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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諾貝爾獎官網消息，瑞典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14日中午，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獲獎者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Banerjee)、埃絲特·迪弗洛(EstherDuflo)和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Kremer)，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

對于三人的獲獎，西方經濟學界存在很大的分歧。為什么會有分歧？因為在以往諾貝爾經濟學獎一般授予對主流經濟學理論的推進有明顯原創性貢獻的經濟學者，而他們三人無論從年齡還是研究成果看，似乎都還沒有到“瓜熟蒂落”的階段，他們對經濟理論原創性的貢獻度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但我想諾貝爾獎評委會肯定有他們的考慮。

在我看來，發展問題中最難解的一個問題就是貧困問題。“二戰”結束后，很多國家、國際組織在減貧上做了很多努力，但成效并不好，整體看目前并沒有找到解決貧困的最有效辦法，尤其是針對微觀主體的減貧辦法。而他們三人在發展經濟學、尤其是在解決全球棘手的貧困問題上做了很多的理論探索和努力，從解決貧困問題以及整個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趨勢來看，這種探索和努力可以起到一種趨勢性的引導作用。

第一，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一直比較注重對宏大的經濟結構轉變的研究，比如一個國家怎樣從農業社會變成了工業社會。因此，發展經濟學討論的都是經濟轉變過程中的發展戰略、頂層的政策設計等宏大問題，而對于經濟發展、結構轉變中的人，即微觀因素的關注度是不夠的。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關注的恰好是發展經濟學中被忽視的微觀問題，從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趨勢看，從過于注重對宏觀經濟結構轉變的研究到對微觀個體的研究，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第二，發展經濟學長期關注的貧困問題的研究在討論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窮人如何擺脫貧困陷阱？另一個問題是，如何通過政策的干預使得窮人擺脫貧困陷阱？這兩個問題的核心都是要搞清楚窮人的想法：窮人的訴求到底是什么，窮人為何成為了窮人，窮人有沒有自尊心、有沒有奮斗精神？但很多研究對窮人本身的真實狀況并不真正了解，現在經濟學界對減貧問題的研究大量流于想象，很多學者根本不知道窮人在想什么，而且很多對窮人問題的討論都是在五星級大酒店進行，在五星級大酒店討論的建議和政策怎么可能解決貧困問題？所以，現在看，除了中國以外，大多數國家的政府以及一些致力于減貧的國際機構，錢花了不少，但減貧效果并不理想，就是因為把窮人作為他者在關注，并沒有搞清楚窮人的真實想法、需求、狀況等。這些減貧的理論和實踐往往和窮人本身的需求是脫節的，這一點我們必須進行反思。

而今年三位諾獎獲得者從微觀角度去了解窮人的真實狀況——窮人致貧的真實原因是什么，窮人到底在想什么，窮人到底需要什么？他們三人的研究擺脫了第三方以及政府視角對窮人的關注，修正了發展經濟學研究中對窮人想象的、范式化的理解。相對于此前與窮人脫節的研究視角，他們三人的研究與窮人的真實世界更貼近了一層，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第三，發展問題的解決需要有政策的推動，現在為了解決貧困問題，很多國家、機構組織（比如世界銀行）都是通過自上而下的努力進行。這種推動減貧的方式在解決一些區域性、整體性的貧困問題上，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中國的有些地區自然環境惡劣，政府通過改善基礎設施等方式幫助其脫貧。但如果完全使用自上而下的減貧方式，這種減貧可能不會落實到每個窮人的頭上，窮人并不一定是受益者。此外，自上而下的減貧方法也容易忽視的一點是，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不同階段的窮人也有差異性，如果不能意識到這些差異性，政策也無法關注到個體的真實需求。

今年獲得諾獎的三人使用實驗對照的方法，針對不同類型的窮人，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提升窮人的生活品質，從而使得減貧的效果更好。在一定范圍、一定群體內，這種干預可能比盲目的、籠統性的宏觀干預更有效。因此，他們三人也不只是在減貧問題上做簡單的實驗，不能一概地否定他們的研究。他們對減貧問題的設計和干預，能夠彌補自上而下的減貧方式的不足，有助于提高宏大減貧政策的針對性和精細度。

但同時他們的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不能把這種研究方法唯一化、排他化，也不能偏廢了發展經濟學中宏觀研究的視角。實際上，我認為貧困問題在很多國家并不單純是微觀問題，更是宏觀制度導致的問題。因此，發展經濟學研究的核心還是應該關注發展制度這個宏大問題，比如各國不同結構轉變的特殊性到底在哪里，產業轉型升級的內在機制到底是怎樣的，到底如何通過政府的政策干預減貧等。

貧困問題是發展經濟學中最難解的一個問題。解決貧困問題，要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精細度，減貧政策一定是要在多方面的干預下形成的綜合方案，制度變革、結構變遷、微觀政策干預這三者結合的上下互動是非常有價值的努力方向。實際上，在中國的減貧實驗中，既有大量的自上而下式的制度變革，在一些地區也有自下而上的微觀變革推動了宏大制度的變革，比如中國的土地承包制度從安徽的小崗村發軔，最終燎原到全國。總之，制度變革、結構變遷、微觀政策干預這三者結合起來，減貧干預才有可持續性，才更有效。未來減貧問題的研究方向也應該是制度變革、結構變遷、微觀政策干預這三者的研究結合起來，貧困問題的研究才會有更大的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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