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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晉斌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常務副書記、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

人類也許會從每一次大危機中吸取教訓，應對大危機的經濟政策也是如此。相比1929-33年的“大蕭條”， 2008-09年應對次貸危機的美國宏觀政策有兩大變化：首先是采用零利率+QE的貨幣政策以及出臺經濟穩定和復蘇法案的宏觀政策來穩定市場和刺激增長；其次是尚沒有出現1929-33年那樣“以鄰為壑”的貿易政策。2020年新冠疫情的大沖擊，美國宏觀政策力度突破了以往任何一次應對大危機的政策力度，體現出了大外部沖擊下的無上限對沖政策。同時，全球經貿投資領域出現了種種摩擦。

現在看來，2008年次貸危機美國的應對政策力度不算大。次貸危機爆發在美國，美國一共花費了不到1.5萬億美元，大約占2007年10%。2008年10月3日《2008年經濟緊急穩定法案》7000億美元；2009年2月17日奧巴馬簽署了《2009年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ARRA法案），法案涉及投資總額7870億美元，法案實施持續數年。在全球反危機的過程中，美國以外經濟體大力度的刺激政策有助于美國以及大宗商品出口國的復蘇。2020年新冠疫情美國僅財政援助和刺激政策已經歷過4輪，數額高達3萬億美元，占到2019年GDP的大約14%。而且目前正在醞釀3萬億美元的第5輪財政援助和刺激計劃；貨幣政策更是實施了零利率+無上限寬松的政策。

鮑威爾在美國當地時間5月17日的一次采訪中說，在新冠病毒疫苗出現之前，美國經濟可能無法完全復蘇，經濟的復蘇可能要等到2021年年底。5月13日鮑威爾在貨幣政策的講話中明確表態，美聯儲不會采用負利率，貨幣政策還有工具和空間；同時美聯儲需要財政政策配合來防止出現由于疫情持續沖擊帶來的企業償付風險問題。

美聯儲最近一系列的表態信號至少有三個方面的意思：一是美國經濟在疫苗出來之前無法全面復蘇，經濟全面復蘇時間會延遲，盡管特朗普是非常想要美國經濟率先復蘇。二是拒絕負利率，保持強美元；三是美聯儲仍有工具，財政還會出臺進一步的刺激措施，實施救助以及減輕或阻止企業出現償付風險等問題。

從今年1季度的情況來看，由于疫情沖擊，歐美經濟情況是很不樂觀，預計2季度也不樂觀。在上述背景下，對于其他經濟體的宏觀政策來說，就面臨三個選擇：  

第一種選擇是“等風來”。等美國等全球主要經濟體復蘇之后，通過外需來拉動自己的增長。宏觀政策聚焦于疫情防控和社會救助，盡力保住居民基本生活的消費能力。

第二種選擇是“邊看邊做”。觀察最重要的幾個經濟體宏觀政策能做到什么水平，然后確定自己的宏觀政策，依據自己的財力和貨幣政策空間來相機抉擇。

第三種是率先復蘇。率先復蘇首先取決于疫情防控效果；其次取決于財政能力和貨幣政策的空間。

選擇第一種的應該是絕大多數G20以外的經濟體，大多數屬于中等、中低和低收入經濟體。從IMF提供的全球疫情政策來看，這些經濟體的財政本身困難、在國際市場籌資困難，而且疫情防控需要采取各種國際援助的形式來完成。

選擇第二種的經濟體大多屬于中等或中等以上收入的經濟體。這類經濟體有一定的財力，宏觀政策的特點主要是動用自己的資源抗疫情，保持社會救助，尤其是對于就業最重要的中小企業的各種財稅和信貸政策安排，政策的力度相對適中。

選擇第三種的經濟體主要是大經濟體或者是外貿依存度大的小經濟體（比如新加坡等）。率先復蘇對于維持和提升自己在國際市場上的產品供應鏈極其重要，這也關乎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的發展戰略。

對于選擇第一種的經濟體來說，本身就不具備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地位的能力和條件，能夠抗疫情成功是一切政策的出發點，對世界經濟總量的影響不大。對選擇第二種的經濟體來說，大多數宏觀政策保持相對溫和的態勢，因為過大的貨幣政策降息將進一步導致資本外流，貨幣政策的空間受到明顯的約束。

對美國以外的出口導向經濟體來說，選擇率先復蘇將面臨四個問題：一是未來一段時間外部市場急劇萎縮，出口面臨巨大壓力；二是強美元下的匯率波動風險問題；三是全球經貿摩擦帶來的種種逆全球化問題；四是全球的生產能力已經遠大于消費能力的問題。

從2020年4月份的復工復產、進出口等數據來看，全球表現相對好的大經濟體主要是中國和日本。對于日本來說，過去十幾年的增長始終處于平淡的水平，也難以有爆發力出現持續的好增長。對于中國來說，同樣面臨上述四個問題。對于第一個問題，近期出口除了疫情防控物質等有大幅度增加外，其他的大多出現了明顯的下降。尤其是在歐美主要市場耐用品消費急劇萎縮的條件下，非抗疫類的制造業出口（比如汽車行業等）將面臨嚴峻的壓力。對于第二個問題，人民幣匯率是相對穩健的。不管是從經濟基本面、利差還是外匯儲備來說，具備保持相對穩定的能力。對于第三個問題，目前很難給出未來全球化狀態的完整判斷，但有一點可能會逐步顯現出來：技術市場和產品市場的分離可能是全球化未來的趨勢。美國及部分發達經濟體的跨國公司研發技術的核心環節可能會逐步回流本土，但產品的銷售是全球化的。換言之，未來的全球化不會終止，但不是分享技術的全球化，而是分享產品的全球化。對于第四個問題我們可以看出，疫情期間疫情防護用品的短缺在很短的時間里得到了明顯的改善，有些甚至過剩（比如口罩）。全球生產能力已經遠大于消費能力，這一點也是過去十年來全球貨幣急劇增長并沒有帶來明顯通脹壓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對于中國來說，率先復蘇應該是基于內需的率先復蘇。宏觀政策的出發點側重于兩點：內需增加和技術進步。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內需。這里的內需增加要強調外溢性的減少，不會走2008-09次貸危機刺激投資需求的老路。財政和信貸政策會側重于把政策紅利放在擴大居民的內部需求和就業上，減少政策紅利的外溢性。從全球疫情的發展來看，截止目前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政策紅利聚焦于國內居民需求，提高居民消費是形成有消費能力的國內大市場的關鍵因素；政策紅利聚焦于技術進步是穩定和提升產業鏈的關鍵因素。

從目前全球對美元的需求來看，疫情對美元體系的沖擊不會太大。美國的宏觀政策側重于解決國內問題，美國會充分利用美元國際貨幣霸權的優勢，財政的赤字問題不會成為當下約束美國宏觀政策的條件。非常時期美國的非常政策在美國經濟復蘇之前會延續，這些非常政策也會在美國經濟復蘇之后逐步退出。此次應對疫情大沖擊的政策可能會體現出與2008-09年不同的一面：政策更加聚焦于內部潛力的挖掘，各經濟體政策紅利的外溢性將會下降。同時盡力前瞻性預期美國退出非常政策后，在未來1-2年給匯率調整留下空間，避免匯率成為全球經濟復蘇后分享全球市場的成本。

文章來源于中國宏觀經濟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