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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了解美國歷史的人來說，美國政府對TikTok的所作所為并不出人意料。一直以來，當其他國家無法與美國競爭時，為了打開別國市場并獲取壟斷地位，美國就會祭起自由貿易的大旗；而當美國某種產業的國家競爭力受到其他國家威脅時，它就會不遺余力地采取保護手段。

在這背后，尤其需要引起中國高科技創新領域注意的是：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是創新領域施行政府干預最多的國家，所謂“美國創新是市場自發”只不過是一個神話而已。目前，TikTok的命運仍是未知數。

對于了解美國歷史的人來說，美國政府對TikTok的所作所為并不出人意料。一直以來，當其他國家無法與美國競爭時，為了打開別國市場并獲取壟斷地位，美國就會祭起自由貿易的大旗；而當美國某種產業的國家競爭力受到其他國家威脅時，它就會不遺余力地采取保護手段。在這背后，尤其需要引起中國高科技創新領域注意的是：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是創新領域施行政府干預最多的國家，所謂“美國創新是市場自發”只不過是一個神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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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近些年，針對中國科技創新的攻擊性評論中，“**制”一詞常被一些外國媒體拿來作為攻擊點。然而，二戰后美國高科技霸主地位的形成，恰恰來自于自身的“**制”，而且這一體制與軍事工業密切相關。

美國**制最成功的范例，就是曼哈頓工程和阿波羅登月計劃。有別于這一高度集中的**制，美國在二戰后形成與維系高科技霸主地位，主要依靠另一種相當不同的**制——相對分散的網絡型**制。

1957年10月，蘇聯先后將“伴侶號”等兩顆衛星成功送入太空，標志著蘇聯當時的航天技術和核武器投送能力已經超越美國。在這個事件的巨大沖擊下，美國改組其軍工體制，成立了對其顛覆式創新產生重大影響的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構建了超越傳統國防或軍工概念的“國家安全政府部門”體制。

美國的“國家安全政府部門”體制以國防、軍事和情報機構為核心，不僅包括國防部（含三軍部門）、國家宇航局和國土安全部，也包括能源部、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國立衛生研究院等部門。這種軍民融合的體制將信息、生物、能源、納米和材料等幾乎所有高科技研究都納入了“國家安全政府部門”的管轄范圍，從而形成了市場經濟體制下相對分散的網絡型**制。

雖然相對分散，但美國通過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等政府機構，在創新領域實施了強有力的政府干預。這些政府機構主要具有四項基本功能：

第一，投入針對性資源，是將政府的資助，集中于推動技術專家們克服技術創新中的某些關鍵性障礙。

第二，經紀活動，為科學家和工程師及需要解決他們有關想法和技術問題的人們提供聯系的活動，并為各種不同的相關科研方案提供資助。

第三，開放窗口，政府科研管理機構最重要和最大的開放窗口，是通過小企業創新研究計劃和小企業技術轉讓計劃進行組織，為小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小企業與大學或政府實驗室研究人員之間的合作。

最后是加速新技術商業化，為其產品創造市場，關鍵性的工作是制定加速新技術商業化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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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場？

美國是否如其宣揚的那般，始終奉行自由市場經濟理念，在創新領域也是市場自發？并非如此。自二戰后，美國成為保護主義和國家干預的真正代表。以集成電路的發展歷程為例。1947年，貝爾實驗室的約翰·巴丁等人成功研發出晶體管。20世紀50年代，國防部直接資助這一技術的生產工藝研發和“試錯”實驗，承擔了晶體管開發的風險和成本以實現批量生產，半導體的軍事潛力得以立即運用。據蒂爾頓的研究，截至1959年，聯邦政府資助了該領域研發投入的近25%。不僅如此，聯邦政府還通過政府采購的形式，支持半導體企業的發展，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政府一直是美國制造的集成電路的唯一客戶。得益于政府采購，很多新的半導體公司紛紛出現，這些新創企業還獲取了在該行業的技術領先地位。這一過程，極大地推動了美國半導體行業的早期成長和價格下降，并使其逐漸涵蓋了設計、制造、封裝、測試幾乎所有產業鏈環節，為美國成為發展型網絡國家奠定了基礎。

雖然集成電路首先由美國創造，但到1985年，日本在這一領域實現了技術趕超。為了消滅日本半導體行業的挑戰，在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下屬的聯合半導體研究協會的協調下，美國在1987年組建了半導體制造技術聯盟，國防部提供5億美元撥款，為期5年，著重強調未來5年聯合開發技術的“路線圖”。1995年，美國半導體制造技術聯盟幫助美國重獲制造業領袖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府不僅像投資人那樣行動，下注于多樣化的創新項目的“投資組合”，還構建保護本國企業、實施政府采購法等成套的政策體系，來扶植本國企業的創新。例如，美國的公立學校是蘋果產品忠實的客戶，1994年蘋果產品占據了美國小學和高中教育電腦支出的58%。

為了推進創新，美國還在2012年提出創建“國家制造業創新網絡”(NNMI)的倡議，計劃10年內在全國范圍創建15個頂級的制造業創新中心，后又擴大預算，提出創建45個制造業創新中心的主張，以期奪回制造業領袖地位。可見，半導體的發展、計算機硬件的商業化、互聯網的普及等，都取決于政府的長期戰略以及有目標的投資行為，特別是政府采購的關鍵作用。這些政府主導的干預政策，在美國計算機、大飛機、芯片產業和互聯網等眾多核心技術的原始創新和霸主地位的形成中，都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3

隱形干預

可見，近年來，美國在科技創新領域頻頻舞動政府干預“大棒”，制裁外國高科技企業，并非偶然或是突然的舉措，其內在思路和邏輯也不是“再工業化”所激發的，而是數十年來美國以創新政策為名，實施政府干預實踐的延續和升華。

雖然，美國政府不斷在各個場合中聲稱本國沒有產業政策，特別強調創新政策與產業政策的不同，但是，在這種“投資創新，規劃先行，謀定而后動”的統籌指導下，美國的創新政策實際上就是產業政策。換言之，美國工業基礎不是憑空產生的，不是自下而上涌現的，更不是市場自發的，而是“頂層設計”的產業政策與企業家勇于創新、相互激蕩的結果。正如著名演化經濟學家佩蕾斯所分析，美國這個通常被認為最能代表“自由市場”制度的國家，卻是在創新領域實施政府干預最多的國家。二戰以來，美國政府實施了比官方說法多得多的產業政策，只不過美國政府以“捍衛國家安全”作為幌子，將其產業政策成功地隱形了。

美國為什么能“隱藏”得這么好？英國演化經濟學家馬祖卡托在其《企業家型國家：破除公共與私人部門的神話》一書中分析說，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打著“國家安全”而不是“經濟表現”的旗號直接從事創新活動，能源部高級項目研究局打著“能源安全”而不是利用國家力量占領科技制高點的旗號開展活動，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美國是在創新領域進行政府干預最多的國家”這一事實。

近年來，美國在對外灌輸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學說的同時，卻頻頻通過關稅、非關稅壁壘和外資投資審查等實施保護主義。幾年前，對于中國的中興、華為、三一重工等企業在美投資，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動輒以“國家安全”名義進行審查而加以拒絕。何以如此？非常簡單。對美國來說，當某種產業的國家競爭力受到其他國家威脅時，它就會不遺余力地采取保護手段；但當其他國家無法與其競爭時，為了打開別國市場并獲取壟斷地位，祭起自由貿易的大旗就成為它的必然選擇。因此，我們應該充分地認識到，美國政府的意識形態與其政策實踐是相背離的，所謂的“美國創新是市場自發”不過是涂抹過的神話而已——正是長期以來實施的大規模的技術和創新方面的公共政策，為美國獲得并保持高新技術引領者的地位奠定了基礎。

認識到這一點，既有助于讓我們擺脫“美國創新是市場自發，而中國創新是國家主導”的錯誤觀點，也能從美國的國家創新體系中尋求值得借鑒的經驗。

（文章來源于瞭望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