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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和中誠信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近日在京舉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楊瑞龍、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金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張文魁、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董事長閆衍等專家，圍繞國企改革新思路和降低國企債務發表了各自的觀點。

　　新時期更宜分類推進國企改革

　　經過30多年的改革，我國國有企業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

　　從數據來看，國有企業自進入新世紀以來，首先呈現出總體下降的趨勢，但是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的沖擊下，開始出現逆勢的增長；國有企業的資產自新世紀以來也呈現不斷的上升趨勢，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全國國有企業的資產額度加速上升；國有企業的盈利情況呈現出兩極分化，一方面，盈利企業的盈利額在持續上升，另一方面，虧損企業的虧損額也是在持續上升，自2008年后極化效應更趨嚴重；國有企業的微觀效率指標，如國有企業盈利面、總資產回報率、凈資產回報率、銷售利潤率和已獲利息倍數等指標，呈現出逆轉趨勢；國有企業的上繳稅金總額持續攀升，但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國有企業的職工人數保持平穩，但在城鎮就業中的比重持續下降；國有企業的效率根據行業的不同表現出巨大的差異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的改革目標，社會主義作為基本制度決定了必須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中國作為轉型中的發展中大國，必須要做大做強做優一批國有企業。而要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中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就必須大力發展民營經濟與改革國有企業。因此，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不應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共榮共進的，關鍵是確認它們在各自適宜發展的領域發揮作用。

　　在國有制的框架內探索國有企業走向市場的改革思路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因為在國有制的框架內難以解決政企分開與所有權的可轉讓性這兩大難題，這是承包制、股份制等都難以根除國有企業傳統弊端的重要原因。

　　因此，事實上并無必要對所有的國有企業都進行市場化改造，而是可以從產品性質及行業特性兩個維度來客觀制定功能導向的分類方法，以此來對不同類型的國有企業選擇不同的改革模式，即：提供公共產品的國有企業宜選擇國有國營模式；壟斷性國有企業宜選擇國有國控模式；競爭性國有企業一部分宜進行產權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一部分宜實行民營化。同時，需要根據創新鏈的不同環節來界定國企存在的范圍，構建在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的“國民共進”的協調合作框架。

　　在分類改革原則下推進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公共產品領域推進“長期導向”下的混合，在自然壟斷領域推進“控制權導向”下的混合，在競爭性領域推進“流動性導向”下的混合。

　　國企分類改革要求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在公共產品領域，國資委對國有企業履行管企業與管資產并重的職能，以管企業為主；在自然壟斷領域，國資委對國有企業履行管資產與管資本并重的職能，以管資本為主；在競爭性領域，國資委對國有企業履行管資本的職能。

　　在利益相關者合作邏輯下，分類分層推進國有企業治理結構的創新。在公共產品領域，對國有國營的企業構建內部人決策與外部人監督有機結合的治理結構；在自然壟斷領域，對國有國控的企業構建董事會共同治理、監事會共同監督、外部相機治理有機結合的治理結構；在競爭性領域，構建共同治理與相機治理相結合的治理結構。

　　在分類推進治理結構創新的基礎上，分類構建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激勵機制。在公共產品領域，對國有企業領導人的職務晉升激勵與薪酬激勵相結合，以職務晉升激勵為主；在自然壟斷領域，對國有企業經營者中的中管(中組部任命)高管以職務晉升激勵為主，薪酬激勵為輔，對國資委與地方政府任命的高管兼顧職務晉升激勵與薪酬激勵，對市場招聘的職業經理人采用市場化的薪酬激勵；在競爭性領域，對國企經營者主要采用市場化薪酬激勵。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金碚：

　　國企改革應揚長避短而非追求完美

　　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從1984年開始，在此之前一直是農村改革，而后才是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是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主。當時我提出一個觀點，國有企業是一個特殊企業，是一個具象，永遠不可能改造成和其他一般企業一樣。而那時的主流研究認為，國有企業應該和其他企業一樣，其改革方向也應該是追求效率和利潤最大化。

　　國有企業是特殊企業，不僅和其他企業不同，即使是國有企業之間也有差別，所以必須進行分類，只是分類方式不同。從30多年來的改革歷程來看，國有企業改革的確一直在分類，但分類的標準卻一直沒有分清楚，各種分類都沒有辦法適應各個國有企業不同的情況。國有企業有優點也有缺點，但是無論如何不可能改造成一個跟一般企業一樣的企業，如果它能改成一般企業一樣的企業，就沒有必要存在。

　　而正因為如此，才會產生當下經濟學家對國有企業改革焦慮的問題。焦慮的本質是什么呢？通俗說叫“削足適履”。經濟學家總是想給企業做一雙“鞋”，要求“腳”去適應“鞋”，但是這個“鞋”怎么做也不適合。包括對國有企業的分類也是如此，先想好了分類，然后把企業放進去，結果怎么放都不合適，這是由經濟學的性質決定的。

　　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經過定義確定的，即在研究之前就想出了一套概念和范式，然后用這種概念去認識世界，這直接導致了經濟學所構造的系統是高度理性的，沒有一個概念是精確的，可以精確對應于現實世界。

　　比如，企業要追求利益最大化，這個概念就是由經濟學定義出來的，但現實世界并不完全是這樣。任何一個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不會單純追求利益最大化，它們都是有意志的，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同時，都有自己的意志和其他追求。因此，經濟學在研究企業的時候應該注意到，世界上的所有企業不都是一樣的，不能只定義為一種。

　　在國有企業改革中，我們更應該糾正這個顛倒的邏輯。所有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運行不僅是為了獲取最大利潤，無論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國有企業都是國家實現意志的一種工具，都可以被用來實現其價值追求，這種情況在經濟困難時表現得尤為明顯。為了解決特殊的經濟社會問題，特別是在國家發生嚴重危機時，國有企業總是被要求發揮特殊的功能，更大規模和更高深度地進入一些經濟領域。而當解決了特殊問題或克服了嚴重危機后，國有企業又往往被要求適時退出，避免過度存在而對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產生負面影響。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特殊功能往往在非常時期更能發揮作用，而在正常時期，其局限性往往反而表現得比較顯著。這突出地體現了國有企業非同一般的性質和優缺點，也表明國有企業負有非同一般的經營責任。

　　總之，國有企業改革是一個具象問題，必須分類處理。與此同時，所有的國有企業也都是不一樣的。需要明確的是，國有企業就是應對重大風險的一種特殊的企業組織形式，它有優點也有弱點，我們要做的就是揚長避短，發揮其優點和作用。中國的國有企業是一個具有巨大功能亮點的組織形式，雖然它有不為人所滿意的地方，但全世界的國有企業都這樣。我們在改革的過程中必須要認識到這一點，也必須要明白中國的很多重大問題要依靠國有企業來解決，比如“一帶一路”等。所以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應為如何揚長避短，而不是追求完美。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張文魁：

　　遏制國企債務快速上升勢在必行

　　首先，我提供兩個數據。一是我國國有企業債務占比達到非金融企業債務的50%。二是，根據我們的估算，國有企業對GDP的貢獻率達到21%-22%。這就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關系到國有企業債務是否安全？是否有償債能力？因此，國有企業債務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問題也應引起重視。

　　有人說，非國有企業也有很多負債，為什么說宏觀經濟困難主要源于國有企業債務？時間回到1998年。當時我國經濟處于轉折點，而且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那時宏觀經濟也比較脆弱，我國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負債率達到63.7%。接下來的十幾年內，這個數字一直在穩定下降，到2015年降到56.6%，工業這塊總的來說下降非常明顯。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由私營工業企業更加快速下降帶動的。私營工業企業的負債率在2001年是59.7%，到現在只有52%，一直處于下降通道，實際上一直在去杠桿，而52%是比較正常的負債率。國有企業完全是另外一個故事。國有工業企業，包括國有獨資企業和國有投資公司的負債率，在2001年達到62.3%，基本處于穩定水平，現在還是61%左右，基本沒有下降。

　　實際上，如果把全部非金融國有企業，包括商業類、服務類行業企業放到一起來看，負債率上升速度是比較快的，現在是66%點多。如果用曲線圖表示的話，這個曲線是分岔的，私營企業在往下走，國有企業往上走，還在加杠桿。

　　再來看國有企業的償債能力。從數據最齊全的工業行業的國有企業的利息保障倍數來看，這是衡量償債能力的一個最核心指標。1998年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息保障倍數是1.67，基本上賺一點錢就夠還利息，連還本可能有點困難；2015年則是6.48，明顯上升。這個上升是什么帶來的？主要是非國有企業、私營企業上升帶來的。私營企業在1998年沒有數據，2001年是4.45，到現在是8.03，基本上上升一倍。國有企業(國有獨資企業和國有投資公司)，在2001年是1.83，現在是2.0，基本上沒有上升。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國有獨資企業加上國有投資公司利息保障倍數和1998年、2000年沒有明顯改善，還是處在非常令人擔憂的狀況，而私營企業已經上升很高了。

　　分析企業的償債能力，資產周轉率也是一個很有用的指標。資產周轉率不但會嚴重影響利息保障倍數，也與杠桿率相關聯，因為資產周轉率中的營業收入直接關系到GDP。私企和國企的資產周轉率在本世紀以來都有很大提高，2011年之后又有所下滑，但下滑幅度并不是很大。不過，國企資產周轉率一直遠遠低于100%，而且2007年之后一直比私企低100個百分點以上，同樣處于工業領域，這樣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國企的資產周轉率太低，說明國企大量資產未能得到充分有效利用。這也是為什么我說宏觀經濟脆弱性主要來自于國有企業債務。

　　雖然私營企業也存在不良債務問題，但是國有企業的債務問題帶來的影響遠遠超過私營企業?，F在國有企業債務總量很大，按照財政部公布的數據，2016年12月份，國有企業債務總計達到87萬多億，今年3月份則達到90萬億，而且現在每個月還在以同比10%，甚至15%-16%的速度增長。

　　對國有企業債務，國家要下決心解決，否則會增加宏觀經濟脆弱性。當然，從這兩三個月來看，整個宏觀經濟在改善，需求端回暖還比較明顯，預計國有企業利息保障倍數、資產周轉率都會有一些改善。但是很難判斷這種宏觀經濟改善會持續多久，會有多強烈。這幾個月宏觀經濟的改善應該是一個小周期，而不是大周期，是一個弱周期，而不是一個強周期，國有企業債務風險還沒有消除。所以我們仍然要認真對待國有企業負債問題。除了果斷控制國有企業快速加杠桿的趨勢，更重要的是要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通過股權重組來推動債務重組。這樣不但可以消除來自國有企業帶來的宏觀經濟脆弱性，而且中長期來說還可以提高我國宏觀經濟潛在增長水平。

　　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公司董事長閆衍：

　　債轉股有利于降杠桿和促改革

　　當前中國整個債務問題最主要還是非金融企業債務問題。非金融企業債務問題里面最主要還是國有企業債務問題。我們測算，非金融企業債務在整個中國杠桿里面占三分之二以上，目前我們整個非金融企業債務占到160%多、將近170%的水平。在這里面國有企業的債務大概占了118%左右。就是說整個非金融企業杠桿率里面最主要的還是國有企業。

　　這么高的杠桿率怎么解決？去年的供給側改革里面我們提出了去杠桿的改革思路，去杠桿主要還是要通過降低國有企業的債務率來解決國有企業的債務風險問題。如何去杠桿呢？最近提出了債轉股的思路。債轉股本身也是經過了反復，從2016年3月份提出相關的債轉股的改革想法，到5月份、6月份有關專家就表示不能更多地債轉股，到10月份銀監會包括國務院出臺相關的債轉股辦法。

　　這一輪債轉股相對于1999年的債轉股而言有很大差異。一是從市場化來看，市場化、法治化的原則，是這一輪債轉股的基本原則差異。二是要求強化約束機制，跟以往也有差異。此外在實施主體、篩選標準上以及債轉股的方式上，也都有很大差異。但到目前為止，根據我們的統計，從去年10月份推出債轉股的思路和改革想法，到今年3月初落實債轉股相關措施已經有30多起、規模達5000多億元的債轉股案例的出現。

　　從短期來看，債轉股確實還是降低了企業的杠桿率。舉幾個簡單的例子，比如武鋼通過債轉股，使武鋼杠桿率降低10%。再比如山東黃金，通過債轉股去杠桿，杠桿率也降低10%。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這樣大型的央企和地方國企通過短期去杠桿政策，使債務率有了大幅度下降。

　　債轉股在短期來看確實降低企業杠桿率，長期來看還是要建立企業的債務約束機制，特別是企業資本金的約束機制，如果沒有這個約束機制，長期來看可能會回到老路上去。我們也看到上一輪債轉股里面，通過債轉股使企業杠桿率降低大概10個百分點，但是短短幾年以后，杠桿率又回升到以前的水平，而且回升得更高。而且目前上一輪債轉股的很多企業都面臨新的債務困境，比如東北特剛，上一輪在轉股主體已經出現違約問題，進入破產程序。

　　另一方面，債轉股從長期來看對國有企業的混改還是有一定的幫助。首先從公司治理層面，目前我們實施債轉股的主體不一樣，主要是債轉股機構。未來債轉股機構對國企治理應該可以起到促進作用。其次，從債轉股實施機構來看確實存在很大差異。目前主要是各大銀行自身，以及銀行下屬債轉股實施機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保險機構的保險資產管理機構，以及國有資本投資運營機構。這些主體的存在，有利于構建一個競爭性的債轉股實施主體。第三，從實施方式來看，武鋼債轉股是以債轉股基金形式，通過債轉股基金置換銀行債務，已經普遍得到了市場認可。未來會有更多債轉股方式，包括債轉股基金、產業轉型基金，還有其他類似方式。這些方式有助于將民間資本和社會資本納入到整個債轉股實施機構和方式里面，同時也能納入到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里面。

　　因此，通過債轉股在短期內能夠降低杠桿率，從長期來看，有助于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原標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楊瑞龍：新時期國有企業改革應有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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