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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新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Romer）在其最新論文《宏觀經濟學的麻煩》中，對當前主流宏觀經濟學盛行的DSGE模型進行了猛烈批判。DSGE模型在RBC模型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它保留了理性預期、技術沖擊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同時引入了價格粘性、不完全競爭等凱恩斯主義的元素。目前，DSGE模型已廣泛運用于宏觀經濟學理論研究和政策分析當中，更是宏觀經濟學期刊競相推崇的研究范式。

 　　然而，羅默認為，正是這一廣泛運用的模型使宏觀經濟學研究遭遇了脫離現實的巨大麻煩，他批判的依據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DSGE模型將經濟波動歸因于某些脫離現實的外生沖擊，使模型對現實的解釋力不足。一個重要的表現是，DSGE模型大多忽略或低估了貨幣政策對于宏觀經濟的重要作用。例如，沃爾克（P. Volcker）就任美聯儲主席時期采取的緊縮性貨幣政策使美國的實際利率高于二戰后任何時期，導致美國經濟在此期間經歷了兩次蕭條，這一案例表明貨幣政策具有DSGE模型難以解釋的巨大作用。第二，DSGE模型至今無法解決模型參數識別難題。羅默指出，DSGE模型引入了眾多待估參數，加劇了參數識別難題。目前主流宏觀經濟學采用的校準或貝葉斯估計等方法不僅無法真正解決識別問題，反而使研究者可以通過調整參數取值或先驗分布來達到自身預想的結果。這導致研究結果具有更大的人為操控性，所構建的模型也進一步脫離了現實。第三，主流宏觀經濟學家在面對他們所提出的理論存在的缺陷時，采取了相互支持和包容的態度。羅默在文中抨擊了盧卡斯（R.Lucas）、普雷斯科特（E.Prescott）和薩金特（T.Sargent）三位著名經濟學家。他尖銳地指出，盧卡斯為了支持普雷斯科特提出的“貨幣經濟學是瑣屑”的觀點，不惜發表與他本人在1995年領取諾貝爾獎時不一致的言論。而當薩金特在研究中得到與盧卡斯不同的結論時，也選擇對盧卡斯的觀點持贊成態度。羅默認為，此類行為是少數宏觀經濟學家對理論的壟斷，阻礙了宏觀經濟學研究的突破性進展。

 　　客觀地說，目前DSGE模型的確存在羅默所說的脫離現實以及參數識別困難等問題，其觀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筆者認為，不論從羅默批判的對象、批判的標準，還是從宏觀經濟學自身的發展歷程來看，宏觀經濟學目前并未遭遇他所謂的大麻煩。

 　　其一，羅默在文中所批判的只是宏觀經濟學的一部分，并不能就此認為整個宏觀經濟學遭遇麻煩。羅默列舉了RBC模型以及斯梅茨（F.Smets）和伍特斯（R.Wouters）在2007年提出的DSGE模型的缺陷，進而說明DSGE模型和宏觀經濟學遭遇麻煩。但RBC模型形成于30多年前，斯梅茨和伍特斯模型的提出也早在10年之前。近年來，DSGE模型在不斷改進和拓展，而且DSGE模型只是眾多宏觀經濟學研究方法中的一種。比如，Bewley模型等異質性定量宏觀模型在刻畫貧富差距等異質性因素時具有較好的表現。又比如，以威廉姆森（S.Williamson）為代表的新貨幣主義經濟學家至今仍使用完全定性化的研究方法，他們以數學形式刻畫經濟理論，并推導經濟理論在定性角度的解釋力。因此，羅默所批判的事實上只是RBC模型和某些DSGE模型，并非整個宏觀經濟學。

 　　其二，羅默批判宏觀經濟學的標準過于苛刻。羅默認為宏觀經濟學遭遇麻煩主要基于兩大標準，一是DSGE模型對現實的解釋力不足，二是DSGE模型無法解決甚至加重了參數識別問題。對于第一個標準，就經濟學理論發展的一般規律而言，理論滯后于現實是常態，不能苛求經濟理論能夠立即解釋當下的現實。例如，世界上最早的奴隸拍賣起源于古羅馬時代，但直到1961年維克里（W.Vickrey）才正式提出了拍賣理論。同樣，“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的投資理念古已有之，但直到1952年馬科維茨（H.Markowitz）才將其模型化，并成為現代金融理論的基礎。

 　　對于第二個標準，和參數識別問題類似的是，在微觀計量經濟學領域，內生性問題同樣是長期存在的重大難題。對此，計量經濟學家相繼提出了工具變量法、面板固定效應模型以及隨機實驗等方法試圖克服內生性的干擾，但這些方法在實踐中仍面臨較多困難。以研究中使用最廣泛的工具變量法為例，合適的工具變量需要同時滿足相關性和外生性要求，但由于工具變量外生性檢驗的適用范圍和假設前提均存在局限性，因此在實踐中幾乎無法找到完全外生的工具變量。所謂完美的工具變量大多只是研究者通過已有的數據構造并用文字加以論證，內生性問題仍然沒有真正得到解決。同樣，金融學理論發展至今，也已形成了系統完善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但這些模型在現實中依然無法預測股票價格的劇烈變動。因此，如果宏觀經濟學確如羅默所言陷入了大麻煩，那么計量經濟學、金融學等其他經濟學分支乃至整個經濟學研究可能都將陷入更大的麻煩。

 　　其三，每一次重大事件后，宏觀經濟學均能在總結現實教訓的基礎上取得重大理論進步，使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不斷增強。宏觀經濟學在近幾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先后經歷了大蕭條、大通脹、大緩和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等四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大蕭條之后，凱恩斯主義取代了早期盛行的市場清算主義，宏觀經濟學開始重視短期內政府宏觀政策尤其是財政政策對熨平經濟波動的重要作用。20世紀70年代大通脹時期，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革命又對早期凱恩斯主義進行了批判和改造，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新凱恩斯主義，使貨幣政策、預期和通脹目標制對宏觀經濟的作用逐漸得到重視，貨幣政策也取代財政政策成為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隨著美國經濟進入“高就業、低通脹”的大緩和時期，宏觀經濟學開始意識到政策可信度和通脹目標制對于經濟穩定的意義，為日后對預期管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宏觀經濟學更加重視金融摩擦對經濟危機的加速和放大作用，從而使金融穩定和經濟穩定一起成為各國宏觀調控的長期目標，而宏觀審慎政策則是實現金融穩定目標的政策工具。

 　　總體上看，經過早期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理性預期革命、泰勒原理、伯南克金融加速器理論等的發展，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已能解釋以上重大事件，這些解釋也均被寫入現代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之中。羅默所舉的“沃爾克通縮”例子，只是某些DSGE模型中的沖擊無法精確模擬出貨幣政策的強大作用而已，并不足以說明宏觀經濟學理論的本質性錯誤。當然，解決羅默所說的問題是未來宏觀經濟學可以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方向。筆者認為，宏觀經濟學研究應秉持“大宏觀”理念，將產業、金融以及異質性等更加貼近現實的元素納入宏觀經濟學模型，提高宏觀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破解宏觀經濟理論與現實問題脫節的時代性難題。

 　　（作者：陳彥斌，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原文鏈接：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7-04/25/nw.D110000gmrb_20170425_1-1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