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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貿易戰”來看“貿易戰”，短期中它就是一個“貿易戰”而已，你很難算清“貿易戰”的成本。如果我們采取跳出“貿易戰”的思維方式來看待當下的中美“貿易戰”，我們就可以努力看清“貿易戰”可能引發的中長期變局和風險，找出有效的措施，從而把“貿易戰”的成本控制在最小范圍之內，并尋求出新的發展機遇。

特朗普的“三無”自貿政策

什么是跳出“貿易戰”的思維方式呢？大概有兩點。第一、放在全球視角看 “貿易戰”會帶給世界貿易、投資格局什么變化，從而看清我們應該站在何處才能確保未來離世界的中心越來越近，而不是越來越遠；第二、“貿易戰”短期中肯定會痛，但中長期我們應該靠什么來降低、甚至對沖“貿易戰”的風險及其帶來的成本，并以此為契機發展出一個更平衡、更有能力抵抗外部沖擊的經濟體系。

歷史表明，大規模的“貿易戰”沒有贏家。1929-1933年“大蕭條”時期“以鄰為壑”的貿易政策就是慘痛的教訓。1930年美國出臺了《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對3000多種進口商品征收高達60%的關稅，歐洲各國也采取了報復性行為，“以鄰為壑”的逆周期貿易政策盛行，導致1932年全球貿易量不足1929年的50%，美國50%以上銀行倒閉，失業率高達25%。這種政策既沒有實現穩定國內經濟的目標，也沒有實現金本位下的外部平衡目標。

但雙邊的貿易沖突是有贏家的。美國為了減少對日本的貿易逆差，1985年簽訂的“廣場協議”和1987年“盧浮宮協議”，使得美元相對于日元既達到了貶值的目的，又達到了貶值后基本穩定來維持美元體系的目的。貶值的美元在較大程度上幫助美國在1990-1991年基本實現了經常賬戶外部平衡。這兩個協議的重要特征是：美國沒有對國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施加任何額外的約束，就達到了美元貶值和經常賬戶改善的目標。美國是明顯的、事實上的贏家。

以史為鑒，今天的中國不會重復日本昨天走過的道路，才被迫和美國打“貿易戰”。特朗普這次發起“貿易戰”之目的不單純是，既要調節美國經濟的外部不平衡，其深層次的目的是以貿易戰為手段，著手改變二戰以后美國主導下通過談判達成推動全球經濟共同增長的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以遏制美國在全球相對地位下滑的態勢。

特朗普的真實目的促使我們跳出“貿易戰”來看“貿易戰”，以全球視角審視“貿易戰”將帶給世界貿易、投資格局的變化：特朗普要改變現有WTO框架下考慮到經濟不同發展階段的差別待遇，比如允許的市場開放度、出口退稅等。特朗普認為這對美國不公平，對中國有利。特朗普要推行他的“無關稅、無壁壘和無補貼”的“三無”自由貿易政策。7月份簽訂的歐日自貿協議，和正處于討價還價階段的美歐自貿協議即是例證，盡管“三無”自由貿易政策不可能被全面采納和推廣。

要充分認識到，特朗普這次調整美國貿易逆差，與美國以往降低貿易逆差的方式有所不同。整個80年代，美國都在用美元貶值為威脅手段來調整美國對日本和德國的貿易逆差，當然其中也有貿易摩擦，但最后都采用了以順差國貨幣升值為手段來調整美國的貿易逆差。而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嚴重，因為特朗普要改變的是二戰以來延續至今的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都認同的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

降低貿易戰的成本和風險

“三無”自由貿易政策看似公平，實質是很不公平的貿易政策，因為脫離不同國家經濟發展階段來空談自由貿易本身就是“叢林法則”的體現。因此，中國必須堅定維護多邊體制，以積極的姿態參與多邊體制的協商與改革，通過“一帶一路”+金磚國家等合作，降低特朗普通過美歐以及歐日自由貿易協定方式去割裂統一多邊體制的程度。對于既成事實的“貿易戰”，采取“防御性”的貿易沖突處理策略：積極接觸，就事論事，尋找交集，以務實策略去應對特朗普的務實主義行為。積極推進自貿區協議，積極尋求與發達經濟體就自己可承受的行業簽訂自貿協議，或者通過談判尋求實施自貿協議的“過渡期”，進一步融入發達經濟體的競爭體系，提升自己的競爭能力。

如何降低“貿易戰”帶來的成本和風險？一般來說，“貿易戰”的成本取決于一個經濟體健康發展的水平。一個經濟體如果擁有健全的產業體系、較快的經濟增長、內外部比較平衡的增長模式和恰當的資產價格估值體系，“貿易戰”就不會引發資本大規模外逃帶來的匯率“超調”，以及由此引發的資產價格塌陷和通脹，就不會給國民經濟體系帶來過大的沖擊。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全面的工業體系和生產體系，生產能力不用置疑。但內外部不平衡發展的模式決定了增長存在一定的宏觀脆弱性。1980年代以來，每一次出口的大幅度下降（外需的大幅度萎縮）都需要通過擴內需來維持增長和就業，導致經濟面臨政策刺激、通脹、緊縮的過短時間的循環，加大了宏觀經濟的波動性。2009年反危機以來，這種政策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2018年中國正式提出 “高質量”發展，這是一個重大的飛躍。

高質量發展內涵豐富，就推動經濟增長的企業來說，高質量發展最樸素含義至少包括兩條：一是企業（尤其是制造業）能賺到錢，錢才能自愿進入實體經濟；二是生產高質量的產品，才會有國民健康和產品競爭力。這樣的企業構成的市場才有健康發展的后勁和活力。

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并不是加大投資，走重復舉債投資的老路，而是減稅，尤其是進一步降低增值稅，達到“一石三鳥”的作用。降低企業負擔、減少出口退稅（補貼）、吸引外資進入，“筑巢引鳳”的策略并沒有過時。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納稅起征點來擴大國內消費。財政政策可以提高對財政赤字跨期平衡的容忍度，以更大的視角、勇氣和擔當來面對中國經濟面臨中長期問題。要強化法制的威信和嚴肅性，對于“有毒”產品采取零容忍的態度。

另一方面，要控制“貿易戰”引發的資產價格存在過度重估的風險，根本是要改變中國經濟中金融“脫實向虛”的態勢。中國未來是要靠制造業立國和參與國際競爭的，金融“脫實向虛”不改變，未來還會出現更大的資產價格風險。對房地產市場來說，一定要嚴控。“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理念要貫穿整個房地產行業的政策制定。房價大跌也會對金融體系和社會財富造成劇烈沖擊，“穩房市”政策是一個現實的選擇。在一個中期水平上去發揮房地產吸納資金存量的作用，既然它已經吸納了大量資金。

對于股市，要從中長期改變全社會融資結構，必須是“溫股市”的格局才能有利于推進融資格局的改變。從匯率市場來看，貿易沖突發生至今，人民幣對美元已經貶值了8%左右。要防止人民幣“超調”引發新爭端，必須維持理性的“弱匯市”態勢，不讓市場形成持續貶值的預期。

OECD最近發布的一項研究表明，2018年1季度美國對外投資為負1450億美元，為2005年1季度以來首次出現負值，主要是因為美國母公司將外國分公司的獲利大量匯回國內。特朗普的稅改計劃、增長預期和避險情緒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也帶來美國股市持續的資本流入。因此，穩定跨境資本流動是有效避免資產價格出現過度重估風險的重要手段?！胺€房市、溫股市、弱匯市”的格局，可能是避免“貿易戰”引發資產價格出現過度重估風險的現實選擇，也有利于降低“貿易戰”帶來的成本。

2018年的中美貿易沖突是中國和平發展和崛起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的眾多挑戰之一，無法回避。大的風雨會帶來寒意，帶來痛楚；大的風雨也會帶來清醒，讓我們更好地看清風雨洗禮中的自己。因為大的風雨過后，會看見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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