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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升值Vs美國霸權貶值

中美再平衡真相：

　　人民幣升值Vs美國霸權貶值

　　在目前世界經濟尋求由失衡轉向平衡的過程中，以中美為代表的主要經濟體面臨一場結構調整的博弈。「再工業化」過程或令美國經濟增長引擎由消費轉向投資，而對中國來說，積極調整內部經濟結構、刺激居民消費無疑是博弈中的最優選擇。值得注意的是，在重構平衡過程中產生的諸如貿易保護、人民幣匯率等問題，將可能轉化為政治領域的爭端，必須高度警惕。「后危機時代」中美在各自轉型的過程中，應顧及對方的核心利益，互相調適，確保「再平衡」過程平穩順利，避免出現新的危機。

　　「中國模式」顯現弱點

　　亟需轉變增長模式

　　對此，劉煜輝認為，在美國主導建立的全球經濟循環中，中國的地位是異常脆弱的。在原有的國際分工地位使得中國經濟很容易受到外部沖擊，同時也令中國經濟發展遲早會面臨「需求天花板」，難以為繼。

　　「這種發展模式導致中國經濟對外依賴程度非常高。外部需求已經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一旦外部需求短期內急速下滑，必然會引起中國經濟的快速下滑，加大中國經濟的波動風險。從目前看，這種發展模式的收益在逐漸變小，壓力日益增強，內部面臨成本上升、資源環境約束加大的壓力，外部面臨貿易環境惡化的壓力，難以為繼。」從長期來看，這一發展模式將惡化中國已經存在的產能過剩，擴大政府的權力邊界，并減弱消費水平，擠出私人部門的投資，給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帶來難以估量的惡果。

　　「因此從這點看，中國絕不能畏懼，必須坦然面對和承認現行模式的不足，積極調整并順應『全球經濟再平衡』這一趨勢。」劉煜輝表示，「實際上，中國的經濟再平衡進程早已展開。例如，中國在下一階段將調整經濟結構作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以內需特別是最終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另外，透過抑制過剩產能、推進低碳經濟模式和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等政策措施，來積極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

　　再平衡帶來諸多不確定性

　　「當中美兩國的經濟增長模式都面臨了短期調整和長期重塑的壓力與挑戰，誰調整得越快、越主動，誰將重新確立在未來全球經濟增長中的重要影響與作用。」在他看來，面對全球經濟的再平衡，誰拒絕調整，誰將承擔未來更大的風險。劉煜輝同時指，「經濟再平衡」過程將會給中國帶來許多不確定性，中國的出口及經濟增長為此付出很大的代價。「一旦美國經濟朝著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方向前進，影響最大的國家將是對美貿易順差額最大的國家，中國將首當其沖，且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近來愈演愈烈的中美貿易摩擦。」劉煜輝表示，「美國及其他國家針對中國的貿易爭端可能還會接踵而至。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出口國，中國將感受到來自貿易保護主義的巨大壓力，貿易環境的惡化已經超出推進國內經濟轉型的速度。」那么，在金融危機下彌補外需不足和刺激內需時，如何平衡因出口的突然萎縮而出現的巨大產出缺口呢？劉煜輝認為，主要還是通過政府向公共部門注入強大的流動性，促使短期需求的急升。在他看來，雖然中國經濟率先出現了危機后的復蘇，但卻把一個更加失衡的經濟結構留給了未來。例如，當下中國的投資率已超過了50%，這意味著未來中國經濟需要有更大的外部需求才能得到平衡。

　　盡快啟動內部體制改革

　　「因此，當下中國在實現增長模

　　式轉變的同時，還應當更加注重調整自身的經濟結構。特別是不能因為近期歐美經濟指標出現好轉，又開始奢想重新依賴外部需求來拉動經濟增長。因為，歐美國家因『補庫存』引發的增長效應注定是短暫的，在這一周期結束后，關鍵還要看內部需求能否迅速跟上。有鑒于此，在實施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基礎上，只有通過加快自身經濟結構的調整才能真正促進經濟增長。為此，『后危機時代』的中國不僅要繼續全球化進程，更要盡快啟動內部體制改革。」劉煜輝強調。

　　廣東經驗：雙提升是唯一突破口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雷達在解釋如何調整經濟結構時特別提出了「廣東經驗」。他向記者表示，去年7月16日，廣東省委十屆五次會議提出了「雙提升」戰略，即「提升產業競爭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加強高新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在他看來，從「雙轉移」到「雙提升」，廣東正主動適應全球經濟增長模式的變遷，并力求在新的秩序形成之前占據制高點。雷達表示，根據歷史的經驗，全球經濟增長方式的調整必須建立在制度創新或技術創新的基礎上。「可惜的是，從2007年危機爆發至今，還沒有看到技術和制度創新的跡象，有關新能源和環保產業的技術還只停留在概念炒作層面上。」在去年9月21日召開的新興戰略性產業發展座談會上，溫家寶總理提出，全球每一次大的經濟危機都會伴隨著科技的新突破，進而推動產業革命，催生新興產業，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當今世界，一些主要國家為應對這場危機，都把爭奪經濟科技制高點作為戰略重點，把科技創新投資作為最重要的戰略投資，把發展高技術及產業作為帶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突破口。這預示著全球科技將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創新密集時代，重大發現和發明將改變人類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新興產業將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

　　美國消費「中國生產」時代終結

　　美國調結構需求收縮

　　從世界經濟運行規律來看，每一次由失衡到平衡的過程都可視為自我修正和進化。金融危機結束了「美國消費中國生產」和「美國借貸中國儲蓄」為主軸的全球經濟大循環和分工格局。后危機時代，舊有的循環方式被破壞，但新的平衡尚未建立。以中美為代表的主要經濟體未來增長方式和結構轉型的不確定性成為經濟復蘇的最大阻力。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認為，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調整進程已經展開。「以美國為例，盡管美國的確在拿『經濟再平衡』來敲打中國，但仔細觀察，美國也正朝著經濟再平衡的方向進行調整。」劉煜輝向記者表示，從目前情況看，美國經濟再平衡的方式就是調整經濟結構。一方面，美國政府希望在矯正過度消費增長模式的同時，以政府和民間投資的恢復來推動經濟復蘇。高赤字重壓下的美國政府，迫切需要更多居民儲蓄來購買國債，以較低的資金成本為其融資；另一方面，從美國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上看，金融監管相關改革措施令高杠桿率及借貸消費模式難以再現。他并表示，美國經濟已趨于需求的收縮。「主要表現在貸款規模的萎縮、進口和經常項目赤字與2008年相比下降將近一半，以及美國家庭的儲蓄率已持續上升至接近兩位數水平。盡管眼下依然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但并不意味著信用的擴張，伯南克只是盡量想平緩經濟調整過程，絕不是想改變經濟調整的大方向。」這意味著，由于美國的需求收縮，外部需求亦隨之萎縮。而作為出口依賴型經濟大國，中國已從全球經濟的失衡中獲益良多。數據顯示，2001年至2007年，中國GDP中出口所占比重已從20%躍至36%，上漲幾乎近一倍。如今，「需求天花板」將對中國現有經濟增長模式構成極大挑戰。那么，中國在「全球經濟再平衡」過程中，應選擇怎樣的方式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同時又會遭遇何種不確定性因素呢？

　　新中美關系：

　　從單向調適到雙向調適

　　盡管從人均GDP來說，中國的經濟實力仍不能和西方相比。但在西方的概念中，中國已成為事實上的經濟大國。越來越多的國際關系問題，如果沒有中美兩國的合作，就很難解決。中美合作不僅符合國際利益，也符合兩國本身的利益。然而，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鄭永年教授認為，兩國共同利益的發展和增加并不意味著兩國利益的重合。盡管中國方面一直強調「求同存異」，但國家利益始終具有不可調和性。中美兩國既然有不同的國家利益，如何做到和平共處呢？鄭永年認為，這就需要雙方互相向對方的核心利益做調適。問題是，美國顯然還沒有準備好向中國做調適。鄭永年指，「對美國來說，自從進入國際體系以來，長期處于領導地位，從來就沒有發展出向其他國家作政策調適的心態，更不用說是政策了。發展出這樣一種心態很困難，而要把這種心態轉化成為政策更為困難。」「盡管美國還不情愿，但現在的情況是，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已經到了可以要求美國向中國調適的時候了。」鄭永年表示。「中國積聚了相當的實力和能力來要求美國向中國的核心利益做政策調適。更為重要的是，因為中國和西方經濟的高度相互依賴性，中國有了可以制裁西方的機會。自從中國在近代和西方接觸以來，人們所看到的總是西方對中國的經濟制裁。但這次世界第一次聽到了中國要制裁美國。盡管這種制裁也會影響中國本身的利益，但在核心國家利益面前，中國似乎會毫不猶豫地這樣做。」在他看來，中美兩國的互動必須進入一個新的層次和新的高度。「在中美兩國越來越像G2的時候，只有當雙方都愿意向對方的核心利益進行政策調適，兩國的關系才會達到穩定。」

　　核心問題：人民幣匯率

　　在中美雙方糾結不清的問題中，貿易問題是核心，而人民幣匯率又是貿易爭端中最關鍵的因素。2月3日，奧巴馬表示，中國和亞洲將會繼續是美國出口的龐大市場，但必須處理匯率問題，意味著奧巴馬政府可能會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再次向中國政府施壓。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丁志杰院長表示，人民幣恢復盯住美元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舉措。因此，在適當時機，根據中國經濟發展需要，可以考慮重啟人民幣匯率改革。丁志杰認為，綜合考慮各種因素，特別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目標，放眼一個較長的時間段，在適當的時機轉向對稱地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應當說也不失為一種更好的選擇。「與穩定美元匯率的政策取向相比，匯率依然相對穩定，但穩定的不是對美元的雙邊匯率，而是有效匯率這種多邊匯率。此外，穩定機制的轉變不僅恢復了匯率制度的彈性，還提高了匯率管理的靈活性。」丁志杰表示。盡管目前人民幣升值壓力較大，復雜的國際局勢給人民幣匯率改革帶來了困難，但這顯示出中國有能力來主動「接觸」和「消化」美國的壓力，這就是一種建設性而非對抗性的方法。鄭永年表示，「如何把這種策略轉化成為實際有效的政策？這是中國面臨的艱巨任務。只有當中國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才能改變在中美關系上只有中國單方面地向美國調適政策這樣一種結構性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