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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誼賓館巨大方正的建筑群在“閱兵藍”的陽光下閃閃發光，像紀念碑。友誼宮外的空氣中，行人、車流一切靜好。然而在看不見的全球經濟空氣里，飄蕩著 “加息”、“貶值”、“股災”、“資本賬戶放開”的影子。賓館內一處會議室里，50多位中國和拉丁美洲的經濟學家們在一起討論中拉經濟合作。這是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與哥倫比亞大學“政策對話倡議組織”（IPD）共同舉辦的“探索新的發展之路：中國與拉丁美洲的經驗”國際學術研討會。

　　歷屆人民大學經濟論壇的特色是，與會者不局限于純書齋學者或媒體經濟學家，往往是參與具體決策者或實務從業者。這一次，從國開行現任干部到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司前司長，從秘魯石油公司前主席到絲路基金現任總經理，四十多位嘉賓坐在一起。IPD的領軍人物、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先生首先通過視頻傳來他的“定場音”：不平等有損經濟發展。他向屏幕外的參會人員舉起了一本書——《反思華盛頓共識》。他說拉美“失去的十年”部分歸咎于華盛頓共識，而拉美近年來的復蘇與中國的高速發展分不開。他還毫不留情地表達了對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的擔憂，認為該協議只會讓美國在內的部分國家受益，卻損壞了大多數國家的利益。他希望，此次研討會能促使中國與拉丁美洲的學者、官員、企業家探討出讓中拉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規則與模式。

 

　　 如果把這些白皙俊俏的拉美學者們比作群星，在一般中國觀察者看來，這些星星散發的光譜里總會含有金融危機、中等收入陷阱的元素。就在會議當天，一篇《拉美債務危機一觸即發》的文章在中國互聯網空間流傳，稱美元加息將導致熱錢不再追捧拉美垃圾債，拉美國家貨幣貶值已經此起彼伏。走進會場前，總覺的會遇到一些陰云。不過事實相反，場內的學者們談笑自若，不止一位拉美學者說到，管理金融危機，拉美有很多經驗了，值得和中國分享。

　　 關于大勢，中方學者也表現了樂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認為“中國經濟增速換擋，從超高速的經濟增長變成中高速的增長，我們自己把它設定在7%左右，放在全球來看，7%的增長率已經高得不得了了，主要經濟體沒有誰能夠達到這么高速的增長。”絲路基金董事總經理王建業則認為，新興市場國家發生危機的概率很小，“新興市場國家債務對GDP的比率仍然大大低于發達國家。”

　　 心態都不錯，主要的不滿來自拉美朋友的一些“埋怨”——當他們批評中拉貿易結構單一，中國工業商品占領拉美市場而拉美出口主要依賴大宗商品（自然資源）的時候，或者當他們抱怨一些中國企業沒有在拉美盡到環保、勞工權益方面責任的時候。如果仔細觀察，能發現這埋怨當中還有一種微妙的情緒：豁達的自嘲。阿根廷青年學者赫爾曼.雷耶斯是世界銀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貧困、不公平問題青年顧問，他說：“2002年，我們有較大的經濟危機，那個時候我們成功地把就業率降低了20%，對于國際資本流動怎么進行管理，我們也是有著豐富的管理經驗。”臺下的其他拉美學者一起笑了。

　　 談完大勢，談合作前景。

　　 此時，在中國學者方面，我們可以反復聽到諸如“中拉雙方缺少了解”、“1990年代還有拉美人問中國人是不是還留著大辮子”、“我們中國人是不是只知道格瓦拉、羅納爾多、《百年孤獨》？”“上帝是拉美人，給了拉美這么好的自然資源稟賦”、“去年中拉貿易額達到2600億美元”、“兩洋鐵路”、“雙方高層互訪頻繁，政治互信日益深化。習近平主席上任以來兩次訪問拉美，正式成立中國拉共體論壇。今年5月，李克強總理成功訪問拉美，為中拉關系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幾乎所有的拉美建交國領導人都訪問了中國。中拉雙方在全球治理、可持續發展、氣侯變化、網絡安全等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持有相同或相似立場，在聯合國、世貿組織、20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等保持著良好合作。”

　　 以至于第六位發言人黃衛平教授不無幽默地說：“我遇到一個難題，我要講的，前面的人已經講過了。”這句話之后不斷有人說出。 當然，新東西還是不斷出現，需要仔細發現。我們不妨先把重復的內容為讀者羅列出來，這方面，具有外交人員謹慎作風的外交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副司長王保東先生提供了相對精確的數字：

　　 “2014年中拉貿易額達到2636億美元，在中國外貿總額中的比重增加到6.1%，中國對拉美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存量達989億美元。同時，拉美國家對中國投資也在增加。

　　 今年上半年，中拉雙方貿易額同比下降了10.9%，這在當前嚴峻的國際經貿環境下，是相對正常的結果。主要是受價格因素影響。

　　 去年7月，習主席訪問拉美期間宣布爭取10年內中拉貿易額達到5000億美元，中國對拉投資直接存量2000億美元，為中拉未來合作勾畫了藍圖。

　　 李克強總理訪問拉美期間，也提出了共同探索中拉合作新模式，推動中拉合作模式升級，并且推動300億美元的中拉投資基金，為中拉合作開拓了新的路徑。

　　 中國已經同19個拉美國家簽訂了文化協定，在15個拉美國家開設了35所孔子學院和11個孔子學堂，宣布拉美21個建交國作為中國公民出境旅游的目的地國。

　　 今年1月，中拉部長級會議在北京舉行，推動了三個成果文件，為論壇開展確定了總體原則，搭建了總體框架。這次會議標志著中拉開展總體合作從構想成為了現實，中拉關系也由此進入了雙邊合作和整體合作并行發展的新階段。”

　　 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經濟發展司司長提特爾曼則提供了這些數字:中拉貿易在2000-2014年間的平均增長率達到每年27%。2000年拉美地區獲得中國出口總額3%份額，進口份額戰中國進口總額3%，2014年增長到6%和7%。

　　 黃衛平教授總結了一組概念數字：第一，基礎的數字叫做五位一體的格局，由習總提出來。政治上真誠互信、經貿上合作共贏、人文上互學互鑒、國際事務中密切合作，整體的雙邊關系互相學習和促進。第二，136合作框架，1是一個規劃，也就是剛剛在北京召開的中拉部長級會議，制訂了一個四年（2015-2019）的合作框架，在基礎設施、運輸、能源、自然資源、農業產業、人力資源、培訓以及環境保護領域展開投資。3是三大引擎，三個支柱。貿易、投資、金融合作。6是六大領域。能源資源、基礎設施建設、農業、制造業、科技創新、信息技術。彌補貿易失衡和單向投資，大力推進中拉產業對接。5月總理出訪拉美又提出了3×3的模式，就是共同建立物流、電力、信息三大通道，實現企業、社會、政府三者良性互動，拓展基金、信貸、保險三條融資渠道。

　　 以上這些大約就是各種可查詢資料里流通的中拉經濟關系信息，也許會成為未來考研政治科目里某道題的標準答案，既為我們匯總了主要數字，也凸顯出雙方需要更細致的交流。

　　 拉美學者方面，重復的則是中拉貿易失衡和資本監管方面的問題，一串串長長的頭銜和姓名說出長長的數字。

　　提特爾曼稱：2013年中國已占全球投資的17%，而拉丁美洲只占5%，中國占到全球商品出口的11%，拉美只占全球商品和服務額的3.5%，進口方面，中國占到10%，拉丁美洲僅占4.7%。在資源消費方面，拉丁美洲地區比中國要占到更大的比例，就私人消費來說，中國大概是5.4%，而拉美私人消費占到全球的7%。貿易關系更多集中在幾種產品和幾個國家之內。2013年，17.3%來自于中國的產品是初級產品，只有2.5%是高科技制造產品。2014年，智利和巴西占到了58%的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向中國的出口額，同時巴西和墨西哥占到了60%的所有總的從中國進口量。出口和進口都集中在兩三個國家。

 　　前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國際貿易和一體化司司長奧斯瓦爾多?羅薩萊斯稱：大宗商品占到了拉美地區對中國出口的四分之三。相比之下，高科技產品僅僅占到了這個地區向中國出口的6%。拉美只有巴西、委內瑞拉、墨西哥能用大宗商品出口來抵消貿易逆差。在2000到2013年期間，拉丁美洲向中國出口產品的數量也非常有限，差異可以從8倍到13倍之間。在服裝方面，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已經被中國制造商從美國市場中擠壓出去。

　　 秘魯太平洋大學社會學與政治學系教授桑伯恩，和美國波士頓大學全球經濟治理行動中心博士前研究員麗貝卡?雷共同占用一個發言單元。這兩位美麗女士的發言像是對中國企業的一場小小“投訴”。她們認為中國企業在拉美不夠透明，有些投資項目有損當地自然環境，當然，她們的主題是拉美國家對外企的監管不到位。麗貝卡女士似乎更糾結，她擔憂中國經濟的放緩，因為這會使得拉美經濟也放緩，于是拉美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就會放松對外企的管制。

　　 第二天，國家開發銀行規劃局副局長王文松在發言中坦率回應了兩位女士。他的回應風格和“超級銀行”國開行一樣具有實在干脆的風格，既高屋建瓴，強調發展和環保要平衡，發展是幫助世界人民消除貧困的核心，又有的放矢地回應了拉美學者的“投訴”：“那些企業都是我們開行的客戶，應該說我們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事兒，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我們國開行會降低他們的信用等級，他們要再向開行融資的話，我們會提高他們的融資成本，他們需要改進信用，才能繼續獲得國家開發銀行的資金。”

　　 王文松的發言則不動聲色地展現了中國政府機構對企業的監管。中國政府的監管能力受到拉美學者的重視。不過也有中國學者比如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鄭新業教授就通過分析得出：中國政府的一些財政稅收政策獲得了相反效果。拉美人在會上反復呼喚他們所缺少的國內監管。而在中國，包括與會者蘆荻教授在內的多位學者都對觀察者網談到，中國經濟學界反對監管的呼聲卻很高，尤其在資本監管方面，支持監管的學者已經成了少數，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

　　 金融危機和金融監管才是拉美永久的痛，所以拉美學者反復向中國強調要謹慎對待資本賬戶放開的程度問題。

　　 哥倫比亞大學政策對話倡議組織金融市場總監、發展研究所教授研究員瓊斯女士已經一頭白發，她諄諄告誡中國人：“對于中國來講，對金融開放要非常非常小心，尤其對于這種金融衍生品放松管制、放松監管這塊，我們是非常謹慎的。比如對于在離岸可以去做的投資，在國內還是要進行控制的。”“當我們談論資本帳戶開放的時候，一個國家需要多大資本的流動呢。比如像非洲或者亞洲的一些比較貧困的國家，即使他們有流動性問題和波動性問題，但這些國家確實需要資本來催動增長。但是對于中國來講，我們可以說不需要這么多資本的流動，除非我們非常明確對此能進行有效的管理。中國的儲蓄率太高，而且外匯儲備也非常高，所以有無必要用資本賬戶開放來補充外匯儲備和儲蓄以推動宏觀經濟，對這一點我有所懷疑的。”

　　 哥倫比亞國立大學教授、前哥倫比亞財政部長吉列爾莫稱：中國信貸每年增長2%，因為中國對于歐洲以及日本的出口，每年增長20%。2009年，全世界出現經濟危機，中國就不能有大規模的出口了，所以中國必須要刺激國內的市場。所以在那個時候有一個巨大的信貸繁榮。但是如果中國的經濟監管不加強，可能就會出現問題。因為對于拉丁美洲，我們已經出現了很多金融危機，對于中國來講，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就是資本帳戶的放開。但是我們如果放開這些資本帳戶，可能會有巨大的資本外逃，在現在就會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問題。中國必須開放資本帳戶，但是開放資本帳戶的程度或者步驟必須是逐漸進行。

　　 那么中國人在資本賬戶開放方面該如何做呢？中國學者張禮卿教授撇開中拉關系專門談了對此的看法：要謹慎，并且給出了六個堅實的理由：

　　 “中國應該加快資本市場開放嗎。”他首先回顧了中國資本市場開放的進程：大概15年前開始，總體來講比較順利，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在總共40項資本交易帳戶的項下中間，中國有14項基本開放了，還有23項部分開放，只有3項完全受到限制。總體來講，中國的資本市場開放有幾個特點：直接投資，包括FDI、ODI，它的要求比證券市場開放要更高一些，貨幣市場的工具嚴格受到控制。根據新的外資法，中國的FDI基本上不受事先審批的約束了，另外以個人和機構投資者對外的合格投資，這個框架可能會出臺，這會引起更多的個人到海外投入更多的資產。

　　 “中國的資本市場是不是應該加快開放，中國是兩派，一派認為中國已經具備加快開放的條件，在三到五年內加快開放。理由是這將有助于中國貨幣的國際化，有助于減少國際貿易順差的影響，有助于倒逼國內經濟改革。另外一派觀點認為，中國還要走很長的路，最終實現資本市場開放。”

　　 張教授認為中國需要非常慎重地對待資本市場開放，特別是現階段有六個理由：

　　 第一，資本賬戶自由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到今天為止在學術界仍然是有爭論的，雖然我們從教科書上可以看到很多的理由，資本市場開放有多么多么好，有資源配置合理化，有助于實現跨區均衡，有助于減少分帳風險等等等等，但是在實證中間，并沒有發現非常緊密的聯系。所以，開放資本市場的成本遠遠超過了它潛在的利益，所謂實證研究發現它不相關了。

　　 第二個理由，發展中國家在整個金融自由化中間必須注意它的順序，一個重要觀點就是資本市場開放是整個經濟自由化過程中間最后的環節。如果其他的改革沒有完成，率先或者過于早的開放資本市場是非常危險的。

　　 第三個理由，根據所謂不可能三角的理論，徹底的資本市場開放，特別是在匯率改革沒有完成之前，匯率彈性化改革沒有完成之前，你要開放資本市場，你就會面臨著非常痛苦的選擇，就是在保證貨幣市場獨立性和匯率穩定之間會有非常難的選擇。

　　 第四個理由，中國的金融監管現在還不成熟，最近一段時間發生的股市動蕩，充分證明我們監管體系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還很不成熟，還需要很多合作。

　　 第五個理由，中國的要素市場還存在很大的扭曲，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開放資本市場很有可能加大這種扭曲。無論是國內投資者還是國外投資者，都會以價格信號作為自己決策基礎，如果價格信號是扭曲的，一定會導致錯誤的決策。

　　 第六個理由，在當前的宏觀經濟情況下，加快資本市場開放尤其不合適。因為中國今天或者現在所面臨的很多短期的問題，經濟增長放慢，有結構性的原因，也有周期性的原因，中國有大量的政府債務，這個跟2008年的情況相比完全不一樣，中國還有很不穩定的國內金融體系。另外，國際上，美國的加息預期正在不斷強化，所有這些都使得中國的環境非常脆弱。“在這個情況下，如果貿然開放，極有可能出現不想看到的大規模的資本外流，這是非常危險的。余永定先生曾經說過，不要看中國有M2，有一百多萬億，但是如果真是徹底開放了，要走的話，很快就走光了，我很贊同他。”

　　 最后，他提出對中國當前政策決策的建議：“我覺得現在資本市場開放應該放慢節奏，甚至在必要的時候應該加強資本管制。因為一方面，我們為了降低周期性下行壓力，中國現在特別需要進一步降低利率，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另一方面，我們也特別需要盡力推動外匯市場改革，特別是匯率定價機制改革，我們需要匯率制度更加彈性化，幾個星期以前我們這個匯率改革應該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及時的。”同時他請大家不用擔心，資本市場開發程度不是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唯一因素。在上個世紀50年代、60年代，歐洲美元市場在有資本管制的情況下，貨幣仍然可以走向國際。當時美國國內有很嚴格的金融管制，甚至它的跨境資本流動方面有一個利息憑證稅。在那種情況下，在歐洲，美元有了更廣泛的使用，中國也可以在未來幾年里面首先發展廣義的離岸市場。（

　　 在這之后，奧坎波和提特爾曼都向大會介紹了他們國家的各種金融管制工具。

      茶歇期間觀察者網參會者聽到有中國人說：這些拉美學者都在談管制，而平時中國學者都在談不要管制，這是一個什么情況？

　　 哥倫比亞前財長吉列爾莫說：“我也想提醒大家，拉丁美洲曾經犯過很多錯誤，我們在過去并不是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在筆者聽來有一點奇怪，不知是否是同聲傳譯有誤，合理的表述似乎應該是：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和多次金融危機的拉美，過去不是一切都做錯了，而一直高速發展的中國過去不是一直都做對了。 但是過去的已經過去，未來能否做對，不犯顛覆性錯誤，這是對雙方的重大考驗。

（觀察者網余亮北京報道）

原文鏈接： http://www.guancha.cn/YuLiang/2015_09_01_33266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