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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中國宏觀經濟新常態步入新階段的一年，是全面步入其艱難期的一年，也是中國宏觀經濟結構分化、微觀變異、動蕩加劇的一年。與以往年份不同的是：

第一，在出口下滑和投資增速持續回落的作用下，中國經濟增長出現超預期下滑，各類指標創近20年來的新低。GDP增速的“破7”、非金融性行業增速的“破6”、現價工業增加值和主營業務收入的“0增長”、企業利潤以及政府性收入的“負增長”都標志著中國宏觀經濟于2015年步入深度下滑期。

第二，GDP平減指數步入“負增長區間”。這標志著中國經濟下滑的核心因素開始由長期趨勢性因素轉向中短期周期性因素，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以及通貨緊縮的全面顯化逐步成為宏觀調控的核心問題，持續的工業蕭條開始向服務領域和消費領域擴展，宏觀景氣開始承受全面回落的壓力。

第三，出口小幅負增長、進口大幅負增長以及由此帶來的“衰退式順差”的快速增長，不僅標志著中國宏觀經濟存在過剩的儲蓄，同時也表明內需回落速度要遠大于外需回落的速度，全球不平衡逆轉所引發的中國結構性調整壓力以及內部不平衡引發的扭曲已經成為中國經濟下滑的主導因素，結構性再平衡應當成為治理總量失衡的核心任務之一。

第四，在收益下滑、預期回落和價格下降等因素的作用下，資金運轉速度出現下滑，社會融資和銀行貸款出現內生性收縮，資金鏈條出現變異。在流動性向實體經濟滲透能力大幅度下滑的同時，“衰退性泡沫”的持續出現——2014年底到2015年二季度的股市大漲、4月份以來一線城市房價的飆升以及二季度以來債市的繁榮——已表明中國流動性困局已經出現。

第五，利用股權融資以及地方債等手段來實施去杠桿、降債務的阻力重重，“天威債違約”、“6·15股市波動”、“8·11匯率事件”以及“中鋼債違約”不僅說明中國金融風險上升到新的高度，同時也表明中國結構性調整需要精確制導，尤其是貨幣政策和金融政策。

第六，穩增長的各類舉措已步入“效果加速遞減階段”，各類政策在地方政府懶政庸政、部門利益沖突、政商關系重構、動力激勵體系轉換等因素的作用下難以發揮應有的效果，宏觀經濟政策面臨全面挑戰。

第七，同時，企業微觀指標出現變異，中國宏觀經濟正處于微觀行為模式整體性變異的邊緣。從企業角度來看，“通縮-債務效應”開始顯化。一方面生產價格水平的持續回落大大降低了經濟主體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持續高漲的債務導致企業債務成本加速上漲，中國生產主體已經從“借新還舊”開始全面進入“借新還息”的階段，部分企業步入“盈虧”與“倒閉”的臨界點。這直接導致資金全面收縮、投資下降、去庫存加速以及預期低迷等內生性收縮全面顯化。

從政府角度來看，在稅收疲軟和土地出讓金大幅度下滑的作用下，政府收入增速回落明顯，局部區域政府運轉困難現象開始顯現，各級政府行為模式正處于新舊動力機制轉換的空當期。

從居民角度來看，收入分配政策的加速和維穩政策的加碼保證了居民收入增速暫時沒有隨著GDP增速的回落而下滑，但宏觀景氣的持續下滑和資產價格的異常波動直接導致收入預期和消費信心的回落，居民持續繁榮的消費局面也面臨下行的壓力。

第八，值得高度重視的是，中國經濟本輪深度回落的經濟低迷期與以往經濟深度下行期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經濟疲軟有本質的不同——中國經濟在總體低迷中出現了深度的分化，轉型成功省市的繁榮與轉型停滯省份的低迷、生產領域的蕭條與消費領域的繁榮、傳統制造業的困頓與新型產業的崛起、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低迷與創新領域的活躍同時并存。這不僅標志著中國經濟結構深度調整的關鍵期、風險全面釋放的窗口期以及經濟增速筑底的關鍵期已經到來，同時也意味著中國經濟在疲軟中開始孕育新的生機，在艱難期之中曙光已現，在不斷探底的進程中開始鑄造下一輪中高速增長的基礎。

第九，持續的穩增長政策在四季度開始有所收效，多項宏觀經濟指標有趨穩的跡象，但由于外部環境的持續低迷、內部增長動力的弱化以及各類周期性力量和趨勢性力量還沒有探底，2015年3-4季度不是本輪經濟運行的底部。

（本文節選自中國人民大學宏觀經濟論壇團隊的研究報告，執筆人為劉元春、閆衍、劉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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