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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國推行的國際產能合作在世界經濟舞臺上備受關注。與央企相比，中國民營企業具有走出去的獨特優勢，能與央企優勢互補。在今后對外經濟關系中，推進民營企業的國際產能合作將是中國推動和實施對外新戰略的重要著力點和具體抓手。

民營企業參與國際產能合作的主要模式及其創新

在中國國際產能合作進程中，一批先行先試的民營企業已摸索出一些參與國際產能合作的重要模式：

民營企業“抱團出海”，通過境外建立產業集聚區、工業園區等方式開展“集群式”國際產能合作。截至2014年底，中國在全球50個國家建立118個經貿合作區，其中35個處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42個處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這些境外經貿合作區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合作和產業集聚的平臺。加工制造型境外經貿合作區是國際產能合作的主要載體，目前已經入區的中國民營企業達2790多個，累計產生480多億美元的產值，有力推動了國際產能合作。

傳統“平臺型”大企業通過“以大帶小”合作出海，以全產業鏈走出去的方式推進國際產能合作。這類“平臺型”大企業包括：行業內龍頭大企業、中國在海外的專業商品市場、海外工程總承包企業等。例如，浙江在海外構建的諸多專業商品市場，帶動了中國輕紡、建材、化工等領域一大批中小企業走出國門。江蘇、山東和重慶等地的民營企業在海外承辦相關建設工程，帶動了國內水泥、平板玻璃等行業的一大批中小企業開展國際產能合作。

通過互聯網平臺企業開展“互聯網+”國際產能合作，開辟民營企業新的國際合作空間。中國一批互聯網平臺企業已在國內與傳統制造企業深度融合，其業務也逐步拓展到全球新興經濟體。“互聯網+”國際產能合作不僅拓展了商貿流通領域，而且大大縮短了國內外需求方和制造商之間的溝通時間，也使得產業組織模式逐漸向圍繞需求方為中心開展。

中國民營企業與發達國家企業聯手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共同開發第三方市場。一批領先型的中國民營企業通過海外并購或與發達國家企業形成聯盟，借助其相對先進的技術或品牌、結合中國的制造能力，共同開發其他國家的市場。近年來，約有500多家中國民營企業通過與發達國家的企業開展產能合作，共同開發了全球市場。

民營企業參與國際產能合作所面臨的困境

根據對中國11省市125家開展國際產能合作的民營企業所做的調研，發現當前面臨的主要困境為如下四個方面：

風險高、保費貴。中國企業國際產能合作面臨著巨大的海外風險，風險防范意識不強，海外保險渠道有限、保險費用貴。根據課題組的調查，在和全球三大新興經濟體板塊開展國際產能合作過程中，有28%的企業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受到東道國政治風險影響；有17.6%的企業在國際產能合作的運營過程中受到東道國政治動蕩、領導人更迭等影響而遭遇損失；有14.4%的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受到東道國法律和監管風險的困擾；而78.4%的企業在國際產能合作過程中，沒有主動建立海外保險機制。部分企業反饋，現有海外保險機構少、保險品種少、保費高昂，也是國際化過程中保險率不高的重要原因。

融資難、融資貴。中國企業國際產能合作的融資渠道狹窄，海外融資難、融資成本貴。由于在國內難以通過資本市場獲得所需融資，東道國的金融機構難以授信給外國企業，而中國金融機構為海外開展國際產能合作的中小企業提供的融資渠道少、融資成本貴，有85.6%的被調查企業均反饋這一困難導致了中國企業國際產能合作過程中缺乏競爭力。

公共服務不足、咨詢費貴。推動中國企業國際產能合作的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營利性專業中介服務機構有限，且咨詢費用貴。國內現有研究和咨詢機構多是針對發達經濟體，但對“一帶一路”、非洲和拉美等新興經濟體的公共信息服務不足，專業中介機構數量少，僅有少數國際咨詢公司在華機構活躍，而且數以百萬計的費用是中國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難以承擔的。

國際產能合作過程中面臨“四不高”。所謂“四不高”是指國際化程度不高、應對東道國的危機管理能力不高、跨文化整合能力不高以及企業海外凝聚力不高。調查中發現，首先，中國企業的人才國際化程度不高，海外公司的員工、管理層、董事會國際化程度都普遍偏低；其次，應對東道國各種關系的危機管理能力較弱，例如，過度依賴于東道國的政府高層關系，不重視在野黨反對派、NGO、媒體的意見和聲音，一旦遇到危機就陷入困境；再次，民營企業在開展國際產能合作過程中，跨文化溝通能力不高，往往對東道國的文化、宗教、習俗等缺乏了解，容易引發不確定性風險；另外，部分民企在海外缺乏合作精神，為了拿到訂單，不惜采取惡性競爭手段，尚未形成海外拓展的合力。

在國家層面推動民營企業參與國際產能合作

國家層面應完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產能合作的立法和保障制度，推動民營企業參與國際產能合作。加快制定并實施《對外直接投資法》及相關的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規定，更新梳理已有對外直接投資相關法律法規，明確規定中國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一樣作為國際化的投資主體，對投資形式、審批程序、融資稅收政策、管理部門及其職能監管、中介服務機構、海外爭端解決等進行明確規定。

加強頂層設計，有序引導地方各省市自治區結合自身特色，發揮民營企業參與國際產能合作的當地優勢。應由國務院層面領導，發展規劃、產業發展、中小企業管理、外交等部門協同參與，避免地方政府“一窩蜂”地走出去，開展惡性競爭，增加海外投資風險。應立足地方各省市與三大新興經濟體板塊的合作基礎，并綜合考慮地理臨近性、產業關聯度和互補性、傳統友好城市、外交關系、民營企業國際化程度等因素，進行整體統籌。

將中拉國際產能合作“3乘3”模式拓展到全球，拓展第三方合作共同基金，通過基金、信貸、保險多種渠道綜合解決民營企業國際產能合作的融資困境。借助已有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為民營企業國際化的活動提供固定比例的支持；加速建立和完善海外保險機制，設立對外直接投資救濟基金，確保不高于國際標準的公平保費，以普惠廣大民營企業開展國際產能合作。

完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產能合作的公共服務提供機制，培育良好的海外產能合作生態系統，推動大中小企業海外抱團。在國際產能合作的信息服務方面，改進信息服務及發布方式，通過國內主管機構、國家駐外使領館、海外商會及海外平臺型企業等機構，為廣大民營企業提供投資信息。與“一帶一路”沿線、非洲和拉美等新興經濟體更多國家簽署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在海外風險防范方面，建立政府、企業與第三方合作的風險防范與預警機制，實現三方信息共享；支持建立分國別、分行業的海外商會等中介機構組織，規定其中必須有一定數量和比重的民營企業參與。支持國內分國別、分行業的智庫機構與東道國、第三方智庫聯合開展相關研究，為中國企業國際產能合作提供獨立的咨詢服務。

多措并舉，鼓勵并推廣已有創新模式，提升民營企業參與國際產能合作的競爭力。針對中國民營企業國際產能合作過程中的“四不高”問題，首先，堅持把培養國際化精英人才作為國家未來“人才戰略”的核心，建立國內與新興經濟體東道國的聯合培養機制，充分發揮海外華僑華人專業人士的作用，構建多層次的培養體系，并設立“新興經濟體”國際化人才培養專項基金。其次，建立常態化的境外風險防控機制、應急救助機制和化解經營風險機制；由國家外交、民政、新聞媒體等部門牽頭，協同學者和社會知名人士，形成與東道國的執政黨、在野黨、NGO、媒體等方面的多層次立體交流機制，營造中國國際軟實力和國際產能合作的輿論氛圍。再次，加強對跨文化領域的研究和傳播，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非洲和拉美國家，推動走出去的民營企業更好地開展跨文化融合。另外，推動海外商會等中介機構、海外“平臺型”企業等做好民營企業國際產能合作過程中的行為規范，避免和減少惡性競爭，提升凝聚力，形成國際產能合作的合力。

 

原文鏈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2899157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