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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義平：市場經濟再認識

　　隨著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危機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深入，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當有較之于最初的認識更為深入的認識：①經濟增長應當與社會事業協調發展，應當嚴格區別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②作為一級政府的地方政府，不應當扮演市場主體的角色，否則就會造成嚴重的消極后果。③經濟周期中的危機階段具有擠出泡沫，調整結構，激勵創新的功能。④平等競爭是市場經濟的真諦。不能平等競爭就沒有資源的最佳配置，就沒有分配的合理和社會的公平正義。⑤把兩種不同的東西對接在一起，例如公權與市場的自由結合在一起更容易產生腐敗。反腐敗需要相應的制度安排。

　　改革開放使我們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隨著經濟實踐的深入發展，特別是面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種種問題以及轉變發展方式的要求的時候，有必要對市場經濟進行更為深刻的認識。

　　一、經濟增長與社會事業必須協調發展，應當嚴格區別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不能簡單地把社會事業推向市場

　　一個時期以來，由于對市場經濟的誤解，以及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速度，我們把社會事業和公共服務不加分析地推向市場，產生了許多消極后果，以致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嚴重失衡。其生動表現是雖然經濟在迅速發展，但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房等欠賬過多，雖然從數字上看人民群眾的收入在提高，但由于上述方面欠賬太多，經濟增長并沒有給人民群眾帶來應有的實惠。

　　改革開放以前的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房等基本上是由政府提供的，即使從市場經濟的角度審視，這樣的格局似乎也沒有太大的不對，因為即使在資本主義那種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像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甚至包括住房等具有高度社會性的領域，政府不僅對私人投資嚴格限制，而且這些領域也是政府投資最多的領域。當年羅斯福新政的主要內容就是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在改革高歌猛進的年代，不分青紅皂白地把即使在市場經濟下也不由市場解決的問題推向了市場，推向市場的實質是由人民群眾負擔。當即使在市場經濟下也應當由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和公共事業由人民群眾自己負擔的時候，本身就是對人民群眾基本生活資源的一種掠奪。此點在經濟危機中表現十分明顯，為了自己給自己保障，民間消費能力十分有限。由此可見，經濟發展是以社會服務的相對短缺為代價的，人民群眾以個人承擔社會服務和公共事業的形式為經濟發展減輕了成本。

　　在市場經濟下，政府與市場有著明確的分工，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有著嚴格的區別。據此，用市場化的政策去推動社會領域的改革是不合適的。經濟政策適合于應當市場化的領域，社會政策適合于近乎于公共產品的領域，二者的混淆會導致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極度混亂。以教育為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經把全民義務教育當作一項重要的社會革命目標。各國歷史表明，教育事業作為一項公益事業，作為一項事關民族振興的樞紐性事業是不可能靠市場機制發展起來的。教育本身雖不以賺錢為目的，但教育投資卻是政府投資效益最高的。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教育和科學技術的決定性作用越來越大，未來的競爭是高層次的人力資本的競爭。如果把教育推向市場，那就會象現在這樣出現重點大學農村學生越來越少的現象，更多的學生會上不起學，社會就不能有效地吸納來自社會下層的優秀人才。把教育推向市場的另一負作用是賣文憑，賣給有錢的或者當官的人，表面上看擁有高等文憑的人越來越多，實際文憑的含金量在下降。

　　目前房地產問題的尷尬是把社會問題簡單地等同于經濟問題的又一生動案例。上一世紀90年代的住房制度改革把住房問題完全推向了市場，讓市場去解決所有人的住房。經濟學的基本道理告訴我們，市場是嫌貧愛富的。經濟學開宗明義地指出，在市場經濟下生產什么，為誰生產，怎樣生產都是基于市場價格的。生產什么，什么能帶來豐厚的回報就生產什么；為誰生產，誰出的價格高就為誰生產；怎樣生產，動力便宜就用勞動力生產，機器便宜就用機器生產，這是基于投入和產出的比較的結果。據此，在供給有限的情況下市場更適合解決高收入群體的住房。至于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離不開政府的援助，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必須承擔的責任。然而，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特別是1994年的財權上移，事權下移的財稅體制改革，使得急于尋求財源的地方政府顯然不能讓地價賣得過低。于是我們看到，一方面地方政府對于保障性住房明顯缺乏興趣，另一方面如果房價跌落，地方政府則特別著急，有的地方政府甚至不惜動用人民群眾的納稅錢千方百計地托市。

　　在把社會公共服務推向市場的同時，卻特有的保持了一塊市場化過程中的“綠洲”，這就是公務員的福利體系，他們可以最大限度地享受市場經濟帶來的好處，而卻不必忍受市場之痛，致使每年“國考”人員不斷增加，人們對穩定而有尊嚴的公務員職業趨之若鶩，吃皇糧的人越來越多。所有市場經濟國家都是非常精簡的政府，而我們的政府機構卻依然龐大。

　　健康的經濟秩序要求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社會事業和公共服務的滯后會影響到高速前進的經濟列車的穩定性，會產生諸多的社會問題。健康有序的經濟發展是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共服務相協調的，是政府解決自己應當解決且具有比較優勢的問題，市場解決市場應當解決且具有比較優勢的問題，經濟發展應當是市場化行為，提供公共產品和社會服務則是政府職能所在，二者不能混淆和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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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方政府不宜扮演市場主體的角色

　　市場主體不應當是一級政府。市場主體應當是人格化的財產主體，其約束是硬的。市場主體的命運就是其向社會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命運。馬克思說：商品交換是一種驚險的跳躍，如果跳不過去，摔壞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產者自己。地方政府不是人格化的財產主體，約束是軟的，不具有承擔市場主體責任的能力。然而既有的改革措施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拼經濟，且各地方政府互相競賽、攀比，在不知不覺中在很多方面直接扮演了市場主體的角色，并由此產生了許多消極后果：

　　1、簡單地追求GDP，不惜重復建設和環境污染。地方政府眼睛看著上級政府而不是看著市場。既然以GDP作為考核的主要目標，地方政府自然會不擇手段，不怕環境污染，不怕重復建設地追求GDP――盡管GDP并不能反映經濟增長的質量。一些地方政府所以對污染企業網開一面，是因為污染對GDP的增加是正的效應。盡管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調整產業結構，消除低層次的產能過剩，然而在很多情況下地方政府的行為卻加劇了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為了GDP的增長和當地的稅收，地方政府不怕重復建設，他們用行政手段發文件，規定只準買本地的產品，不許買外地的產品。地方政府的這種行為，妨礙了全國統一市場的建設，妨礙了市場的優勝劣汰功能的發揮。地方政府所以能如此而為，則在于它的行政權力，本來意義上的市場主體是沒有這樣的權力的。

　　2、不惜成本地追求亮點和輝煌。在給定的條件下，地方政府存在著事實上的競爭和攀比。地方政府總是追求最大、最亮、最輝煌，以吸引各方眼球，于是有了“鬼城”，有了窮縣舉債建新城，有了各種各樣的世界之最。劉易斯曾經指出，“公共投資中聲譽的因素是眾所周知的。浪費的現象在大量已成為現實的事物中昭然若揭，它導致了資本利用率的不足――如對需求的期望所建的工廠，每小時僅有幾輛車行駛的高速公路，大型機場和航空集散地的低效利用等。這些都是普遍的現象，我們總是被告知這些國家資本短缺，可同時資本的低效利用和浪費卻是這些國家非常明顯的特征。”

　　3、不怕舉債。地方政府有著強烈的舉債沖動。一是現行的財稅格局使地方政府收支失衡，資金缺口不斷加大，以致形成了“少米或無米下鍋”的局面，舉債是籌措資金的一種辦法。二是任期制使得地方政府必須在任期內具有輝煌的政績。三是地方政府不存在破產之憂，一任政府用完幾屆政府的資金，債務轉嫁給下屆政府。科爾奈曾經指出，“投資或是不投資，這是資本主義企業最大的難題之一。如果風險太大，即使這個企業暫時已得到必要的金融保證，他也可能放棄另做打算。”　然而對于給定的條件下的地方政府而言，卻缺少這種機制。當前的制度安排對于地方政府只有順向刺激，而無逆向扼止，是一個激勵擴張的制度安排。

　　地方政府的擴張沖動已成慣性。在轉方式調結構的今天，不少地方政府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理解為上新的項目，提出無項目就不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際上，只要還是只講速度，不講質量和效益，即使上的項目技術含量再高，也不意味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此外中央希望能夠保持經濟增長的合理速度，以調整結構，又好又快，但地方政府顯然對放慢速度積極性不大，依然保持著高速前進的態勢。

　　為了有效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一級政府的地方政府的功能定位必須與市場經濟相一致，大致包括：⑴切實承擔起政府在公共產品以及準公共產品領域的責任，把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都確定為保障和改善民生。具體內容為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環保、城市公用事業，以及為中低收入階層解決住房等問題，并且努力做到公共服務均等化，維持社會的公平正義。⑵努力精簡政府機構，切實提高政府服務的質量和效率。⑶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良好的發展環境可以吸引投資，吸引人才，鼓勵創新，是一個地區的軟實力。⑷努力為社會保持良好的自然環境，以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


　　三、正確認識和對待經濟危機

　　我們所以選擇了市場經濟，是因為市場經濟的體制機制具有推動經濟發展的作用，而且這種作用至今尚無替代。

　　那么什么是市場經濟的體制或機制呢？市場經濟的體制或機制除了包括價值規律作用下的平等競爭，還應當包括經濟周期。所謂經濟周期就是一個發展階段只后通常會有一個相對蕭條的階段。在馬克思的經濟學里，經濟周期通常表現為危機、蕭條、復蘇、高漲四個階段。這幾個階段是周而復始的，所不同的是有時候周期長一點，有時候周期短一點。有時候這個階段長一點，另外的階段短一點。當然，人們都希望高漲階段越長越好，最好永遠是高漲階段更好。然而正如一年四季不可能永遠都是夏天一樣，經濟發展也不可能永遠都是高潮。

　　事實上危機本身就是市場經濟的機制。市場經濟下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那些引領快速發展的產業或領域通常會吸引大量的投資，人們高歌猛進，危機就是為快速前進的經濟列車踩剎車，就是把快速發展時期積攢的問題集中地、一次性地加以解決，就是強制性的擠出泡沫，強制性地淘汰落后，強制性地激勵創新。馬克思曾經指出，固定資本的更新是資本主義走出危機的契機，講的正是這個意思。從一定意義上講，沒有經濟周期中危機階段的強制性淘汰，或許不會有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科學技術、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創新的不斷提升。

　　更多的時候人們把危機當作不好的事情，馬克思曾經以魯賓遜的一切在社會范圍內的重演，以社會將有計劃地分配社會勞動予各個部門的取消市場經濟的設想消除經濟危機。然而實踐中由于計劃者的知識和信息有限，加之特別強烈地主觀價值取向，結果人為地制造了更大的危機，人們所以最終通過幾十年的計劃經濟實踐的比較選擇了市場經濟，就是因為相比較而言，市場經濟的社會運行組織成本更小。

　　凱恩斯試圖在市場經濟的框架內解決經濟危機。他認為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制度無關，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主張政府通過擴張性的政策刺激經濟，甚至認為財政部把鈔票裝在瓦罐里，埋在廢棄的煤礦里，讓資本家雇人去挖也可以啟動經濟。凱恩斯主義一經誕生，就受到了政府的青睞，因為他為政府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不僅如此，自從凱恩斯主義誕生以后，西方國家的政府再也不用擔心由于經濟蕭條導致本屆政府的下臺了，他們完全可以花錢制造一次“繁榮”。然而，歷史證明，伴隨著這種人為制造的繁榮的通常是滯脹。因為經濟蕭條是市場自身調整的必然過程，在于釋放經濟發展中積攢起來的各種問題。人為地刺激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是掩蓋了問題，甚至制造了更多的問題。為了解決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帶來的滯脹問題，繼往開來的有了供給學派、現代貨幣主義理論、有了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的經濟政策實踐。面對1929年發生的經濟危機，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通過擴大公共投資，限制工資下調，頒布貿易保護主義法令等進行干預，那次經濟危機或許不會持續那么長的時間。對于經濟危機，熊彼特曾經非常深刻地指出，只有讓它自己治愈自己才是可取的，任何人為恢復都會令那些在危機中未能完成調整的剩余問題更加嚴重，從而又會產生出新的問題，再造成另一次更嚴重的商業威脅。

　　面對本次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危機，我國政府在宏觀經濟政策上多少有點反映過度，以特別寬松的貨幣政策啟動經濟，雖然保持了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但卻掩蓋了經濟發展中的結構問題、失衡問題，而且使重復建設、產能過剩、環境污染等方面的問題更加嚴重，以至于剛剛啟動內需，緊接著又治理通貨膨脹。這種大幅度政策搖擺所造成的問題是不亞于經濟周期本身所產生的問題的。我們既然選擇了市場經濟，就要認識到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是不可抗拒的，應當以平常心態對待經濟危機和經濟周期。以平常心對待經濟危機，應當正確地認識宏觀調控。市場經濟下的宏觀調控是二次調控，是針對市場的所謂缺陷而言的。如果市場的一次調節，即看不見的手的調節能夠把資源配置得很好，配置到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程度，二次調節就可以“束之高閣”了。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是第二次的，不應當太“積極”、太“主動”，太積極太主動的宏觀調控會給人不確定的信號，反倒引起經濟的大起大落。特別是極具針對性的宏觀調控，說白了就是頭痛則醫頭、腳痛則醫腳，按了葫蘆起來瓢。

　　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過渡，要特別注意“抵制”計劃經濟體制的“路徑依賴”。“路徑依賴”是一種慣性，通常會以計劃經濟的方式對待宏觀調控，會下意識地復歸行政指令及計劃經濟的種種做法，并將其認為為優越性。計劃經濟體制的失敗就是計劃經濟種種作法的失敗，我們不能在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還非常懷念計劃經濟體制的種種作法。懷念計劃經濟體制的種種具體作法并借口宏觀調控加以實施，既有認識方面的問題，更有利益方面的問題。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應當努力建設和健全市場經濟，相信制度而不是知識和信息有限的計劃者的公正和能力。


　　四、市場經濟必須堅持平等競爭，沒有平等競爭就沒有市場經濟的魅力之源

　　平等競爭是市場經濟的真諦。對此，經濟學有著十分經典的論述。馬克思說，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它隨時準備不僅用自己靈魂而且用自己的肉體去同任何別的商品交換。 亞當 斯密也深刻地指出，“關于可以把資本用在什么種類的國內產業上，其生產能力有最大價值這一問題，每一個人處在他當時的地位，顯然能判斷的比政治家好得多”。他批評歐洲的政策，“妨礙勞動和資本的自由活動，使不能由一職業轉移到其他職業，由一地方轉移到其它地方，從而使勞動和資本的不同用途所有利害有時會出現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原西德經濟恢復的很快，領導了原西德經濟恢復的總理艾哈德把其總結西德經濟恢復的專著命名為《來自競爭的繁榮》，并且開宗明義地指出：“西德并沒有采用什么秘密科學。我在事實上不過實踐了發展西方各國的現代經濟學原理，在漫無限制的自由與殘酷無情的政府管制兩者之間尋找一條健全的中間道路”。　他認為，政府只能當裁判員，不能當運動員。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責任是制定和執行經濟政策，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給私人企業家以指導和支援，而不是直接干預經濟事務。

　　為什么平等競爭是市場經濟的真諦呢？⑴只有平等進入、平等競爭，才能夠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把各種資源配置到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的領域，當所有投資的資本的邊際收益相等的時候，資本總體上的投資收益才會最大。如果在制度安排上阻隔資本的自由流動，就會從總體上降低資本的利用效率，甚至會使一部分資本不能有效地進入相關產業而成為“盲流”。我國當前的情況就是由于可投資的產業種類少，加之國有企業的壟斷，致使一部分民間資本成為盲流。⑵只有平等進入，才談得上競爭。有了競爭，價值規律才會發揮優勝劣汰的作用，才會有優勝劣汰和資源重組。⑶只有平等進入，才能在制度上保障初次分配的公平性。行業之間收入分配的差距是我國當前的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成因。行業之間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勞動和資本的不能平等進入。當勞動不能平等進入的時候就會產生如同斯密所講的，由于勞動不能自由流動而出現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當資本不能自由流動的時候，就難以形成平均利潤。在馬克思《資本論》里，平均利潤是資本各得其所，從而保證各種產業投資的最佳比例。然而，平均利潤的形成是以資本在產業之間的自由流動為前提的，沒有資本在各產業之間的自由流動，就沒有平均利潤，就會形成目前情況下雖然央企有著豐厚的利潤回報，但卻由于它的壟斷造成了總體資本的低效利用。⑷沒有平等進入和平等競爭，就談不上公平正義。平等進入和平等競爭是一種最基本的經濟權利保障，沒有這種最基本的權利保障，就沒有公平正義可言。⑸當一國缺少平等競爭的環境的時候，資本就會流動到其它環境相對好的國家和地區。

　　從一定意義上講，市場經濟的全部魅力在于平等競爭。然而在我國當前的情況下，卻由于國有企業以行政力量為依托的壟斷，使得民間資本難以平等進入。中央政府雖然出臺了一系列力推民間資本平等進入的文件，但由于利益集團的掣肘，至今落實效果不佳。為了使市場經濟充分顯示它的最佳利益，中央政府應當力推平等進入。

　　五、關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期間的腐敗問題

　　當前的腐敗問題似乎比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典型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發生的都要多。腐敗的發生與腐敗者手中掌握的權利和各種資源形成正比例關系，與監督的力度成反比例關系。計劃經濟體制下腐敗現象所以少，在于有關官員手里雖然掌握著比較多的資源和權利，但監督的力度比較大，例如明確規定了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加之長期的廉潔教育，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以及對腐敗者嚴厲的打擊。在典型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產權是私有的，政府手里沒有掌握多少可資分配的資源，也幾乎沒有伴隨著可分配資源的審批制度。加之典型市場經濟國家都是小政府，行政環節少，尋租和腐敗的機會相對少。此外，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對政府工作人員的監督力度大，不僅有來自內部的規章制度的監督，而且還有來自整個社會的監督，例如反對黨和新聞媒體的監督。有力的監督以及權力運行過程中的透明性大大地減少了腐敗。

　　我國過渡時期相對增多的腐敗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一，對于市場經濟的誤讀。由于誤讀而把兩種原本不同的東西扭合在一起。我們雖然選擇了市場經濟，但卻把計劃經濟體制下最核心的東西沒有多少改變的保留下來，并將其與市場經濟的自由相結合。于是在市場經濟下本來不應進入市場的公權堂而皇之地進入了市場，例如各種各樣的指定性購買，亂收費，亂罰款，用公權為個人或部門謀取利益等。其次是權力與某個特殊利益集團的結合，產生了更為可怕的腐敗，野蠻拆遷當屬一例。最后是一些地方政府不適當地直接扮演了市場主體的角色，靠行政背景與真正的市場主體進行不平等的競爭，以獲得高額回報。

　　第二，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產生腐敗的另一個原因是較之于計劃經濟體制政府手中的權利不僅沒有減少多少，反而可能有所增加。例如我們雖然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依然延續了計劃經濟下的任命制，且人民群眾在干部選拔問題上的發言權并沒有增加多少。此外是延續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審批制度。審批制度的功能有二：一是直接地分配資源，包括各種項目、指標、資金、配額等；二是規定進入的門檻。明確誰能進入誰不能進入，包括什么樣的所有制可以進入，什么樣的所有制不能進入。人們通常有一種權利之戀，誰都不想放棄手中的權利。賽繆爾 P 亨延頓曾經指出，“現代化，特別是處于后期現代化之中國家里的現代化，涉及政府權威的擴大和各種各樣受制于政府活動的增加”。 然而對于權力的監督并沒有隨著權力所管事情的增加而增加，諸多腐敗由此而生。

　　第三，政府職能沒有切實地轉化為服務型政府。政府部門的設計是與政府職能相適應的。如果是服務型政府，政府職能部門的設計就會一切為了經濟社會的發展而有利于提高辦事效率，這樣的政府應當是精簡的政府。反之則會臃腫龐大，環節過多。環節過多尋租和腐敗的機會就多。秘魯經濟學家赫爾南多 德 索托曾經在秘魯和埃及做過實驗。在秘魯要注冊一家小型企業，每天工作六小時，要花289天。盡管這家工廠只要一個工人就可以運轉起來，但辦理合法的注冊成本卻花了1231美元，這是工人最低月薪的31倍。在埃及，一個人要想在國有沙漠上獲得并合法注冊一塊土地，他至少要完成77道官僚程序，與31個國家或私人機構打交道，這可能要花去5到14年的時間。索托認為，行政環節多，尋租機會多，是這些國家腐敗和落后的根本原因。

　　真正解決腐敗問題的不是說教，腐敗者什么道理都知道。解決腐敗問題一是靠有效的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的核心是減少政府管理資源的審批權力，加大社會監督的力度。減少政府管理資源和審批的權力，既可以減少受賄的機會，也可以減少行賄的沖動，對雙方都是一種保護。二是要增大腐敗的成本，腐敗也有投入和產出的計算，按照加利 貝克爾的研究，犯罪是一個人根據犯罪的收益進行計算的結果。影響犯罪收益的因素有：逮捕和定罪的可能性、懲罰的嚴厲程度，在合法職業中選擇職位的可能性等。我國學者林語堂先生也曾經非常深刻地指出：“中國今天（指舊中國，筆者注）所需要的并不是對政治家進行道德教化，而是給他們多準備一些監獄，在那些貪官污吏們可以大模大樣地訂購去橫濱或者西雅圖的一等艙時，談論建立什么廉潔政府，純粹是白費力氣。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榮譽，而是簡單的法律政治，或者說是將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也不榮譽的官員拉出去槍斃的勇氣。唯一使官員們保持廉潔的辦法是威脅說一旦劣跡揭露就要處以死刑。”二是大力度地加強對權利的監督，加強權力制衡。權力制衡原則是人類經過數千年積累下來的經驗總結，進一步的改革必須在權力制衡上下功夫。

　　參考書目：

　　1、【美】劉易斯《發展中國家的失業》載《二元經濟論》中譯本、施煒等譯，北京經濟學院1989年。

　　2、【葡】亞諾什 科爾奈《短缺經濟學》）（中譯本）（上）經濟科學出版社，1986年

　　3、【德】馬克思《馬克思全集》第23卷。

　　4、【英】亞當 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2年。

　　5、【原西德】路德維希 艾哈德《來自競爭的繁榮》祝世康等譯，商務印書館。

　　6、【美】賽繆爾 P 亨延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譯本）王冠華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

　　7、林語堂《中國人》學林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