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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底進程中的中國宏觀經濟--分報告

2015 年11月22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國誠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5-2016）”年度報告會在人民大學逸夫會議中心舉行。本次論壇的主題是“探底進程中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分為報告發布和圓桌討論兩個單元活動。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教授代表課題組發布了論壇主報告《2015-2016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探底進程中的中國宏觀經濟》。本節專門匯編了課題組 論壇分報告的主要研究成果。

胡乃武教授：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的基本特征及光明前景研究

新 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的六個基本特征是階段性增長、質量與效益型增長、創新驅動型增長、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型增長、以服務業為主導的增長、環境友好型與資源 節約型增長。本研究以理論與實踐結合為基礎，論證新常態下我國經濟能夠實現中高速增長的六個依據是：我國仍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工業化中后期階段、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和全面深化改革，這些都為新常態下實現我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也揭示了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經濟增長的前景。

丁守海教授：當前就業形勢與2016年保就業增速預測

2015 年中國仍然延續“經濟加速下探、就業形勢獨好”的非對稱格局，全年實現1000萬的新增就業目標無虞，但很多隱患因素已經暴露：首先，源于上游房地產業的去庫存壓力，短時間內建筑業的就業擴張動能被遏制，2015年僅比上年增加119萬就業，而且這種狀況很可能會延續到明年。其次，工業部門仍在承受轉型的陣痛，仍在大量地排斥勞動力，至少在今明兩年內每年都會排斥400-500萬人。工業和建筑業這兩個過去吸納勞動力的主要引擎出現嚴重的動力不足問題。就業壓力全部壓到服務業上面，但服務業自身也出現了就業擴張動能衰減的跡象，特別是就業占比最大的消費型服務業就業擴張力度大幅度收窄，2014年消費型服 務業就業增加了1500多萬人，但2015年很可能不足1000萬。另外，我們還要看到，目前尚好的就業形勢可能是以犧牲質量為代價的，在不少企業特別是國企中，變相降薪、減少工時等現象已經出現，隱蔽性失業在蔓延。最后，我們基于GDP絕對量的方法測算了2016年保就業的增速底限，我們發現，為了保證 1000萬的新增城鎮就業崗位，中國明年尚需維持6.7%以上的經濟增速。這說明，即便允許經濟運行在7%之下，可容忍的下探空間已經不大了。

夏曉華副教授：房地產市場結構、地方政府債務與區域經濟增長

房 地產的發展在中國區域經濟增長和地方政府財政狀況上，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從市場結構層面研究房地產發展、地方財政與區域增長之間的互動關系，為厘清三者 之間的復雜關系提供了微觀基礎。本文深入探討房地產業所有制、隸屬關系市場結構中的內在影響邏輯，研究產業結構、地方政府債務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非線性關系。研究發現，所有制結構中的國有企業比重和集體企業比重對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有限。企業隸屬關系對地方政府債務規 模和區域經濟增長均沒有顯著的影響；地方政府債務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人均地方政府債務增加1000元對應于區域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約 0.53%-0.71%。

馮俊新副教授：從去杠桿到提高可持續杠桿率-主要經濟體歷史經驗比較

高杠桿率被認為是包括中國在內當前世界經濟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不同經濟體之間結構性因素的差異使得簡單的橫向比較并不能成為判別一個經濟體債務水平是否可持續的標準。在給定一國特征的前提下，杠桿率是否合理取決于經濟增長預期、通脹率、實際利率和金融發 展水平。基于現有制度條件下過高的杠桿率不可持續，需要通過去杠桿來讓經濟重新恢復活力。通過比較歷史上主要經濟體擺脫債務困境的經驗，一個成功的去杠桿過程可以總結如下：短期內通過讓公共部門加杠桿來穩定實體經濟，并為結構性改革創造時間；然后再通過結構性改革帶來的中長期潛在經濟增速的提高來降低公共 部門杠桿率和整體杠桿率。這種方式實際上利用了公共部門負債所特有的代際資源配置功能把改革成本進行了代際轉移。二戰以來成功的去杠桿過程后都伴隨著杠桿率的重新恢復甚至上升得更高，這實際上是通過各種措施提高可持續杠桿率的結果。最后我們總結了這些經驗對于中國經濟的啟示。

張英杰教授：如何走出企業部門高債務困局

企 業部門高債務是困擾中國經濟轉型升級，走出本輪下行周期的難題之一。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高債務疊加通縮壓力已經讓中國經濟站在費雪“債務-通縮”惡性循 環的邊緣，從微觀角度看，高債務壓力不僅影響企業部門自身的經營，還讓大量持有這些債務的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風險積聚，威脅金融穩定性，而金融系統的穩定運轉對于整個經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讓企業自身和金融機構雙雙走出這一困局對于經濟的企穩尤為重要。正如我們在此前的文章中提到的觀點，寬松的貨幣政 策是降低企業融資壓力、對抗通縮的必要條件。但對于最終化解風險，改善實體經濟的經營狀況，寬貨幣必須要有積極的財政政策相配合。在這樣一個風險高度聚集的特殊時期，短期內需要政策托底，拓寬企業融資渠道、避免債務的大面積違約，降低金融機構資產端的風險、增加違約風險管理工具，從而穩定經濟；但從長期來 看，只有加快轉變投資驅動的增長方式，讓企業部門提高自身競爭力，充分釋放國內的消費需求，才是讓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上升通道的根本路徑。從各部門的債務水平看，企業部門高債務是中國債務問題的核心，企業當前的償債壓力阻礙經濟企穩，持有債權的金融機構資產端風險上升對經濟也有負面影響。從短期角度看，可 以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推進金融市場改革等避免債務違約風險爆發，穩定經濟；從長期角度看，中國經濟繼續健康發展的根本是轉變增長方式，讓消費代替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之源。

張杰副教授：“高債務-高稅負-通縮”三重疊加效應下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困局及破解對策

當 前中國實體經濟部門所面臨的最為突出的發展問題，就是其正處于“高債務-高稅負-通縮”三重因素的疊加效應所造成的發展困局之中，成為困擾和桎梏中國傳統 制造業轉型升級以及新興產業發展最難以解決的系統性障礙因素。“高債務-高稅負-通縮”三種疊加效應帶來的沖擊，既對實體企業的行為特征造成了顯著的扭曲 性影響，也引致了中國宏觀經濟的發展困局和宏觀調控政策的失效，甚至會誘發一系列金融風險乃至經濟風險的爆發，對中國新常態下的宏觀經濟穩定以及維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內在動力造成重大負面沖擊。要從根本上真正解決中國實體經濟部門由于“高債務-高稅負-通縮”這三種因素的疊加效應所造成的發展困局，僅僅依賴短期的降息降準、出口退稅、出口貿易便利化以及結構性減稅等政策，可能難以從根本上得以解決。從長期來看，根本性的改革措施應該著眼于：首先，要解決中 國實體經濟部門的高負債難題，就有必要從切實全面推進金融體制的大改革入手，加快銀行體系的混業經營和鼓勵資本市場的發展。其次，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實體經濟高稅負和高交易成本的難題，減少政府非公共性的權力，科學合理設置政府權力清單和機構設置，可能是最為持久同時也是最為徹底的體制改革舉措。最后，要 徹底解決中國實體經濟部門由于產能過剩導致的全面通貨緊縮困局，要有“壯士斷腕”的大勇氣以及“舉重若輕”的大智慧。

孫文凱副教授：以戶籍制度改革促進消費--來自微觀跟蹤數據的證據

根 據CFPS數據庫提供的跟蹤數據，我們有效識別了戶籍制度對促進當前農民工消費的可能影響。整體上看，如果戶籍制度放寬使得農民工獲得城市戶口，相比于沒有獲得城市戶口的農民工能提高家庭人均消費。人均消費的提高主要來自于食品支出增加，其次是文化娛樂休閑支出、交通支出和衣著支出。從長期看，這個額度大 約為人均提高1274元。由于農民工群體龐大，這個人均消費的提高對于提高居民消費和總消費有一定影響。這意味著，在當前經濟低迷時期，依靠放寬戶籍這種扭曲經濟的制度來改善經濟，既能增加公平，也能促進效率。

王晉斌教授：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對中國資本流動的實證分析

美 國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導致資本在全球范圍內廣泛流動，而量化寬松政策的退出即美國貨幣政策逐漸正常化也同樣對國際資本流動產生影響。我們通過VAR模型對 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對中國資本流動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結果表明，到2016年底流入中國的資本減少占GDP的2.9%，在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政策 中，美國國債收益率期限差對中國資本流動影響較大，而中美兩國利差和全球金融風險指數的影響不大。最后，我們在之前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把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對中國資本流動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

王孝松副教授：TPP達成對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影響探究

2015 年10月，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取得實質性進展，美國、日本等12個泛太平洋國家就TPP達成一致。TPP具有成員間差異巨大、開放性 高的特征，并且其條款所覆蓋的廣度和深度超過以往任何自由貿易協定。通過考察2000年至2014年間TPP成員的貿易發展狀況，特別是這些國家同中國之間的貿易發展狀況，我們發現TPP成員向中國出口的占比變化較小，而中國向TPP成員出口的占比呈現下降趨勢，反映出近年來中國對TPP成員國的貿易依賴 程度在降低。中國同墨西哥、日本等國的貿易競爭程度相對較高，在TPP內部削減關稅的情況下，中國向其他TPP成員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受到這些國家 的擠壓。通過計算中國與TPP成員間的貿易互補系數，我們發現中國目前仍然是TPP不可或缺的貿易伙伴。此外，中國與東盟各國、澳大利亞、 新西蘭等都已簽訂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減弱TPP帶來的沖擊。根據可計算一般均衡（CGE）模擬的結果來看，短期內中國不加入TPP對其 貿易額、產出和國民福利的影響都是微小的，只有化工、紡織品和服裝行業所受沖擊較為顯著。盡管中國對TPP成員市場的依賴程度逐漸降低，但2014年中國 對TPP成員的出口占總出口比重仍高于40%；TPP將不僅實現商品貿易的零關稅，還涵蓋環境、勞工標準、國有企業、競爭政策、海關等方面的規定，是對現 有國際貿易規則的突破與升級。因此，無論是從貿易發展的角度，還是從提升國際地位和維護自身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角度，中國最終都應考慮加入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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