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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十多年中，美國歷史學家彭慕蘭教授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彭慕蘭通過對英格蘭和中國江南地區的具體比較，探討了中國和歐洲為什么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并以“大分流”概括這種重大的歷史變化。正如德國小說家托馬斯·曼所言，“老井水深”，英國爆發工業革命的歷史經驗無疑是值得繼續深探的老井，但有一個問題更值得我們反思：中國不僅未能像英國那樣率先走上工業化道路，為什么反而在后發工業化道路上還大大落后于日本呢？筆者曾將這個問題稱為“中日大分流”，日本加入帝國主義列強的行列，而中國卻淪為其半殖民地！附帶的一個問題則是：如果中國在后發工業化道路上都大大落后于別國，那么，彭慕蘭對中國與率先實現工業化的英國進行比較，其意義還會像其推崇者所認為的那樣重要嗎？

 

“中日大分流”這個問題不僅對于中國，對于目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都更有意義，因為英國爆發工業革命后，就對世界各國進行了強有力的“排擠性競爭”，以至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自此之后淪為歷次工業革命領先者的邊緣性附庸成為常態，而自主發展成為例外。眾所周知，中日兩國的近代化都是在西方列強的強迫之下發生的社會變革，無論是歷史背景、社會文化、起步條件以及自強或維新的時間上都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但為什么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擺脫了工業革命領先者的附庸地位，而中國在甲午戰爭后卻淪為日本的附庸？對于這個問題的深入研究，有可能反過來讓我們發現在“中西大分流”研究中未能注意到的某些關鍵性因素。

 

封建專制與資本主義的兩分法解釋力不足

 

那么，究竟是哪些根本性的因素導致中日兩國在近代化過程中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呢？中外學者們對這個問題已進行了長期研究，提出了各種富有啟發性的解釋，但這些解釋仍存在著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

 

例如，目前仍占統治地位的一種觀點將洋務運動的失敗歸于封建專制，歸于沒有建立西方式議會民主政體。但明顯的問題是：與清政府一樣，德國、日本和俄國都是在封建專制下發動其工業化的，在列寧的筆下，德國被稱作軍閥的和容克的帝國主義，俄國被稱為軍事封建帝國主義，日本則被稱為帶有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日本在1890年開議會，四年后取消，實際上仍是專制政體；德國的封建帝制是在1918年因為一戰戰敗而瓦解的，但德國在1900年就已經超過英國成為歐洲第一工業強國；沙俄的封建帝制是在1917年才終結的。為什么德日俄通過專制制度的“富國強兵”在19世紀末成為帝國主義列強，而晚清卻遭到了他們的瓜分呢？因此，簡單地從封建專制與資本主義的兩分法解釋“中日大分流”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日本模仿了歐美的崛起道路

 

又如，美國杜克大學高柏教授在《經濟意識形態與日本產業政策（1931—1965年的發展主義）》一書中指出：日本經濟發展的歷程顯示了與盎格魯-撒克遜截然不同的另一條工業化道路，這種工業化道路被認為是對西方國家巨大的挑戰。但是，這個結論成立嗎？通過對中日兩國在保護國內市場、貨幣銀行制度、外資政策、是否統一國內市場等進行深入比較，筆者發現，雖然中日兩國都喪失了關稅自主權，但兩者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回事，在貨幣銀行制度、外資政策和是否統一國內市場上也存在著根本性的差別。那么，是什么因素導致了這種巨大的差別呢？日本明治維新領導集團的言行證明，日本在保護國內市場、建立國家銀行體系和統一國內市場的制度建設上都是模仿英國和美國的崛起模式建立的。

 

民族國家經濟制度具基礎和決定作用

 

在筆者看來，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所建立的經濟制度與當時英國、美國和德國的民族國家經濟制度沒有本質區別，日本只不過是適應其國情作了改造而已。這一結論使筆者從目前仍流行的“器物—制度—文化”的近代化過程觀中發現了中國近代的仁人志士們在認識“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上的歷史局限性。由梁啟超所概括的這種“器物—制度—文化”的近代化過程觀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中國的仁人志士們從洋務運動、甲午戰爭再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心路歷程。用一種綜合的觀點來說，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中國的仁人志士們實際上認為，首先是缺乏文化變革，其次是落后的政治制度，這才是最終導致中西方發展道路“大分流”的關鍵性因素。

 

那么，中國近代仁人志士們的這種認識存在著什么樣的缺陷呢？實際上，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巨大反作用力的唯物史觀來看，中國近代史上的仁人志士們在思想認識上的歷史局限性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們考慮到了作為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以及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核心的技術引進、政治制度革命和文化變革在中國近代化中的重要性，但唯獨沒有考慮到具體的經濟制度對上層建筑的決定性作用，沒有考慮到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巨大反作用力，這也就是說，他們唯獨沒有考慮到作為民族國家經濟基礎也就是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經濟制度在近代化成功中的基礎性和決定性的作用，而這種民族國家經濟制度在一定歷史階段是可以與不同政治制度相結合的。

 

李斯特著作在中日兩國命運截然不同

 

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導致了中國近代的仁人志士及其啟蒙思想家們忽視了民族國家經濟制度的關鍵性作用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無視西方列強崛起的歷史經驗和指導其崛起的經濟思想。例如，李斯特的名著《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總結了英國崛起以及正在崛起的美國的歷史經驗，并提出了對美國和德國崛起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國家致富的基本準則。對比一下李斯特的著作在中日兩國截然不同的命運就可對此略知一斑。雖然李斯特的著作1889年才在日本出版，但其思想早在1870年就被介紹到了日本，按照日本經濟思想史家泰薩·莫里斯-鈴木的看法，李斯特的思想在甲午戰爭前就在日本得到了普及。而嚴復作為著名啟蒙思想家，雖然知道李斯特的著作，但卻仍翻譯與李斯特學說相對立的斯密的《國富論》，從而“找錯了醫生，開錯了藥方”，以致李斯特的著作直到1927年才被譯成中文。

 

固然，“中日大分流”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用演化經濟學的術語來說，路徑依賴、不確性、偶然因素、正反饋和路徑創造在這個過程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在當中，仍存在著某種主導性的因素，導致中日兩國在近代史上的命運如此不同。在筆者看來，中日兩國在迎接西方列強的挑戰中之所以出現“大分流”，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國家領導集團接受的思想和歷史經驗的不同以及由此在國家制度特別是在具體經濟制度的建設上所產生的根本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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