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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瑞龍：尊敬的林崗副校長、尊敬的各位嘉賓、來自新聞界、金融界的各位朋友、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上午好！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東海證券有線責任公司、中國誠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0年第一季度現在開始。衷心歡迎各位領導、專家、記者朋友，各位老師、同學的光臨。

　　下面我介紹一下與會嘉賓：中國人民大學附校長林崗教授；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研究員；南開大學副校長佟家棟教授；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高培勇教授；中國社科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長李向陽研究員；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胡良武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劉棟良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教授，以及主分課題報告的研究員。

　　下面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林崗教授致辭。

　　林崗：尊敬的各位來賓，老師們，同學們，今天我們又在這做中國宏觀經濟論壇，這大概已經是第11次了，是今年的第一季度，討論中國經濟外部環境變化的問題。我從雷達那里打聽了一下，有兩個問題是最大的，一個是國際貨幣體系的問題，國際貨幣體系的變化，尤其是壓人民幣升值將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我們有什么辦法破解這種影響，或者我們就應該升值，或者我們應該抵觸，想一些中間的辦法，這些都比較費腦筋。將會對我們國家剛剛有所好轉的出口有什么影響，等等，這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這會對我們經濟增長的狀態不利。

　　還有一個是國際貿易體系的問題，貿易保護主義不是可能要抬頭，而且是已經要抬頭，早就抬頭了。有種種的表現，有大家聯合起來對付中國的趨勢，美國、歐盟。歐盟在貨幣問題上對我們還同情一點，貿易問題上對我們也是盯得很緊的。好像中國人犯了一個大錯誤，勤勞的中國人民努力的工作，成為事業的制造工廠，加大了儲蓄，推動了經濟增長，好像反而犯錯誤了，因為不消費。這個東西有點滑稽。中國的經濟靠自己的力量，對這兩個主要問題的應對如果得當，不出大問題，出點小問題沒事，中國自己內部的經濟增長的因素是非常強的，足以蓋過這些外部小的影響。中國的工業化還要深度發展，農民工打打工還是要跑回去，這種候鳥型的移民，如果把他們定居在城市將產生多么大的需求和增長的動力，這是我們的條件。什么美國或者其他的都無法和我們相比。所以我們中期的，至少是中期的，十年到二十年的增長是有很好的內部條件的。咱們看得見的，經濟增長應該是不錯的，不要妄斷，被美國人搞壞了。我們要很好的增長。

　　今天主要是經濟研究所的同志們將發表高見，我們洗耳恭聽。之后請我們的嘉賓提出很好的意見，以便他們很好的修改和校正自己的觀點。在學校作為一個學者，研究經濟學，總是要對國家有貢獻。搞宏觀經濟預測也是要對國家有貢獻，學者不僅是找幾篇雜志發兩篇文章，或者到FC發文章，就算是一個好學者。要對自己的國家，要對知識的增長有真正的貢獻，而不是跟在別人后面說兩句、發發文章。這是我們舉辦中國宏觀經濟論壇的原因，我過去說過，再說一遍。

　　謝謝大家。

　　楊瑞龍：謝謝林崗副校長的致辭。我們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今天已經是第13次，按照我們的慣例，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是專題的報告，6月份和12月是總體的形勢的報告。這次我們選擇的是全球經濟做平衡與中國經濟的外部風險。我們覺得外部環境是宏觀經濟的很重要的因素，沒有想到由于美國的發難成為全球經濟焦點的問題。剛才我有意沒有介紹的一位主角，是我們這次主報告的主要承擔人和演講人，就是我們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的教授、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的副會長雷達教授，由他演講，我相信他的演講加上四位嘉賓的發言，將會是一道經濟的大餐。有請雷達教授。

　　雷達：大家好。我代表我們這個課題組給大家做一個專題的匯報，我們的題目是《全球經濟再平衡與中國經濟的外部風險》。我包括四個內容，一是經濟危機億危機的性質；二、無創新的經濟復蘇不會改變全球經濟的基本格局；三、全球經濟再平衡的住特征及具體表現；四、全球經濟再平衡所面對的外部風險和選擇。

　　一、經濟危機與危機的性質。2007年由美國房地產和次貸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被人們認為是大蕭條以后的最嚴重的衰退。但是不到兩年的時間當中，這次危機開始復蘇。根據IMF的分析，如此嚴重的一論全球經濟衰退之所以能夠在如此短的時期得以恢復，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歐美日以及中國在內的主要國家采取了超乎尋常的政府刺激方案，因而避免了全球金融領域的恐慌，這種恐慌是導致1929-33年大危機的主要原因。

　　人們對于危機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此看來，我們認為自2007年危機以來，人們對危機的性質判斷和認識有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們在對于經濟危機和危機性質的判斷方面，在以往的判斷基礎上做了兩點的改進。

　　(一)我們認為本輪危機是一次全球經濟失衡的系統風險危機。

　　1、如果本輪的危機是像危機開始之初人們開始判斷的危機發展的邏輯是從房地產到房地產次貸，再到貨幣市場，再到信貸市場、實體經濟領域，從美國經濟傳導到歐洲、亞洲的邏輯的話。實際上意味著我們對危機性質的判斷由一個局部風險逐步轉化為系統風險的過程。實際上這樣的認識，我們認為在金融理論上是有悖于傳統的金融理論的。從70年多以來，金融衍生工具和債券化的發展本身有消非系統風險的功能。因此，我們認為對于危機的認識不能從一個非系統、局部的向全面的系統的領域推演。

　　2、如果這子危機僅僅是一次金融危機，我們認為實際上從70年代開始，美國也已經完成了從世界銀行中心的角色轉化為世界風險中心角色。美國也完全有手段將金融危機的風險轉移到其他國家當中去，就像1997年發生的東亞的金融危機情況一樣。事實上這次危機我們看到主要從發達國家爆發，就金融危機本身的影響和沖擊，對發達國家的影響比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

　　3、美國在房地產泡沫形成的年代，實際上也是美國經常性項目項目赤字和對外負債急劇增長的年代，美國過度的需求增長和外圍國家的過度供給，既是危機前全球的模式，也是世界經濟失衡的根本原因。房地產泡沫的過程和世界經濟的失衡從時期上來說是一致的。

　　4、美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在危機發生之前已經預測到了這次危機爆發的可能，他們認為導致危機爆發的原因與全球經濟的失衡是有關聯的。例如，我這里舉的美國經濟學家分析的觀點表明，美國經常性赤字在達到7.3%時，美國的經濟會出現拐點及因此引發美國的經濟衰退，以及對外凈負債的下降。美國盡管沒有達到7.3%，他們的預期是在2009年才能爆發這次危機，但是他們對危機的爆發邏輯與這次的現實邏輯是一致的。

　　5、我們把這場危機性質的認識定義為對環球經濟危機失衡的糾偏。為什么先房地產開始？根據IMF(2008)的分析，美國房地產泡沫也與全球經濟失衡有關。根據他們的分析，在全球經濟失衡過程中，由于貿易順差國大量的資金流向美國，在美國爆發之前的30年的時期中，美國的房地產價格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況。這一領域很可能成為投機資本集中投入的領域。

　　從這五點判斷上說，我們認為導致這次危機是一次全球經濟失衡的系統性風險的爆發。這是對于危機的第一個認識。

　　(二)本輪一次周期性的調整，而不是以總危機形式出現的。

　　實際上我們在學術界也好，還是在實體經濟的判斷中來說，我們很長時間沒有區分為周期性危機和總危機了。1、我認為總無機的特征是與社會危機相伴隨的情況下，導致全球經濟格局發生根本改變的總危機才會出現。這種革命性的變革以戰爭為手段，如上世紀初葉的兩次世界大戰，實現了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以及兩個并行市場格局的形成，或以國內政局的動蕩為表現形式。

　　2、周期性危機的特征。在總危機爆發之前，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作為強制性的調節手段，作用在于實現社會化大生產各部門之間的客觀比率的要求，使價格趨近于價值或均衡價格、使虛擬經濟趨近于實體經濟。

　　3、我們區分了總危機和周期性，不能用總危機的判斷來替代周期性危機，最為明顯的例子是人們對美元走勢的判斷。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美國可以通過匯率調節來獲得估值效應。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美元的匯率走勢是走低的。這是對總體長期走勢的判斷。但這不能替代對美元匯率的短期判斷。很多時候人們會判斷美國會持續下跌，但是看歷史資料，每到危機的時候，美元匯率在很多情況下不但沒有下降反而上升。

　　4、同樣我們不能用周期性的判斷來替代總危機的判斷。全球四次大規模的經濟失衡。第一次比較明顯的是在英國主導下的全球經濟失衡。每次危機的時候，大家都判斷失衡是會消失的。我們用美國的經常性帳戶的非平衡的狀況和GDP的比率相比，每次周期性危機調整之后，非但失衡狀況沒有消除，而且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05年的時候，盡管目前屬于下調狀況，失衡之后美國的狀態是否會進一步下調呢？如果我們的判斷是對的，這種周期不會改變。

　　85年的時候，它達到了一個頂峰。大概十年多的時間，又再次超過了85年的失衡的水平。我們的判斷是，失衡的根本格局不會發生改變。什么時候我們再恢復到這個頂點，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二、無創新的經濟復蘇不會改變全球經濟的基本格局

　　全球經濟處于什么樣的格局？美國作為金融和研發中心，日德為高端產品制造中心，以及東亞新興國家為中低端產品制造中心的新三角分工格局。這雖然還遺留著一些雅爾塔體系的地緣政治的因素，但是這一體系最為重要的推動力在于上世紀90年代信息技術革命以及美國金融霸權地位的確立。因此全球經濟基本格局是否會改變，必然意味著替代信息技術創新浪潮的出現或以美國微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的改變。

　　實際上，信息技術在上一輪的經濟增長過程中，就全球需求而言，不僅創造了無線通訊，個人電腦，網絡交易等多種新型的領域。而且在信息技術推動下，形成的全球網絡生產體系也促進了外包等新形式的產業轉移的路徑，這是新三角分工格局的主要渠。在這部分研究中，我們主要回答的是技術創新或者說技術基礎有沒有發生變化。如果技術基礎發生變化，基本的格局將發生變化，否則將可能得以維持。

　　(一)全球技術進步進入了一個穩定發展期

　　我們用技術的方法進行了分析，我們首先需要對全球技術進步的水平加以衡量。實際分析時，我們主要適用基于數據包絡分析的Malmquist而指數進行分析。從數據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出發，我們選取了1996-2007年間部分OECD國家的投入產出數據來構建所需要的面板數據。

　　從變化圖中我們可以看到，98年之后，世界技術進步的總體水平處于相對平穩發展的水平，而不像90年代更高端的發展。

　　(二)國際技術創新活動驅于下降

　　1、研發投入增長趨緩

　　OECD國家總體的投入量在增長，但是增長的復讀在趨緩。研發的投入在這當中增長了，但是技術的革新會不會出現呢？最主要要看產出的過程。

　　2、研發產出量絕對下降

　　我們選擇的數據是歐洲專利局和美國專利商標局兩個主要專利系統提出申請的專利申請量進行分析。剛才我們看到投入的曲線還是上升的話，很明顯產出的曲線出現了倒U型的變化。美國專利局的情況是倒V型的發展趨勢。投入雖然在增加，產出出現了下降的情況。意味著我們的創新活動處于什么樣的狀況，大家可以判斷。

　　最重要的是在這里我們想說，前沿創新領域的方向并不明朗。我們在98、99年的時候就討論，IT技術創新以后，哪個領域能夠銜接上IT的技術創新？實際經濟高速增長的模式就會維持。實際上，我們在信息技術以后，我們猜想過生命科學，猜想過材料技術，猜想過環境、新能源等各個領域，我們所得到的數據，實際上在大家預期的這些領域中都沒有出現技術革命的曙光。

　　我們看EPO的數據情況。生物技術在1990年到2006年是副增長，總占比3.55%，網絡與電信占23.79%，增長率也是下降-0.4%。污染與廢物管理負增長，比重也非常小。我們所關心的氣候變化創新的比重非常小，當然從歐洲專利局反應出來的情況，1990年到2006年增長速度是非常的。下面的人類生活的需要，作用與運輸，化學與冶金這些領域，第一占的比率相對比較高，另外反而沒有出現人們所預期的傳統領域的衰退結果。根據美國專利申請局的情況來看，這邊都是復蘇，和歐洲的情況接近，生物的比重比較低，網絡與電信還是比較高的，納米和污染都非常低，應對氣候變化非常低，人類生活需求相對高，作用運輸相對低，化學與冶金非常高，紡織與造紙9.5%。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技術創新的整體狀況進入了相對穩定的時期，研發在增長，專利產出在下降。特別是人們期待的創新領域沒有出現曙光。我們說信息技術對經濟推動的作用在衰退，但是在技術存量中的比重依然占首位。這說明在信息技術推動下所形成的全球經濟的格局依然有其技術基礎。所以從它的技術層面的分析，我們判斷全面經濟總體的格局不會出現大的變動。

　　三、全球經濟再平衡的主要特征及具體表現

　　我們說這次是失衡的調整，大的格局不會發生變動。調整我們認為在量的變化和局部的變化上。

　　(一)美歐供求結構的差異決定了歐洲更具備外部失衡調整的可能。調整失衡對中心國家很可能是服務業向制造業轉移等。美國有沒有這種可能，歐洲有沒有這種可能？歐洲做內部調整的可能性比美國大。

　　1、歐美共同的特點，比較歐盟15國和美國的工序結構，可以看出他們有共同之處。主要體現在雙方都是消費型經濟，存在著過度的商品需求和服務供給，這決定了他們都會是商品貿易中的進口方和服務的出口方。

　　2、不同點。首先歐盟的制造業相對強大，其產值在GDP中所比例下降趨勢相對緩慢，08年為18%，而美國制造業產值占GDP的比重下降比較快，08年僅為11%。其次，美國需求中個人消費重要性超過歐盟15國，高出9個百分點，08年美國個人需求占69%，比歐盟高出12%。

　　從服務業的內部構成來看，在美國的服務業構成中，金融服務業占據了比較大的比例，而在歐盟的服務業構成中，建筑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美國個歐洲在供求結構上的這種差異直接決定了其在全球經濟再平衡過程中國民經濟發展的不同特征。也就是歐洲好調，美國調起來困難。

　　3、歐美差異對再平衡的意義首先從整體上啊，由于美國經濟中個人消費的重要程度高于歐洲經濟，因此在全球經濟再平衡過程中，美國消費需求從而進口需求仍然會高于歐洲，在外部的表現是美國仍然會擁有比較大的貿易順差。其次，美國的制造業萎縮要比歐洲嚴重許多，服務業構成主要以金融服務為主，這就決定了在目前的產業調整中，美國很難通過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將資源由服務業向制造業轉移。最后，于美國相比，歐洲的服務業更集中于非貿易領域，在內部的失衡中，由于服務業的供給增長快于需求增長，歐洲在全球經濟失衡中，權重將有所下降，這給外圍國家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二)我們從發達國家進口產品的技術構成來看，環球經濟再平衡過程中，商品的出口結構可能會向中端產品進行調整。這對全球技術變革和技術演進相一致。發達國家技術進口的含量變動趨勢是這樣的，高端向中端變化，低端也向中端變化。中端技術有上升的空間。現在的世界經濟格局是新三角分工的格局，美國是中心，日德實際上是中高端的制造業，東亞國家是中低端的。如果我們的需求結構按照中低化的發展趨勢來看，在未來得發展中，已經處于中高端的制造商上升的空間是有限的，處于相對低端的制造在未來再平衡過程中，擴展市場的可能空間是很大的。直接了當的說，我們還是認為亞洲在再平衡的調整過程中，調整的可能性比日德調整的可能性要大。

　　(三)美國金融中心地位不變前提下的全球金融體系的微調。我們主要從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來進行考察。我們利用數據庫對1995年至今外匯儲備中資產結構變動情況進行考察。總體上看，美元總體是下降的，美國在儲備中的比重是下降的，扣除匯率波動以后，在新增儲備貨幣中，美元的比重是相對波動比較大的。同這個走勢圖當中我們概括了這樣幾點。

　　1、國際儲備中美元地位的下降，但絕對值依然很大。01年以后，雖然歐元的正式流通，美元在國際儲備的比重開始不斷下崗，到了09年第三季度末，美元的比重已經下滑到了61.6%，基本與1996年的水平維持。

　　2、新增儲備的比例中美元的占比沒有直線下降。雖然美國在儲備資產中有所下降，但是每年新增儲備中美元的比重并不是直線降低的。在不同的年份，新增儲備中美元的權重波動性很大。03年到04年，新增儲備中美元所占份額超過了75%，高于美元在整體儲備中的比例(66%)。

　　3、美元匯率和美元在新增儲備貨幣中占比的關聯性規律有所改變。在07年以前，美元匯率和儲備結構變動質檢存在著比較清晰的規律。每當美元處于升值狀態的時候，各國央行就會降低美元在儲備中所占比重，體現為新增儲備中的美元比重要低于原有儲備中的美元比重及而每當美元處于貶值狀態的時候，各國貨幣當局就會采取措施來提高美元占儲備的比重。總之，各國貨幣當局會通過調節幣種結構來對沖美元幣值變動的影響，也就是傾向于穩定其幣種結構。但是08年金融危機出現后，09年美元出現了一定的貶值，但是新增儲備中的美元比重依然繼續走低。如果上述規律真的打破，意味著各國當局已經改變了他們的政策。

　　我們看一下十大債券發行國和新興國家的對比。美元債券的發行占世界上的32%。實際上其他的歐洲國家加起來，債券的發行占比大概在48%。公共債務的比重，實際上美國和歐洲相比，美國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可怕，僅僅占32.7%。當然他不如其他的發展中國家，在發達國家當中，赤字的狀況沒有人想象得那么嚴重。從青年撫恤率角度，美國也好于其他的歐洲國家。我們看到，盡管美國在危機后的金融地位有所動搖，特別是美元匯率變動的規律有所打破，但是我們分析的結論是，歐洲替代美國成為國家金融中心，歐元替代美元成為主要國際貨幣仍然不具有現實可能。因為歐洲經濟的基本面因素與美國相去甚遠。還有一個調整，在這次調控中，美國宏觀經濟的失誤，造成了全球通脹情況下，美元的地位有可能發生根本的變動，這兩點是需要我們關注的。我們看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我相信如果說出現了宏觀經濟失誤會導致美元地位下降的話，那么美國的國內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很可能核心針對的是通脹問題，這和下面的判斷是相關聯的。

　　從經濟基本面的情況來看，歐洲經濟的表現給東亞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變革過程中的地位提升留下了空間，但是東亞國家要真正替代美國的角色，目前也不現實，基本面雖然接近，因為東亞國家在金融發展水平上無法與美國相提并論。一些權重的變化還會發生，但是總體上以美元為核心的國家經濟的變動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四、全球經濟再平衡過程中中國經濟的外部風險及現實選擇

　　金融危機發生后，從全球經濟再平衡的主要特征和現實表現來看，我國經濟未來發展空間有望進一步得到提升。這其中的原因一是由于歐元區國家產業結構的未來調整有望由服務業向高端制造業進行轉移，二是來自發達國家進口需求中中端技術產品所占比例的增長，第三則與中國經濟在未來國際金融格局上升空間的增長有關。只有中國在現有國際分工格局中的帝俄進一步得到穩固的前提下，中國經濟未來發展才會有可能。我們也面對著不利的因素：

　　(一)全球經濟再平衡過程中中國經濟面臨的外部風險

　　1、對中國分工地位錯誤定位的風險。國際分工的大格局不變，中國在其中的地位也不會發生變化，中國在技術存量及金融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情況下，也不可能完成從制造大國向金融中心的改變。

　　2、紅利爭奪的風險

　　大格局不變，調的是量，我們也可以預期在未來全球經濟增長的速度將放緩。全球經濟再平衡從一定意義上將意味著格局不變的背景下，經濟的平穩增長，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人們會忽略紅利的分配，在平等增長的過程中，全球經濟參與國的關注點將轉向利益的全球分配，其手段無非在貿易保護和匯率調解，這兩方面的壓力會在未來不斷的顯現出來。

　　3、流動性緊縮風險和外部需求的逆向沖擊。

　　流動性緊鎖的風險判斷有兩個依據。一個是這次局部的調整，美國已經完成了從銀行中心到風險資本中心的轉變，那么風險資本作為整體國家來說，一定要運用杠桿，杠桿率要非常高。我們說在再平衡的過程中，一定意味著美國作為總體國家的杠桿率在下降。根據世界銀行的分析，世界經濟的流通性的過盛將會轉向流通性緊縮的過盛。美國為了維持美元的地位，在政策的選擇過程中，也不可能像70年代一樣采取通脹的政策手段。所以我們說中國經濟在未來一段時期當中會面對流動性緊縮風險和外部需求的逆向沖擊。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美國開始反思原有的監管中的問題。可以預見的是，伴隨著銀行資本準備金的提高，最大杠桿率以及最低流動性水平的設置，政府對非恩行流動性的監管，發展國家的外部融資環境將惡化，中新國家新的技術和制度形式創新的跡象并不明顯。在中短期內，美國經濟很難出現可靠的經濟增長點，對外進口需求很難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因此，伴隨著流動性繁榮的結束，在新一輪發達國家市場份額再分配的過程中，中國經濟的優勢尚不突出，面臨的外部競爭也更加嚴峻。

　　4、政治風險

　　我們認為這對于中國，比前三種風險更為嚴峻。這次的危機實際上是第一次出現在中新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外部失衡狀態。這種失衡是出現在七國集團內部，這是目前大的不一樣的地方。前一論失衡的調整手段最早是從經濟手段來調整的。盡管我們和美國的經濟相互依存度在增加，但是我們和中美之間，從貿易競爭的關系向貿易伙伴轉移，但是不可否認，我們在制度、理念、價值觀上，兩國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用建構主義的觀點來說，在認同上，兩個國家依然存在著很大的壓力。很顯然，我們最擔心的是在再平衡的過程中，許多經濟的再分配會通過政治手段來進行實施。這是我認為未來實踐當中，中國盡量避免經濟危機去政治化的風險是最重要的。

　　(二)相應的對策

　　1、我們應該完善金融監管體系的同時，推動金融體制的改革，進一步提升國內金融市場發展水平。雖然這個提了很長時間，我們的針對性是非常強的。我們是基于我們的判斷，全球流通性繁榮結束之后，將會出現流通性的緊縮。但是外部融資成本的提高，中國經濟的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內部的融資成本的降低，盡管這是一個舊的對策，但依然具有新的含義。

　　2、積極推進多邊框架下的區域經濟和金融合作，維護我國應得的政治經濟利益。我們的建議針對的是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和保障主義。我們今天看到中美之間的摩擦在進一步增強。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中美之間的相互依存度很顯然是不均衡的。但是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匯率政策也是有底線的。最重要的是把美國作為一端，其他國家為另一端。美國對世界的依存度一定大于世界對美國的依存度。開展多邊的合作，意味著在我們周邊可以形成更大的經濟體，使得這個經濟體和美國相比，經濟的相互依存關系會更趨于均衡。

　　3、從方式的轉變來說，轉變是一個內在的要求。但是在現有的體系下，避免歷史上以往出現過的特別是以日本為代表的國內自主的產業結構的政策性的提升所導致的日本經濟衰退，我們提出實際上經濟結構的轉變包括產業結構、收入結構的轉變。在對外方面我們產品結構的提升將作為邏輯起點。在市場份額不增加的情況下，只有產品結構提升了，附加值才能上升。附加值上升了，生產者、勞動者的收入才能提高。勞動者收入提高了以后，勞動者的需求才會提高。勞動者的需求提高了之后，市場上引導的新的需求領域才會出現，而不是現在完全的政策性的引導，比如說家電下鄉等，市場的引導中收入是很重要的，產品結構的提高在收入結構提高的前沿。

　　這就是我們針對世界格局的變化和中國面臨的風險所提出的三項應對措施。這就是我的發言，謝謝大家。

　　劉元春：感謝雷達教授精彩的演講，下面進入第二單元。在第一單元里，雷達教授代表課題組做了發言，在這個發言里，我們可以用幾句話來概括主題。他主要談到一個判斷，三個特征，四種風險。

　　一個判斷是我們剛過去的這次危機在本質上不是由于金融，不是由于一些技術產品的創新，而是在于世界經濟的這種不平衡以及不平衡所帶來的利益格局的差異，由此得出的一個結論是什么？目前這次危機調整不是總危機的調整，也就是說不是一種大調整，而是一種周期性的調整。這個判斷很重要。三個特征第一個是無創新的復蘇，我們前一輪的技術革命和技術創新剛剛過去，而未來得創新還不知所以，全世界將處在無創新的過度階段。這個過度階段或者生產力的變革格局決定了我們未來的生產關系以及利益關系調整的根本特性，這是很重要的一種特征性的解釋。當然，由這個特征性的解釋就會得出第二個特征：貿易格局在供求格局的主導下的特征。第三金融有動蕩，但是不會掀起格局性的問題。

　　這就引出了四種風險：1、錯誤功能定位的風險；2、紅利分配的風險；3、外部需求逆轉，流動性緊縮的風險；4、在未來可能高度關注的一個政治風險。

　　應當說，在這個報告里所得出的一個很基本的判斷是一個中期判斷。因此，對于我們在座各位所關注的目前世界的不平靜，比如說我們看到的到底世界經濟目前的狀況如何，我們是不是還會面臨著世界經濟二次探底，還是一種持續的微型反彈。局部的動蕩，特別是歐洲的主權危機，會不會出現顛覆性的破壞。目前，愈演愈烈的中美貿易摩擦和匯率摩擦將何去何從，外需將如何變化。這樣一種短期問題，我們報告沒有做出一種全面的解讀。所以說，我們邀請了下面的各位嘉賓給我們進行進一步的討論。第一位嘉賓是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研究員，有請。

　　張宇燕：謝謝主持人，大家上午好。非常高興今天有機會到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參加這個報告會。剛才聽了雷達教授的發言，在這之前我也非常認真的拜讀了他們的報告。就個人來講，收益非常大。剛才主持人總結的這個報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觀點，得出了很多重要的結論，這對于我們認識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特別是經濟環境所遇到的一些風險、挑戰以及微帶我們該怎么采取行動，都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總體來講，我對雷達教授主持的報告的基本判斷是贊同的。比如說他對這次危機的調整，最終不會在根本上影響當今的世界格局。這個判斷我是贊同的，金融體系、貿易體系在判斷之后，大致還是維持在原有的基本格局上。這個觀點我是同意的。當然，危機調整以后，回到一個什么樣的水平，什么樣的狀態？這里面還不是一個簡單的完全的復歸。而是有一些新的變化，我一會兒再講。

　　另外，雷達教授談到這是一次沒有創新的復蘇。這一點我也是同意的。總體上，我作為評論人談一些我的看法。一開始林校長也講了，對報告有什么意見提出來，更好的改進和完善。

　　就危機根源總的判斷，雷達教授在這里談到是因為美國的過度需求和外部世界的過度供給。危機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對這種不平衡狀態的調整。對于這個判斷，我耳目一新。他也做了很多的分析，包括數據支持。但是這里關于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這個原因和以往危機都不一樣。很多危機都不一樣。是以供給和需求的不平衡導致的。這為我這樣的關注這個問題的人也是一個沖擊。因為他和我們一般理解的經濟為是生產過盛的危機的觀點還是不大一樣的。對這個問題恐怕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自己也想不好，我總覺得這次危機還是一個分工體系走到今天導致的危機。這種分工體系是什么？就是美國是出口，分工就有出口和進口。美國進口是什么？是商品和一些服務，包括資源。出口的是金融產品。中國、日本、韓國這些國家進口的是資源，出口的是工業制成品，同時也進口工業制品。其他一些國家是資源的出口，同時他們也進口一些金融產品，沙特也是持有大量美國的國債。這是一個國際的分工格局導致的這么一個結果。這種結果過度需求和過度供給扮演什么樣的位置呢？可能是一個結果。而更深的原因可能還在于這種分工格局上，一個大的分工。這種分工格局已經持續了很多年。再早英國也是這樣，世界主導國家走到頂峰的時候都是金融產品的主要出口國。

　　這種格局之所以出現恐怕還是和它整個的分工有關，既是自然的結果，同時也是政策理念的結果。美國前財政部副部長，現在是哈佛大學的教授理查德庫帕教授一再強調這種格局非常自然，出現這種結果也可以理解。美國金融產品很穩定，回報率也非常高。全球儲蓄到美國來投資，購買美國的金融產品，這種格局很好，對大家都很好。這個東西并不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這是一個非常自然的結果。如果我們接觸這樣的看法，我們可能就會覺得這次金融危機更重要的是美國操作上的失誤，可能和房地產市場本身有問題。所以最后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強調的是金融監管，出臺了一系列的監管手段，包括對對沖基金的處理辦法等等。我在這里只提一個，因為關于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是很多的，我初步總結了一下大概有十五六種。更大范圍來講，有過度儲蓄和投資的問題，但是更大的還是分工格局，當然在這點我同意雷達教授，最后還是要回到原來的狀態。

　　第二是創新和復蘇的關系。我們看到歷史上大的危機，也就是1929年到33年，簫條的時間比較長，對全球經濟打擊很大。是什么東西帶領世界走出那個危機，爭議非常大。一般來講，有人說是戰爭。我們一般說是到1933年經濟危機就結束了。實際上，1938年的時候，美國的失業率是18%，今天才10%。經濟學家認為，真正帶領美國走出危機的是戰爭和準備戰爭。無創新的復蘇究竟是這次危機復蘇調整的一個特例呢？還是一個常態？可能有另外一些事情，可能能夠把人類帶出來。

　　還有一點，在整個報告里，我讀的時候就在想，報告一直強調不平衡，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如果是危機的原因的話，在復蘇的過程中，同時應該伴隨著一種不平衡的調整。但是我們看到，主要的國家，美國赤字是減少了，但也不是想象中的大幅度減少。美國經濟狀況越少，赤字越大。恰恰是經濟不好的時候，經常項目赤字縮小。我們現在還得不出一個結論，現在的復蘇和導致這次危機的不平衡之間的調整關系，現在很難得出一個結論。而且我有一個感覺，復蘇現在就是在不平衡中復蘇。真正走出復蘇的時候，大家都認為經濟徹底復蘇了，那時候很可能是美國的不平衡加劇的過程。現在好一點，什么時候加劇了這可能是復蘇的一種很重要的標志。

　　說到復蘇，主要是對不平衡的修正。不平衡產生的原因是經常產生的赤字，調整的重點在哪兒？我們看到了貿易保護主義，但是這個不利于調整。還有什么要調整？產業結構調整，增長方式改變，這是遠水，那近渴怎么辦？這里有一個邏輯，雖然沒有談到，我們要很自然的想到匯率問題、匯率體制。這已經是今天剛才林校長談到的我們面臨的大的問題。美國很重要的經濟學家像穆薩、艾毅，包括白宮經濟委員會顧問薩默斯包括博格斯坦都提了很重要的建議，就是在匯率上調整解決貿易不平衡，最后解決經濟的不平衡。調整的切入點是匯率，而匯率針對的是中國的人民幣的匯率體制，他們提了很多東西了。比如說建立小組，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部建立小組，最后的問題是制定標準而且已經提出來了。如果一個國家的經常項目順差占到了GDP的10%，國家貨幣基金組織就要派人到你的國家來和你磋商，如果超過15%，要公布你的名字，要羞辱你。如果超過20%，那就要制裁你。他強調這個計劃，不是開除出去，而是要在你的SDR特別提款權的分配上，投票權上約束你，給你明確的制裁。

　　現在邏輯慢慢走到這里來了，我也在想這個事。這個邏輯如果是調整的話，特別是短期的調整，是一個匯率體系的調整，這樣我們的壓力非常大。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民幣越來越具有靈活性，也符合我們的利益，但是我們要注意到短期的沖擊。邏輯最后要調整，怎么辦？很可能就是匯率體制調整。

　　剛才說到會匯率的事情，也說到未來國際經濟結構，即一方面要回到原來的狀態，同時又會有所不同。不同主要在哪兒？我想不同恐怕很重要的一點是這次危機以后，中國的位置迅速上升。中國在國際經濟結構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我記得1月份我們在OECD和他們的經濟學家座談，談的主要問題是人民幣匯率問題。走的時候，研究部的一位負責人找到我，說你想過這個問題嗎？中美兩國把匯率綁定，密切之間是固定匯率。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之間的匯率是綁定的，這是不是事實上要做成G2。我們盯住了美元，等于美元反過來也盯住了我們。他本人是澳大利亞人，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國經濟的迅速提升可能是這次經濟危機、金融危機之后，即使是回到原來的點，原來的狀態，可能也會有一些區別。當然，中美之間的相互依存，在這方面，我同意約瑟夫奈的觀點，相互依存度高并不意味著你有力量，如果相互依存是對等的，你沒有任何力量。什么時候有力量？就是你們是不對稱的。雷達教授剛才講的這個我是同意的。盡管我們里提升，但相互依存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力量顯然是不一樣的。這是一個變化，我不的說了。

　　經濟長期的增長到底靠什么？我們看了周期的變化。在這里雷達教授非常正確的指出了增長主要靠兩個東西，一個是制度創新，一個是技術創新。更進一步講，增長是什么呢？我還是覺得亞當斯密講的有道理，在《國富論》里他提出，經濟增長的核心就是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取決于分工和專業化，技術在這里是插進來的。分工和專業化取決于市場規模的擴大。在這里，我覺得市場規模的擴大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東西。怎么能讓市場規模擴大，金融的發展、金融工具的創新，這是一個市場的擴大。貿易體系的拓展，這是市場規模的擴大。我在解釋幾次經濟危機和經濟周期的時候，我在這里更愿意用市場規模擴大的速度來加以解釋。市場規模的擴大速度特別快，突然加速度不夠的時候，可能會出現一些調整。

　　這是我看到他報告時想的問題。好的報告，不一定意味著你完全贊同他的觀點，更重要的是它能夠使你想到一些問題，激發你的思考。

　　另外，我想談談中國的風險。一個是我們如何看待中國的經濟。都說我們外貿依存度高，出口占GDP的比重36%左右，這是一般的算法。如果按凈值算法。實際上在中國實現的這些增加值有多少？占GDP的比重不是36%，而是7%，高的是10%。我們依賴水平高的時候，我們要注意統計的口徑是凈值還是其他的什么值，這里要特別注意。

　　還有一個是轉變生產方式。一般來講，我們消費不足是一很重要的原因，擴大內需等。但是我們的內需是不是真的很低呢？這也是我們可以思考的問題。前一段時間我碰到摩根斯坦利的一個經濟學家，他說根據他們的計算，表面上看中美消費差距很大，美國消費占GDP70%，中國占38%。我們總共消費1.6萬億美元，08年，美國是10萬億。但是如果按商品的消費，我們是1.2萬億，美國就3萬億，美國大量的消費是服務消費，金融服務、法律服務的消費、住房的消費，真正按照對物質產品的消費，中國比例就非常高了。我們占到美國的38%，而我們的GDP不到30%，僅就物質層面的消費，我們的比例非常高。我們在計算問題的時候，還要算一些細帳把我們的問題想清楚，當然包括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實際上我們的人均鋼鐵消費量不到美國的1/7，韓國是17.2%，日本21%，美國24%。

　　轉變生產方式我說一點。我曾經見到一些企業家，我問他們。你們對轉變生產方式怎么看？你們干什么關注出口？他們說我們沒有渠道在國內銷售。我們在國內銷售遇到的麻煩比國外多得多。我說你具體的講一講。商場的柜臺主任我都得打點到了，在國外盡管利潤低一點，但是簽了合同馬上就可以轉起來。轉變生產方式還是和國內的改革有關，提供更好的公平競爭的環境。

　　總之，讀了雷達教授的報告，聽了他的介紹，我個人收益很大，在這里提一些意見供你參考。特別是有些意見和你的觀點不一致，但這并不以為這我就正確，很可能真理在你那邊。謝謝。

　　劉元春：感謝張老師精彩的點評。在張老師的精彩點評里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閃光的觀點，這些觀點值得我們在座諸位深思。他談到無創新的復蘇可能是常態，我們可能是在一種不平衡中進行復蘇，而不是再平衡中進行復蘇。這些觀點都值得我們借鑒。下面請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高培勇教授演講，有請。

　　高培勇：大家早上好，剛才雷達教授做了一個非常精彩的報告，他的報告把我們引向了國際視野。可能是因為專業所限，我無法向宇燕那樣對他的報告做出那么詳細的點評，一會兒向陽和燕生還會做詳細的點評。我只是想在他的主題基礎上，就當前以及今后的宏觀經濟政策的走勢做一些相關的分析。

　　關于當前的國際經濟形勢，目前方方面面都傾向于后金融危機時代或者后金融危機時期加以表示。不知各位想過沒有，當我們用后金融危機時代或時期來標識當前經濟危機形勢的時候，實際上它向我們傳遞了兩個信息，一個信息是說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已經大致過去了，最困難的時期已經度過了。第二個信息向我們傳遞，現在經過了這次危機的洗禮之后，我們已經難以回到2008年以及之前的那樣的狀態。因為這期間發生了太多太多的變化。剛才宇燕講，中國的實力和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已經和2008年以前有所不同，已經引起了世界各方的注意。在面對一系列新情況、新特點、新變化的背景條件下，我們還得立足于當前來謀劃未來。就這點而言，我覺得雷達教授的主題報告給我們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平臺。

　　第二點，從這次危機的進程和反危機的實踐情況來看，我也覺得我們可能獲知另外一個信息，那就是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和地位被大大提升。我記得在2008年危機剛爆發的時候，無論在國際還是國內，大家這次危機所波及的范圍以及持續時間的預期都遠比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要嚴峻得多。應當說，我們基本上沒有想到這次危機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呈現出現在這樣的變化。盡管我們現在說，目前中國經濟的率先回升也好，整個世界經濟已經出現回升的跡象也好，主要是歸功于政策層面的拉動。但不管怎樣講，它確確實實，進程大大超出了我們的預期。為什么超出這樣的預期？其實從G20首腦會議幾次發布的公告和若干經濟組織的評判和中國領導會議所傳達信息都顯示，中國的經濟回升是靠政策的拉動，到目前為止我們還難以完全擺脫大規模刺激措施的作用。當我們獲知這些信息的時候，實際上是在說宏觀經濟的作用在國際經濟以及中國經濟的運行當中，的確比危機之前更看好了。這樣一種宏觀經濟政策的構成情況是怎樣的？一般來講，總是從一系列的政府的公共政策所構成，可以拉出一個長長的清單。但是如果做一下層面上的分割，我們說打頭陣的還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一步分析來看，從這次危機呈現出的若干特點來說，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比，在這次危機當中所扮演的更多的是主攻手的角色，而貨幣政策是副攻手。這可以從中國以及世界上其他國家所拿出的反危機的政策清單中得到證實。中國的反危機的政策清單，我們相對來講是比較熟悉的，你可以看到，在若干方面的政策舉措當中，一直都是財政、稅收政策的主要內容，比如說增加政府支出，減少政府稅收在打頭陣，發揮主導作用。從世界各國拿出的反危機清單當中，大規模的經濟擴張措施是主要的，依靠也是政府支出的擴張和政府稅收的減少，兩個方面的工作線索。所以，我還想在此點名一條。在所有的政府政策當中，當我們觀察國際經濟走勢，當我們分析預測未來的中國經濟走勢的時候，我們要特別關注財政政策在其中的影響和作用。

　　最近，我有這樣一個體會，那就是對財政政策的作用的確是越來越看重了。我用八個字來闡述他的作用，前四個字是覆蓋全部。覆蓋的是什么？是所有政府的公共政策，不管是反危機時期的還是一般意義上的公共政策，任何政府的公共政策的貫徹與執行，首先要依托于財政資金的鋪墊。大家可以分析任何兩種公共政策可能有交叉，但是難以找到像財政政策這樣的政策貫穿于所有的政府的公共政策當中。后四個字是牽動全部，講的是財政政策和整個經濟社會活動層面的關系。雖然不能講財政政策貫穿于經濟發展的每一個角落和環節。但是應當說從總體上講，很多或者大部分的經濟社會活動的層面都受到財政政策的牽動和牽引。所以，我想在分析今后一段的宏觀經濟政策走勢的時候，財政政策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線索。這在反危機時期，我們可以得到驗證。我想在未來的關于處理若干新的經濟難題的時候，我們也會得到相應的驗證。

　　現在大家最關心的是，未來一段時間，在國際經濟形勢發生變化，中國經濟形勢發生變化的條件下，財政稅收政策未來的走勢和調整是怎樣的。大的調子已經定了，就是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但這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實質內容是相當復雜和豐富的。如果，一個一個的去做比較細的分析，比如說把2008年以來中國政府所推出的一系列有關政府支出，減少政府稅收的政策做逐一的剖析，不僅頗費心力，而且也不是特別必要。我覺得有幾件事情可以看得清楚。當我們說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時候，有幾個方面的理解。第一照搬過去已經推出的增值減稅措施，叫積極。因為要延續過去的擴張勢頭。第二在原來已經推出的增值減稅基礎上，做相應的減法，哪怕減掉90%以上，也叫擴張。第三在原有的基礎上，既做減法，同時又做相應的加法，也叫擴張。所以，在積極二字的層面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可能不同的情形。在今天，我們能不能引出一些大致的框架，讓我們能夠看得更清晰一點。我覺得大致可以做三個層面的分析，一個層面是過去將近2年的反危機實踐當中，凡是立足于原有的或既有的改革方案的增值減稅的舉措，不用懷疑，是不管經濟風云如何變化，都是要繼續實施下去的。第二個層面，著眼于反危機的需要，而拿出減稅增值的措施，這是屬于應對危機的臨時措施或權宜之計，也不用懷疑他。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他們肯定是要終止，要退出歷史舞臺的。第三個層面，立足于新情況、新形勢而有針對性的拿出新的增值減稅的措施，我覺得我們當前應當關注的主要是后面這一層面的東西。

　　因為時間的關系，我只想說一個大概。比如就第一層面而言，立足于既有的改革方案而推出的增值減稅的措施。從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以來，已經有了關于中國市場經濟進一步完善的方案，其中包括財政稅收制度的調整方案，這是基于長遠而設計安排的。只不過其中有些改革的舉措帶有增支減稅而帶有擴張的傾向，只不過在危機到來的時候，恰好需要采取這樣的增支減稅措施，恰好我們的改革方案中已經設計有這樣的增支減稅措施，兩者在時間上巧合，所以就推動了這增支減稅措施的實施。幾個現成的例子，比如說增值稅的改革，這是從1994年就開始謀劃的稅收制度的改革。增值稅的轉型改革說到底，最重要的體現是企業計算繳納增值稅的計稅基數得以縮小，本身就是一個減稅措施。恰好在08年遇到金融危機的襲擾，恰好我們需要減稅的措施，所以從09年項措施就得以啟動了。不用懷疑，不管經濟形勢出現如何的變化，類似增值稅轉型改革的措施肯定是要長期實施下去的。

　　比如第二個層面，著眼反危機的需要而提出的增支減稅的措施，比如大家提到的出口退稅。從08年到09年，基于反危機的需要，擴大出口的需要，政府已經連續7次提高了出口退稅的規模，09年總規模達到了6400多億，相當于什么樣的比重呢？有多大的分量呢？大家知道，盡管這些年國力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09年中央財政的支出總額是15000億，而7.5%是由中央財政負擔的。我想大家可以從中體會到出口退稅對于財政的沖擊力度以及當連續7次提高出口退稅的時候，決策層所付出的努力。類似于這樣的政策，我以為必然要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而相應的做出調整。

　　比如二手房稅收交易，大家已經看到了，盡管在2009年末的時候有種種猜測，這樣的政策會不會延續到2010年，但如果你把它看作是反危機的臨時舉措和權宜之計的話，不用懷疑，只要房事轉好，經濟出現回升的現象，也是要逐步退出的。其實從今年1月1日開始，二手房交易的低稅收政策已經停止。

　　中央政府拿出的1.18萬億的分配方案2010年是5885億，07年調增了163個億。為了嚴格守住1.18萬億的規模，2010年相應的從5885億當中調減了163億，規定在了5722億的公共投資。5722億還有一個專門的規定，只能用于原來投資項目的續建和收尾，不能用于新開的項目。這表明，中央的投資政策事實上也在隨著形勢的變化而有所收斂，它本身就是立足于反危機的需要而拿出的權宜之計和臨時性的舉措。

　　伴隨經濟形勢的進一步好轉，我的判斷是新增投資要持續的消減，最終為零。

　　第三個層面，伴隨新情況新形勢而推出的新的增支減稅的政策安排，這是我們要著力去謀劃去分析的。現在看到的一些情形，實際上也向我們傳遞了一些信息。比如說基于節能減排的需要，必然要推出一些新的政策手段。而這些新的正則手段當中，其中主要的部分恐怕還和財政稅收的增支減稅措施直接相關。既然已經向國際社會做出了承諾，就要動用各方面的政策手段去推動他，實踐它。能夠拿出怎樣的政策手段？我們看到的一個是資源稅的改革的啟動，這次資源稅改革實際上是一種全新的改革，和原有的資源稅的機制和基礎已經有了截然不同的變化。我們把它視作一種類似于新稅的開啟。在今天，資源稅的改革已經迫在眉睫，很可能在2010年開始實施。比如說，燃油稅費的改革，很多人以為中國的燃油稅費改革已經完成，因為2009年1月1日已經把養路費等6費停征，同時適當調增了消費稅中成品油的稅費。但是截止目前只是走完了一半地路程。我們要通過燃油稅費改革實現兩個目標，一個是原有的目標，從98年開始立項的。來實現規范政府機制和行為的目的，不讓政府通過公路這個環節亂收費。另外一個目標是通過燃油稅費的調整達到限制汽油消費量，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第二個目標應該說和第一個目標相比，對于目前來講更為重要。不過，基于順利推行燃油稅費改革的需要，2008年在設計這個改革方案的時候，確定了一個原則，保障消費者的稅費負擔，不至因改革而調增，所以2009年1月1日開始做的一件事情是把養路費等6費的收費負擔做了統計測度之后，在保持稅費不變的前提下，轉入到現行的消費稅成品油當中。所以，沒有能夠來得及，沒有能夠一下子實現節能減排后一個政策補償。在當前的形勢，這樣的改革還應當著手逐步的提上議事日程，就是讓人們在消費汽油的時候多負擔一些稅收，從而減少汽油的消費量，達到節能減排的目的。否則，我們憑什么在2010年實現比2005年減少40%到45%的承諾。

　　再比如，調節收入分配的需要。從剛剛閉幕的兩會上可以看到，委員和代表對當前中國的收入分配形式非常關注。要調節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甚至貧富差距。我們靠什么？靠規范一次分配的制度規則當然是必要的。但是二此分配，政府的再分配手段的實施也是必要的。當大家關注二次分配環節的時候，同時要關注政府拿什么去調節貧富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家關注房價，希望政府遏制房價，同時關注政府拿什么去遏制房價？我們發現政府面對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幾乎沒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手段去操作。指望稅收去調節，但是能夠起調節作用的個人所得稅在整個收入比重當中，08年是6.4%，09年是9%，而且這樣的稅制是分類所得稅的格局，這是不適于調節人與人的分配差距的。所以個人所得稅的綜合改革在2010年一定會擺在非常緊迫的位置上。比如說物業稅的改革，當物業稅不被人們寄托所謂控制房價，給地方政府提供主體稅種寄托之后，主要的作用就是調節差距。這是財產稅，本身就是調節貧富差距的載體。2010年以及今后一段時間，對于物業稅的開征恐怕也要采取加快步伐的理念去安排它，去推進它。

　　再比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家已經看到，3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署名任重平的評論文章，你讀起來可以獲得很多新的信息。比如，把經濟體制轉型、轉軌、發展的轉變放在同樣的層面上相提并論，比如把這次金融危機之所以會把中國裹挾其中，歸納為經濟發展方式不相協調。看起來，在今后一段時間，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是一個時代主題。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給中國的財政收入政策提出了相應的要求。舉個很突出的迫在眉睫的例子，在增值稅轉型改革之前，因為增值稅的征收，專業的要求太高了，是分作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兩類分別征收的，對于小的工商業采取的是產品銷售的全值×綜合征收辦法來征稅的。原來適用的稅率是5%到7%，轉型之后，因為一般納稅人的稅負增稅的稅負一律調減到3%。大家知道，目前中國整個商品和服務流轉稅的征收分成兩塊，一個是征收增值稅，另外一個是征收營業稅，服務業現在是5%，當你的規模不是很大，從事工商經營的時候，負擔的稅負是3%，而你從事服務業的經營，負擔的稅負就是5%。這樣一種不均衡的稅負的安排格局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由稅制所導致的產業發展的布局就有欠合理性。所以，它也對中國的增值稅和營業稅的下一步改革提出了下一步的要求，而且是迫在眉睫的要求。這些問題，我以為我們是應當關注的，而且是我們以此分析觀察未來一段時間經濟走勢的一個重要的線索。

　　我特別贊賞今天林崗副校長講過的一段話。作為經濟學院的學生和研究者，我們應該更關注為自己國家，能夠為今天這個世界的發展做一些實實在在的貢獻，而不必拘泥于那些形式上的套路或文章。說這些話的意思是要和大家以此共勉，謝謝大家。

　　劉元春：感謝高老師的精彩點評，不僅對于當前整個財政政策，以及未來財稅體制改革做出了精辟的看法。對于高校的一些學生，更重要的對于我們后危機時候，宏觀經濟學本身的一些動向的提醒。我們在宏觀分析里，可能要加強我們對財政方面的研究。他提到這一點，使我想到，目前在整個國際宏觀經濟學界掀起的這一場運動，反思我們目前的宏觀經濟學。目前有幾篇有代表性的，IMF的布萊查提出了一個要點，我們以往過度的重視貨幣政策，認為財政政策沒有效果。特別是在李嘉圖等價和新李嘉圖等價的理論中，這給我們在座諸位提了一個醒，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學習中更加關注這方面的研究。再次感謝高老師給我們的精彩演講。

　　下面有請中國社科院亞太研究所所長李向陽研究員進行演講，大家歡迎。

　　李向陽：非常高興能夠參加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論壇，這是我第二次來，兩年前來過一次。這次的題目是《全球經濟再平衡與中國經濟的外部風險》，我非常認同這個題目。過去我們談外部風險的時候，都是外國人在做什么。而這次外部風險可能和以往說的外部風險意義有所不同了。因為在這這對關系里，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內外關系了。因為中國經濟本身已經成為再平衡的重要角色。換句話說，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走勢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經濟未來調整的方向。對于雷達教授為主的研究小組所做的報告，我讀完以后收獲很大。由于時間關系，下面還有燕生教授和劉元春教授的發言，我就控制在20分鐘以內。

　　第一談到未來5年和中期走勢的時候，中國經濟面臨的外部壓力的時候，第一點是再平衡。這種再平衡不僅僅是貿易層面上或者是金融層面上的再平衡。反應出的是一種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美國人的負債消費和亞洲的生產，美國人的過度消費和亞洲的過度儲蓄形成了互補。在商品市場上的流動，使得亞洲國家積累了大量外匯貿易的順差。這種貿易順差形成的外匯儲備回流到美國，支撐美國的消費。全球經濟也是靠消費合生產來拉動的。這場金融危機標志著這個模式已經不可持續了。我們首先應該選擇全球經濟增長是什么樣的增長模式。對于美國負債消費模式的增長現在有分歧。美國人能不能戒掉負債消費模式的“毒癮”。如果他們能夠戒掉，我們就要小心了。現在看來，是要開始戒了。前幾天我們看到美國總統第一份的經濟報告分析，未來美國經濟要回到7%，經濟危機之后在1%左右，在未來3到6%的上升應該是定局。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每上升一個百分點的儲蓄率，個人消費要下降3到4%。

　　亞洲應該怎么做？除了中國政府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選擇，其他亞洲國家沒有做出這方面的準備。緊接派生一個問題，中國單獨有沒有能力，有沒有義務來承擔起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責任和壓力？因為國際社會已經把中美作為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兩個最大的責任人。一方是美國，一方是中國。中國有沒有義務呢？我們說沒有義務。至少不全部有這種義務。中國對歐美市場的貿易順差很大程度上是我們處在東亞的國際網絡上，我們進口的大量的高附加值零部件，以中國制造的名義出口美國。以這個名義上來說，中國在承擔著亞洲的貿易不平衡。中國有沒有能力呢？至少我個人是不樂觀的，因為在前不久，我看到去年的時候，亞洲開發銀行曾經做過一項評估，在亞洲國家整個出口里面，其中區內貿易大致維持在52%到53%，區外是47%到48%。把貿易進一步分解之后，結果發現，貿易里分成最終消費和生產比，亞洲國家出口里，用作亞洲地區的最終消費占32.5%。也就是說，東亞為主的亞洲經濟這種大量的貿易，真正用作本地區消費的只有1/3，讓這么一個經濟體來承擔，在短時間內調整是非常非常難的事。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為什么把再平衡作為中國在未來時間內外部壓力的一個最大來源的所在。

　　第二我同意雷達教授報告里關于未來時間內技術創新還是一個過渡，或者整個經濟還處在過渡階段。至少現階段我們沒有看到或者確定性的技術進步的方向。但是我想說的一點是，圍繞新能源、清潔能源為主的低碳經濟已經成為大國未來發展方向的戰略共識。為什么這方面的技術進步似乎不太明顯呢？給出一個解釋是現在正在討論的全球氣候變化既是一個原因也是未來得發展方向。我們知道，在此之前，全球有這種規則就是《京都議定書》，但是最大的缺憾是只管發達國家，不管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產業，或者清潔能源要發展，要有市場需求，能夠帶動經濟的復蘇等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必須有市場需求。而市場需求，現在清潔能源的最大問題是什么呢？成本。也就是清潔能源的成本太大，要解決這個問題，靠技術進步，讓科學家投入更多來解決兩者的差異，短時間內是做不到的。又想往這個方面發展，又面臨著成本和市場的約束，唯一的辦法是改變規則，改變成本和清潔能源成本之間的比例。實際上我們現在談的哥本哈根會議，發達國家為什么這么著急呢？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不是基于全人類的說地球要再晚幾個月或者晚個三五年，我們地球就要毀滅了，我想沒有這么高的道德水準。更多的還是一種基于經濟意義上的壓力。我個人不是陰謀論的信奉者，但是在經濟危機之前，美國人和中國人相比的優勢還有什么？我們的勞動力還有優勢，資本也不像以前那么缺了，市場機制也建立起來了，在經濟危機之前美國和我們的優勢是金融業，而金融危機打擊最大的是金融業，美國參與世界競爭和中國這樣的經濟體競爭還有什么？要確立未來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低碳經濟和清潔能源是它唯一能找到未來有競爭力的東西。因為，我們從國際國內比較差異最大的是人家的空氣好，污染少，產業里高污染的產業低。只有在這個領域里制定一個更加嚴格的統一的規則，為清潔能源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我承認目前全球經濟可能是在技術創新中處在低速或者觀望的狀態，但是恰巧醞釀著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潛力。而能源這種領域或者以減排為核心的和以往的都不一樣。今后如果是以減排為核心的，作為全球最核心的經濟發展方向，產品性能使用價值沒有任何變化，但是由于碳排放水平或者碳密度降低，有可能成為高科技產品。比亞迪和紅旗比沒什么，可能還沒有它馬力大，但是高科技產品，因為減排。未來如果我們認定低碳經濟是一個方式，那么很多方面都會發生重要的變化。

　　第三在報告中提到金融改革。我完全同意，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體系短時間內難以改變。我們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一個是宏觀層次，要改變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同時在微觀層面也全球共識，金融體系的監管。無論是宏觀層面的貨幣體系改革還是微觀層面的金融體系的改革，人們有一個部分的誤區是更多的覺得是外部壓力造成的或者是基于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覺得這次金融危機不行了，要改革。有這種原因，但最重要的推動力和是來自發達國家內。就像前不久提出的沃克規則，它的一個根本動力是美國國內的政治壓力，這種最大的壓力在于什么呢？簡單的話是人們在這場危機中，金融界的巨頭們天天拿著高工資，之后出了問題讓政府和全人民負擔，這種壓力是最大的壓力。考慮到去年年底，拿了政府這么多錢，年底還要發高額的獎金，民眾對這種很不滿。

　　通過這一點我想說，發達國家無論是宏觀層面還是微觀層面的改革，都基于一點，不能損害發達國家的核心利益。這就是基于在全球的領先地位。雷達教授在報告中提到，美國在過去20年中，一個角色的重要變化是從世界銀行家轉變為世界風險資本家。我們看到中國很多錢在我們這里不是錢，只有到美國轉一圈之后才真正是錢，背后就是美國有成熟的金融體系。如果損害到這里，任何的改革再從全球的利益有好處，也放在一邊去。

　　最后，我想談一點貿易領域，報告里也專門談到。再平衡本身是一個貿易問題，對于未來貿易領域的改革，實際上壓力也非常大。其中為重要的壓力是在這場金融危機中，我們看到，所謂新型的保護主義越來越多。前一段G20的會議報告中說，在過去4個月來全球新出臺的保護主義措施并沒有增加，但是同時也提到，從構成來說，實際上很多新的在WTO現在認可的貿易保護主義沒有增加，但是很多新型的在增加。比如說購買美國貨條款、在經濟危機期之間發達國家政府要求本國金融業只能向本國企業貸款。這對貿易自由法是巨大的障礙，因此后危機時代，國際貿易一個很重要的方向是必須要制定出新的規則對新的貿易注意，包括對新保護主義進行約束。但是，對此我們同樣不樂觀。為什么？有可能會出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發達國家在今后一段時間內，更愿意把新貿易的規則與哥本哈根的減排，比如與環境保護，比如與知識產權的保護聯系起來，他們認為這毫無疑問是推進全球的貿易自由化。發展中國家更愿意把危機階段推出的新的措施消除掉，更多的獲得市場準入機會。雙方都打著貿易的旗號各忙各的。今年啟動的多哈回合，我個人不是抱太樂觀的態度。把這個和經濟結合起來，毫無疑問這是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這是中國經濟必須要應對的，也是難以躲避的一個挑戰。反過來，中國經濟如果能夠成功的應對，即是對自己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也是對全球所做出的最大的貢獻。

　　謝謝，我的評論到此。

　　劉元春：感謝李老師準時的發言，在這20分鐘里，李老師給我們提供了4個方面的看法，這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特別是在貿易領域方面。下面有請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研究員演講，大家歡迎。

　　張燕生：非常感謝，而且也讀了一篇非常好的報告。這篇報告，確實我們講信息爆炸，在我讀的時候感覺是思想爆炸。我想談三點。

　　第一點是關于這場危機。我個人對這場危機的看法，它是一個世界性的大危機，而且是一個長周期的危機。我也很同意報告講的危機和失衡有關。這個邏輯我個人想，危機和失衡有關。一種邏輯是失衡與中國有關，中國與中國的發展方式有關。我們知道，最新的美中的經濟安全評估委員會提交國會的觀點是，這次危機的責任，美國一半、中國一半。還有一種邏輯，這場危機和失衡有關，失衡和美國有關。也就是說，美國是和美國目前的增長方式和全球治理的結構有關。這兩種觀點，我個人認為是后者。很簡單，這次危機是美國金融危機，不能中國金融危機。中國沒有危機，如果說中國影響大，也僅僅只能夠講中國在危機之前，07年開始了中國經濟自主的再平衡調整。看看數據，在雷曼兄弟之前，美國金融全面惡化之前，中國的經濟在07面2季度開始減速，出口在07年下半年開始減速，和危機沒有關系，是我們自主的調整。

　　我非常同意這場危機講了四階段的失衡，尤其是第九階段的失衡是1990年到2008年，非常好。我們看看這一輪的失衡是什么？我個人認為這是三個方面大的調整：一個是新經濟周期的大調整，我們知道新經濟周期的起點是90年的3月份。所以這場危機首先不07年的次貸危機，是新經濟周期進入到一個大調整時期所產生的。調整的兩個爆點一個是2001年的IT泡沫破滅，一個是2007年的房地產泡沫破滅，是一個長周期的兩個爆點形成了今天的沖擊。

　　第二關于這場危機，我個人覺得是全球化的大調整。我們大家知道，經濟學有一個說法叫“市場失靈”，這次危機實際上是全球化失靈。我們會發現傳統的宏觀經濟學面臨著向1936年的卡恩斯革命和1979年的供給學派宏觀政策組合的轉向有著同樣的意義。這次的轉向恐怕要解決全球化失靈，我們的宏觀經濟學要改寫。要建立真正基于全球化開放的宏觀經濟體系。比如說通脹，我們會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當世界我們的通脹盯住CPI、PDI的時候，給我們的信號是通縮。當你針對通縮擴大貨幣供給，降低利率的時候，你會發現全球性資產價格飆升。貨幣政策應該怎么應對全球化所產生的全球化失靈的問題？全球化失靈的核心是全球化的治理結構存在根本性的治理缺陷。

　　第三新經濟革命的調整。我們經常會講IT革命，這是新經濟周期的一個重要的動力。但是我們不要忘記，IT革命的技術的創新和突破開始于上世紀60年代，IT革命的制度性改革開始于上世紀的80年代，沒有幾十年的準備不可能有IT的新科技革命。因此，大家講的判斷我非常同意。我們現在是無創新的復述，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想講講再平衡。這會涉及到美國在再平衡的時候會發生什么樣的調整。我個人想，也就是剛才幾位講的，美國消費的行為，美國生產的行為，以及美國整個產業結構會不會發生變化。最新的數據報告講，可能儲蓄會上升，靠借貸消費的行為會出現一個階段的變化。我們知道現在有低碳，低碳會不會改變美國人的消費和生產行為？美國會不會出現再工業化？美國計劃五年出口翻番，并且成立了振興出口的內閣。出口翻番會不會出現再工業化。第三個問題是對金融危機的反思我們說的更多的是監管，既包括內部也包括多邊，監管是創新是一對矛盾。我們看看84年美國關于金融創新的觀點對比現在有很大的不同。這個會不會出現一個從結構上來講，去金融化的趨勢。從歐洲來講，也會存在同樣的問題。因為我們經常會拿歐洲和美國相比，實際上歐洲的經濟發展的目標和美國的發展目標是不同的，歐洲的發展目標主要是一體化，而不是增長。而且我們會發現，歐洲的結構和美國的結構也是不同的。我們看看跨境服務，我們會發現，全球的跨境服務的提供者是美國和英國，全球的跨境服務的購買者是德國和日本。而且我們會發現，在低碳和經濟結構的多元化方面，歐洲和美國也是有很大的不同。報告劃了四條曲線，其中最重要的結構講，中低和中高的產業發展比較快。我們看看歐洲新東中歐的加入確實產生了多元化。

　　最后一個問題我想談談中國怎么辦。我非常同意報告提的幾個問題，其中包括全球系統性風險中國怎么辦，我們能夠逃過金融全球化、金融市場一體化嗎？我們逃不過。系統風險怎么辦？這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另外一個方面，貿易保護主義怎么辦？另外一個方面，中國的貨幣和巨額的對外金融資產怎么辦？這些問題對中國來講，下一步都是我們面臨的。關于貿易保護主義，我個人想說一點，對于貿易保護主義是既包括貿易，也包括匯率，也包括投資，還包括金融的一個嚴峻的挑戰，絕不是我們講的雙法雙保。剛才宇燕也講到的，我們經常項目的順差占GDP的比例是10%以上，現在不到。而且我相信我們今后的比例會持續的下降，但是IMF的舉措就是一種保護主義的舉措，所以說，中國應該怎么辦。

　　第二個問題貿易保護主義我們看看日本，日本作1985年到1995年是貿易保護主義的高潮期。85年的時候日本人均工人占美國的比例是60%到70%，1995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占美國的比例是1.5倍，2008年日本占美國的人均收入的比例回到了70%左右。我們從一個長的周期來看，一場日美貿易保護主義的較量，最后的結果拉開了日美之間的差距，中國怎么辦。

　　第三個問題，我們講中美之間真正的貿易摩擦還沒有開始。中美的貿易摩擦和沖突恐怕是一個長期的無法回避的問題。這種情況下，中國應該怎么辦。

　　由于時間關系，我最后講我認為中國應該怎么辦的想法。

　　第一我覺得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沒有選擇的，它的核心就是在戰略的調整，體制的變革和增長動力的改變入手，改變我們整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和激勵導向。

　　第二我覺得對中國的再平衡來講，國際收支的結構調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和我們整個的貨幣政策獨立性方面的改革，對中國來講，問題恐怕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雙順差的格局已經到了必須要改變的情況。對中國來講，面對著我們應當更加重視進口，而且我們應當更加重視調整出口，而且我們應當更加重視如何能夠利用我們目前競爭力比較薄弱的跨境服務來改變我們制造的競爭力。

　　第二個方面，下一步我們怎么能夠把中國的商品、中國的資本、中國的貨幣、中國的銀行進行周邊的和全球的布局，變“中國制造”為“東亞制造”，變“中國制造”為“世界制造”，這樣情況下，順差降低是可以使顯得。

　　第三是外匯儲備的調整，核心問題是怎么從發展和轉型這兩個現實角度來改革我們的國際收支的結構，人民幣的機制。

　　最后一點是關于低碳發展，我主要講三點：第一我非常同意培勇的觀點，碳稅、環境稅、資源稅、消費的調整恐怕是下一步必須面對的，但是如何能夠在不增加企業的綜合稅負，不增加整個經濟的宏觀稅負的條件下，建立起一個與國際接軌的碳稅等的資源稅稅收體系，這對中國來講非常重要。無論是哥本哈根其是低碳發展，對我們來講是我們的工具而不是我們挨打的手段，我們會變得非常主動，對中國利大于弊。

　　第二低碳應該成為我們下一步增長率約束的重要方面。

　　最后一點，開放型的節能減排的模式既有利于再平衡，也有利于我們下一步低碳的發展。

　　謝謝大家。

　　劉元春：感謝張所長精彩的演講，最后一個發言嘉賓應該我，但是我把我的時間騰出來，我們的宏觀論壇增加一個互動環節。一方面我們可以請嘉賓對他們的觀點進行補充和說明，報告組的作者也可以進行互動，更重要的是在座的同學和來賓可以對我們的嘉賓進行提問，現在開始。

　　提問：我想問社科院的高老師一個問題，今天在報告里我注意到，有一個全球經濟危機的原因是美國的過度消費和周圍國家的過度供給。高老師談到，我們國家的出口退稅在09年6000多億，同期的支出是15000億。出口退稅的增長，我們通常說是增加了出口，增加了我們出口的國際競爭力，這會產生一個矛盾。我們意識到經濟危機的根源是外圍國家的過度供給和美國的過度消費，在美國消費的預期或者是行為發生改變的情況下，中國的出口支出來支持出口會起到作用嗎？會不會更進一步的推動全球金融危機呢？謝謝。

　　高培勇：我澄清一個問題。中國財政支出當中，中央政府的規模是15000億，出口退稅的規模是6400多億，這里有一個統計口徑的問題。出口退稅的統計口徑不是列支而是預收，在統計的時候已經把出口退稅的額度預先扣掉了，在財政上不反應出口退稅的項。和我們平時做會計的時候，有些項目不是列支，而是直接乘底收入，出口退稅的項目在支出中有一個名稱叫“稅事支出”，預先扣掉了。當財政收入和支出兩個帳報出來的時候，收入已經扣除了出口退稅，而不是6400億除以15000億得出這樣的比率。

　　出口退稅一直有爭論，在國內有爭論，花費這樣的代價是否值得。有人做過調研，和出口有關的企業，利潤的來源或者說利潤的額度和所獲得的出口退稅的資助，兩者在平衡的時候，很多企業會發現，利潤來源的主體部分是政府給的出口退稅。對外部來講，中國這樣的出口退稅是支持一種傾銷呢？還是真正是出于出口退稅本身的初衷？當所有的疑問一并走來時候，有一個事情我簡單的做一個交待。這樣出口退稅的規模之所以在內外成為焦點，和我們的稅率結構是有關系的。比如我舉個例子，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大家注意，出口退稅退的稅是間接稅而不是直接稅。國內繳納的稅收在出口環節要退掉為零，注意是流轉稅負為零而不是所有的。像歐美國家，直接稅的比重相對比較高，間接稅的比重相對比較低。哪一個產品賣1000元，稅是300元，他們退掉的流轉稅占300元的比重大概只有30到40，對中國來講，流轉稅的比重達70%以上。你退稅的時候要把200元以上的稅退掉，對于價格的沖擊力完全不同。

　　我想完全清晰的回答這位同學的問題我還沒有想妥，但是我想把這兩方面的因素提供給大家，請大家分析出口退稅牽動的影響的時候，應該把它納入進來。謝謝。

　　提問：我想問一下雷達教授，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現在這種高投資、低消費的模式是為將來到來的老齡化和生產下降、消費增多做準備，請問您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雷達：真的回答不了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們的高投資和低消費，你說的是你的考慮。從我的角度來考慮，依然還是前一段時間，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演講過程中整個技術革命的變化、分工格局的變化，所造成的中國世界經濟在全球經濟當中的地位決定了我們增長方式過程中的高儲蓄、低消費和高投資的關系，但是和未來的關系我真的沒有考慮，抱歉。

　　提問：我還是想請教雷達教授一個問題，在主報告中提到這次經濟危機的判斷是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您也提到了一個總經濟危機的概念。如果這次是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是不是還以為這在不久的未來，這次的再平衡或者這次的復蘇走得不好，是不是會帶來總危機的發生。這種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最危機有沒有聯系？未來會有什么樣的聯系？謝謝。

　　雷達：這個問題是很好的問題。我們在判斷危機的時候，我們一直把周期性的危機和總危機混在一起了。我覺得這次還是一個周期性的危機。這樣一個失衡的結構積累到一定的結構，一定是會出現總危機的，但是這次危機不是。你的解讀是對的，通常情況下我們會認為危機有沒有二次探底或者怎么樣的情況，我認為在總危機出現之前，會有若干次波動。我認為73、75年是一次比較大的危機，消費方式和生產方式都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但是經濟就是好好壞壞，一直到90年代出現信號經濟之后出現了格局的變化。很多人認為這次危機和1929年到33年的危機一樣的話，我更愿意把這次危機和73年、75年的危機相提并論，謝謝。

　　提問：今天討論了一上午的中國經濟的外部風險，我想提關于內部風險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現在的情況，中國今年的通脹預期可能性很大，由于天氣所帶來的影響，像西南地區的干旱，今天北京這種沙塵暴天氣，對中國的CPI提出了嚴峻的考驗，有沒有專家能夠說一下今年天氣對CPI帶來多大的挑戰？

　　另外一個問題是地方政府的負債問題，這成為了兩會的熱點問題。前一段中金公司的報告認為，地方政府的負債已經達到7.2萬億元。有沒有專家能夠對地方政府負債的信貸風險以及地方政府通過搭建融資平臺的融資渠道談一下他的看法。

　　劉元春：我來回應一下。首先CPI，從1月份到2月份，1月份1.5%，2月份2.7%，特別是2.7%這個數據已經逼近我們政府工作報告里面所講的3%左右，以及我們通常所講的我們的目標級3%左右的水平。因此大家會談到在未來可能會面臨比較嚴峻的通脹的壓力。從簡單的CPI這個數據而言，可以這么講。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的將這些數據進行深度解讀的話，我們會發現另外一些側面。首先我們看到，1月份、2月份，這個數據通常在宏觀解讀里，真實性和可參考性比較差。為什么？因為1月份、2月份是我們經常會談到的我們的春節效應、翹尾因素、基數效應比較嚴重的時候，這兩個基數的參考性相對比較差。因此我們要真正反應我們現在整個通脹壓力的狀況，我們需要對其他指標進行進一步的解讀。

　　第一個指標我們要看到的是CPI，剔除食品和燃油價格的CPI，我們2月份2.7%里有2.05%是由于食品價格的上漲所導致的。加上然也價格的變化，2月份的核心CPI是0.4%左右，這表明中國宏觀經濟的供求狀況還是基本平衡的，這是我們所要看到的第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我們要看到對于未來價格水平沖擊的這些因素可能會產生什么樣的變化？我們之所認為我們的通脹壓力未來很高，不僅僅是剛才同學們談到的氣候的原因，還有一個很核心的原因是我們貨幣的原因。2月份M2增長25.6%，M1增長34.4%，這都在我們十年來的一個高位水平，特別是我們的M1，因此我們談到的貨幣下的壓力和來自需求的通脹壓力可能比較大。但是這里我們必須要看到的一個問題是，目前中國的貨幣政策已經開始進行大幅度的收縮。無論是我們的信貸總量，還是我們的存款準備金以及我們其他的一系列的一些措施，實際上都在開始收緊。并且這些收緊的信號在加強。從我們理論上的測算來講，M2到CPI的傳遞周期一般來講，正常年份10個月，危機年份11個月到12個月。從正常傳遞來講，恰恰是在1月份、2月份是貨幣沖擊的一個高點。但是這個高點并不是我們簡單的學院式的測算。我們將M2的增速減GDR的增速，再加3%、4%的便利因素，這么算出來了。實際上，這個里面我們會發現，在05年之后，中國的通貨膨脹的傳遞機制，貨幣傳遞機制和通脹形成機制具有革命性的變化，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金融領域產生了強大的蓄水池的效用，大大緩解了貨幣沖擊直接產生實體領域的沖擊，這是我們要看到的很重要的一點。

　　另外一點，大家關注的通脹壓力比較大的第二個因素是成本推動。我們2月份的PPI是5.4%，燃油動力、固定資產價格指數都接近10%，很多人會談到由于經濟的復蘇，導致我們產出品的價格大幅度上揚，導致我們CPI會出現波動。中國經濟的變化最大的技術的提升和規模的提升使中國企業的成本消化能力大幅度提升。04年、05年到07年PPI和CPI的缺口是最高值，通脹比以往減少。還有一個是輸入型的，雖然在加劇，但還是有限的。我們人民大學這個團隊里，對于目前通脹的問題，認為未來得壓力比較高，單純從CPI的數據來講，2月份的翹尾因素是0.6%，7月份可能會達到1.5%，到6、7月份的時候CPI會突破3%接近4%了，對這個一定要有辯證的態度。前面我提到布萊查德提出“反思經濟學”，高老師剛才提到要重視財政政策以外，另外一個我們盯住通貨膨脹，應該把盯住的目標上調，他建議從傳統的2%上調到4%。為什么有這樣的看法？他談到全球通貨膨脹的機制和以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經濟學里談到的菲利普斯曲線變得越來越平了，而不是像原來說的垂直的直線，這些是大家需要關注的。

　　當然，至于天氣的原因，我給你提供一個參考性的。我們預測天氣只能預測一周，預測一年不可能。去年在夏季的時候，中國70%的糧食是在秋季豐收，夏糧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去年在秋天播種的時候中國也發生了大面積的干旱，當時也認為糧食會出現大問題。后來出現了連續6年的糧食豐收。在目前政府的這種能力的情況下，氣候變化比較大，但是宏觀波動比較小。

　　后面的問題時間關系，我就不回答你了。現在提最后一個問題。

　　提問：請問高老師一個問題，現在貨幣政策有了緊縮的趨勢，但是人大批準的方案，財稅政策還是持平的。這是不是有一點矛盾？另外很多專家認為我們現在可以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原因是我們的債務規模還有很大的空間，您認為在我們GDP的數字，從09年第4季度到現在比較高的情況下，經濟恢復得比較快的情況下，現在把這個空間利用掉，會不會擠壓到以后的空間？現在把這個空間運用掉有必要嗎？尤其是在經濟恢復比較好的情況下，謝謝。

　　高培勇：你提了一個特別好的問題。2010和2009，溫家寶總理的一段話值得我們關注，2009他講這是最困難的一年，2010他說是最復雜的一年。09年我們是全力保增長，當你的敵人只有一個，你可以集中優勢兵力圍剿他。但是2010年，目標不是唯一的，更是不確定的。主要說來是兩個因素，一個是國際經濟發展的預期是不是可變的，會不會超出我們的預期。第二中國和其他國家宏觀經濟政策退出的時機和退出的力度的選擇。

　　在當前的條件下比較麻煩，首先一條大勢的認定依然需要經濟的刺激，另外又要隨時準備根據形勢的變化而脫身。這兩個方面都要兼顧。說到前一條，指今年的赤字規模安排，去年是9500億，今年是10500億。看財政的力度主要看赤字，但是看赤字主要看它的變動規模。08年中國的財政赤字大家可能還記得是3000億，09年是9500億，一下子增加6500億，而今年是在9500億的基礎上調整到10500億。因為財政既然需要繼續擴張經濟，調整在增量上而不是在存量上。如果去年9500億今年仍然9500億無所謂擴張。但是經濟增長的力度已經小于去年。

　　第二個問題講債務。我們必須說，世界上迄今為止并沒有一個確切的獲得足夠認證的哪怕是經驗的指標供我們參考。歐盟3%和60%的指標也只不過是妥協的產物，是政治的產品。剛才雷達教授給大家提供一個表格我們可以看到，國債占GDP的比重，意大利是100%以上，美國是39%，德國、法國也都是在一定水平上，并非都控制在60%的空間之內。但是當我們沒有其他方面的指標來做參照的時候，我們現在只能用歐盟的這兩個指標作為一個評判的標準或者叫做參照系，只供我們參考。

　　接下來說中國的債務規模究竟要掌握在怎樣的水平條件下？空間有多大？照我的說法，空間實際上是很大的，當然同時也有風險。我們并不會說在2010年基于反危機的需要一下子把所有的空間得填滿了，當一場新的危機到來的時候，我們就沒有空間了。你可以比照一下現在中國的債務率還在20%左右。

　　地方政府是一個沒有辦法測算的帳。我們過去講地方政府債務的時候，講這個債務那個債務，畢竟和政府相關，可以把它做到政府債務的范疇內。現在最大的風險不在于地方政府的債務，而在于地方的平臺債務。什么平臺債務呢？貌似公司，但實際上是背后的政府支撐。我們把錢存到工商銀行，我們看到的不是銀行本身而是背后政府的因素。各個地方為了發展經濟，成立了很多的建設公司，籌集了很多這方面的債務，自然而然就有連帶的關系。銀行出了問題，財政要買單，這種建設公司出了問題，財政也要買單，實際上是潛在的風險，兩難的決策。一方面急需找到新的投資項目，大家看到08年很多被否決的項目都上馬了，因為大敵當前，要全力對付危機，要冒一點風險，包括地方平臺債務的風險。好在現在對這個問題的把握比過去清晰得多，當我們知道有這些風險的時候，辦法總比問題多。我本身還是持看好的態度的。

　　劉元春：感謝各位嘉賓，感謝各位同學，各位老師，以及新聞媒體朋友的參加。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論壇第一季度報告會到此結束，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