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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驗與經濟學革命

　　內容輯要：
　　 在過去的10年中，當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主義仍沒有消散的同時，西方主流經濟學教條主義在中國經濟學界卻又繁盛起來，這種教條主義不僅嚴重威脅著中國經濟學的多元化發展道路，也阻礙了中國經濟學的原創性發展。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學界再現了近代史上“西學東漸”的過程。不可否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引入對我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在最近幾年中，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教條化越來越變本加厲，大有席卷中國經濟學界之勢，這應引起關注和思考。
　　 泰伯 (WilliamK.Tabb)在1999年的著作中明確地討論了經濟學研究的兩種傳統。而綜合泰伯的討論，筆者對經濟思想史中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經濟學進行了對比：
　　 第一種經濟學，是假定技術、制度、偏好和資源稟賦不變，在均衡框架下，研究理性經濟人如何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則，實現資源最優配置。這種經濟學采用了把偶然因素排除在外的決定論哲學觀，堅持認為存在著適用于一切時間和地點的規律，演繹主義、數學形式化建模和預測是其研究方法的特征。
　　 第二種經濟學，則認為，技術、制度、偏好等都是處于變化之中的，這種變化的典型特征是非均衡過程，資源創造而非資源配置是經濟學研究的核心，經濟行為者按照得失權衡而非效用最大化原則采取行動，經濟研究要特別注重時間和地點的差異，比較的、制度的、歷史的和解釋學的方法是其研究方法的特征。
　　 在當代經濟學中，前者就是目前正在中國大行其道的所謂西方主流經濟學，而后者則是在發達國家中處境維艱的西方異端經濟學的某些特征。
　　 對這兩大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劃分是以兩種不同的世界觀為基礎的：第一種以機械的、靜態的和封閉的世界觀為基礎；而第二種則以有機的、動態的和開放的世界觀為基礎。因此，筆者把這兩大經濟學研究傳統分別命名為牛頓主義的和達爾文主義的。
　　 當前，在西方經濟學界，所謂數學分析工具支配思想和問題意識的陳腐觀念已經遭到法國、英國和美國等國經濟學專業學生的激烈抨擊。但在我國，西方主流經濟學教條主義卻方興未艾。對此，筆者認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教條主義不僅阻礙了另一種替代性的經濟學研究傳統在中國的傳播，而且已經嚴重地威脅到中國經濟學的多元化發展道路。因此，筆者呼喚中國經濟學革命，開創經濟學發展的中國時代。
　　 在筆者看來，西方異端經濟學沒有成為經濟學的主流的原因很多，但如果把視野放得更遠大一些，從東西方文化傳統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就會得出另一個驚人的結論：西方異端經濟學在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歷經坎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異端經濟學與西方科學傳統中占統治地位的思維模式截然不同，但與中國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卻有驚人的相似性。這對于草創時期的中國經濟學的原創性之發展來說，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分析來看，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綱領中，方法論個人主義、還原論思維和公理化方法是其主要特征。而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業已證明，新古典經濟學的這種研究綱領形成于邊際革命時期對經典物理學(或經典科學)的類比和模仿。但正如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所指出，人類的科學發展存在著兩種不同途徑：機械原子論的和有機整體論的。一般認為，機械原子論是西方世界在17世紀發生科學革命的主要原因，它是西方傳統科學中占統治地位的科學思維。但李約瑟還發現，機械原子論在中國思想中全然闕如，“在(古)希臘人和印度人發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人則發展了有機宇宙的哲學”。因此，筆者認為，近代科學沒有發生在中國，從科學創造角度來看，就是因為缺乏西方的傳統科學思維，但有機整體論的科學思維以其傳統的方式在中國一直存在著并仍在發展著。
　　 如果說中國有機主義哲學的創造性發展為中國經濟學時代的到來奠定了文化基礎的話，那么，多年來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實踐也就構成了它最初的經驗性基礎，而中國在21世紀的崛起則最終將使之成為現實。因此，我們不能低估所謂中國經驗對中國經濟學革命的重大意義。一些經濟學家已經注意到，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實踐經驗是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挑戰，而其精髓是試驗和創新，它說明了市場經濟體制本身是多樣性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包括落后國家在內的各國人民勇于創新的結果，發展中國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走不同的發展道路，這不僅是對鄧小平理論的肯定，而且也是對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機械和決定論思維方式的否定。中國經驗是中國文化傳統智慧的結晶，它為中國學者對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創造性綜合提供了意會性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