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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談經濟思想史，科斯是一個有趣的人物，這種趣味性并非科斯其人的有趣，而在于其學術思想總是被誤讀。一個最常見的說法是，科斯屬于拿諾貝爾經濟學獎名不副實的一類。而懷疑者的立場大相徑庭，一種聲音來自對科斯學術貢獻分量的質疑，認為科斯的代表作就兩篇論文，并且還是純文字的，實在是不入當時主流經濟學家的法眼。另一種懷疑的聲音來自對科斯學術觀點的批評，認為科斯是借著新自由主義的風潮上位。

 　　對科斯的爭議總是伴隨著經濟思想史上一個不可忽略的學派——芝加哥學派。但如同奧弗特瓦爾德在《芝加哥學派》一書中寫的，實際上芝加哥學派并非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學派，而是泛指和芝加哥大學相關的一群經濟學家而已，這群經濟學家散布在各個學科，主要集中在經濟學系和商學院。國內做經濟思想史研究的人，基本上把芝加哥學派歸類為新自由主義，甚至把芝加哥學派作為這個思潮的旗手。實際上，這種論斷是不夠嚴謹的。芝加哥學派之所以很容易和新自由主義畫等號，是因為其中的弗里德曼、斯蒂格勒、貝克爾等過于活躍，以至于“站外面的人”把這幾個經濟學家的觀點，當作了芝加哥學派的觀點。從嚴謹的思想史角度講，新自由主義總是和新古典經濟學內在關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貝克爾等忠于新古典范式，其政策觀自然也是新自由主義的。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法瑪提出的有效市場假說，就是這類思潮的最生動說明。問題在于，即便在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和法瑪齊名的還有泰勒，而泰勒是堅定的反對有效市場假說的代表性學者，是行為經濟學和行為金融學的開創者之一。假如簡單地把芝加哥學派和新自由主義畫等號，豈不是把泰勒等排斥在這個學派之外？

 　　一般認為，科斯是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這種說法也即是說，科斯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這標簽一貼上，就等于把科斯的研究歸入新古典范式。但科斯是堅定的反新古典范式的經濟學家之一，正因為如此，在科斯進入芝加哥大學之前，還曾經和芝加哥大學的眾多新自由主義者展開過一場思想大辯論。科斯有一個很著名的說法，叫“黑板經濟學”，就是專門指新古典范式的。在科斯的眼里，新古典經濟學就是閉門造車，完全脫離實際，其作用只是在黑板上演算，對現實的社會經濟毫無指導意義。科斯的學術研究有一個核心視角，即直面現實，他曾說，“在當代制度經濟學中，我們應該從現實的組織制度出發。同樣，讓我們從現實中的人出發”。在科斯看來，新古典對人的假定“既沒有必要，也會引人誤入歧途”。所以，單從研究方法上，科斯就是和新古典對立的，而這一點，批評科斯的人往往都故意忽略了。

 　　科斯的另一個被忽略的方面是關于科斯定理的說法。斯蒂格勒概括出科斯定理，但也把科斯的思想簡單化了。科斯原本的思想邏輯是，新古典范式脫離現實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忽略制度過程。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制度的產生、演變和對人的行為的激勵是不存在的，比如在企業層面上，制度就是一個黑箱。而科斯想做的事情，就是如何把這個黑箱打開。于是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科斯在產出和投入之間加入了一個制度因素，制度影響激勵、改變行為，從而影響到投入向產出的轉化。在科斯看來，制度的作用不僅無法忽視，反而可能是理解現實社會經濟的關鍵。但科斯并沒有武斷地說哪個制度更好，恰恰相反，科斯說，制度的選擇取決于制度自身的成本。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成本，這種成本被稱作“交易成本”，因而，交易成本的相對大小決定了哪個制度的勝出。比如在科斯看來，企業內部的等級制在一定條件下就可能是有效的，所以市場是有邊界的。所謂市場有邊界，就是說市場的有效性也是有條件的，并非市場萬能。新自由主義的一大不足就在于忽略了市場自身的成本，從而很容易陷入市場萬能的教條當中，而科斯恰恰反對這一點。

 　　接著，科斯把在企業層面的分析推廣到社會中，代表性的論文就是《社會成本問題》。很多人把這篇論文和《企業的性質》一文割裂開來看，實際上兩篇論文一脈相承。在考慮社會互動關系中，科斯同樣認為，不能簡單地二元化思考問題，不是說這世上除了市場就是政府。而且市場和政府也并非對立。其中的關鍵取決于交易成本。在一個零交易成本的世界，新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完全競爭市場的推斷是成立的，這也就是科斯定理，即產權的初始安排和效率無關。但在現實的社會經濟中，交易成本的影響很大，因而產權的初始安排就顯得至關重要。但很多人沒有注意到的是，科斯在這個地方并沒有特指哪種產權安排。因為在科斯看來，關鍵在于制度的交易成本，而不是制度本身。所以，科斯的追隨者威廉姆森才決定用治理機制一詞來替代產權概念。現實社會經濟中存在各種各樣的治理機制，這些機制或者相互替代，或者相互補充，選擇哪種治理機制取決于其交易成本。從這個角度講，科斯從來都沒有和弗里德曼等人站在一個地方看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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