織的工人的運動給打破了，工人的談判力量增強了，由此造成了美國經濟當中一些制度、規范的變化?？唆敻衤@個觀點深刻在什么地方？他把美國經濟當中平穩看起來是一個經濟情況，克魯格曼他說這個原因不是經濟原因，所以他在他書里面我們不能用全球化，不能用技術變革這些純粹經濟原由來解釋美國經濟，他最后把原由歸結為美國社會當中政治力量平衡。你可以拿這個例子來看中國，中國也一樣，中國隨著改革到今天，經濟系數不斷增長，城鄉差距越來越大。所以，有一名教授有一個觀點，說如果不把農民算進來，我們的經濟系數沒有那么大，我們的發展就沒有意義。但是，我有一個問題，有哪一個中國經濟學家敢于宣布這個原因不是經濟原因，是由政治原因造成的？所以自從克魯格曼講，我在美國被人稱作資本主義，我說沒錯，你在中國你也會被稱作馬克思主義者?？唆敻衤诿绹易龅氖略谥袊鴽]有人敢做，為什么農民的收入這么低？這是政治原因，不是經濟原因。比如說我有一個香港的朋友，他叫潘逸，他研究中國農民的半無產階級化，歷史上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在這個發展階段都有半無產階級化，但是潘毅的概念就是說中國出現了有一個問題，就是無法完成的無產階級，就是農民工成的一個隱語，意味著中國無法完成的戰略，就是半無產階級化產生了一個陷阱，你一進去就會犯錯誤。什么叫半無產階級化？就是這些農民工勞動的使用在城市，但是他的勞動力再生產是在農村，這兩個在空間上是分割的，而正是因為這一點他的收入很低，因為這些收入不需要涵蓋他的勞動力再生產的全部過程，所以很低，這是中國在實際經濟當中沒有效率的原因，我能賣這么便宜也就是這個原因。我后來給他總結，農民工的半無產階級至少有四層含義。

第一層含義，勞動力的使用和勞動力的再生產在空間上的分割，而且這種分割是制度造成的，大家在廣州比我的體會可能更深，每年農民工春節的時候回不去。

第二層含義，最近剛剛鬧的一個事件，也跟廣州也有關，就是農民工進入了馬克思主義定義的現實的各種勞動關系，但是在法律層面沒有進入一個正式的合同勞動關系。所以，在湖南張家界，一個村的農民得了塵肺病，在廣州得的，但是因為他們沒有被承認為正式的勞動關系，因為建筑企業沒有給他一個正式的勞動關系，所以他沒有辦法治病。就是說他進入了馬克思所定義的生產力關系層面的那種雇傭關系，但是他沒有進入一個正式的合同法律勞動關系當中。

第三層含義，這種農民工的半無產階級化和勞動力商品缺乏社會保護是聯系在一起的。發達國家它是無產階級化，這個沒有問題，它沒有土地，它不是馬克思定義的無產階級。馬克思主義定義的無產階級有土地，它家家都有土地，但是他要出賣勞動力，盡管我有生產資料，我也被迫生產勞動力，因為我土地的經濟價值太低。所以，中國人是自我的圈地運動，沒有人趕我，我自己走，留在農村的全部是老人和兒童。所以，在發達國家是無產階級化和有保護的勞動力組合，但是在我們這里是半無產階級化和沒有保障的勞動力組合。

第四個含義就是對它的總結，由于上述三中含義，最后它必然是一個半無產階級化，它正走在階級形成的半路上。所以說，這次危機以后，對我們中國建立一個像樣的市場經濟我們面臨著很大的困難和挑戰。

最后，我所要講的，市場經濟不是一個不變的結晶體，小平同志講，我們搞了30年的社會主義，但是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還搞不太清楚，所以小平同志從來不對社會主義下一個正面的含義，凡是講到社會主義的時候都會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不是社會主義，從來不說社會主義是什么，社會主義不是什么。我們中國人搞了30年市場經濟，但是對什么是市場經濟了解得不多，為什么呢？因為市場經濟不是一個宛如不變的結晶體，在分階段地經歷上重大的變革，一些美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曾經把這個分成四個層面，就是資本和勞動的關系；資本和資本的關系；勞動和勞動的關系；政府和經濟的關系，這四個層面市場經濟經常分階段地經歷了重大的變革。

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