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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將是中國宏觀經濟探底反彈進程全面開啟的一年。在世界經濟周期、中國房地產周期、債務周期、庫存周期、新產業培育周期、政治經濟周期以及宏觀經濟政策再定位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宏觀經濟將在2016年出現深度下滑，本輪周期的第二個底部在三四季度開始出現。

　　2016年不僅要面對探底的不確定性，同時還將面臨兩大類風險，即微觀主體行為整體性變異帶來的宏觀經濟內生性加速下滑的風險，以及各種“衰退式泡沫”帶來的沖擊和系統性風險。因此，我們必須對改革動力體系的構建、房地產市場的復蘇、世界經濟的變異以及宏觀經濟政策定位問題進行高度關注。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中國經濟中出現了大量的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動力，在低迷中有繁榮，在疲軟中有新氣象，在舊動力衰竭中有新動力，在不斷探底的進程中開始鑄造下一輪中高速增長的基礎。

　　因此，2016年必須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再定位。經過全面培育新的增長動力機制，中國宏觀經濟將在2017年后期出現穩定的反彈，并逐步步入中高速穩態增長軌道之中。

　　經濟總體走勢為前高后低　　　　　　　　

　　2016年將是中國宏觀經濟探底反彈進程全面開啟的一年。一方面，它將延續“新常態”攻堅期的基本邏輯，各類宏觀經濟指標在趨勢性力量和周期性因素的疊加作用下出現進一步的回落，很多微觀指標也可能會出現全面的變異，使經濟探底的深度和持續的長度出現超預期的變化。另一方面，隨著內部結構調整的深化和新的增長動力機制的形成，2016年中國經濟將在持續探底中開始出現底部趨穩的跡象。2016年中國宏觀經濟總體走勢為前高后低，一二季度經濟增速繼續回落，三四季度開始出現底部趨穩的跡象。

　　必須明確的是，本輪中國經濟的底部是多種周期性力量合力的產物。世界經濟是否將在2016年出現二次探底？房地產投資是否會在今年二季度成功反轉？中國的債務重組是否能夠緩解企業的債務壓力？中國存量調整是否能夠大規模啟動？增量擴張是否足以彌補不平衡逆轉和傳統存量調整帶來的缺口？宏觀經濟政策的再定位是否有效改變微觀主體的悲觀預期，并有效化解“通縮—債務效應”的全面顯化？新一輪大改革和大調整的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是否得到有效的構建？這些因素將一起決定本輪中國經濟下行的底部以及底部下行的深度和持續的長度。2016年經濟探底的基本邏輯在于：

　　2016年世界經濟難以擺脫2015年的低迷狀態。一是美國貨幣政策的常態化、中國進口需求的進一步回落、國際大宗商品的持續下滑以及全球制造業前期錯配帶來的深層次問題的顯化，都決定了2016年新興經濟體的動蕩將超越以往新興經濟體所面臨的各類波動。二是各類地緣政治的超預期沖擊可能導致全球經濟復蘇的夭折。三是全球投資收縮和貿易收縮并沒有結束，世界宏觀經濟不僅缺乏統一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更缺乏經濟反彈的增長基礎和中期繁榮的基本面支撐。四是世界危機的傳遞規律決定了本輪危機從金融到實體、從中心到外圍的傳遞并沒有結束，新興經濟體的資產負債表調整剛剛開始。因此，世界經濟不僅面臨總體性的持續低迷，同時還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這決定了中國不僅將面臨世界貿易收縮帶來的持續沖擊，同時還面臨全球資本異動帶來的沖擊。中國經濟難以在世界經濟探底之前成功實現周期逆轉。

　　中國的存量調整尚未實質性地展開。

　　產能過剩行業的過剩產能沒有全面退出，作為資金黑洞的各類僵尸企業依然普遍存在，高負債的國有企業在滾雪球效應的作用下依然是各類資金投放的焦點……因此，2016年全面啟動的供給側存量調整政策將決定存量運行的底部和反彈的時點。存量經濟的底部不現，總體經濟的底部就不會到來。

　　過高的庫存和過度的區域分化導致中國房地產周期調整比以往要漫長，并存在復蘇夭折的風險。2016年房地產全面復蘇的預期具有強烈的不確定性，但即將出臺的存量房地產庫存政策將大幅度降低這種不確定性，并提前實現房地產投資增速的逆轉。房地產投資增速不逆轉就難以實現短期的經濟企穩。

　　增量調整在近幾年持續進行取得了明顯收效，但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動力的培育需要較長的周期，難以在近期完全填補傳統力量轉型的缺口。2016年持續加碼的增量調整，一方面面臨政府財政支出的約束，另一方面面臨過度扶持帶來的泡沫化風險。

　　債務周期是決定本輪中國經濟周期的最直接力量。2015年年中的大股災加速了中國債務率的上揚，2016年中國IPO的全面重啟、地方債務的加速置換以及不良資產的剝離和處置將直接決定中國債務周期運行的狀況。債務困局不打破，吸金黑洞不消除，中國宏觀經濟中高速的良性運行機制就難以出現。

　　新一輪大改革與大調整的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的缺乏是經濟持續回落的深層次核心原因。2016年大改革與大調整的再定位能否構建出新一輪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是中國宏觀經濟能否實現觸底反彈的關鍵。

　　主要宏觀經濟指標預測

　　根據上述定性判斷，2016年將是近期中國宏觀經濟最艱難的一年。各類宏觀經濟指標將呈現進一步回落，微觀運行機制也將出現進一步變異。這將給中國進行實質性存量調整、全面供給側改革以及更大幅度的需求性擴張帶來契機，從而為2017年經濟周期的逆轉和中高速經濟增長的常態化打下基礎。根據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模型，2016年中國宏觀經濟主要指標預測如下：

　?。?span>1）預計2016年GDP實際增速為6．6％，比2015年進一步下滑0．3個百分點，但由于GDP平減指數僅為－0．1％，2016年GDP名義增速為6．5％，較2015年回升了0．1個百分點。其中，第一產業增速基本持平；第二產業增速為5．4％，較2015年進一步回落0．5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小幅回落，增速為8．0％。

　?。?span>2）2016年固定資產投資持續回落，增速估計為9．6％，但考慮價格效應，實際增速與2015年基本持平。

　?。?span>3）2016年消費依然平穩，增速估計為10．3％，較2015年略有下滑。

　?。?span>4）隨著世界經濟危機的傳遞，新興經濟體動蕩的加劇，歐洲和日本經濟復蘇的乏力，2016年中國外部環境持續低迷，但由于基數因素，全年貿易增速將出現反彈。預計2016年出口增速為2．1％，進口增速為1．1％。貿易順差為37892億元人民幣（5829億美元），較2015年增長5．1％。

　?。?span>5）隨著全球需求的低迷、超級大宗商品周期的持續以及各種地緣政治的影響，輸入性通縮的壓力依然存在，疊加內部需求的下滑，將使2016年價格水平保持較為低迷的狀態。預計CPI為1．3％，PPI負增長明顯收窄，GDP平減指數為－0．1％。

　?。?span>6）經濟下行帶來的財政問題進一步惡化，預計2016年在基金收入持續惡化的作用下，政府性收入同比僅增長2．1％。

　　宏觀經濟政策再定位

　　中國宏觀經濟的持續探底決定了2016年必須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再定位。對此，我們提出以下八點建議：

　?。?span>1）要從全球不平衡逆轉和全球危機傳遞的角度來認識需求管理政策與供給側政策的作用。明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增量調整和存量調整中的主導作用。一是由于市場體系的扭曲，導致需求側管理手段的效果處于遞減狀態，出口、投資、消費的調整達不到預期目標。二是在全球性結構失衡的背景下，我國供需失衡的結構性問題更加凸顯。在低端產業、高能耗產業上，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但中高端產品供給不足。這種結構性失衡的問題是需求側調整所解決不了的。

　　因此，要補短板，首先要調整發展戰略，從過去的不平衡發展戰略、外向型發展戰略向均衡性、內外兼顧的發展戰略進行轉變。其次，一些行業的進入、政府的管制要進行重構，要通過制度性改革破除過去“玻璃門”、“彈簧門”等一系列深層次問題。最后，政府還要采取一定的戰略性扶持舉措，用于新興產業、個別貧瘠的服務業等行業的扶持。

　　（2）供給側政策必須在增量調整的基礎上全面強化存量調整的力度。盤活存量、清除宏觀經濟運行的各種毒瘤是中國經濟轉型和復蘇的關鍵。供給側改革應該從三方面發力。一是要重構監管體系，通過簡政放權、放松管制等手段，加強市場建設，恢復市場活力，讓供給端對需求端的反應更靈敏。這樣供給端才能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讓過剩行業中的企業盡快退出，短缺的行業能有更多的資金和企業進入。二是要加強存量調整，對產能過剩行業、房地產庫存等發動“殲滅戰”。通過存量調整來退出一批、整合一批、發展一批企業，使產能過剩的行業能夠進行良性循環，恢復發展動力是此次去產能的重點。三是要放活增量，要為新興產業、高端制造業降低進入門檻，特別是要破除進入壁壘，根本性打破“玻璃門”、“彈簧門”。

　?。?span>3）經濟探底進程中的宏觀經濟定位要打破慣常思維。需求政策一方面需要配合供給側調整采取積極的取向，另一方面也要在下行壓力突破底線之前采取更寬松的定位。供給側改革需要整體規劃，短期和中長期措施協調配合。短期來看，就需要有底線管理，避免短期出現系統性風險，在穩增長的基礎上制定中期調整方案。此外，必須高度關注就業形勢演變，防范和化解勞動力市場風險。低度的大福利體系的構建是放松就業約束的必然之舉。

　?。?span>4）探底進程中，財政和貨幣政策也要圍繞上述改革來布局。在將財政赤字率提高到3％的基礎上，積極財政要向定向寬松的方向調整。例如，在企業部門債務負擔較高的情況下，財政需求刺激和要素改革應當相互平衡，以免在短期內失業與金融風險過快增加。又如在供給側改革中，利益協調是一個難題，也是深水區改革最頭疼的問題，需要政府有一個整體規劃，也要有完善的保障體系。探底進程中的貨幣政策也應當有適度寬松的導向，其哲學理念、理論基礎、政策框架和工具都應當根據新時期的要求全面重構。

　?。?span>5）必須抓住2016年觸底的時機，尋找大改革的突破口。并以該突破口為出發點，重新梳理大改革的實施路徑和操作模式，構建新的激勵相容的改革動力機制是2016—2017年調整的關鍵。例如，目前來看，企業降成本是很重要的任務，但我們必須意識到，降成本只是一個表象目標，它并非是簡單的、一次性的降成本，其背后的制度性、結構性改革才是重點，也是降成本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

　?。?span>6）金融改革和加強監管應當持續推進。特別是針對中國宏觀“去杠桿”的資本市場改革、資產證券化和國有企業改革等組合性措施應當快速推進。去杠桿是任何一個后危機時代都要做的事。一方面，要對野蠻生長、沒有真正服務功能和盈利能力的金融創新及時取締；另一方面，對有服務功能也有一定盈利能力的金融創新要進行全面規范；此外，對于目前已經出現過度負債的主體，必須由政府力量介入，防止局部風險演變成全局性、系統性風險。在實施這三項舉措的同時，從戰略角度看，還需要建立一個穩健的監管體系，用于加強對這類新興市場的監管，這也是從根本上彌補過去監管滯后所帶來問題的最好方法。

　　（7）調整目前房地產調控政策，改變簡單寬松的政策導向。針對不同區域和不同類型房地產企業進行分類治理，防范市場分化進一步加劇。房地產庫存調整政策應當與農民工市民化扶植政策結合起來。在去庫存的過程中需要解決四個難題：一是盤活庫存的資金來源；二是盤活庫存是政府主導還是市場自發進行；三是農民工市民化需要多方改革共推進；四是不同區域差別太大，管理成本很高。

　?。?span>8）要完成“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需要采取“政府＋市場”的組合模式，以政府主導改革來彌補市場失靈的核心功能，待市場功能恢復后則應由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其中，在前期，政府要通過主導各種改革來完善當前市場上的各種短板，使其功能恢復。在后期，大量的攻堅戰必須要由市場來發揮作用。在政府進行短期的扶持、補助的基礎上，市場將作為調節的主要手段，大量的產能過剩要靠市場競爭來進行，企業盈利也要靠市場競爭來進行，補短板也要靠市場競爭來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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