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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于當地時間12日下午1時宣布：授予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Angus Deaton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彰其在消費、貧窮與福利方面的研究貢獻。盡管迪頓教授至今已發表了近百篇高水平的學術論文和若干部著作，但筆者認為迪頓教授最主要的學術貢獻在于提供了定量測量家庭福利水平的工具，把測量家庭福利這一看似簡單卻極為復雜的問題具體化、實證化，為政府制定更加有效的稅收、福利政策提供了科學依據。

　　測度家庭福利水平 關乎社會公平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家庭福利是指一個家庭在經濟生活中過得如何。家庭作為社會的一個細胞，其福利水平不僅僅影響家庭自身，對整個社會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如果家庭福利之間的不平等程度過高，會引起社會不滿，嚴重時可能產生各種社會矛盾和沖突。另外，如果一些家庭的福利水平很低，低到不足以滿足基本物質生活的程度，此時我們稱之為貧困。減少貧困，讓公民能夠滿足基本的物質需要，是每個政府的重要目標之一。可見，只有準確地測量每個家庭的福利水平，才能把握社會總體的不平等情況、了解貧困的嚴重程度，才能更有效地制定各種稅收、轉移支付等公共政策。也就是說，測度家庭福利水平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問題。迪頓教授的多數研究正是源于對這一問題的探索。

　　準確測度 為政策制定提供科學依據

　　在迪頓教授之前，學者大多采用人均收入作為衡量家庭福利的標準，并依此制定福利政策。比如，如果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某一給定值，就認為該家庭屬于貧困家庭，可以享受政府救濟等福利。但是，迪頓教授卻提出了在測度家庭福利時需要考慮的其他因素，具體包括家庭內部規模經濟、健康狀況、物價因素等等。

　　家庭內部規模經濟是迪頓教授投入最多時間研究的問題之一。如果基于人均收入來判斷家庭是否為貧困，這種方法沒有考慮家庭內部資源共享的問題，由于貧困家庭通常人口規模較大，因此該種方法會高估社會整體的貧困程度。舉例來說，如果兩個家庭的月人均收入都是1000元，但是第一個家庭是由一對夫妻組成的，收入各為1000元，而第二個家庭只有一個單身者，收入也為1000元。在這種情況下，盡管這兩個家庭的人均收入相等，但是前一個家庭的生活狀況要比后者好，因為夫妻之間可以共享資源，例如可以共享住房、水電等等。可見，當存在家庭內部規模經濟的情況下，構建出具有可比性的等值規模收入對于準確測量家庭福利水平是非常必要的。

　　為了測算用來比較不同家庭結構和人口組成的等值因子(equivalence scale)，迪頓教授開始了對家庭消費結構的研究。他引用率最高的論文就是1980年出版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文章，篇名為《一個近理想的需求系統》(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文章構建的需求系統保留了需求理論中一些良好的性質，同時便于實證估計。迪頓教授和后來很多研究者正是運用該需求系統分析不同家庭的消費結構和福利水平，特別是估算家庭內部的規模經濟。這種定量化工具的提出為各國政府有針對性地制定稅收、福利政策提供了科學依據。

　　除了家庭規模經濟的問題，迪頓教授認為在測量家庭福利時還應該考慮其他幾個問題。比如，消費水平是否比收入更能反映家庭福利，不同地區物價水平的差異是否影響家庭福利，家庭資產與負債情況如何引入福利水平的測量，家庭成員的身體健康狀況是否影響家庭福利等等。迪頓教授圍繞這些問題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以健康狀況為例，他認為家庭成員的患病情況對家庭福利有重要影響。如果有家庭成員患了重病，在醫療保險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即使家庭人均收入較高仍然會大幅度降低家庭的福利水平，甚至會出現因病致貧的情況。

　　迪頓研究成果 有助中國精準有效扶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愈加突出，這將嚴重影響經濟的持續增長、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在這種背景下，準確測量家庭福利水平以及社會整體的不平等和貧困程度，進而制定更有針對性的公共政策來降低不平等、減少貧困就顯得至關重要。

　　筆者針對我國家庭福利水平測量特別是家庭內部規模經濟的測度正在開展研究。初期成果即將在國內頂尖的經濟管理雜志《管理世界》發表。研究表明，在測量我國貧困狀況時，考慮家庭內部規模經濟并按照家庭的組成規模和人員結構而進行等值規模調整也是非常必要的，調整后的我國貧困率為5.8%，是不經過等值規模調整時的近一半。已有的很多文獻中沒有考慮家庭資源共享等情況測量出來的貧困率嚴重高估了中國的貧困水平。

　　此外，目前中國的很多反貧困政策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仍然以家庭人均收入作為衡量標準，沒有考慮家庭內部的資源共享、因病致貧等問題。習總書記今年在貴州調研時指出，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可見，如何更精準地定義和度量貧困，以更加有效地使用和分配扶貧資金進而達到精準扶貧的目的是政府面臨的重要問題。我們可以借鑒迪頓教授的研究成果，構建更加科學、量化的家庭福利測量標準，在“保戶”和“保人”之間做出更加科學的權衡取舍，提高低保制度等社會保障制度的精準性和有效性。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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