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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理論網】劉元春 羅來軍 傅帥雄:經濟治理要以實體經濟為導向
發文時間:2015-10-21

  目前階段的中國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復雜性,不僅遭遇多種問題,而且多種問題交織在一起。應對當前的這種經濟格局,首先要在認識上有一個正確的定位。從全球來看,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穩居世界第二,經濟發展質量正在不斷提高,當前的經濟增長速度雖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增速最快的經濟體之一,經濟發展的前景依然是向好的。中國目前及將來面臨的大量問題,主要是伴隨著經濟總量達到一定階段、經濟發展質量上了一個新臺階之后所產生的,并不是經濟發展的方向出現了問題,而是一種“成長”的煩惱。這種煩惱,任何一個由發展中階段向發達階段邁進的經濟體都會遇到,而且往往會由于問題的復雜多樣,使經濟治理政策難以著手,處理不當有可能導致顧此失彼的政策后果。從我國今年的經濟數據來看,目前已形成了高度復雜的經濟格局,如何破解難題?不僅是學界熱議的話題,而且更是宏觀經濟政策需要解決的問題。


  如何診斷當前的經濟運行狀況


  當前有幾個經濟現象需要高度關注,通過它們能夠把脈中國經濟。


  一是破產企業的構成。企業破產數量是否上升是觀察實體經濟狀況的重要窗口。從全國情況來看,2014年企業虧損總額大幅提升,虧損速度加快。2015年,PPI繼續下跌,企業虧損額與虧損占比進一步加劇。破產的企業主要為中小企業、地方國有企業和產能過剩企業。中小企業與地方國有企業,如果是由于生產技術不高、管理能力不強發生破產的話,就沒有救治的必要,這種破產是經濟競爭的合理結果。如果不是生產技術與管理能力的問題,而是由于融資難等因素導致的經營困難,即便宏觀調控采取降息、降準的寬松貨幣政策,在目前的機制下也仍然解決不了它們的資金問題,反而可能會進一步加重它們的困境。因為它們一方面缺乏渠道獲得資金支持,另一方面會因貨幣投放推高市場工資水平而提高生產成本。


  二是負債率的高企。中國自2003年步入經濟繁榮之后,地方政府、企業與居民大都經歷了通過負債投資實現資產增值的資產與負債雙上升的過程,基本過程為“貨幣寬松—負債投資—資產價格上漲—再負債投資—資產價格繼續上漲”。這種循環導致大宗商品、地產、房產等價格近十年來出現了十倍甚至更高的上漲,各種主體的負債率也大幅攀升。根據費雪的債務通縮理論,在經濟主體過度負債的情況下,如果遭遇資產價格下跌,或者被動“去杠桿”等外部沖擊,低物價水平與高債務水平相互作用,會導致惡性循環而出現經濟下滑。目前,中國的總體價格水平表現出通縮特征,而且多年持續走高的地產、房產價格也難以繼續上升,與此同時,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今后再依靠資產增值來支撐高負債率的方式已無法維持。這意味著,中國目前需要正確評估貨幣寬松所帶來的循環與累積效應,貨幣寬松在短期會抑制通縮,但在經濟主體過度負債的條件下,長期的循環與累積效應會致使經濟下滑。


  三是因進口下滑而產生的對外貿易順差。根據海關總署公布的最近幾個月的數據,中國對外貿易雖然還是順差,但并非出口增長所致,是因進口大幅下滑導致的順差,這一奇怪順差的產生原因是內需不足。中國進口大幅下滑,是因為生產領域與消費領域減少了對國外商品的進口。按照人們的通常邏輯,需求不足,可以通過投放貨幣來解決。但貨幣政策可能會幫倒忙,因為它雖然增加了購買力,但同時也提升了價格。更為重要的是,增加購買力只是體現在個別群體,具有結構性,但價格上漲是全局性的,這種購買力上漲與價格上漲的結構性不對稱會帶來長期危害。


  四是經濟的虛擬化。必須高度重視中國經濟的虛擬化問題,因為這牽涉到投向社會的貨幣是否進入了實體經濟,在多大程度上對物質財富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發生了作用。截至去年12月份,我國的社會融資余額和M2增速不斷下行,這表明在經濟下行過程中,金融機構并未對實體經濟給予較強的支持,企業融資難問題也未得到明顯好轉。相反,有跡象顯示,流動性沒有向工業領域滲透,卻大規模進入了房地產和金融業,導致這些行業在“資產—支出效應”的作用下呈現出快速增長。房地產和金融業的增加值增速在2010年之后基本保持了與M2增速同步的狀態,其持續高漲與流動性過度向這些領域流入密切相關。事實上,我國很多購房者不是以居住為目的,而是投資贏利,房地產市場帶有顯著的虛擬經濟特征。由于經濟的虛擬化問題,我國在運用貨幣政策時,務必考慮投放貨幣的流向。既有經驗顯示,以往的大量流動性流入虛擬經濟,難以進入生產領域,也難以進入消費領域。


  上述分析反映出,中國經濟問題的真正根源在于實體經濟,尤其是實體經濟的經濟結構與經濟質量。提振經濟的關鍵在于根治實體經濟,治理重心應放在“轉方式,調結構,促升級,提質量”上。


  政策制定要以實體經濟為導向


  治理經濟類似于治病,重在“病根”,而非“病癥”。一旦“病根”治愈,諸多“病癥”就消除了。對當前經濟,也需要確定“病根”并進行針對性救治。如果一個病人病毒感染發燒,時而發冷,時而發熱,忽冷忽熱是病癥,病根是病毒感染。如果針對病癥施以醫治,就是熱時退燒,冷時保暖,治療效果可想而知。如果針對病根,采取措施清毒,病毒清除了,發燒好了,忽冷忽熱的現象也就消失了。在清毒過程中,如果癥狀表現過熱,需輔以適當的方式退熱,如果過冷,需輔以適當的方式保暖。此外,不能僅看治病效果,還要注重防范后遺癥與負面影響。比如退燒,慢慢退對身體較好,不要用猛藥快速退下來。


  我國過去的一些經濟狀況類似于上述病情,出現過忽冷忽熱的情況。過去的一些經濟治理在一定程度上也類似于針對病癥的醫治邏輯,經濟冷時短期政策刺激,經濟熱時短期政策緊縮,而不是以治理根本問題為主,并輔以政策微調忽冷忽熱。這提醒我們應采取合乎經濟學邏輯的治理政策,避免“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熱時退燒、冷時保溫”式的政策,而是要針對經濟的“病根”來制定與推行經濟政策。


  經濟結構與經濟質量是經濟問題的根本之所在。如果針對“病根”施策,則目前經濟政策的發力方向應主要為三大方面:第一,調結構,促升級,重點在經濟結構優化與產業轉型升級;第二,科技與民生并重,集中經濟資源發展科技與改善民生;第三,擴大社會需求,讓絕大多數居民“能消費”并“敢消費”。


  具體到政策的設計與推行上,就是要偏重于定向性與長期性強的政策功能,財政政策優先并偏重于中長期,貨幣政策謹慎使用并偏重于短期,還要重視長期性的產業政策與規劃政策的經濟效果。財政政策的定向性功能較強,便于針對結構問題和特定目標發揮效力。目前階段,財政政策應往兩個方面進行調整與加強,一是針對結構、升級、科技領域加大定向的政策扶持,因為我國當前的經濟結構調整與科技進步對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具有根本性和決定性作用,定向性財政政策才能更有效地促進結構優化升級和科技進步;二是加大減稅幅度,尤其是對生產領域的中小企業與消費領域的消費者,該類財政政策將會對民生與內需領域產生顯著作用。而貨幣政策要傾向于對短期的“忽冷忽熱”進行微調,靈活適度使用降準降息政策。當前的經濟運行既有實體經濟不振和通縮壓力的問題,又有貨幣投放帶來通脹預期和資金缺乏有效投資出口的問題,這就要求貨幣政策要盡量發揮定向寬松的工具功能。


  有一點需要提請注意:目前大家對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關注較多,對產業政策與規劃政策則關注不足,而這對中國經濟根本治理的作用是巨大的,因為結構調整與科技進步均不是短期內所能完成的,長期性的產業政策與規劃政策能夠成為促進與實現結構調整與科技進步的重要治理工具。


  原文鏈接:http://www.qstheory.cn/economy/2015-10/21/c_111689402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