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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評人發言實錄：

　　段亞林：非常感謝楊院長給我這個機會來主持下面這一節的交流與探討。今天這一個形勢報告會、第三期的報告會舉辦的時點非常重要，因為國內、國際的形勢在最近也是發生了非常急劇的變化。從政治上來講，十八大即將要召開，而且周邊的國際關系也是近期相對比較緊張，從經濟上來講宏觀調控進入了一個關鍵階段，而且股市在周五的時候也逼近了2000點的關口。在這個時點上我們來探討宏觀經濟的走向顯得尤為重要。今天我們這個點評的嘉賓總共有五位，他們是王一鳴教授、高培勇教授、王宇研究員、平新喬教授和劉元春教授。我們首先掌聲歡迎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教授為大家做精彩的點評。

　　王一鳴：大家上午好，我非常榮幸，我是參加人大宏觀論壇是比較多的，經常來參加這個論壇，也有很多的學習機會。我覺得三季度的形勢的研究，應該說是最有價值的，因為到了四季度再來判斷的話就來不及了，再研究政策也來不及了。特別是對于明年，這個三季度非常有價值，對于明年的一些走勢的判斷、要采取的政策，往往能夠起到一些作用。今天我也想談一些對這個形勢的看法，當前確實經濟形勢很復雜，原來媒體都報告二季度見底了，三季度起來了。但是七八月份的數據公布以后，好像這個聲音又慢慢小了，現在就是說三季度要見底了，四季度可能要起來了。就是我們的“底”在什么地方，確實比較復雜。

　　各方面的認識也不完全統一，今年的上半年七八月份數據發布以后，大多數機構都下調了中國經濟全年的增長預期。但是一般認為7.5到8應該沒有問題，其實應該說沒有問題，因為現在已經9月份了，三季度都快完了，影響每年太大問題。但是也有一些人，最近的聲音又起來了，就是唱空中國經濟的，特別是國際上，認為中國有硬著陸的風險，也許在明年。還有一種理論，說全球金融危機現在要進入第三階段了，第一階段是在美國金融危機，第二階段跨過大西洋(9.63,0.13,1.37%)到歐洲了，變成債務危機了，第三階段可能要跨過歐亞大陸到東亞來了，變成產能過剩危機了，這是一個理論了，人大可以研究一下。明年可能也夠嗆，這是不同的判斷。

　　對于采取的政策其實也有分歧，大部分機構，包括我個人也認為中國的宏觀政策仍然有很大的空間，無論是財政政策，我們的刺激率只有1.8，現在歐洲的債務危機刺激率很高，債務率很高，我們的債務率也很低，無論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債務率都不高，都在警戒線以內。我們的存款準備金率還很高，還有往下走的空間。所以我們政策空間還很大，通過適度、有效實施一些宏觀政策，對于穩定經濟增長能夠起到積極的作用。但是也不宜出臺力度過大的刺激計劃，因為我們要調結構，要防風險，這是一個觀點。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現在經濟的放緩是體制性和結構性的，短期政策基本不管用，就是你不要去管，讓它自己去調整，就像人一樣要生病，這也是一種調整。我們短期政策不要過度去用，而重要的是要依靠深化改革、結構調整來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這也是一種觀點，人大報告說了財政要怎么樣，貨幣要怎么樣，一回我們可以分析，有人說這個不管用。對于未來走勢有分歧，有采取的方式也有分歧。

　　怎么看呢？所以我們要把復雜問題簡單化，學校研究往往要把簡單問題復雜化，你做政策研究要把復雜問題簡單化，盡量簡單化。怎么看當前的形勢呢？我總的感覺當前經濟放緩的放毒是越來越小，不管是底部在什么地方，總是在接近底部。實際上我們這輪經濟放緩2007年的三季度開始，實際上金融危機是2008年四季度去影響中國，去看看季度增長，2007年3季度GDP是14.8%，到2008年四季度的時候是6.6，這兩個相比下降了8.2個百分點，想想這是多大的一個幅度，就是因為當時經濟危機刺激。后來刺激以后經濟開始訪談了，但是到2010年一季度開始，由于刺激計劃動能的足夠釋放季度增長率又開始放緩，2010年一季度11.9到今年二季度7.6，大概十個季度降了4.3個百分點，幅度是大幅度放緩了，這是一個判斷。怎么能硬著陸呢？應該說軟著陸的趨勢是越來越明朗了，所以這是一個判斷。

　　第二個，增速放緩的原因是什么？我覺得多重因素，比較于以往是多重因素的疊加，所以復雜。我們說既有外部因素、外部需求收縮，也有內需增長的放緩，相互的疊加。既有周期性的調整，也有解救性的因素相互交織，既有短期需求波動，也有中長期下降的相互作用。為什么說復雜，外需收縮，我們看7月份出口只有1%，8月份2.7%，有輕微的回升。但是你要看累計的增長率，就是1到7、1到8，總的趨勢還是往下走的，今年預計10%是比較難了，出口部門壓力比較大。比如對于歐盟的出口7月份負的18%，歐洲因為是緊縮性財政，必須緊縮，所以削減養老金、削減工資、削減嬰幼兒補貼，所以總需求下降了。這個出口有多少呢？對于歐洲出口缺口大概是1300億美元。

　　我們內需呢？比如說投資，基礎設施、房地產、制造業，由于前一次的投資基數很大，如果沒有新的擴張性計劃增長率就會放緩，我們一季度基礎設施投資是負的2.1%，二季度有反彈。房地產就不說了，去年調控以后房地產的投資說老實話比我們預期有變化，它是下降，但是下降沒有像我們預期那么大，就是漸進下降。你因為房價跌了，就有人買房子了，房價跌了以為明天還會跌，現在去買干什么，都是買漲不買跌。制造業是產能過剩，過剩了誰去投資呢？你不是浪費錢嘛。所以這三塊都看得出來，所以投資也是放緩了，1到8月份24.2，1到7月份24.4，還下降了0.2個百分點。當然開始在趨穩。

　　看周期性因素，我們說經濟都是有周期波動的，但是這一輪下行的周期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被大大拉長了，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的研究，按照歷史上金融危機大數的統計，你要恢復到正常趨勢線，大概要七年。我們現在還沒有到，我們的金融危機已經是第五個年頭，就是恢復到趨勢線，這是下行周期被拉長了，而且往下的幅度更大了。結構性因素呢？我們說中國經濟增長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這個結構性因素就顯現出來了，出口的下降、收縮就會影響到投資，相應的投資也會收縮。投資收縮又會波及到經濟增長。投資要轉化成生產率，生產率要轉化成各種產品，各種產品要有能力消耗，我們又消耗不掉，就要出口。我們以前說中國不斷地炒菜，不斷地擴張產能，現在吃不下就給老外吃，不吃也得吃，現在老外也吃不下了，老外生病了，這就是結構性因素。

　　第三個是短期因素，短期因素和中長期的作用。短期因素是什么？比如說我們一些房地產的調控對于投資有影響，融資平臺的清理規范也是有影響，這些都是短期因素。當然中長期因素開始起作用了，就是報告首先分析的是潛在增長率的下降，潛在增長率開始下降了。但是這個很難做出完全實證性的，就是潛在增長率下降到底影響多大。中國經濟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潛在增長能力從國際經驗看也會往下走，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永遠高速增長，你的基數也在擴大，我們現在47.2萬億GDP，這兩位數的增長肯定很難。有人說中國從高速增長到中速增長，正在階段性增長。我們中速不太好，我們起個名字叫次高速增長，8%還是比較高的，我們是次高速，就是速度是會放緩一點。放緩的原因是什么？我覺得追基礎因素是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結構變化以后我們的撫養比變化，這個報告里面有分析，我們的儲蓄率下降，我們的勞動力供給發生變化。就是這個都會影響到潛在增長里。

　　現在的問題是？要抓主要矛盾，你說一堆怎么來解決呢？短期和中長期什么是主要的，到底是短期因素還是中長期因素，外部因素，到底是外需影響變化大，還是內需變化大。人大報告一開始說潛在增長里下降，把中長期作用主要的，你們同意嗎？到底短期是主要的，還是中長期是主要的，這個需要研究，我也沒有結論。到底外部收縮是主要呢？還是內需的放開是主要的呢？到底周期性因素是主要的，還是結構性因素是主要的，這個需要研究。

　　我覺得有的人說放開調整，現在穩增長要放開重要位置，為什么沒有關系呢？你經濟都有自我調整，你到底是逆周期調控，還是順其自然調控，這是兩條路線，我們經常是逆周期，經濟往下走了就拉起來一點，過熱了就拉下來一點，這是熨平一點。到底是逆周期調控，還是順其經濟的自然調整呢？這是兩個方案，有人說不要去強行調整。我們為什么要進行逆周期調控？如果經濟增速繼續下降會暴露出一系列問題，比如說現在產能過剩迅速出現，所有的產業都過剩，不僅是傳統產業，比如說太陽能，前兩天默克爾到中國來了，說中國買了幾十家空客，說太陽能反傾銷可以協商解決，當時說這是一個解決貿易爭端的成功案例，結果回去了歐盟又反傾銷了。這次溫總理去歐洲開會又去談這個問題，就是產能過剩的壓力迅速顯現。鋼鐵、水泥、建材、有色、石化，包括風能、太陽能，這都是過剩的。產能利用率下降就業矛盾就會顯現，當然登記失業率數字是相對比較穩定的，可能有些人許多登記，就是從沿海一些地區看，盡管勞動力供需結構的變化，就是勞動力增長速度的放緩對沖了我們這種就業壓力，對沖掉一部分。如果下降幅度更大，那么就業還會反應出來，還會有一部分農民工會返鄉，就業壓力會顯現。

　　再一個企業利潤，企業的盈利水平，因為需求收縮，然后勞動力成本沒有下降，融資成本沒有下降，靠什么呢？把利潤擠掉。利潤迅速下降，虧損企業迅速增加，虧損面迅速擴大。企業利潤下降了，馬上遇到了財政收入開始了，政府的收入開始了，八月份中央財政收入開始負增長了，有20多的增長，政府收入高于居民收入增長，今年肯定要變化了。就是8月份開始負增長了，你又要提很多減稅的措施，這家伙財政已經負增長了還減稅啊，所以這個問題就來了。

　　再下來原料的融資平臺，風險就會出來，就是財政和金融的風險就會增大，經濟增速繼續放緩。就是沒有償付能力了，三角債就會出現。我們說我們不能完全放任經濟增速繼續往下走，我們說需要采取相應的舉措，這就是要進行一定的調控。當然在今年來看，已經開始有些使積極的變化，我們說為什么說是軟著陸呢？因為從投資、消費來看，如果是扣除價格因素，投資已經開始回落了，就是近幾個月扣出價格因素，經濟增上是下滑的。消費扣除價格因素，消費實際增長是回升的，內需穩還是關鍵。外需重要還是內需重要？我感覺內部因素是重要的，內需穩是關鍵。經濟下行還有一定的壓力，就是看供給面和需求面，我們需求面的下降比供給面的下降要小，幅度要小，供給面的下降幅度更大。這是什么原因呢？就說明我們過去這些年大規模投資形成的產能過剩的壓力和庫存的壓力沒有徹底消化掉，現在我們說去庫存，就是這個過程還會持續。使得供給面下降，這就和經濟回穩，為什么一直沒穩住呢？供給面的消化可能還需要一個過程。但是不管怎么說，我個人認為今年7.5%到8%基本上是沒有太大問題。

　　其實我們更多的是影響討論明年，今天的宏觀政策建議到底是針對四季度的，還是針對明年的，我覺得影響討論明年。我也同意是多重目標，什么目標呢？短期我們能否有效遏制通脹和穩定物價，現在8月份CPI又有一點輕微的反彈。我們說美國農業欠收了，旱災，糧食價格、玉米價格可能會上升。再加上原油的價格會不會由于中東趨勢的不穩定，這些都是影響因素。就是說我們短期能不能價格穩住，這依然是我們的一個目標。

　　第二，中期經濟能否穩定在合理的區間，什么叫合理的區間，就是潛在增長率大體接近或大體一致，8%左右，能不能穩定在這個區間，能不能不再往下走。

　　第三，長期經濟結構能否取得實質性進展，就是短、中、長期目標相互交織的情況下，我們怎么來設計政策呢？這就是我理解的多重目標，穩增長了防通脹怎么樣，穩增長了調結構怎么辦？穩增長依然是一個重要的目標，那么我們說我們確實還得把中期的目標放在一個最重要的位置。今年穩增長實際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說結構性減稅，我們已經擴大到10個省了，包括總量減稅，中央財政負增長了，地方財政也大幅下降，還有條件嗎？營業稅改增值稅已經改了10個省了。還有加速折舊，還有研發投入加計抵扣，這些還有一些地方不落實，你都給我抵扣完了，我拿什么發工資啊。我們可以提，但是考慮各地的差異性，再加上財政形式的變化，就是有沒有條件。其實今年已經做了一些結構性減稅。

　　貨幣政策兩次降存款準備金率，兩次不對成降息，也做了。還有沒有空間？也許有，只要CPI的2%能夠維住，我們利率調整還有空間。但是現在是利率流動性不足的問題嗎？現在相當一部分是企業流動性的問題，因為產能那么大，誰去擴大投資呢？融資需求下來了，再加上經濟下走的時候銀行貸款也變得非常謹慎。就是說有沒有惜貸呢？他叫剩貸。現在主要矛盾可能不是流動性問題，這是貨幣政策。

　　第三，我們說不是要鼓勵設備更新嗎？技改貼息，因為生產性下降了，我們可以貼息，只有企業搞技改就可以貼息，這個已經采取了。

　　第四鼓勵民間投資，出臺了42個實施細則，如果這些細則落到實處可能還要想些辦法。再有就是啟動了一些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包括地鐵，包括污水處理、垃圾處理、公路、水利，啟動了一些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那么地鐵有沒有必要？我覺得很有必要。現在北京再不搞地鐵開不動了，北京汽車已經500萬輛了，已經開不動了。現在是限購，排隊的已經100萬，你不限購的話估計很快就開不動了。所以一定要搞城市軌道交通，對于未來也是有意義的，也不會造成無效的投資。但是我們說不要政治去包辦，就是怎么樣引進民間投資，比如地鐵2塊錢一張票誰去投啊，沒事干啊。你把沿線的商業地產配給他們，就是形成合力的盈利模式，他照樣可以吸引民間投資去投，怎么不可以呢？還有醫院，現在看病很難，你不要生大病，住院很難，好醫院很難。因為床位不夠，現在產能過剩，為什么醫院沒有，住都不夠住，肯定沒有放開，看病擠得不得了，看病像菜市場一樣。醫療設施有什么問題呢？現在人壽命越來越長，而且大家越想活得越來越長，所以這個投資完全可以。大家知道不知道垃圾，像北京這樣的城市一天形成多少垃圾？可能你們都不知道，周邊一圈，以后怎么辦呢？現在百萬以上的人口怎么辦呢？垃圾要處理啊。所以擴大投資是完全可以的。

　　當然我們怎么樣去激活民間的投資，在經濟放緩的時候民間投資一般會非常謹慎，所以你一定要給予他相應的激勵去民間投資。

　　房地產也是投資里面很重要的一塊，房地產這里提到要征收房產稅，房地產要限制投資和投機交易，要限制投資和投機交易，投資和投機一定要有交易，我就提高交易稅率，你要投資嘛，你要投資就要交易，要不怎么有回報呢？如果交易率太高就持有，那么就開征房產稅。這個套路是對的，但是這里面也涉及到一些制度性的變革，也不是那么簡單。比如說開征房產稅就涉及到財政制度，這也不是那么簡單。以后財產就要開始透明了，這個好像也不是那么簡單的，有的人不想讓別人知道。

　　再一個，我們除了這些短期政策以外，很重要的就要有一個中期的調整策略、中期的調整方案，中期要干嗎呢？就是要培育經濟增長新的動力。因為我們傳統的動力現在慢慢在減弱，我們再靠出口，再靠擴大投資，我們要培育經濟增長新的動力，經濟增長新的動力來自何方？其實我們回想一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第一我們是市場化的改革，叫制度紅利，制度紅利差不多了，我覺得制度紅利潛力還很大的。改革的潛力很大很大，我們經濟學家叫斯密效應，就是市場化了。我們說這都是未來需要去考慮的。

　　當然還有一個，除了深化改革，除了去創新，更主要地是去擴大內需。擴大內需就是再平衡，怎么來擴大內需，我覺得最大的一個潛力就是城市化、城鎮化。我們現在城市化率41.3%，大概的人口是6.9億，就是接近7億。在7億里面差不多有2.3億沒有完全市民化。就是說是城市人口，因為半年以上居住就是城市人口，但是你不是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公共服務。所以怎么樣讓這部分人進城市的公共服務體系，進城市的社會保障體系，進城市的廉租房體系，怎么進去？你進這三個體系要多少錢呢？我問了很多地方，算過賬，都說不知道，算不清楚。有人算了使20多萬、30萬，我們取20萬，現在有2億多，為了城市化率提高到70%，還有3億人要進來，就是5億多五，就是一百萬億。去年GDP47.2萬億，就是兩年的GDP。

　　另外就是創新，創新太重要了，創新首先要從大學開始，從人民大學開始。以前美國的比爾蓋茨、喬布斯，拿到人民大學來肯定不是好學生，肯定是壞學生，因為他們不好好讀書都跑了。這些很值得我們反思，我們未來需要一種什么樣的文化，就是創新文化(24.400,0.27,1.12%)。我們為什么不能創新？我們的優勢怎么向企業流動，現在人大畢業都去考公務員了。創新的主體不是企業嘛，都跑到政府部門去干什么了。如果都是這樣的話，我覺得沒有希望了，創新就沒有希望了。為什么喬布斯不到政府去呢？為什么扎比伯格不上政府呢。怎么樣來形成這樣一種體制。另外大學教育怎么形成個性化的教育，就是類似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總的培育經濟增長新的動力，我們高校負有重要的使命，因為將來就要靠新的一代人，這一代人起碼要比我們這代人厲害很多。創新能力要強很多，這就是高校的使命。不管怎么樣對于中國經濟還是充滿信心，因為有人說中國高速增長了，我認為7%到8%的速度還會持續十幾年，林義夫前一段也說了，有人說還可能嗎我覺得為什么還行？因為中國還有一瀉千里沒有充分開發，比如內需市場潛力，特別是消費的潛力。比如說人力資本的提升空間，我們以前靠人口數量優勢，怎么看人力資本的優勢、人口質量的優勢。比如我們創新的空間，我以前不知道研發平臺、研發中心是什么意思，我到國內的企業一看研發中心一個小樓，里面穿幾個白大褂在做工業設計。到國外我也申請去研發中心，嚇我一跳，完全是工廠化的研發。研發項目跟工業車間一樣，而且有好幾個，這個叫研發中心。這完全校正了我們的空間，所以我們的創新空間很大，iPhone、iPad誰的產品？美國的吧，你肯定說美國。美國沒生產過一部，全在中國生產了。為什么就是美國產品呢？不生產為什么叫美國產品呢？這個東西我們得反思，所以我們怎么改變增長模式，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再一個我們城鎮化的潛力，再一個是區域回旋的空間，產業的梯度轉移。富士康現在轉移到鄭州等等，到內地去了。為什么可以延續？因為我們有梯度轉移的空間。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有改革的潛力，改革一定會解放出新的生產力，這個也是我們對未來的期待。

　　謝謝大家！

　　段亞林：感謝王院長的精彩點評，王院長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這個也是值得我們這些在座的人大學生以后學習很重要的一個地方。接下來我們有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財貿所所長高培勇教授為大家做精彩點評。

　　高培勇：老師們，同學們，大家上午好。我很認同今天發布的宏觀經濟研究報告的主題，在多重目標宏觀經濟的定位與選擇。我認為明白無誤地指明了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及其宏觀經濟政策的困境之所在，剛才王院長講過論及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盡管下條態勢逐漸顯現，盡管下行的壓力仍然很大，但是我們是持謹慎的樂觀態度。但是一旦說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布局，總是感覺到困難重重。其實郭杰教授花了很大的篇幅來講為什么現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布局是多重目標，而不是單一目標，我體會最深的主要是兩條。

　　其一，相對于2008年到2009年，在邊際效應遞減歸類的作用下，宏觀經濟政策擴張的效果已經逐步減弱。即便我們拿出類似2008年、2009年的經濟擴張措施，也難以獲得那兩年的宏觀經濟調控時效。

　　其二，相對于2008年、2009年，經濟擴張的諸方面的副作用已經在逐步顯現。比如相對于2008年、2009年，我們今天的經濟結構不是優化了，是惡化了。相對于2008年、2009年，我們今天面對的控物價或控通脹的壓力不是減弱了，而是增強了。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條件下，我們今天的宏觀經濟就不像2008年、2009年那樣瞄準保增長、穩增的目標，而是在穩增長、調結構、控通脹三個目標當中左右逢源、前后逢源。當然你如此做的話就難做好人，在周旋三個宏觀經濟政策的抉擇當中，我們怎么來走出一條目前的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之路。我感覺到了目前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布局就好像一場拔河比賽。哪個方面的力量強了就向哪個方面去傾斜，比如當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時候，我們不由自主地在宏觀經濟政策上向穩增長傾斜，比如有這樣的表述，穩增長很任務，是壓倒一切的任務。但是反過來當物價上升的壓力加大，調結構壓力加大的時候，你看宏觀經濟的調研又發生變化了，穩物價是壓倒一切的任務，調結構是非常重要的任務。當前宏觀經濟的布局，我以為就是在這樣的困境當中去徘徊。

　　但有一點我想大家看得非常清楚，也是在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報告中所指明的。當政府動用大規模的投資擴張時，去穩增長的時候，肯定會有不同的聲音。比如就會說會不會引發新一輪的結構調整的倒退。當你要啟用天量的貨幣擴張去啟動經濟的時候，也會有不同的聲音，比如說會不會引至更嚴峻的通脹和物價上漲。但是當你推行結構性減稅政策的時候，我搜索了方方面面的信息，我幾乎看不到、聽不到任何的反對之聲。但在結構性減稅問題上頗有共識，在廣泛程度上獲得大家的認同，甚至有人主張不僅僅要提結構性減稅，而且要提全面減稅、大規模減稅，對于結構性減稅是促進之聲，沒有任何的質疑之聲，這是在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布局上一個非常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現象。說起減稅或結構性減稅，我們歷來是促進的。但是相對而言我不大認同全面性的減稅，為什么是這樣？因為全面性的減稅容易給人以誤解，建什么減什么，不管什么稅種通通去看上一刀，這顯然不是我們的目標所在。就好像女孩子去減肥、健美一樣，我們不可能遇到什么減什么，而是把需要減的減下去。中國的稅制結構也是如此，我們得要有講究，把該減的地方減下去，使得中國的稅制結構有一個均衡的格局，適應我們當前的宏觀調控的需要。其實我倒以為，無論是全面性減稅，還是結構性減稅，最重要的不在于操用什么樣的名稱，而在于把減稅的措施落到實處，不在操作上留有回旋余地，這其實是重要的。

　　這樣一種落到實處的措施其實建設兩個問題就足夠了，第一個是規模，究竟要減多少稅。第二個是結構，究竟要減什么稅，究竟要減誰的稅。這兩個方面是我們在今后，特別是王院長剛才論及的在定位明年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必須要牢牢抓住兩個層面。

　　先說規模，減稅沒有規模就談不到效應，該減多少稅這是要回答的一個問題。其實在去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今年的“兩會”上對減稅的規模做出了建議，只是需要更加明顯。怎么界定呢？其一是財政赤字的規模，今年財政赤字的規模將發行國債的赤字和動用中央預算調節基金合二為一，一共高達1.07萬億。這代表一個國家過日子，我欠了你1萬塊錢的時候，有兩個意思，是少賺了1萬塊錢，需要去接。其二，你多花了一萬塊錢，你必須去借。或者是兩者融合，多花了五錢，少賺了五千。今年的赤字恩計劃是少掙多花多少錢，少掙是減稅，多花就是增支上，這是一個地方。

　　其二，減稅和增支之間的分割，既然1.07萬億不是減稅就是增支，這其中該如何？請大家關注今年一月份全國財政工作會議和全國稅收工作會議召開的時候，作為主管財稅工作的李克強副總理致信表達了這樣一層意思。說今年基于財政政策的重點在于推進結構性減稅，這是第一。其二，今年增加支出的重點在于改善民生。這兩條實際上告訴大家在1.07萬億元的配置上是要向結構性減稅傾斜。把1.07二一添作五稍加傾斜，我們認為至少有6萬億作為規模。

　　結構，論及結構，我還是認為把該減的地方減下來，不該減的地方千萬不要去動。中國目前就整個稅收的結構而言，我想兩條特征是應當關注的，其一，我稱之為價格通道，把2011年的全部稅收作為稅種分割，18個稅種，其中5個稅種占了很大一塊，其他的13稅種占到了8%多一點。就此而論再進一步看，如果在間接稅和直接稅作一個分割，能夠成為直接稅的是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兩者相加大概是26%，其余的74%都屬于間接稅，這就意味著在今天的中國政府和居民之間的稅收關系主要是通過價格通道來連接的。所以由此可見，如果要想讓一個國家的稅制比較均衡、比較好看、比較勻稱，達到健美的目的，應該放在間接稅上，而不是直接稅上，這是第一。

　　第二個特點，我稱之為企業出口，把2011年的稅收按照繳納者做分割，會看到92%以上的稅收都是來源于企業的繳納，只有7.92%的稅收來自于個人的繳納，其中7.92%還有6.95%其實是屬于個人所得稅，也不是個人直接繳納的，而是代扣、代繳的。所以你要想讓一個國家的稅收來源結構比較勻稱、比較均衡，也應該把減稅的重點放在企業繳納的稅收上，而不是在個人繳納的稅收上，我們說這是很重要的一條。

　　由此看來，在結構上的減稅要鎖定兩條，第一減間接稅，第二減企業繳納的稅，如何去貫徹？目前能夠被各方認可的，特別是在高層達成共識的減稅主要措施就是剛才王院長講的營改增，以營改增作為這一次結構性減稅的重點全力去推進，我們有可能減稅達到數千億元的目標，為什么？我注意到三個現象，既然要減間接稅、減企業繳納的稅，我們說減增值稅是明顯的。其一是因為增值稅的塊頭是最大的，目前占到全國稅收的41%。在增值稅上的稅率削減1個百分點就有可能達到減稅2千億元的目標。所以動了這個稅種，就等于動了整個稅收的規模。當然也需要減營業稅，但是營業稅的前途已經鎖定，從長遠看要并入增值稅，今天我們在營業稅上再做文章無異于事倍而功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如放在那里，等待增值稅。把增值稅的事情辦好就等于辦好了營業稅的問題。

　　第三，有人說要減消費稅，但是我想支出中國人腦子里所想象的消費稅和現實的消費稅不是一回事，在很多人腦子里凡是服務的消費稅都是消費稅，但是是一般消費稅。我們中國實行的消費稅是特種的，不是所有都征的，而是在征收營業稅和增值稅之后加征，哪些商品加征？主要是兩類，一類是奢侈品，另一類是與能源消耗有關的。對于這兩個產品減稅很難達成共識，對于奢侈品減稅無異于對富人減稅，對于能源類的無疑對于他們減少了監督。消費者不宜與大張旗鼓去減，而是有所保留。

　　現在能夠鎖定的就是增值稅了，所以增值稅是減稅的重點，目前增值稅減稅主要通過營改增來實現的。有過測算，按照目前 使上海正在試點，現在目前也在北京進行了營改增的試點方案。一旦在全國推開減稅的規模可能會達到1000至2000億元人民幣，目前這個測算還不十分準確。但是超過1000億是肯定的。所以圍繞著營改增要做的事情，就是繼續擴大營改增的試點范圍。目前，已經有沿海的十個省市進入到營改增的試點范圍當中來，當然要逐步推開。其余的省市可能還在觀望，還在猶豫。這當然從地方作為主體稅的營業稅改為增值稅，地方要喪失一部分稅收的管理權限。不管怎么樣既然是大勢所趨，還是要把結構性減稅的效果落到實處，那么怎么辦？加快推進營改增試點范圍的過程，要做這件事情，這是其一。

　　其二，還有一件事情必須做，在營改增的同時實施降低增值稅稅率的改革措施，必須注意到這件事。目前增值稅在全國稅收收入占比是41%，營業稅占全國稅收收儲占比是15%。如果僅僅同時營改增，不降低營業稅稅率。如果合并之后增值稅占比會達到56%，這對于一個國家的財政風險而言顯然是不樂觀的。老百姓買股票都懂得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當中。我們那么大的國家財政收入的50%以上的希望寄托與一個稅種，風險不言而喻。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必須瞄準一個目標，叫做擴圍不增額，這不僅僅是基于財政收入結構平衡的考慮，更重要的也是基于推進結構性減稅政策的考慮。那么怎么辦？那就在擴圍到位之后立即著手做降額，我們做的測算，按標準稅率算，每減少一點大概節省稅率是2000人民幣，連通交易稅附加、城建稅，加上連帶的可以到2000元。如果從這個基礎上降2個點，那么整個通過降低增值稅類所可能實現的減稅規模有可能達到5千億，連同增值擴圍達到1000到2000億，這就是6千億上下的規模。因此對于今后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布局來講，如果大家能夠認同結構性減稅是一個重點之所在，應當全力推進的話，我們建議扭住這個“牛鼻子”不放，通過營改增把改做的做了。

　　同時涉及另外一件事，減稅的需求和財政收入形勢的現實該怎么對接，迄今為止我們看到今年以來財政收入的增幅一直在回落，一到七月份我憑記憶大概財政收入的增幅是11.09%，把八月份的數字算進去，大概降到了10.9的樣子，大概是這么個數字，現在不太敢確定，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假定說一到八月份是10.9的增幅，怎么去看？有這樣一種判斷，是媒體上普遍的聲音，相對以往財政收入的增幅的回落將近1/4，因此很多人憂心忡忡覺得天踏下來了，如果回落1/4或1/5這是很大的災難，我們能不能承受得了。聯想到歐美目前遇到的主權債務危機和財政危機，有很多人不寒而栗，覺得應該放慢結構性減稅的步伐，甚至把結構性減稅就此放在一邊了，這是一個態度。

　　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操用另外一個指標，就是預算收入的增幅，講回落往往是就以往的增幅而言，相對于2011年增幅回落了多少？但是我們畢竟是站在2012年來論及財政收入。2012年預算收入的增幅是多少？告訴大家是9%，所以拿10.9和今年的預算增幅做比較，你會看到財政收入的增幅不是回落了，而是超出，超出了將近2個百分點。這兩個百分點的超出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今年的財政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基礎并沒有被打破，因為我們就是照著9%的預算收入的增幅來安排今年的財政收支的，財政收支的平衡并沒有被打破，可能影響之什么呢？只有一件事情，超收的規模。去年的超收規模達到了1.4萬億元人民幣，那是天量的超收。如果今年的超收做悲觀的預測，10.9%的增幅如果能延續到年末，按超出2個百分點計算，我們還能超出多少呢？超出2萬億元人民幣左右。因為去年的基數是10.38萬億元人民幣。到迄今為止中國的經濟形勢并非像有些人宣揚的那樣真的是很差，只不過是以往增速的一種回落，甚至這種回落是回歸正常的發展軌道的一種表現。因而實施既定目標的結構性減稅，從而在多重目標的周旋當中走出一條適合當今中國經濟形勢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之路，我們還有空間。

　　謝謝大家。

　　段亞林：感謝高所長的精彩點評，高所長以精確的精神，把結構性的減稅理論演變成了結構性的減肥理論，這一點讓我很有啟發。下面我們有請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副局長王宇研究員為大家做精彩點評，大家掌聲歡迎。

　　王宇：很高興，也很榮幸參加今天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讀了這個報告，聽了郭杰老師的演講，和以上各位嘉賓的演講很受啟發，深得教育。剛才我還跟劉元春老師說，說這個報告很厚重，我是想說這個報告無論是重量，還是分量，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很厚重，都有很厚重的價值和意義。借此機會，我首先向人大經濟學院、向這個報告研究團隊表示深深的敬意。因為在如此喧囂和浮躁的社會，他們能做出如此認真和深入的研究分析以及寫作，這真的是難能可貴，我從這個報告，以及剛才嘉賓的演講中確實受到了很多的教育。

　　同時我也借此機會作一個我個人的發言，請教于大家，我發言的題目是中國利率和匯率市場化與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我發言的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就是關于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第二關于中國的利率市場化，第三關于中國的匯率市場化改革。

　　先說第一個大問題，關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我們都知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著快速的增長，從1998年到2011年中國經濟平均增長速度達到9.9%。那么正如宏觀經濟分析預測報告中所說，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基本投入，再一個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提高。同時我也認為現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有兩個特征。一個主要靠投資和出口帶動，另一個主要靠生產要素的高投入和高耗費支撐。那么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剛才大家都談到了從去年年底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出現了回落，現在實際上中國經濟又站在了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上，面對著穩增長、促改革，還是調結構的三個選擇。剛才郭杰老師和其他的專家也都做出了自己的選擇，這里我也談一點我的看法，我認為從短期看穩增長可能更迫切，從長期看促改革和調結構肯定更重要，因為如何實現中國經濟在未來的長期持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決于中國的經濟改革和中國的結構調整，也就是促改革、調結構。從貨幣政策的角度看，我們都知道因為貨幣政策必須要兼顧短期和長期，為此從去年年底以來為了實現穩增長，中國人民銀行三次下調了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兩次下調了存貸款基準利率。與此同時為了推動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結構調整，就是為了實現促改革、調結構的目標，中國人民銀行也加快了利率市場化改革和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步伐。那么，對于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來說，我認為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意義更重大、更長遠，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來簡要地談一下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是于1996年開始啟動的，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目標是讓市場在人民幣利率的形成和變動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順序是先放開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的利率，再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然后再放開金融機構存款利率。那么到2011年年底為止，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取得的進展是基本實現了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的利率市場化，基本實現了存款利率管上線、貸款利率管下線的階段性目標。也就是說，現在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可以在貸款基準利率及其之上自由浮動，金融機構的存款利率可以在存款基準利率及其之下自由浮動。最近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步伐進一步加快，我們都知道今年6月人民銀行將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線擴大為基準利率的1.1倍，將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下線擴大為基準利率的0.8倍。今年7月，就是緊接著一個月之后，人民銀行又將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下線擴大到基準利率的0.7倍，也就是說目前中國人民幣的貸款利率不僅可以在基準利率之上浮動，而且從今年6月份、7月份之后，現在中國人民幣貸款利率也有了向下浮動0.7倍的空間。中國金融機構存款的利率不僅可以在基準利率之下自由浮動，而且也有了向上浮動1.1倍的空間，也就是在今年的六七月份之后。所以說，今年以來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步伐進一步加快，隨著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的加快，市場力量已經開始在人民幣利率的形成和變動中更多的發揮作用，這是我講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關于中國匯率市場化改革，中國匯率市場化改革開始于1994年，中國匯率市場化講話的目標是建立一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保證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基礎上的基本穩定。中國匯率市場化改革的原則是堅持主動性、漸進性和可控性。

　　1994年以來，為了推動匯改，中國人民銀行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行了四次比較大的調整，第一次調整1994年4月1號中國進行第一次匯改，建立了一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并且規定了千分之三的浮動調整。中國進行第二次匯改時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一攬子匯率為參考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并且把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從千分之三擴大到了千分之五。這是2005年7月21號第二次匯改。就是說人民幣利率做了兩次大的匯改，匯改一次是1994年4月1號，通過第一次匯改建立了有管理，以市場供求單一的制度，擴大了千分之三的浮動區間。第二次匯改是2005年7月21號，通過第二次匯改中國建立了一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一攬子匯率為參考的有管理的匯率制度，把人民幣匯率從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2010年9月19號人民銀行宣布宣布匯改。最近第四次比較大的調整，2012年4月16號，人民銀行進一步擴大了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把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從千分之五，也就是0.5%擴大到了1%。隨著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的不斷擴大，隨著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從千分之三、千分之五到1%，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民幣匯率市場的供求關系，以及人民幣升值的單邊預期。現在都看到人民幣匯率已經出現小幅雙向浮動，隨著人民幣匯率出現了小幅雙向浮動，中國經常賬戶和中國的國際收支也開始逐漸向著均衡的方向調整，這是中國匯改的意義所在。

　　總之，如果用一句話對我前面的發言做總結的話，那我可能會這樣說，今天大家到這里來討論的是宏觀經濟問是一個總量問題，但實際上關心的是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問題。而對于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那么金融改革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為此最近不斷加快了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對于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應該說是具有非常重大意義的。

　　我的發言就是這些，謝謝大家。

　　段亞林：謝謝王宇研究員對利率、匯率市場化做的精彩點評，接下來我們有請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平新喬教授為大家做精彩的點評。掌聲歡迎。

　　平新喬：謝謝楊院長，謝謝各位院長的邀請，這個論壇我來過多次了，一年四次宏觀經濟的研究報告的發布這個密度很高，現在形成了一個比較系統的對中國宏觀經濟進行研究的研究平臺，以及對政策建議系統的聲音，這是非常有貢獻的。

　　我個人看到這個報告以后，這個報告重點強調調結構的市場化，調結構里面市場取向的一些建議，對一些問題的分析也很到位。前面聽了幾位評論員，王院長、高教授和王局長的發言都非常受教育，他們對中國經濟今年下行的原因或者是長遠發展因素的分析，高所長對結構性減稅的精彩點評，以及剛才王局長對貨幣利率市場化和匯率政策的研究，這個都是他們專家，話都被他們說去了。我就講講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怎么樣看看今年宏觀經濟下行的判斷，我說一點個人的意見。第二點對調結構應該怎么看，談一點自己研究的心得。

　　我覺得今年宏觀經濟下行的形勢，當然有國際原因，但是我覺得主要還是我們決策層對宏觀經濟的把握，還是緊縮過度造成的。跟當年2008年到2009年1月GDP增長率到6.6%的原因差不多，就是說2008年那一次經濟增長速度掉下來，當然有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讓我們很多企業加工訂貨的定單沒有了，沖擊很大，這是問題，這是客觀造成的。但是我們主觀的方面還有政策配合，我們2007年以后，我們國家對宏觀經濟是緊縮的，這個緊縮的政策到2008年的8月，這個政策對金融危機的沖擊正好重合，雪上加霜，造成了2008年底經濟增速的繼續回落，而我們今年以來，尤其是4月份以后經濟形勢、宏觀經濟增長速度往下掉，甚至出現環比的下降，這跟什么有關系呢？跟我們2010年以后對宏觀政策的判斷認為是通貨膨脹，把反通脹的危機、把反通脹的威脅定位主要，到了2010年以后整個判斷是反通脹，具體說就是房地產調控。房地產調控啟動了五項措施，信貸、財政、稅收，后來保障房不行了，限購、行政措施，一系列的措施調控有必要，肯定是對的，需要打擊。而且調控兩年下來以后，應該說房價沒有怎么漲，漲得不多，本身就是成果，如果不調可能漲厲害。但是副作用就是需求，房地產拉動的需求全面下跌，具體表現在土地財政。土地財政最高的點，剛剛高所長講了我們國家去年正規的財政收入是10.32萬億元。我們房地產的土地出讓金的收入2010年到了最高點，超過3.5千億，2009年不到2萬億，大概1.8萬億的規模到2010年達到過3.5萬億元的規模。由于控制房地產的投機需求和限購，造成了土地出讓金的下降，與此造成一系列的收縮效應。我們面臨著國際上面第三輪的金融危機的沖擊波，包括歐債危機，以后今年對歐洲的出口下降很厲害。那么這兩個內外重合，是這一次經濟往下掉的。我認為是重合，有國內因素，國內因素主要是緊縮，緊縮周期的后果照成的。如果這樣看問題的話，我對這個前途是比較謹慎樂觀的。因為我們只要繼續推進城市化，城鎮化為啟動龐大的一系列系統的內需，譬如說讓農民工繼續進城，讓城鎮化個房需求正常的，比如說現在年產量有了工作，大學生有了工作，按照現在的政策沒有戶口、沒有交稅，就得限購啊，這是正常啊。農民工可以個房，為什么不能個房呢？他沒有這個錢，就是這樣正常的個房需求如果不能需求，因為我們未來要緊縮遏制需求，這些需求不能實現的話，這個應該啟動。應該說我們城鎮化剛剛啟動不多嘛，我們51%里面有10%多的人口不是城鎮人口，不能享受城鎮人口的應當的服務。這就是讓正常的內需得不到實現，還有一些老外，我們2008年、2009年房地產熱的時候有很多老外進來，老外也買中國的房子，為什么不可以呢？這些人現在不買了，到國外去買房子了，到澳大利亞等等去買房子了，把我們的內需給他們了，這不正常。

　　這樣一個東西如果放寬，用稅收調節來啟動對房地產比較規范的調控，當然稅收調節，就是房地產稅來取代限購后果不一樣的，現在靠限購不影響存量，需要買房子的人買不到，不影響有十套、二十套房子的人繳房地產稅。如果靠稅收來調節房地產的市場，就會影響存量，就會影響現在已經有了房地產財產的一大批人，可能是官員，也許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房產公布，更不愿意為這個房產交稅，這個事實起來可能比較困難，我們看到這個實施比較起來困難。但是這個要推，我們希望國家稅務總局，剛才講到年底推出房地產稅，我們希望這件事情兌現，承諾兌現。這是第一點。

　　我們覺得中央很多設計都是很好的，包括“十二五”規劃里面的改革方針都是很好的，改革也是很好，但就是不做，說得很好，做得很少，這是要命啊，目前的形勢跟政策直接有關。

　　第二點看法，怎么調結構，我非常同意這個報告里面強調的要用市場的機制，而不是主要用政府調控為主的機制來調結構，更多的要啟動市場的機制來改變經濟結構。我認為這個趨向是很有必要的。中國的九十年代以后形成了一個新的二元結構，就是中央以央企，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央企慢慢地做大、做強，他們投資的鐵路、電信，比如中國移動(微博)、中國電信(微博)引進技術做3G網絡，這都是中央的投資，通過這個投資做起來的。全國性的網絡、全國性的信息平臺，還有金融體系的升級，九十年代我們存款是多么麻煩呢，現在銀行點，包括座位、網絡系統、風險控制信息、信息系統，大量對信貸業務風險控制的升級，這都是要投資的。這種系統的結構基礎設施，包括城鎮地鐵，這都是中央做的，這是必要的。中央投資，尤其是把央企做大。所以九十年代中國的發展可能主要靠民企，但是2001年到2011年，可能中央企業、國有企業的作用是更加突出，而不是民營企業。為什么說國進民退，客觀上講過去十年改革沒有這么做，經濟發展做了，但是總的還是靠國企、央企做。民營企業保持現狀就不錯了。這是第一塊一元，中央中央的央企集團的發展。

　　還有一元是地方政府，九十年代以后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削弱，但是發展民營企業，把地方國有企業賣了，民營企業對應的開發房地產。所以跟地方城鎮化進程相聯系，這個進程主要是2001年以后這十年做起來的，特征就是土地的收入和城鎮化有關系的中小城市基礎設施投資，還有地方制造業。就是相應的企業承接制造業的大量定單，包括承接國外定單，這個勢力也很大，所以形成了中央和地方的，地方的融資平臺背景還是民營企業，雖然有國有設施，但是需求就是讓民營企業發展，是這么一個結構。這個結構下面地方的經濟發展主要是為城市增值，蘇州模式是有道理的，我沒有錢，我把外資引進來，他一投資我的地價就上去了，土地就增值了。然后把土地再出讓給開發商，開發商把房子造起來，房價就上去了，這通過房地產環節大概有十來種稅和土地出讓進可以作為收入。有了錢再搞城市基礎設施，滾起來。所以江蘇出來的干部第一做法就是招商引資，沒有錯啊，就是這樣做起來的，這是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必由之路。這個路借助于中央政府對房地產政策適當寬松的環境，只要打壓房地產，這條路就被堵死。這條路取決于整個宏觀經濟比較寬松，原來房地產投機性泡沫不是太高的大環境。如果以打壓房地產泡沫為主要目標，后面這條路就會被堵死，目前就是這么個狀態，所以有人問我中國經濟形勢怎么樣？要把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稍微放緩一點，房地產調控不要急，兩個月以后經濟就會好。就是涉及到怎么看這個結構，我認為中國的城鎮化，這么多農民還沒有進城，這個需求是非常大。最近9月初對北京地鐵做了調查，到年底還只有400公里，現在的地鐵已經滿載了，平均200%，按照每平米能站的人來統計的。昌平縣設計的時候每天用10萬次，不過一開工不到三年就達到了這個復合量了，發展非常快，北京市每年補一個億，京投公司還要融資200個億。現在2塊錢的通票怎么能平衡啊，現在把4號線包給鋼鐵來做，光4號線的廣告運行這一項，就是不會虧，他們放開后還可以賺得更多。這樣的設施每個大城市都會出現的，這是多大的需求啊，這個東西可能賠，如果放給民間去做可能不見得賠。有一個人終身研究紐約地鐵，他認為地鐵可以不賠的，為什么賠呢，這個里面有很多的空間可以提升。資本主義也有結構調整，但是資本主義結構調整，市場主義下的結構調整靠危機、靠毀滅性的創造來淘汰，來轉移人民的交易結構。一個人干活干二三十年，這個行業結束也就退休了，新的行業來了新工種上去。就是靠這樣一種毀滅性的創造，靠危機來調結構的。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能靠政府調節、調結構浪費的效率更大。

　　所以這次國外金融危機四年了說白了就是調結構，而我們呢？我們現在大起大落，2009年8月份為止信貸控制基本上放行了，有一個重新啟動信貸調控，然后一系列的緊縮，這種熱和冷的交替出現，這種代價多大啊。我覺得啟動結構調整里面的市場化機制是必要的，而且在目前來講絕對退出也是可行的。

　　謝謝大家。

　　段亞林：感謝平教授的精彩點評，接下來有請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教授做點評，大家掌聲歡迎。

　　劉元春：非常感謝大家在12點的時候還能堅持，前面各位嘉賓已經談了很多，我想簡單談一下郭杰教授的報告，以及前面幾位嘉賓所談的，到底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樣的關系，以及我們本身在當前怎么來判斷。

　　在目前來講，從5月份已經將穩增長的提到了新的高度，因此從5月23號國務院出臺了一系列穩增長的措施，當然這個措施里面核心的內容是穩投資。因此，這些措施的出臺就激發了大家對于這種短期的政策定位和中長期的政策定位之間的沖突產生了熱議。我們看到發改委網站每公布一次投資項目審批通過之后，都會引起我們媒體軒然大波。為什么這樣呢？核心原因就在于我們經過2008年、2009年這四萬億刺激計劃之后，大家充分認識到這種中國短期的穩增長和中期的調結構，之間的沖突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了。也就是說民眾達成一種共識了。所以說這樣的一種共識導致我們最近對于下一步政策的定位產生了很多的疑慮。那么這個疑慮就在于到底是在穩增長的框架下面，以微調、預調為主體來進行宏觀經濟政策的再定位，還是說我們以這種“保八”的策略來進行新一輪的刺激？在這個來講實際上是當前大家熱議的一個核心焦點。由這個焦點引發的是我們的投資項目，特別是在一些基建方面需要不需要大規模進行。

　　第二個是我們整個的財政需要不需要在三季度末、四季度有一個重新的調整。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所看到的市場人士所熱議的降準、降息，是不是在近期進行推出。當然更重要的一些可能就是大家會討論的一個問題，政策的調控點應當不應當在現在，還是在明年出。所以說這些問題很重要的是在于我們對穩增長概念的認識，這里面我們就會發現在近期里面政府實質上對穩增長的內涵沒有做更多的調整。我們發改委所審批的一系列項目基本上是按照預定的一種規劃來進行的，只是可能在一些節奏上面有一些調整。我們財政的這種支出計劃也基本上是按照年初預算來進行的，而沒有做出大幅度的調整。那么原因何在？原因可能就在于我們近期的這種宏觀經濟的內在結構可能的確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就是我們團隊里面仿佛強調的兩個新特征，第一個是在GDP增速連續兩年多的回落過程中間，我們的就業形式沒有出現根本性的惡化，雖然我們講就業問題后面可能會逐步浮現出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看到就業的滯后性在這幾年結構調整中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同時再加上我們十八大的政治因素，導致失業的滯后性進一步延長。但是不管怎么講，即使我們剔除這個滯后性，目前我們所看到的從人民大學的一些調研數據，從國家統計局的抽樣調查數據，以及我們的城鎮勞動力的需求供給比的參數來看，中國沒有像以往歷史上所出現的只要GDP連續兩個季度跌破八，失業率必定會出現9%的狀況，現在沒有出現。

　　我們就會知道中國政策的邏輯不僅僅在于經濟本身，而關鍵在于社會的穩定和政治的穩定，如果失業如果沒有出現大幅度的變化，我們講短期政策要在近期出現根本性的變化是不可能的，沒有動力來做進一步政策的大調整。到目前我們所看到的，或者是市場所呼吁的這種穩增長短期的一種壓力，實際上在政治層面里面并不是那么緊迫。當然我們也會看到這些年里面由于這樣、那樣的一些觀察角度的變化，使我們在判斷上可能出現很多的失誤。這里面比如說經常會看到的從宏觀視角來看，目前雖然很多問題好像都是在惡化的狀況，但是我們看很多的基本面還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但是如果我們從微觀的角度來看，從長三角、珠三角的調研情況來看，如會發現怎么樣？目前的狀況可能比2008年、2009年的狀況還要糟糕、還要惡劣。為什么？我們經常會談到的一個是每到危機來了之后，每到新一輪下行壓力的時候，微觀和宏觀的反應本身就是不一致的。我們要強調的一個重點是什么？就是大家一定要關注到微觀的調整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是比宏觀的調整能力和平滑能力要強得多。因此一種政策決策過度注重微觀的變化，可能會使我們出現一些問題。可能我們前幾年都在談很多的一些問題，但事實上我們會發現最后大家都還不錯，最后發現的就是政策調整過度，這種前瞻性往往不足。原因就是怎么樣？我們目前決策的這種模式可能過度注重微觀考慮。當然我們也會看到為什么會這么注重微觀反應呢？原因也是這個時代變了。第一個是我們的輿論已經發生根本性的導向，市場性的輿論網絡后之后，所形成的決策者壓力是前所未有的。當然第二個是什么？我們的決策者可能對于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像這些年的變異可能重視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講的一個很簡單的，從目前來看，我們可能在目標上面應當進行一些不同層次的考慮，這種考慮可能會導致我們在強化這種中長期目標的穩定上面，就會提高到新的層面上。剛才很多老師所講的多重目標下宏觀經濟的沖突，這種現象是中國獨有的嗎？實際上現在是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受困于此。現在大家看到奧巴馬的日子是很難受的，一方面要保失業、穩金融，還要約束財政赤字。當然歐盟的問題更嚴重。如果我們放眼世界來看，發現我們面臨很多的短期問題、中期問題，是不是獨有的呢？不是。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美國所提出來的這種結構性的目標是不是沒有啊？不僅沒有，在某種程度上比中國的結構性目標并不差，因為大家知道奧巴馬在這幾年的方案里面，第一個是新能源戰略，第二個是再工業化戰略，第三個是出口放慢戰略。這三大戰略在本質上就是一個結構調整戰略。對于短期來講，大家可能關注很多的是數量寬松型的政策，關注的是財政的問題，但是我們看中期定位實際上是非常明確的。歐盟的這種結構性的調整明確不明確？也很明確。

　　在這里面會看到，現在歐盟的目標是什么？第一個是穩金融，第二個是減赤字，第三個是爭就業，第四個才是穩增長。通貨膨脹的問題怎么樣？現在根本不談了。所以說我們就發現歐盟里面的這些目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結構性。所以說我們所講的重視結構性的問題，實際上并不是我們中國才有的，是世界才有的。如果我們再回到歷史來看，比如說八十年代，這個承前啟后的歷史階段這種結構性的手段和結構性的目標所彰顯的核心作用，實際上是非常明確的，只是我們現在不談這些而已。特別是在我們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里面碰到的問題，我們經常會談話的大危機之后對于宏觀經濟學、宏觀經濟政策的反思，很重要的一個導向就是周期性的導向，第二個是結構性的導向。這兩大導向實際上是我們整個未來所關注的，中國想表達最簡單的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是全國人民看到的問題，是全世界看到的問題，是未來戰略期大家誰勝誰負的一個問題，下一個核心問題怎么樣。我們的報告里面點得很明確，就是要啟動市場導向型的結構性調整。為市場導向型的調整創造市場環境，形成良好的政治激勵機制和經濟激勵機制，關鍵點就是政治激勵機制到底怎么來進行構建，怎么來形成我們一種良性的經濟激勵機制，最后才是我們所看到的結構性的反應。也就是說結構問題不是一個最原始的問題，是一個態勢問題。因此大家都會認識到促改革、調結構。但是改革怎么改啊？我們原來談過一個，是要改自己。前三十年很重要，我們大部分時間在構建市場主體，構建市場體系，政府是高高在上，在駕馭市場、構建市場。但是后三十年就會發現核心的改革是什么？是要改自己，改政府自己。而改政府自己可是需要藝術，需要這種大破大立的戰略性的實際，所以這里面的問題就會非常復雜。

　　因此很多人談到的制度紅利還會存在，但是我們要強調的一點，未來的制度紅利存在著強大的政治的風險，這種風險對經濟有可能是副作用的。說一我們最為重要的應該引起深思的就是結構調整中間的深層次的政治激勵體制、經濟激勵體制的構建。

　　我的發言就到這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