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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改革”成為了廣為人知的高頻詞匯。不過，“供給側改革”等術語在主流宏觀經濟學很少被提及。比如，非常流行的曼昆版《宏觀經濟學》教科書只是簡略介紹了導致滯脹的供給沖擊和應對沖擊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此外，供給學派也沒有建立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客觀地說，“供給側改革”確實是切中中國經濟時弊的重大舉措，有助于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和產能過剩等問題，為“新常態(tài)”下的中國經濟增長注入新的活力。因此，需要深入思考并認真研究如何推進“供給側改革”。

　　第一，不能照搬英美供給改革經驗，因為他們當時面臨的是滯脹而我國現(xiàn)在是通縮。

　　從表象上來看，當前中國面臨的增長下滑、國企效益下降和宏觀調控效果欠佳等問題與20世紀80年代初英美的處境有些類似。不過，問題背后的內在機理卻完全不一樣。英美當年所面臨的經濟困境是滯脹，緣起于超越發(fā)展階段過度建設福利社會、石油供給沖擊、資本主義條件下過度發(fā)展國有企業(yè)等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多重因素。而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總需求管理手段無法同時實現(xiàn)穩(wěn)增長和控通脹兩個目標。在這一背景下，英美推行了以減稅、放松管制、國企改革和削減福利開支等為核心的供給改革。其根本目的是刺激供給，推動總供給曲線右移，同時實現(xiàn)穩(wěn)增長和控通脹兩個目標，從而幫助經濟走出滯脹困境。也就是說，英美推行的供給改革是完全對癥的藥方（當然，經濟史學界對此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見）。

　　然而，當前我國經濟并沒有陷入滯脹，而是呈現(xiàn)出“債務-通縮”跡象，一方面?zhèn)鶆詹粩嗯噬硪环矫嫱s壓力持續(xù)加劇。客觀地說，當年英美供給改革的很多舉措值得中國借鑒。但如果照搬其治理滯脹的供給改革來解決中國面臨的“債務-通縮”問題，顯然藥不對癥。在當前產出缺口和GDP平減指數(shù)均為負的背景下，籠統(tǒng)地通過增加資本、勞動、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和提高效率，雖然會推動供給曲線向右移動從而彌補產出缺口，但是卻會加劇通縮壓力、提高中國陷入“債務-通縮”陷阱的可能性。此外，籠統(tǒng)地刺激潛在增長還會進一步惡化中國本已嚴重的產能過剩和房地產庫存高企等問題。

 　　第二，不能從供給側籠統(tǒng)地刺激潛在增長，而應對供給側進行結構性調整以滿足受抑制的潛在需求，從供需兩側平衡快速增長。

　　既然不是簡單地刺激供給和提高潛在增長率，那么怎么理解“供給側改革”呢？長期以來，我國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的指引下，實行出口導向的高投資發(fā)展模式。管制下的大部分生產要素被分配給工業(yè)部門和出口部門，并形成了出口-投資聯(lián)動機制。上述模式在人口紅利、全球化紅利和改革紅利強力釋放時期可以推動經濟快速增長。但是，當金融危機后這些紅利減弱時，就自然出現(xiàn)了工業(yè)和出口部門產能嚴重過剩，而教育與醫(yī)療等民生板塊產品與服務供給數(shù)量較少、質量較差的結構性難題。“四萬億”計劃與近幾年宏觀調控實踐表明只靠擴大總需求無法化解供給側的結構性矛盾。而且，中國產能過剩是地方政府晉升與財稅雙重激勵下產生的，市場難以自我消除。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大對教育與醫(yī)療等民生板塊的投入而減少對于僵尸企業(yè)的無效輸血，既能讓供給增長更為有效，又能消除產能過剩問題，從而化解供給側的結構性矛盾。

　　考慮到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7800美元并且即將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民眾對高品質教育、醫(yī)療、食品等的潛在需求非常旺盛，從供給側完全可以激發(fā)這一受抑制的需求。雖然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引發(fā)的去產能短期內會導致經濟增速下滑，但是長期而言可以促進供給和需求平衡發(fā)展，從而替代以往的出口－投資驅動模式，為經濟增長注入新的活力。去產能后短期內潛在增長下滑但長期中回升的一個佐證是，1998-2002年通縮時期同樣存在負產出缺口，但去產能之后潛在增速與實際增速都大幅提高。

     第三，不能否定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為主的短期總需求管理。

　　以結構性改革和市場化改革為核心的供給側改革屬于中長期政策，而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為主的短期總需求管理屬于短期政策。兩者相互補充、相得益彰，將兩者對立起來是錯誤的。

　　其一，認為當前總需求不足，因此無法管理總需求和不要總需求管理的看法是錯誤的。20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失業(yè)率高達四分之一，總需求嚴重不足。面對總需求不足的情況，美國政府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用政府消費彌補私人消費，用政府投資彌補私人投資。2009年中國出臺“四萬億”計劃也是基于類似邏輯。另外，還可以使用寬松貨幣政策降低真實利率，從而激勵投資。在常規(guī)政策空間不足的時候還可以通過量化寬松政策來降低長期利率和其他資產的利率，以進一步激勵投資。因此，雖然總需求不足，但是仍然需要總需求管理。

　　其二，即使是大力推進供給側改革，也需要總需求管理的配合。如果大力推進結構調整和去產能，那么短期內會加劇經濟下行壓力，因此需要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適度寬松加以緩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非常清楚地表述了兩者的配合關系。“十三五”規(guī)劃建議更是首次強調宏觀調控要“短期和中長期結合”。短期政策以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為主，主要用于逆周期調節(jié)經濟波動。中期政策要以拉動消費與降低企業(yè)稅負為核心，從需求和供給兩端促進經濟平衡增長。長期政策則要依靠“供給側改革”和市場化改革，主要用于提高潛在經濟增速。

 　　第四，不能以供給側改革之名行微觀干預之實，走政府用產業(yè)政策主導投資的老路。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市場化改革大方向，“十三五”規(guī)劃建議則提出宏觀調控要“減少政府對價格形成的干預，全面放開競爭性領域商品和服務價格”，更是意在明確區(qū)分宏觀調控和微觀干預。宏觀調控是在保證市場機制發(fā)揮作用的基礎上對總需求進行逆周期調節(jié)，而微觀干預則是在市場失靈前提下對市場機制的替代。以往以宏觀調控的名義對市場進行微觀干預的現(xiàn)象經常發(fā)生，比較常見的一種干預形式是政府用產業(yè)政策主導投資，追求經濟增長。這不僅導致宏觀調控難以達到穩(wěn)定經濟的目標，而且擾亂了市場秩序和加劇了經濟波動。

　　目前中國與發(fā)達國家在核心技術層面上還存在差距，產業(yè)政策仍能發(fā)揮一定的引領作用。但是，產業(yè)政策很難進行逆周期操作，因為很多大型項目的周期比普通經濟周期還要長，這導致調控的外在時滯太長。而且，產業(yè)政策在制定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新興產業(yè)發(fā)展方向難以判斷和政治經濟周期等因素的影響，從而扭曲市場的自然發(fā)展規(guī)律及其對資源的有效配置。此外，產業(yè)政策還容易帶來尋租和腐敗等問題。正因如此，世界各國即使重視產業(yè)政策也很少將之作為常規(guī)宏觀調控手段。

　　因此，不能以供給側改革之名行微觀干預之實、走政府用產業(yè)政策主導投資的老路。而是應該著眼市場化改革，真正落實簡政放權和放松管制。一是，轉變政府職能，從發(fā)展主義型政府轉型為公共服務型政府。為此，要加大力度推動地方政府績效考核體系改革、財政體制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同時，還要處理好三大關系，即政府、市場和企業(yè)之間的關系，政府、社會和國民之間的關系，中央政府、部委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這樣才能從根本上化解產能過剩和房地產庫存過高等難題。二是，推進要素市場改革，逐漸實現(xiàn)要素價格的市場化，使資源配置更加有效。因為要素市場扭曲是導致中國供給結構、需求結構、分配結構等經濟結構失衡的根本原因，所以用“政府之手”調結構只會越調越亂，用“市場之手”調結構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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