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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宣布后，大家討論最熱烈的，不是三位諾獎得主關于隨機對照實驗（RCT）或者田野實驗（field experiment）的具體成果，而是其中兩位諾獎得主的“八卦”新聞——MIT（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系教授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和女同事迪芙洛（Esther Duflo）之間的“師生戀”、“第三者”以及最終“修成正果”。

當然，也有很多人注意到迪芙洛作為最年輕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身份（她才47歲！）。

相較之下，另一位諾獎得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克雷默（Michael Kremer），真的算是“默默無聞”了。

在“八卦”背后，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諾貝爾經濟學獎中的印度元素。

今年第一位獲獎者班納吉是印度人。他1961年出生于印度，1981年在加爾各答大學獲得本科學位，1983年在賈瓦哈拉爾大學獲得碩士學位，之后離開印度赴美求學，并于1988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現在，他已經加入了美國籍。

在班納吉之前，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印度人是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先在印度獲得本科學位，之后前往英國劍橋大學深造并獲得博士學位。森因為在福利經濟學和社會選擇理論上的杰出貢獻，獨享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因此，到目前為止，一共有兩位印度人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從1969年瑞典中央銀行設立“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在過去51年中，總共有84位諾獎得主。如果不考慮雙重國籍，那么其中有美國人58名，英國人7名，法國人和挪威人各3名，前蘇聯和印度各2人，其它國家的9名（如圖1）。

美國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穩居世界第一，因此超過一半的諾獎得主來自美國，這并不奇怪。諾獎畢竟是歐洲人設立的，因此來自英國、法國、挪威的歐洲人得獎不少，這也不奇怪。但是印度居然有2人得獎，印度既不是經濟強國和科技強國，也跟歐洲沒有直接的地緣關系，這不是很奇怪嗎？

作為隔壁鄰居的中國，經濟和科技實力明顯高出印度一截，在經濟發展方面的成就更是舉世公認，為什么卻沒有一個獲獎者呢？

圖1 1969-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國籍分布

第一個原因可能是主題優勢。森長期研究貧困、饑荒和不平等，出版了《貧困與饑荒：論權利與剝奪》、《以自由看待發展》、《論經濟上的不平等》等著作，被譽為“經濟學的良心”。班納吉這次獲獎的主要理由是“運用實驗方法為全球減貧做出了貢獻”，因為他一直高度關注貧困和不平等問題，并于2003年創立了“減貧行動實驗室”（J-PAL），在減貧方面可謂“知行合一”。

無論是森還是班納吉，都高度關注貧困問題，研究的是“窮人的經濟學”，這體現了一種悲天憫人的偉大情懷。這種情懷很可能跟印度是佛教發源地有關。反觀中國，一流學者很少研究貧困或農村問題。有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曾經感嘆：農村問題是中國人口最多、最重要的問題，但是研究的學者卻最少！諷刺的是，在他說完此話沒多久，他的研究領域便從農村問題轉向了城鎮化和宏觀經濟問題。

畢竟，中國經濟學家的主要讀者不是農民，而是城市居民，特別是關注買房和投資的中產階層。

第二個原因是國別優勢。印度被認為是全球第二大發展中國家，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很大，這客觀上產生了豐富的研究素材，特別是為隨機對照實驗或田野實驗提供了絕佳的場所。

問題是，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樣具有這些國別優勢，為什么就沒有人通過研究城市化、經濟轉型或者產業升級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呢？顯然，只有主題優勢以及國別優勢是難以獲獎的。

關鍵在于，森對不平等問題做出了原創性的重大理論貢獻，而班納吉對貧困問題提供了可以推廣的實驗方法。目前，只有極少數華人學者對轉型問題做出了一些原創性的理論貢獻，而幾乎所有華人學者在方法上完全是復制已有的西方經濟學思路，這兩方面的學術貢獻都不足以榮膺諾獎。

第三個原因是學術偏愛。印度作為曾經的英國殖民地，與英語世界具有天然的密切聯系。更重要的是，印度有西方的選舉制度、聯邦制度、私有產權以及自由的金融體制。在西方學者眼里，印度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正在朝著西方經濟學所描繪的經濟發展道路穩步前進。作為西方經濟學的創立者、維護者，西方學者從內心希望印度能成功，相信印度的故事，并愿意助推一把。我寧愿善意地將其理解為一種學術偏愛。

我曾于2009-2010學年在哈佛大學經濟學系從事一年博士后研究。在各種學術會議上，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凡是使用印度數據的文章，從未有人質疑數據問題；而使用中國數據的文章，經常被聽眾質疑數據的可信度。

不要忽略西方學者對印度研究的“感情因素”。我知道很多研究西方經濟學或主流經濟學的人堅信“學術無國界”。一方面他們相信“人人都是自私的”（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另一方面他們又相信西方學者都是無私的，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從學術偏愛的角度很容易理解班納吉和迪芙洛這對“史上最強諾獎夫妻”的出現了。班納吉是印度人，關心印度的發展問題，而迪芙洛擅長實驗方法，于是兩人一拍即合。大約從2003年開始，他們合作在印度大規模開展各種隨機對照實驗，例如給學生安排補習和助教、給窮人接種疫苗、給農戶發放小額信貸，這些文章大多數發表于世界頂級經濟學期刊，包括《經濟計量》（Econometrica）、《經濟學季刊》（QJE）、《美國經濟學評論》（AER）等。

絕大多數普通學者終其一生都很難在世界頂級經濟學期刊發表一篇論文，而他們這對“夫妻檔”迄今為止在這些頂級期刊上發表了幾十篇論文。除了主題和理論貢獻，同樣不可忽視的因素是，迪芙洛作為MIT教授，多年擔任《美國經濟學評論》的主編以及其他頂級期刊的主編或者副主編。

于是，一個敏感的問題產生了，究竟學術界是否存在所謂的“話語權”之爭呢？當然存在。

正如行為經濟學創始人之一、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塞勒（Richard Thaler）在其學術自傳《“錯誤”的行為》一書中所坦承的，行為經濟學要打破主流經濟學的壟斷，就必須大量培養學生、發表論文和制造影響。

其實，我特別欣賞《黑天鵝》作者塔勒布（Nassim Taleb）的一句話：“社會科學理論的命運取決于其傳染性，而不是其正確性。”

因此，中國學者面對諾貝爾經濟學獎，不僅要在研究上奮發有為，也要在話語上有所作為。

（文章來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