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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晉斌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常務副書記、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

次貸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失衡作為全球宏觀經濟學討論的熱點話題一直就沒有停過，產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多種理論和實證都運用于全球經濟的不平衡及其檢驗。我們在此則想通過一個簡單的故事描述，來看一下世界經濟失衡是怎么產生的。

世界經濟主要是三個經濟區：北美、歐洲和東亞、南亞區域（但主要是中日韓），這三個區域的GDP占到全球的70%以上。再加上資源出口型的中東地區和不發達（貧困）經濟體，基本構成了大致的世界經濟。

在生產領域這三大經濟區之間是怎么循環的？

北美主要是美國，美國自己也生產，但生產的東西一來不夠消費，二來嫌自己生產的東西貴（主要是一般制造業），就有了80年代以后的產業“外包”。所以美國對歐洲、東亞和南亞（主要是中國、日本）都是貿易逆差。在2019年能源自給之前，還得花錢去買油，導致原油凈進口每年2千億美元甚至更多的貿易逆差；目前美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產國之一，能源貿易逆差基本消失。北美內部，美國一般性制造業在1994年形成北美自貿區之后，墨西哥也就成為美國的制造工廠之一，美國對墨西哥也是貿易逆差；美國也從加拿大凈進口一些產品，也是逆差，但規模不算太大。

歐洲在二戰后逐步形成了全球重要的工業制造業生產中心。歐洲國家很多，典型代表是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荷蘭等。這些國家的制造業，尤其是分行業的頂尖制造業是很強的，比如發動機、汽車、半導體、生物醫藥等等。但歐洲的成本比美國要低，因此，美國也從歐洲買東西，對歐洲也是貿易逆差。歐洲國家多，國家之間差異也不小，尤其是2000年歐元誕生后，差不多是一個自循環經濟體，相比區域內貿易，歐洲對外貿易的比例并不高。

亞洲除了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有些特殊以外，在90年代中后期以來，基本是低成本區，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屬性決定的。美歐喜歡上了“外包”帶來的便宜商品，中國以及該區域的其他經濟體就成為“外包”產業的主要承接地，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逐步成為世界上重要的制造業生產中心或者全球生產平臺。因此，美國對中國、日本等是貿易逆差，歐洲對中國等也是貿易逆差。

從生產環節就可以看出來，美國處于全球分工鏈的消費端：買買買。歐洲其次，但從外部買買買的程度要低不少。亞洲有分化，日本等屬于發達經濟體，掌握了某些行業高技術制造業的核心技術（汽車、半導體材料、光學制造業等），也具備從外部買的能力，但更多的是向外賣，要不不會累積那么多外匯儲備。中國現在已經成為全球制造業行業類別最齊全的國家，一方面得益于工業化戰略和技術進步；也得益于中國經濟的縱深性，區域成本差異足夠大，能夠滿足不同制造業的成本要求；也得益于經濟的全球化帶來的外部市場需求刺激。自己生產很多，自己消費不完，成為典型的、成功的大型出口導向型經濟體，也因此累積了大量的外匯儲備。

金融領域的錢是怎么循環的？

作為全世界買買買的美國，擁有美元的主導國際貨幣的霸權。從一戰開始時候，歐洲國家打仗需要錢，1914-15年開始，像英國就被迫放棄金本位，自己廢棄英鎊和黃金兌換的限制，開始印鈔。全球基本只有美國實施金本位，美元盯黃金，其他貨幣盯美元，開始形成事實上的美元本位制。中間反復糾纏，到二戰結束后的1945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得到了美元主宰全球貨幣體系的正式名分，美元和黃金固定兌換，其他的貨幣掛鉤美元，直到1973年美國關閉“黃金兌換窗口”，演變為全球信用美元，至今已經有接近80年。如果從1914-15年算起，全球美元貨幣霸權已經超過100年。貨幣霸權的最大特征就是全球貨幣的“鑄幣稅”。

美國生產企業搬出了，消費要從外邊買，需要錢，需要大量的錢。美國的錢從哪里來呢？首先是賣東西給人家，賣競爭力強的產品（比如農產品、能源產品、高端制造品、金融服務業產品、知識專利等）。同時美國全世界打仗，全世界賣軍火賺錢；其次是賣東西的錢不夠花，怎么辦？其他賣東西給美國的經濟體積累了大量的貿易順差帶來的美元也沒有太好的地方去，相當大的部分就流回美國的金融市場或者去美國買一些非金融類資產，美國企業依靠美國發達的金融市場籌資再以FDI等形式流回這些國家，靠外部投資賺錢。這種投資形式既有長期的（如FDI），也有短期的（比如證券投資等），反正是要通過跨境投資來賺錢，這也是美元體系循環的“特權”，也稱作布雷頓森林體系II。再次，如果錢還不夠花，怎么辦？通過各種罰款來收錢。美國國內的各種法律（比如“雙反”類法律）以及“長臂”管轄法律霸權，對跨國公司罰款斂財。最后，就是美聯儲印鈔票了。這是美國來錢最快的辦法。尤其是次貸危機以來，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從危機前的0.5萬億美元一路飆升到現在的近7萬億美元。

歐元區基本也是和美國類似，除了打仗以外。歐元享有低于美國的“鑄幣稅”特權。歐元作為全球第二大國際貨幣，歐洲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也從2008年的大約2萬億歐元上升到2020年年中的接近6.4萬億歐元。所以全世界的FDI和短期資本流動基本都是美元和歐元，尤其是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占據了60%以上的份額。美國和歐洲央行印出的錢基本就是上面這么循環著：全球買東西，其他國家攢起來的美元、歐元再回去，然后再以投資的形式流回生產方，循環往復。

再回到生產領域，FDI的形式就是跨國公司形成全球生產網絡的資金運轉形式。經濟的全球化，使得跨國公司能夠在全球找到成本最便宜的地方來生產，甚至一個產品的各個環節都分散在不同的國家或者區域，全球信息技術的快速進步使得產品的研發、生產、管理和風控等打破了地域限制，而運輸成本的下降也使得跨國公司生產產品的全球低成本套利策略得以有條件來實施和完成。發達經濟體也享受這種低成本產品帶來的福利改善，其國內的零售業從全球采購，也獲取了巨大的商機和利益。這就是我們看到的，次貸危機后，發達經濟體不斷印鈔，但通脹始終不來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過去十年的平衡通脹率只有1.5%，歐洲也是低通脹。這一輪新全球化本質上是跨國公司主導下的全球化。跨國公司在全球低成本的套利布局，帶來了被布局經濟體出口生產能力的大幅度提升，并累積了大量的貿易順差。跨國公司獲取了利潤，尤其是美歐等大型的全球跨國公司和為這些公司提供融資安排的金融業賺取了全球低成本紅利，但其普通社會階層并沒有享受到這種全球的低成本紅利，工資的長期停滯和福利狀況改善緩慢、甚至惡化導致了西方民粹主義運動和貿易保護主義。

至于說資源出口國和貧窮的經濟體，前者基本靠“周期”吃飯，全球需求旺，資源價格漲，錢就多，就成立國家主權財富基金來全球投資；資源價格低，就存在資源“詛咒”現象。后者主要靠通過交換經濟附加值低的產品在全球化中偶爾跑跑“龍套”。

可見，是發達經濟體生產-消費的不平衡，通過跨國公司的形式累積了全球的外部不平衡，與一國儲蓄-投資關系不大，盡管1980年的時候出現了開放條件下的“FH之謎”的研究（開放條件下儲蓄和投資的相關性也很高）。比如中國出口中有一半是與外資有關的企業來完成的，不是什么“過度儲蓄”理論那樣的依據開放條件下會計恒等式直接推出的儲蓄-投資關系表達的外部貿易順差。在金融高度全球化下，再簡單的依據開放條件下的會計恒等式來看待這種全球生產-消費的失衡是帶有某種程度的“刻舟求劍”方式的思考，也是帶有某種“緣木求魚”的思考方式。

再回到金融領域，經濟的全球化也帶來了金融的全球化。全球主要貨幣的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膨脹，在金融創新的驅使下，帶來了全球金融資產數量的快速膨脹，其速度和規模遠大于全球貿易的增速和規模，而且資金的全球套利流動速度是實體生產成本套利的速度無法相比的。跨境資本的大規模流動一方面成為獲取金融投資收益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導致全球金融動蕩的根源。換言之，由于金融資金跨境流動套利的規模已經遠超過經常賬戶赤字融資安排需要的規模，金融的失衡已經脫離了實體經濟的失衡，不再是按照布雷頓森林體系設想的那樣：貿易主導資金流動，金融賬戶為經常賬戶融資的世界經濟運轉體系。

因此，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以來，全球失衡的故事可以簡單歸納為兩點：第一、跨國公司全球低成本生產套利導致了或者助推了全球生產領域的不平衡；第二、全球“過度金融”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創新的驅動下，資本跨境的套利帶來了全球金融失衡。兩個失衡都是在美國主導的二戰后國際經濟秩序框架內世界經濟運轉所致。

世間萬物失衡皆因一個“貪”字。資本的貪婪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得到了最深刻的分析。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喜歡低成本的產品，就要別人開放產品市場，其跨國公司就全球布局生產，實現生產成本套利；美國等國大量的金融資本需要收益就全球跑著投資，要求其他國家開放金融市場，實現金融套利。世界經濟的全球化本身并沒有錯，因為資源的全球配置肯定是有助于部分技術的擴散、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資金使用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問題在于由于資本的貪婪，全球化并不能惠及所有的人。發達經濟體，尤其是美國的跨國公司和金融資本并沒有將全球化的“套利紅利”較好的進行分享，出現了有增長但無分享的全球化，這才導致了近些年來西方民粹主義運動和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由此發生了發達經濟體主動逆全球化的故事。

世界經濟失衡的故事遠沒有結束。因為在沒有找到或者不愿意找到或者找到了卻沒有勇氣去正視這種失衡的根源，而采取了帶有撈取政治資本的錯誤方法，比如關稅摩擦來校正貿易不平衡，其效果甚微。全球化至今帶來的“碎片化”生產方式，導致關稅摩擦對誰都是傷害。我從你那里進口中間品，生產最終品出口給你，你對最終品征稅，我對進口的中間品征稅，征去征來就大幅度提高價格，就是這個行業在全球的萎縮。而技術的封鎖和強行打壓，是會造成被封鎖和打壓方的痛苦，同時賣方也會遭受重大的市場損失，也會迫使買方艱苦創新，奮發圖強，去自主研發相關核心技術。關稅和技術封鎖或者打壓會帶來逆全球化，但只要美國依靠貨幣霸權，資本還是全球布局，沒有全球合作性的制度去約束資本的“貪婪”，沒有相對公平的分配制度，全球失衡問題及其摩擦不會得到根本性的解決。

最后回到那個基礎的國際收支等式，CA（商品和服務凈出口）+ KA（金融凈借入）+?(RA（外匯儲備）+E（誤差遺漏））≡ 0。全球生產中心將決定CA；跨國資本套利（生產套利和投資套利）將決定KA；兩者通過外匯儲備增減表現出來，還不平衡就加一個誤差遺漏項來平衡。全球生產中心與跨國資本套利中的生產套利緊密關聯（載體是FDI）。因此，除非跨國公司放棄全球生產成本的套利行為，經常賬戶的外部不平衡才能得到較好的緩解。除非發達經濟體自己約束自己的金融膨脹，金融資本放棄過于“貪婪”的套利投資傾向，全球金融才不會出現大的金融失衡。這在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不要全球“套利”是很難想象的。

資本是不會放棄套利的，不在這里套利，就在那里套利，只不過是套多套少的問題，但還是希望套到最多、套到極限。全球失衡的故事也不會因為2020年的各種摩擦升級而停止，反而會增加一些新的失衡故事。

理解全球失衡的故事是我們理解開放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也是我們理解和制定疫情期間和疫情后開放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任何開放的經濟體都在“套利”和“被套利”的全球化中運轉，“套利”是主動出擊，過度了再強也會承受巨大風險；“被套利”在政策應對恰當的條件下同樣有大收益，因為會帶來新的增長要素。新興經濟體在這一輪逆全球化的周期中把握好這種平衡也許是最佳的政策組合。

文章來源于中國宏觀經濟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