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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關注就業數量不能全面監測就業市場狀況，要提高對就業質量的關注。已有的就業質量指標體系缺少反映過度勞動、教育錯配、就業極化等最新現象的指標。統計局月度勞動力市場調查側重就業數量指標，對就業質量的重要維度覆蓋不足。應加強就業質量監測并建立應對體系，出臺針對性政策。

對就業質量的監測和應對不足

就業居于“六穩”“六保”之首，顯示出國家對就業問題的重視。從當前已有政策關注和學術研究看，我國更關注傳統就業數量問題，比如失業率和勞動參與率。目前，雖然已有政策文件對就業質量有所提及，但設計相應指標并進行動態監測、設計相應政策提高就業質量的工作仍然不夠。根據經合組織（OECD）經驗，就業質量和數量經常呈現反向關系。這也意味著，只關注就業數量不能全面監測就業市場狀況。

以往的研究機構報告和學術研究文獻對就業質量構造了多維度指標。經合組織（OECD）于2015年提出的就業質量指標體系從收入質量（包含反映生活條件的收入、財富、住房）、工作環境質量（健康、教育技能、工作生活平衡、政治生活參與、社會關系、環境質量）和勞動力市場保障（個體安全、滿意度）三個維度對就業質量進行了拆分。近幾年，我國學術界也有一些研究關注就業質量，在宏觀、中觀、微觀三個方面對就業質量指標體系進行了分析。

但是，當前就業質量在理論和操作上都存在一些問題。在指標體系上，一些新的就業質量問題沒有得到關注。在實際操作中，我國最主要的月度監測數據即統計局月度勞動力調查并未涵蓋就業質量指標，就業質量指標缺少監測和應對，尤其是就業質量降低的維度。

就業質量應重點監測的幾個方面

從就業數量上來看，2013年以前我國總就業人數快速上漲，2014年后開始小幅度下降，城鎮就業持續上漲而農村就業不斷下降。同時，與國際大多數國家類似，我國的勞動參與率已經從1990年的79.1%下降到2019年的68%。在正常情況下，我國城鎮調查失業率一直維持在5%左右。這些就業數量的指標基本呈向好趨勢或在正常范圍之內。

同時，從就業質量最重要的指標——工資水平來看，近年來，我國工資水平上漲迅速，城鎮單位工資水平從2010年的36539元上升至2018年的82413元，年均增速15.7%，且各行業工資水平均有所提高。此外，涉及就業質量的眾多指標如社保障覆蓋率等都有所上升。

但使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的微觀數據計算顯示，從整體上看，我國就業人口的工作滿意度并未提高。在工資和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情況下，工作滿意度略降意味著其他顯示就業質量的維度可能下降。我們認為，就業極化、教育-工作錯配、新就業形態帶來就業不穩定等因素都在影響著人們的工作滿意度和就業質量，這些維度應該重點監測和應對。

就業極化。隨著技術進步，高技能部門的生產任務在增加，對高技術人才的需求增加；機器人等技術進步使得中低技能部門的生產任務減少，對非技術人才的需求減少，這將導致就業極化問題。

流動人口內部也呈現了崗位和收入的極化趨勢。根據國家衛健委流動人口監測數據計算，按照收入從低到高的職業排序，中間收入階層的職業份額普遍在下降，高收入、低收入的職業份額都在上升，這一般會降低勞動者的平均工作滿意度。

教育-工作錯配和過度教育。我國自1999年大學擴招以來，高等教育錄取率持續快速上升。快速增長的高等教育群體帶來了大學生就業難等問題，一部分受過高等教育的個體不能找到與之教育水平相匹配的滿意工作。新一代技術進步以及平臺技術的應用，使得很多新業態勞動者工作簡單化，也是過度教育的一個原因。另外，我國勞動力市場獨有的體制性分割也加劇了教育錯配問題。

過度勞動。從勞動時間來看，我國過度勞動（即工作時間超過標準工時）現象愈發普遍。2018年中國城鎮就業人員調查顯示，每周平均工作時間是46.5小時，其中31.7%的就業人員每周平均工作時間在48小時以上。流動人口過度勞動問題更加明顯。2017年，流動人口每周平均工作時間已經超過57小時。而我國勞動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

過度勞動不僅對勞動者的身體健康、精神狀態、家庭關系以及主觀幸福感等多方面造成負面影響，還反映了就業競爭壓力大、新技術并未有效服務勞動者等問題。“健康中國”行動計劃的目標中明確指出，到2022年和2030年，勞動工時制度得到全面落實。

新就業形態帶來的問題。當前新就業形態的快速發展，得益于城市化發展帶來的分工細化、技術進步，特別是互聯網平臺和智能終端技術。此外，靈活的工作性質和現代就業觀念的轉變使越來越多勞動者進入新業態。

2019年，在整體就業形勢面臨較大壓力的情況下，新就業形態仍然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當年，我國共享經濟參與人數約8億人，其中服務提供者約7800萬人；共享經濟平臺企業員工數約623萬人，同比增長約4.2%。除了對直接就業的促進作用之外，共享經濟平臺還能依托企業自身業務的發展，帶動上下游關聯產業的間接就業。今年，疫情期間新就業形態對保就業起到了重要作用。

盡管新就業形態成為吸納未充分就業勞動力的重要渠道，但是其就業質量仍有待考察。新就業形態的勞動關系、勞務關系及代理加盟等關系紛繁復雜，不穩定性強，且與新就業形態相適應的社會保險體系建設也相對滯后。如何界定政府、平臺企業和靈活就業人員等各方主體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權責關系，保障新就業形態的就業質量，都值得進一步關注。

政策建議

通過上文的簡要分析可以得出，當前，必須提高對就業質量問題的關注。在學術界，已有的就業質量指標體系缺少反映過度勞動、教育錯配、就業極化等最新現象的指標。在實際監測中，統計局目前的月度勞動力市場調查側重就業數量指標，對就業質量的重要維度覆蓋不足。因此，應加強就業質量監測并對這些新現象新問題出臺針對性政策。

第一，建立我國就業質量的全面監測指標體系，將就業極化、教育和工作的匹配度、是否過度勞動、工作培訓和晉升機會、工作安全性等指標補充納入，并根據不同人群針對設計。

第二，將就業質量指標納入統計局月度勞動力調查系統，全面調查勞動力市場數量和質量，以制定更合理的勞動力市場政策。

第三，針對教育錯配和就業極化問題，最重要的是讓教育體系適應市場需求，并鼓勵培訓機構擴展社會教育，不斷滿足新形勢下對技能人才的需求，同時鼓勵人才流動，促進教育和工作內容匹配。

第四，針對技術沖擊帶來的退出勞動力市場群體以及新就業形態群體，應有相應的社會保障系統覆蓋。

第五，對于過度勞動人群，應加強健康信息傳播，并加強健康知識教育。

（文章來源于中工網-工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