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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論與商務印書館的淵源，1995年就參與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選題論證和規劃工作的方福前，其專家組成員的身份要遠遠早于他作為漢譯名著譯者的身份。在這兩重身份之外，方福前更早的身份是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的讀者。“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學人，我最初就是讀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邁入經濟學殿堂的。我讀的第一本現代經濟學著作（教科書）就是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的保羅·薩繆爾森的《經濟學》，那還是我念大學本科的時候”。在商務印書館2019年年初召開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選題論證會上，方福前在主題發言中頗為動情地回顧了自己早年的專業學習與商務印書館的交集。

方福前有兩部譯著被收入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亞洲的戲劇：南亞國家貧困問題研究》和《貨幣改革論》，前者是瑞典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繆爾達爾的名著，后者是“宏觀經濟學之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最重要的三部代表作之一（另外兩部為《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和《貨幣論》）。此前，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和《貨幣論》已經先后由商務印書館組織翻譯出版。

“這樣，凱恩斯三部最重要的著作就剩這本《貨幣改革論》沒有在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了，所以商務印書館在2003年就聯系了我，希望我把《貨幣改革論》翻譯成中文。商務印書館遴選譯者一貫是非常慎重非常嚴格的。在這之前他們征求了很多經濟學同行的意見，了解我的專業水平和翻譯水平，因為我原來雖有譯著和譯文出版，但沒有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過譯作。商務印書館希望找到一位既對凱恩斯經濟學有研究又有較好的英文翻譯水平的人來翻譯《貨幣改革論》，經濟學界有同行推薦了我。”

奠定方福前在凱恩斯經濟學研究領域聲譽的，是他在碩士論文基礎上擴展而成的《從〈貨幣論〉到〈通論〉：凱恩斯經濟思想發展過程研究》一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這是迄今為止國內唯一一本專門研究凱恩斯經濟思想演變過程的專著。香港《明報》和《亞洲周刊》曾經介紹過這本書，稱方福前是中國內地研究凱恩斯經濟學專家。當年，為了寫這篇碩士學位論文，方福前在1983年秋來到北京，花了一年時間，一邊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選修研究生課程，一邊在圖書館查閱資料，他很高興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發現了英國皇家經濟學會整理編輯、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30卷《凱恩斯全集》（當時尚缺第30卷《文獻目錄和索引》，該卷于1989年才出版）。“當時北大和人大圖書館也有這套書，但是都不全，只有北京圖書館最全。”“我在北京圖書館借閱《凱恩斯全集》時，發現這套書只有1-2本（卷）被人借閱過，其他各卷都沒有被翻過。”第一手的、豐富的資料奠定了論文的寫作基礎。論文提交以后，已經回到安徽老家的方福前收到導師劉滌源教授的來信（那時傳遞信息主要靠書信），劉滌源在信中夸贊了他的論文，說“我和譚崇臺老師都看了你的論文，我們對你的論文很滿意。你引用的很多資料我都沒有看到過。”劉滌源和譚崇臺都是20世紀40年代留學哈佛大學的經濟學者，而哈佛大學又是美國凱恩斯主義的發祥地。劉滌源教授1947年底回國后，畢生研究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是我國著名的研究凱恩斯主義的專家。

從2003年前后接受商務印書館的邀約，到2016年正式開始翻譯工作，時光已經流逝了13年。“主要是因為手頭事情太多——教學、科研、帶研究生、出差……，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許多高校的科研考核中，譯著不算科研成果，不計算科研工作量，這個規定降低了翻譯專業文獻的積極性。”在解釋為什么耽擱了這么久才動手翻譯時，方福前如是說。目前，《貨幣改革論》中譯本已完成三校進入印刷階段，很快將與讀者見面。

真正著手翻譯時，方福前發現翻譯這本書并沒有原來想象的那么簡單。正文只有160頁的《貨幣改革論》是凱恩斯三部代表作中篇幅最小的一部，但是難度卻不小。

一大難處是，《貨幣改革論》差不多是100前的著作，它是以歐洲20世紀20年代的經濟狀況，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英國的經濟金融狀況為背景寫出來的，這個背景離我們相當久遠，而凱恩斯并沒有把當時的背景交代清楚。“他只是說當時物價什么樣的，英鎊和馬克、美元的匯率怎么樣，通貨膨脹或者匯率如何變化；經濟學界、實業界和政府的看法如何，……。如果不了解那個時候的經濟背景和經濟學背景，很多內容翻譯起來可能是拿不準的”。

和亞當·斯密一樣，凱恩斯也是一位造詣極高的英語語言學家和寫作高手，方福前在翻譯《貨幣改革論》過程中遇到的另一個難題是：“凱恩斯常常用了大半頁紙的篇幅寫的只是一句話，整個句子多是用短語和分句來表述，這樣你就很難一眼看清楚句子的主謂賓結構。做翻譯的人都知道，如果句子結構沒有搞清楚，翻譯出來的內容往往會出錯。而要把句子結構搞清楚，把作者所說的意思理解到位，就得下功夫推敲句子，結合上下文仔細理解原意。為了忠實于原著，盡量使譯文合乎原意，有時候翻譯一句話需要推敲一兩個小時。”

“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陸游的這句名言對翻譯工作同樣適用。翻譯過程中，花在翻譯以外的時間和精力有時候甚至不比翻譯本身少，而這些看不見的功夫，恰恰是考驗譯著水平和功力的地方。為了翻譯好《貨幣改革論》，方福前在翻譯之前和翻譯的過程中，把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外國經濟史相關部分，主流經濟學有關理論，以及英美經濟學家當時關于經濟形勢、政策的分析和爭論的文章，凱恩斯在《貨幣改革論》之前發表的相關論著，凱恩斯傳記，再次研讀了一遍。這樣，翻譯《貨幣改革論》時他“心里就很有底了”。

方福前認為，翻譯是一個細心的活，翻譯時不但要推敲句子結構，還要對有些單詞和詞組進行仔細推敲，不能僅僅照字面翻譯。“例如《貨幣改革論》中經常講到‘bankrate’，有人就直接把它翻譯成‘銀行利率’。但是銀行利率在中國的用語中通常是指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利率，而凱恩斯說的這個‘bankrate’并不是存貸款利率，而是中央銀行的利率，即貼現率。如果直接翻譯為‘銀行利率’可能使非貨幣金融學專業的中國讀者產生誤解。但是你也不好直接翻譯成貼現率，因為原作者沒有用‘discountrate’這個寫法。怎么辦？我的處理方法是把它翻譯成‘央行利率’，有些地方我也把它翻譯成‘銀行利率’，但是后面加上‘（貼現率）’，這樣一般讀者就不會誤解了。”

在翻譯過程中，為了找一個已經消失了很久、從俄文轉過來的俄羅斯貨幣名稱“切爾文（chervo-netz）”，方福前花了好幾天工夫，翻了不下10本書和詞典，終于在一本經濟史的文獻中查到了。而對于這個貨幣名稱，國內一些譯者根據自己的想象來翻譯，又不加注解，讀者看了不明就里。

對翻譯工作，方福前的體會是，不是一件輕松的工作，要做好翻譯至少要具備幾個方面的條件：第一，英文要好。第二，要有專業知識背景（文學作品翻譯可能不一定是這樣的）。方福前說他之所以有信心翻譯凱恩斯的著作，是因為他對凱恩斯思想有長期的研究，凱恩斯的許多代表作他都研讀過。第三，要有嚴謹認真的態度。方福前說他的英文水平比不上長期在英語國家留學的學界同行。那靠什么來彌補這個不足？方福前的回答是，一靠專業基礎和研究積累，二靠認真仔細的態度。

對于譯者來說，翻譯學術經典主要是做奉獻。那么翻譯對譯者的學術發展有沒有助益呢？方福前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解釋說，在翻譯過程中，除了對原著本身進行認真的研讀以外，譯者還需要閱讀相關的文獻，這個深入閱讀英文原著的過程，既提升了外文閱讀能力，同時也獲取了大量的專業知識。讀碩士研究生時，方福前跟譚崇臺先生花了一年時間系統地研讀了凱恩斯的英文版《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年），寫碩士論文時又研讀了凱恩斯的英文版《貨幣論》（1930年），現在又翻譯了《貨幣改革論》（1923年），這就對凱恩斯經濟學的發展過程有了比較完整的認識。這些認識對于理解宏觀經濟理論和政策頗有幫助。“所以我在講授初中級宏觀經濟學時特別有底氣有信心。我先后在安徽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講授宏觀經濟學，受到歷屆學生的好評，這可能和我在這方面的積累有很大關系。”

說這句話的時候，溫和謙遜的方福前臉上漾起了微笑。這笑意，如同從他辦公室窗戶投射進來的秋天的陽光一樣，燦爛又明亮。

（本文原載于《中華讀書報》2019年10月23日07 版，記者陳菁霞采訪整理）

文章來源：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