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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其靜,劉小魯,李三希.強化微觀經濟理論研究,夯實中國經濟學大廈基石——首屆中國微觀經濟理論論壇綜述[J].經濟研究,2020,55(03):203-208.

2016年7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殷切希望中國經濟學界“要加強研究和探索,加強對規律性認識的總結,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 體系,推進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建設”。由于一個社會的所有經濟活動都是由具體的經濟人或經濟組織開展,因此研究其決策行為的微觀經濟理論就構成了整個經濟學的基石。這就意味著,要真正筑起中國經濟學的萬丈高樓就必須加強微觀經濟理論的研究。在此過程中,中國學界必須開放包容,充分把握微觀經濟理論的世界前沿和發展方向,確保我們站在巨人肩上,因為作為研究人理性決策的經濟理論具有一般性;同時,我們也有責任將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上升到理論高度,使其成為前沿理論的一部分而推動經濟學的發展,為人類發展提供一份可供參考的中國智慧。鑒于此,本文將系統梳理微觀經濟理論研究中的新問題,結合首屆中國微觀經濟理論論壇的研究成果,探討經濟理論研究中的發展方向。

一、 博弈論、機制設計與信息設計

由于人們行動的結果往往依賴于其他人采取的行動,因此博弈論在當今微觀經濟理論中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納什均衡”這一重要概念奠定了非合作博弈理論的基礎;而后,納什均衡被澤爾騰等人擴展到了動態博弈框架,被海薩尼等人擴展到了不完全信息框架。隨即,在博弈論的基礎上又誕生了機制設計理論——博弈規則(合約)被視為內生變量而非外生變量,即:在給定的信息結構下,委托人試圖設計博弈規則(合約)來同時滿足代理人的參與條件和激勵相容條件,以達到特定的目標。現在,機制設計已被廣泛應用于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包括稅收機制,公共物品的提供,政府規制,拍賣機制,產業組織理論,以及組織經濟學等方面。

近些年來,微觀經濟理論的研究重點轉向了信息設計。與機制設計不同,信息設計理論強調,在給定博弈規則的情形下,設計者試圖通過改變參與者的信息結構來改變其策略行為。由于現有文獻通常都假設決策者按照貝葉斯法則解讀信息,因此信息設計通常也被稱為“貝葉斯勸說”(Bayesian persuasion)。該領域的開創性論文當屬Kamenica & Gentzkow(2011)。該文設想這樣一個場景:在期初,法官和檢察官并不清楚某嫌疑人是否真的有罪(g)還是無罪(n),而僅存在其有罪的先驗概率Pr(s=g)=0.3。對法官而言,正確判罰可獲得1單位收益,反之收益為0;對檢察官而言,判其有罪可獲得1單位收益,反之獲得收益0。在法官進行判斷之前,檢察官可收集相關證據并誠實地呈現給法官。假設檢察官收集的證據會產生兩個信號σ∈{σg,σn}且令Pr(σ=σg|s=g)=Pr(σ=σn|s=n)=q。參數q∈[0.5,1]代表了信號的精確程度,其中:q=0.5表示信號σ完全沒有信息含量,而q=1表示信號σ完全反映了真實狀態。現在,檢察官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選擇證據的精確程度q來實現自己的最大期望效用?由于檢察官的期望收益并不是q的單調函數,因此其最優策略是收集一個既有一些信息含量但又不完全精確的證據。

從上例中,可以看到信息設計理論的幾個特點:第一,檢察官對法官并不存在“操縱”信息的行為,即未制造假的信息,也未刻意隱藏信息;第二,雖然法官明白檢察官存在選擇信息結構的策略性行為,但仍然會相信檢察官所呈現的證據,并通過貝葉斯法則更新自己的信念;第三,參與人通過貝葉斯法則解讀信息;第四,具有部分信息含量的信息結構往往是最優的。在理論研究上,信息設計已開始被應用于經濟學的很多領域,包括金融部門的壓力測試,學校對學生的打分系統,執法過程,媒體審查,科研采購,錦標賽,價格歧視,組織透明性等等。

隨著大數據技術的發展,某些主體可能更有能力通過改變人們接觸到的信息來改變人們的行為,從而達到特定的目標。因此,信息設計將可能得到更廣泛的應用。不過,目前的信息設計理論還面臨著兩個挑戰:第一,它假設博弈主體通過貝葉斯法則解讀信息,而這是否具有嚴格的現實基礎還需檢驗;第二,目前對信息設計的討論還停留在理論層面,鮮有真正應用于實踐的例子。如何讓信息設計從理論走向實踐,也會是未來該領域關注的重點。

二、 數字經濟下的產業組織理論

博弈論和機制設計理論直接推動了產業組織理論的發展。互聯網使用戶的網絡規模突破地理因素的制約,以交叉網絡效應為核心的平臺企業成為最具影響力的商業模式之一。同時,信息化技術的快速發展又進一步促使平臺和傳統企業向數字化平臺的方向演變,成為大數據時代重要的信息與數據中心。這些商業模式的演進促使產業組織理論得到系統的發展。雙邊市場理論、平臺的策略行為以及大數據背景下的信息市場問題成為近年來產業組織理論研究的熱門話題和前沿方向。

(一)從網絡外部性到雙邊市場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產業組織理論開始關注網絡外部性對競爭策略與社會福利的影響。與傳統市場中需求定義在價格和產品質量之上所不同的是,當網絡外部性存在時,消費者的效用隨相關用戶網絡的規模而改變。由此所產生的網絡協同、正反饋與鎖定、兼容性以及標準化等問題使競爭策略與福利顯著有別于傳統市場。

當多類主體通過平臺進行互動且彼此之間存在交叉的網絡效應時,這類市場被界定為雙邊市場。雙邊市場的早期研究集中于平臺的價格策略。雙邊市場中的價格加成雖具有與單邊市場類似的結構,但平臺的價格總水平與價格結構取決于多類用戶的需求價格彈性。此外,在正的交叉網絡外部性下,對一側用戶提價會同時降低該側用戶和其他用戶加入平臺的意愿。當這種外部性足夠強時,平臺內部化這種外部性的努力將使價格低于邊際成本,進而呈現出交叉補貼的特征。

在平臺競爭中,定價的“雙邊性”同樣存在。降低某側的定價不僅可以從其他平臺吸引該側用戶,還降低了這些平臺對其他用戶的吸引力。價格競爭的效果取決于用戶多歸屬的傾向,并通常會出現“競爭性瓶頸”,即雙邊市場會演變為一側用戶的單歸屬和另一側用戶的多歸屬。

(二)平臺介入與消費者搜尋

搜尋理論的基本思想在于,商品信息有待消費者去發現,從而需要消費搜尋者“貨比三家”;而搜尋的成本會導致現實的市場偏離完全競爭市場。早期的搜尋理論常假設順序過程是外生的(如隨機搜尋)。它們更多地關注于搜尋過程如何影響了市場的均衡價格,而搜尋效率并不是研究的對象。

不過,對平臺研究的深化改變了搜尋理論的分析情景。平臺的核心在于實現多類市場主體的互動,而這離不開用戶間的有效匹配。電商平臺上的關鍵詞搜索是典型的例子。與早期搜尋理論所不同的是,商品按照何種順序來呈現,可以完全由平臺來決定。因此,理論刻畫需要從純粹的消費者搜尋向平臺推薦轉變。這就很自然地引申出兩個問題:(1)平臺如何從排序中獲利?(2)這種逐利的動機會如何影響消費者搜尋的效率?

對于第一個問題,一些研究聚焦于位置的拍賣。給定消費者的搜尋成本,商品推薦的順序是有 價值的。在此背景下,Varian(2007)及后續的一些研究在廣義二級價格拍賣的框架下對關鍵詞拍賣及其均衡的存在性進行了研究。另一些研究比較了不同拍賣機制的收益。例如,Edelman et al. (2007)發現,關鍵詞的廣義二級價格拍賣所產生的收益不小于VCG機制。最低投標價格的引入對拍賣均衡以及平臺收益的影響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關注。

對于第二個問題,“位置拍賣”的研究一般都假設推薦的順序取決于競價結果,因此答案在于 競價與匹配概率之間是否存在單調關系。比如,在Athey & Ellison(2011)所構造的“位置拍賣”中,就存在廠商競價與他們匹配需求的概率正相關的單調均衡。與隨機推薦相比,消費者對該均衡的預期使拍賣成為了一個信息機制,并可通過依次點擊廣告鏈接來提高搜尋效率。然而,對平臺介入的顧慮也大量存在。例如,平臺可能會故意增加消費者搜尋的次數來誘導他們購買更多的商品。類似地,Taylor(2013)認為,在搜索引擎平臺上,增加高質量的自然鏈接可以吸引用戶加入,但會強化付費鏈接所面臨的競爭,故平臺不會一味地提高信息質量。

(三)大數據、信息市場與隱私權

在互聯網技術推動平臺經濟發展的同時,信息技術使越來越多的企業向數字平臺轉變。大數據在商業活動中的大規模應用不僅沖擊著傳統商業模式,而且引發了隱私權保護方面的規制問題。

大數據的一個廣泛的應用是所謂的“平臺殺熟”,其本質是“基于行為的價格歧視”(behavior-based price discrimination,BBPD)。BBPD的基本思想在于,歷史交易顯示了買方的偏好,因此賣方在隨后的交易中可利用這一信息。Fudenberg & Tirole(2000)以此為基礎構建了一個兩期雙寡頭模型,確立了BBPD的基本分析框架。延續此框架,后續的絕大部分研究都遵循了廠商的對稱性假設,而這無疑會引向一個很自然的結論:BBDP會加劇競爭,進而導致利潤下降。少數文獻引入了非對稱性假設,并發現生產更高質量產品的廠商將從BBPD中獲利。此外,Gehrig et al.(2011)考慮了進入者與在位者在BBPD信息上的不對稱性。

在大數據時代,向廠商提供用戶個人信息不僅有助于改善服務質量,也對組織結構和生產效率帶來了深遠影響。然而,事后廠商實際將如何利用這些數據卻不是消費者可以控制的。那么,誰應該被賦予個人信息的支配權?延續科斯定理的思想,Laudon(1997)認為,僅對隱私進行司法保護是不夠的,關鍵在于建立個人信息的產權體系以及相應的信息市場。不過,該觀點有賴于信息結構上的假設,即消費者應當能夠意識到個人信息將會被廠商記錄和利用。Acquisti et al.(2016)則通過一個包含BBDP行為的信息市場模型表明,即使隱私權初始配置給消費者,信息市場的存在也不會改進消費者的福利。這是因為,保守隱私的邊際消費者在產品市場中無法得到正的剩余,從而一個極小的信息價格就可以讓他出售個人信息。

三、 組織經濟學的演變與發展趨勢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組織經濟學”(organizational economics)蓬勃發展,借助于博弈論和機制設計等工具來探討正式或非正式組織的本質、邊界、行為、績效及變遷規律,并在此基礎上討論最優的組織制度設計及公共政策選擇。由于人類社會本身就是由形態各異且不斷變化演進的組織所構成,因此組織經濟學具有廣泛的議題。同時,該學科日益滲透到眾多的學科領域,與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法學、管理學、公共經濟學等相互融合,呈現出跨學科發展的趨勢且碩果累累。

雖然組織經濟學所涉及的內容龐雜且并未形成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但其大致可歸納為:第一,強調各種組織都是按照某種規則或制度而組織起來的;第二,組織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是一種博弈規則,對當事人的行為決策產生重大影響;第三,以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強調交易的內容是特定的權利;第四,強調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和合約不完全性的存在會影響組織的安排及其效率;第五,遵循經濟人假設和成本-收益比較分析的基本方法但承認行為主體的有限理性;第六,通常采取比較制度分析方法來考察不同契約形式或組織制度形式的選擇。

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組織經濟學可大致分為兩支:(1)以Coase(1937)為起點和基石所形成的企業理論,著重考察企業等微觀組織的本質、邊界和內部組織形態、激勵機制;(2)以Coase (1960)為起點和基石所形成的新制度經濟學,著重研究社會制度,尤其是政治經濟制度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及其演變。

(一)企業理論的發展

企業理論枝繁葉茂并已重要的子學科。(1)人事經濟學(personnel economics),著重探討一個組織內部的人事安排(招聘、培訓、崗位安排、薪酬制度、晉升、職業規劃、退休等等)的經濟學規律。(2)公司金融理論,著重考察企業(家)如何安排恰當的融資工具、融資結構及其與公司治理之間復雜的相互影響。(3)企業間網絡理論,重點考察企業與企業之間形成某種非一體化的契約和組織形式來相互合作、共同發展。

近些年來,學者們開始關注信息技術、數字經濟,甚至人工智能(AI)對企業內部和企業間組織結構的影響。比如,Brynjolfsson(1994)利用不完全合約分析框架,認為企業所有權授予信息工人更有利于激勵信息資產的投資;資產柔性程度的增加將更有利于分權,但對中心化協作的需要又會導致所有權的集中。在此之后,Brynjolfsson與其他學者相互合作,對新技術對企業組織形態的轉變及其效率、各種要素所有者在組織內的地位等問題展開了大量研究(Brynjolfsson et al., 2002)。由于數字經濟在中國的迅速發展,國內學者也開始深入探討信息技術對交易成本、企業邊界、組織形態、權威分配、激勵安排的影響。

(二)新制度經濟學與新政治經濟學

North等人通過對古希臘城邦和美國興起原因的考察,意識到對產權和貿易的制度性保護對于一個國家興衰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開啟了經濟史的制度分析學派,而相關的研究主要圍繞著North悖論展開。一方面,人類社會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保護產權和維護交易秩序;但另一方面,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又可能掠奪人民并阻礙經濟發展。由此,關于發展問題的研究就集中到一個社會能否以及如何有效地監督和約束政府,而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首先搞清楚給定的政治經濟制度將如何影響社會經濟的運行及其效率。換句話說,經濟學家們意識到非常有必要像斯密等學者一樣關注國家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對公共政策選擇、微觀經濟主體和經濟發展的影響。憑借博弈論和機制設計理論等強大的分析工具而對這些問題展開的研究就形成了所謂的新政治經濟學。當然,在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背景下,學者們關注的問題存在很大差異。

在那些采取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發達國家,新政治經濟學主要關注于公共政策選擇,即著重考察:選民結構、民主制度(總統制、議會制)和選舉制度(多數制、比例代表制)如何影響政客和政黨的政策主張?進而,如何影響公共政策的選擇、社會福利和宏觀經濟。這些研究使傳統的公共經濟學發生了革命性變革。

針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前殖民地國家,西方學者關注于各種掠奪性政治經濟制度的危害,民主政治和產權保護如何被有效確立等問題。近年來,學者們更清晰地認識到,若政治和經濟制度是歧視大多數普通民眾的“限制性進入秩序”,或者,具有攫取性而非包容性,那么即便社會可在某個時期獲得經濟增長,但卻難以持久發展。

當研究對象是中國,尤其是1978年之后的中國時,學者們通常強調中國的基本政治經濟制度,研究主題集中在:央地關系、地方政府之間關系、政企關系,以及這些關系對各個行為主體和社會福利的影響。當前,頗有影響力的分析框架當屬“中國式保護市場的聯邦主義”,強調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并不是政府保護市場和發展經濟的必要條件,而中央向地方分權并激發地方政府為發展經濟而相互競爭就有可能促使政府保護市場和促進經濟增長。

在該框架下,首要問題就是地方官員的激勵。Bo(1996)的開創性研究認識到中國地方官員的職位變遷與經濟業績之間存在密切聯系。隨后,有學者提出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可能是基于經濟業績的“標尺競爭”,甚至是“錦標賽”。不過,也有學者認為“資格賽”才更符合現實——既可維護中央權威又可激勵地方政府。既然中國地方政府存在某種基于經濟增長業績的晉升競爭,而且采取了財政分權制度,那么就可能引發激烈的轄區間競爭并對中國社會經濟產生廣泛且重大的影響,比如,地方保護主義、區域間不平衡發展、公共支出結構扭曲、重復建設、產能過剩、投資質量、土地財政、地方債務等等。不僅如此,近年來研究的焦點已不再局限于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行為及其影響,而是日益認識到在現行的分權體制下中央和地方之間也會發生重大的策略性互動,比如,對中央宏觀刺激政策、產能管控、研發補貼政策,地方政府都會采取策略性應對措施。與此同時,由于中國各級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國有資產并有廣泛的行政處置權,因此各級政府必然會對各個微觀主體的行為產生重大影響。在此背景下,如下一些問題備受關注:國企,國企的策略性行為及其福利影響;國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途徑及其影響;政府和金融機構是否會秉持競爭中性原則來對待不同的市場主體;僵尸企業的成因、危害及其治理;營商關系及其對企業發展策略和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

近年來,學者們還意識到,大多數文獻不恰當地假設國家具有足夠的治理能力,但是很多國家, 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難以有效維護社會秩序。換句話說,國家治理社會的能力并非外生給定,而是需要被培育。即便中國各級政府具有較強的治理能力,但當前也急需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因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對民主、法制、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加;同時,中國因國際地位的提升與世界主要國家的關系變得更加復雜。

四、 首屆中國微觀經濟理論論壇

為促進微觀經濟理論研究與交流,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微觀室、經濟研究雜志社、北京 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南京大學經濟學院、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吉林大學商學院、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文瀾學院、重慶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華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排序不分先后)于2019年3月共同發起“中國微觀經濟理論論壇”,旨在使其成為中國微觀經濟學領域的優秀成果與前沿研究的年度學術盛宴。該論壇擬每年舉辦一屆,由各發起單位輪流舉辦。

2019年12月7日至8日,首屆“中國微觀經濟理論論壇(2019)”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承辦。論壇既關注理論研究的國際前沿,又注重“直面現實”研究中國問題,推進中國微觀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創新。

在主會場環節,劉元春與張永山強調了運用現代微觀經濟理論研究中國問題,推進具有中國元素的微觀理論發展的重要意義;楊瑞龍、孫寧、聶輝華和李建培四位嘉賓則分別以供給主導性的制度變遷、規制約束對勞動力市場均衡的影響、動態的政企關系分析框架以及成本型差別定價的福利影響為主題進行了主旨演講。之后,首屆中國微觀經濟理論論壇分10個分論壇對優選出的40篇優秀論文進行了展示,主題涉及組織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公共經濟學、勞動經濟學、金融經濟學等多個支領域。入選論文的研究角度非常廣泛,不僅有對創新、研發補貼和知識產權保護的研究,又有對稅制結構、準公共品、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政企關系的研究;既有對信用風險、金融創新與監管的研究,也有平臺位置拍賣、線上與線下競爭以及搜尋理論方面的研究。論文的研究方法以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等理論研究為主,但一些論文也采用了基于微觀數據的計量研究方法。總體上,本次論壇集中體現了中國微觀經濟理論領域學術研究的優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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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于三農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