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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的起點

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順利展開，跟1971、1972年以后中美關系調整有很大的關系。一般意義上的理解，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始于1978年開始中國進行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國的計劃經濟優先發展重化工業，重化工業里尤其注重發展軍工，而軍工的投資就極度地擠壓了輕工和農業，以及輕工與農業生產所需要的能源、原材料和機械裝備生產的可能。恰恰是中美關系的改善，使得中國由跟兩個超級大國同時不友好的局面，改變成與一個超級大國美國關系緩和并對另外一個超級大國蘇聯共同施加壓力的局面。這時候我們才能把軍工方面投入逐步降下來，并適度轉向輕工業、農業的發展方面，這個轉移從1972年之后已經逐步開始。

1978年又出現一些重大變化，使得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市場化的改革能夠推動。這一時期，政府加大財政投入，給城市居民逐步工資，以及增加副食、肉食的補貼，使得他們有支付能力去購買市場化生產的更多的農業與輕工業消費品，使得我們產業結構的轉換從軍工優先變成了輕工和農業更快的發展。反觀此時的蘇聯，變成了與中國和美國兩面為敵的局面，也就沒有辦法降低軍工方面的投入，也完成不了國內工業結構的調整，直到1990年后，不得不以激進的方式來進行改革。

所以，中國的改革不僅僅是一個自下而上的改革，它是一個上下互動的過程，那種單純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是自下而上的看法是片面的：一旦政府將更多的軍工投資轉向增加城市與農村居民的生活補貼，居民消費需求增加并通過市場化來增加供給之后，就又會出現一個貨幣化的過程。也就是推動市場化之后，貨幣化可以讓政府增加鑄幣稅收入，使得政府可以通過給城鄉消費者超發貨幣增加市場需求可以更快，這個過程就能夠解釋為什么中國上世紀80年代改革過程中出現了消費品購銷兩旺。因為政府在市場化過程中有很多鑄幣稅收入，增發以后不至引起過度的通貨膨脹。

改革開放至今面臨的挑戰

中國改革開放40年，我們的經濟增長顯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然而這個模式到今天開始出現了增長下滑，而且金融風險加大的情況。

與高速的增長相伴，我們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漸擴大。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到了很高水平，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美國收入差距擴大，是因為全球化和新技術進步，使得中產階級的收入轉移，而富人通過國際投資，以及新技術的進步，持續積累了更多的財富。而日本、韓國，則是在發展過程當中，把其他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的工作搶過來，讓更多農民階層變成中產階級。這些經濟體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的時候，它的基尼系數一直在0.4以下，我們中國模式與日本、東亞四小龍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帶來這么高的收入差距令人困惑，也需要去解釋，這是對未來發展會產生重要影響的一個變量。

其次近年來也出現了房地產泡沫化問題。2005年之后中國人民幣開始升值，但最近幾年貨幣貶值壓力在增加，甚至出現了一些資本外逃的現象。而日本、韓國經濟增長的過程當中，一個是它GDP自己的增長，此外它隨著經濟增長貨幣升值，共同助推進入發達國家陣營。但中國卻沒有出現人民幣持續升值的情況。

中國增長模式是東亞模式的一個極端版本

上述各種指標都顯示了中國可能存在拉美化的風險，究竟是怎么造成的這個局面？未來有可能怎么樣擺脫這個局面？

這就需要對中國的市場模式有一個好的了解。中國的增長模式，其實90年代中后期以后，基本上沿著類似的，但不完全同于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東亞模式。所謂"東亞模式"的特點，就是政府都是相對比較集權的，要抓經濟發展。早期發展期間，工會都相對被壓制，對于勞工來說，工資增長不會太快。但是這樣企業家愿意投資，愿意投資也有好處，因為勞工工資不會增長太快，就會多用勞工，就會有更多的農村城市化，除此以外，東亞經濟體的另外一個做法，是為創匯行業和戰略導向型產業提供各方面的優惠。這個優惠包括提供低利率的優惠貸款；對技術創新提供財政補貼；對企業實施出口退稅。這些措施，導致了勞工收入比較低，存款利率比較低，國內的需求就會相對比較低，內需就不太旺。而與此同時，企業家投資意愿比較高，產出就會比較多，產出跟國內需求就會造成一個缺口，這個缺口帶來的產能過剩需要通過壓低本國匯率來在國際市場銷售出去。

但是中國的增長模式比東亞模式還要更極端一點。在投資占GDP的比例方面，全世界來看，平均來說，各國經濟體20%到30%的GDP用于投資，日本、韓國高速增長期是30%到40%，中國40%到50%（2008年以后稍有變化），這樣的局面就導致中國的發展特別依賴于出口，特別依賴于投資，而內需的比例正好相反。

東亞的那些經濟體，經過經濟發展30-40年，日本和東亞四小龍都成功地擺脫了"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比較平等，產業升級比較順暢。但中國40年的發展，尤其是最近15年的發展，雖然收入有很大增長，但收入不平等加劇，環境破壞，征地等社會矛盾增加，資產泡沫，大量流動人口在城市無法定居——有拉美化趨勢。為什么會這樣？

對這一問題的解答，需要全面理解中國現階段增長模式形成的體制背景。總體而言，中國模式與東亞模式有三個不同的地方：上游部分制造業與高端服務業行業的國有行政性壟斷；以國有銀行為主體的金融體系壟斷；地方政府對土地的壟斷。

如何理解中國增長模式？

怎么理解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與現狀？大家都知道，1994年中國進行分稅制改革，中央財政收入從只有20%多提高到了55%。尤其是對于制造業行業，我們推行了增值稅，增值稅中央拿走75%，中央財政收入一下子提高。但是中國地方政府，從蘇南這些地方開始，90年代中后期開始搞工業開發區，本世紀之后工業開發區浪潮席卷全國。工業開發區征地與基礎設施建設成本很高，但招商引資過來產生的大部分增值稅收入被中央拿走，為什么地方還有動力這么大規模搞工業開發區建設？很多人解釋說中國地方政府沒有錢了，所以他就搞工業開發區，這種說法是有悖于經濟學常識的，因為分成比例下降，地方積極性應該下降才對。不是說中央拿更高比例，地方會更積極發展，地方完全可以選擇不干或者少干，為什么反而多干？

我們假定制造業的產出是y，t是稅率，α是地方分成的比例，分稅制把地方分成比例降下來了，α下降，如果財政不變，積極性會下降，就是我給你原來五五開，現在七三開，你肯定積極性下降。但是其他條件恰恰發生了變化，什么變化呢？這個t發生變化了，比較一下新的增值稅，增值稅比之前我們對地方鄉鎮企業與國有企業收稅，外加上繳一些利潤的綜合稅率比起來，是要更高的，所以α乘t，實際地方政府拿的實際稅率下降的不多，所以地方還有積極性推動制造業。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如果稅率提高了，那么應該對稅基y有負面的影響，產出就會減少，但我們看中國制造業產出不斷的增加，甚至中國成為很多中低端消費品的世界工廠，為什么？因為還有一些其他影響制造業產出的條件發生了變化。

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開始面臨產能過剩的情況，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動，來抵消稅率提高對于制造業的負面影響。第一，1994年人民幣匯率一下子貶值了40%，很多投資者愿意到中國來，那些制造業才能轉移過來。第二，便是地方政府通過壓低工業用地、環保與勞工成本來進行招商引資與工業開發區建設，也給制造業企業發展進一步降低了成本。

總體來看，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到2008年中國這套發展模式是什么樣的一個邏輯呢？這個邏輯就是主要的消費品，包括大部分重工業裝備部門都已經基本上民營化，市場化了。中國的消費品與不少裝備也有了大規模的對外出口。中國這個經濟對出口的依賴是全球大經濟體中非常突出的。為什么出口這么多？你去看中國政府對企業的稅收其實相當高，而且由于存在金融、能源、原材料、交通運輸等行業的行政性壟斷，民營企業總體來說還要支付非常高的資本利息。這里就要問一個問題，為什么稅收、資金、能源材料還有其他各種成本很高，中國制造業企業還有這么高的競爭力？那是因為地方政府通過征地，通過放松環保和勞工各方面的保護也給企業提供了很多低成本的環境，同時中央政府也壓低人民幣匯率，兩個措施一起增加了中國制造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此外，地方政府雖然制造業企業提供便宜的土地，勞工與環境，但他可以通過壟斷商住用地把錢掙回來。上述一個增長模式，解釋了為什么中國那段時間有這么快的增長，為什么這個過程中，一些國有壟斷企業、地方政府、國有銀行控制的資源越來越大，為什么中國的收入分配在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后卻成為世界上基尼系數最高的國家之一。

這個模式也解釋了為什么中國工業用地和商住用地價格差距越來越大。2002年左右，中國商住用地價格是工業用地的2倍，這跟日本、東亞差不多，到了2008年就是7、8倍了，現在估計十幾倍了。

這個模式到2009年以后，出口無法持續增長，為了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我國政府動用了4萬億的財政支出，央行同時也放松了信貸政策，銀行于2009年發放了9.6萬億規模的貸款，2010年的規模仍然高達7.95萬億。2009年以后，大規模刺激以后的一線、二線、三線、四線城市全面出現了房地產價格上漲，很多種西部地區沒有制造業發展的地方，它的房價在一到兩年之間上漲了100%到200%。在金融體制仍然被嚴格管制，利率也沒有充分市場化的情況下，大量廉價貸款被配給發放給地方政府所建立的投融資平臺，和具有一定壟斷地位的中央和省級國有企業。前者運用貸款進一步新建、擴建工業開發區，改善城市基礎設施，而后者除運用這些貸款去國內外收購包括礦產資源在內的資源和資產外，還有部分投入國內市場的土地炒作，并進一步推升了城市地價，加劇了房地產的泡沫化。

很多中西部地方政府認為，本地制造業還沒有搞起來，房地產就起來了，這個起來不錯，但是要推動實現產城融合，還得搞制造業，那正好能不能也建一些開發區，把一些制造業吸引過來？所以地方政府由于房地產價格和土地出讓金的大規模上漲，出現了財政幻覺，房產相對收入很高，便找銀行借錢建，第一，建更多新城區賣房地產，第二，建一些工業開發區，爭取這個地方制造業基礎夯實。2009年之后，中國工業開發區每年的土地出讓規模超過了2002年到2007年開發區狂潮的土地出讓。這樣你就會發現地方政府的債務，2008年、2009年只有5萬億很健康的水平，2010年變成10萬億，現在已經達到20-30萬億的水平。

所以我覺得現在確實是需要全面研究中國轉軌過程的經濟增長模式及其后面的政治經濟學。我們怎么走到今天這一步，經驗是什么？教訓在哪里？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未來應該怎么走？國企應該如何改？一旦我們因為最近幾年刺激政策導致能源、原材料行業的過度投資以后，為了去解決這些國有企業的債務，政府就會通過環保措施強行地把民營的大部分關掉，導致這些行業出現了全面集中化與寡頭化，但這些行業寡頭化會降低下游成本、會改善資源配置嗎？非常存疑。是否這樣做會進一步影響到下游的民營企業發展，影響經濟創富與創新的能力，都需要進一步研究。總體來看，經濟的各個部門是相互聯系的。如果政府不能夠充分意識到過去財富創造的機制是什么，以及過去這個機制的力量與局限性分別在哪里，那么未來經濟的調整就可能帶來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就無法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