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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蝸居”，上到總理，下到普通老百姓，都有切身感受，隨著“ 兩會 ”召開在即，來自各個階層的政協委員們也對這個焦點問題傾注不少“心血”。如何抑制高漲的房價、使老百姓居者有其屋？昨天，多位剛到北京的政協委員分別為記者講述了他們的“蝸居”故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還將提交提案，貢獻自己的點子。

小天鵝女老總憶“蝸居”：蝸居8年我甚至還住過廚房

何永智

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火鍋餐飲企業重慶小天鵝集團創始人，如今擁有億萬資產。昨天她專門考察“北漂一族”，看到兩年輕人擠在不足5平方米的違章小屋里，不禁觸景生情，“想起我的‘蝸居’時代。”

“蝸居”8年才有住房

1982年，何永智和丈夫廖長光花3000元在重慶八一路買下一個門面，開創“小天鵝”火鍋店。因為沒有房子住，兩口子就住在何永智母親家的廚房里。廚房只有4平方米，為了能擱下一張床，不得不把灶搬到過道上。房子實在太小，兩口子只能把孩子放在奶奶家。

在廚房住了大半年，何永智又租下八一路的一間大約10平方米的閣樓，把已經3歲的女兒接到自己身邊。“一個沙發白天折疊起來，晚上打開就當床用。”在這個“蝸居”房里，她和丈夫又住了3年。

后來她又多次租房搬家，直到生意慢慢做大。“前后‘蝸居’了8年時間，我才有了自己的房子。”回想起創業時代的住房艱辛，何永智不勝感慨。

我愿掏錢修房給員工

本次“兩會”上，何永智為公共租賃房準備了一份長達10頁的提案。為此她曾到美國實地調研了3個月。提案的核心建議是借鑒美國做法，讓企業參與“公租房”建設。美國1986年出臺法案，如果企業或基金投入保障性住房建設，房價要被當地60%以上的平均收入家庭所接受，購買力要持續10年。企業建“公租房”，政府可以每年返還4%的工程造價給開發商。“這樣，政府可以不用一次性投入巨大財力在保障性住房上了。如果政府同意企業參與公租房建設，我愿出錢給我的員工修房子，多出的部分還可以解決社會上其他中低收入員工的住房需求。有了房子，員工才會有歸屬感。這對企業、對社會、對政府都有好處。”

科倫董事長說“蝸居”：我也只一套房看員工買房我都急

劉革新

四川科倫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作為全球最大的輸液專業制造商，科倫藥業的輸液產品在國內總體市場占有率超過20%。作為這樣一家企業的董事長，全國政協委員劉革新仍然有一些關于房子的話要講。

看員工買房我都著急

“我也只有一套房。看著我們公司的不少員工買房，我都覺得著急。”劉革新說，他和不少骨干員工交流過，發現收入不低的他們要買一套房，仍然要花上十幾年、二十年時間。“房子這么貴，為什么還賣得這么好，都被誰買去了？這種房價合理嗎？”高企的房價使劉革新納悶。

今年，劉革新提了一份關于房地產的提案，希望政府對房地產市場標本兼治。劉革新說，他做了一些調查，2009年北京的“房屋租售比”達到了1∶546，上海在1∶500左右，不少城市“收入與房價比”達到1：10、1：20，甚至更高。根據國際標準，“收入與房價比”應在1：5左右，“房屋租售比”1∶200左右，超過意味著泡沫過大。

我沒有投資房產

“政府應把房地產價格作為戰略性任務來對待。”劉革新認為，房地產市場調控要從資金供給上堵源頭，從開發結構上治病根，從民生需求上重保障。

劉革新建議政府在近期組織研究研究為什么各地在住宅空置率增加的情況下，房價還持續上漲，運用金融杠桿控制，避免出現普遍性的家庭負債過度、透支未來而擠壓當前其他消費，拖累其他產業。此外，他還提出加強中央對地方政府“土地收益”合理使用的監督。減少由地方政府擴張沖動引起的房價上漲。

“我沒有投資房產，因為我相信通過調控手段，房價一定會降下去。”在劉革新看來，通過政府調控，解決老百姓的“蝸居”難題，是民意，也是經濟健康增長的需要。

房地產專家評“蝸居”：應像控制通脹一樣控制房價

郭松海

全國政協委員、山東經濟學院房地產經濟研究所所長。作為一名資深房地產專家，此次“兩會”，他連續提了數個提案，全部都和房子掛鉤。“國家應該像控制通脹一樣來控制房價。”

五六平方米的房子我也住過

“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基本都蝸居過，以前的住房條件肯定不比現在。”郭松海說，他曾住過五六平方米的房子。在房改政策實施后，居住條件才逐步改善。直到最近三四年，學校實施房改政策后，他才從50多平方米的房子搬進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這個研究房地產政策多年的專家，現在也只有這一套房子。

“主城區”不能成為富人集聚地

郭松海此次提交的提案，全部都和房子有關。“應該像控制通脹一樣調控房價。”郭松海建議，在今后幾年，應該將房價控制在上半年房價3%的波動范圍內，使之較大地低于前十年增長率均值。這樣，在后幾年，人均收入如仍按10％左右的比例增長，部分城市的房價收入比即可接近合理的比率。

郭松海還提出，“主城區”應增加普通商品房用地，“主城區”不能成為富人集聚地；不能誰給的錢多，土地就由誰來攫取。

投機性炒房的應不予貸款

對于炒房行為，郭松海也給出遏制建議。他認為，要實施區別化的信貸利率政策。對于中小套型和中低價位住宅開發項目，貸款政策上可予以優惠。如適當降低房地產開發項目資本金比例等。實施差別利率政策。對自住、改善性購房，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利率仍執行較低利率優惠。而對投資性購房貸款如購買第三套住房的，對投機性炒買炒賣應該不予貸款。

房地產老總看“蝸居”：做限價房希望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王超斌

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河南臺興房地產有限公司董事長，作為房地產商出身，他連年都在呼吁遏制房價。“我認為房價過高，最大的責任在于地方政府將地價抬高，收取過多不合理的費用。”

房屋成本太高人防費該取消

王超斌此次準備的提案，是關于取消人防費的。他說，自己做過詳細調查，發現各地修建商品房，1平方米就需要負擔3%的人防費，人防費還要再收取配套費，更是不合理。“攤下來還是攤到老百姓身上，必須取消。”

“房價這么高，很大部分原因是政府在房屋成本上增加的各種費用過多，應該盡快取消。”曾推倒自家別墅，開修全國首個民間限價房的王超斌提起節節高升的房價，顯得很憤恨。今年“兩會”他準備的提案，正是呼吁取消政府加在房價上的不合理收費。“建房成本，因為政府收費產生的10%的成本都不合理，像人防費，就應該政府埋單，不應攤在老百姓身上。”

賣限價房并沒有虧本

王超斌介紹說,去年底，他在鄭州市區核心路段開始銷售他的全國首個民間限價房樓盤———京廣大廈，共有1592套住宅，每平方米均價4000元，而附近的商品房都在5600元到6000元。房子開賣后，王超斌曾一天收到過28面錦旗。一位農村來的大爺，為了給兒子買房，跑遍鄭州也沒找到買得起的。最后，他到了京廣大廈買房子，“他流著淚抓著我的手連連說謝謝”。

“我只是在拋磚引玉。”王超斌說，自己連年都在提遏制房價，而自己帶頭做限價房，是最好的表達方式。其實，他賣限價房并沒有虧本，只是賺的利潤薄了。他希望其他大開發商能推出更物美價廉的限價房進行PK，而不是自己一個人在戰斗。“實際上保障性住房的責任，更多還需要政府承擔。”

華遠集團總裁任志強：《蝸居》里的人物比我過得好

雖然聲稱沒有看過電視劇《蝸居》，但談到自己40多歲才有房子時，華遠集團總裁任志強直言“《蝸居》中的人物比我過得好”。

任志強曾在多個場合堅持認為“2010年房價仍然會漲”。但“不要錯誤理解我的意思，更不要錯誤理解中央政策。”昨日電話里，任志強說，中央出臺的政策明確叫做抑制部分城市的房價過快上漲，“按我理解，100塊錢，如果按過去的增長速度，可能要漲到120塊錢，政府出臺政策，不要讓它漲到120塊錢，而是漲到110塊，或者101、102，并不是讓它下跌，只要不過快上漲就行。”

當記者問他對電視劇《蝸居》怎么看時，任志強表示他沒有看過，不作評論。但當記者問他什么時候擁有自己的第一套房子時，任志強感慨：“我四十多歲才買房，《蝸居》里的人比我過得好！”

任志強表示，《蝸居》里的人是在購買商品房，“他們是在追求財富，而不是需要解決居住權的問題。”他認為，廉租房或公租房才是解決居住權問題，而商品房在全世界各國來說都不是針對低收入家庭的，擁有商品房是擁有財產的問題。

中國人大教授的“蝸居”：夫妻各半間集體宿舍合一間

談到自己的蝸居時代，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經濟學院劉鳳良教授一直稱自己很幸運。1988年，劉鳳良從人民大學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當時，他與另一名男同事合住人民大學校園內筒子樓里的一間12平方米的宿舍。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因為結婚，很多同宿舍的好友同事為了搶占集體宿舍而鬧矛盾。

“我比較幸運。”劉鳳良教授說，1990年，由于他與妻子在同一單位，所以兩人“各帶半間宿舍合成了一間”，雖然廚房廁所都是公用的，但劉鳳良夫妻很滿足很高興。

最困難的日子是1993年孩子的出生，再加上家鄉來親屬等，讓劉鳳良夫妻真正感受到需要改善居住條件的壓力。1996年人民大學教職工集資建房，劉鳳良分到了一套60平方米的兩居室，真正改善了居住條件。“現在年輕人住房只有到市場上購買，我們當時對住房的期待更多地依靠在集體資源上。”2003年房改，劉鳳良教授在人民大學校園內的兩居室被置換成世界城的一套160平方米的大房子，居住條件徹底改善。（本報記者殷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