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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世界經濟在總體上延續了2017年的擴張勢頭，但背后的分化卻顯著不同于2017年。種種跡象表明，需求管理政策支撐的擴張周期達到頂峰，世界經濟深度調整期已經到來。各國所展開的不僅是短期全球化收益分配的競爭，更看重的是具有長期導向的技術和產業競爭以及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競爭。

宏觀經濟形勢分化國際金融風險加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經合組織（OECD）預測，2018年全球經濟增速在3．7％左右。考慮到全球金融狀況收緊及其引發的風險和資產價格調整、貿易摩擦加劇及其帶來的政策不確定性、歐洲和中東地區的政策和地緣政治沖突以及部分新興市場的金融動蕩，能夠實現這樣的增速實屬難得。但是，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宏觀經濟形勢呈現分化趨勢。美國經濟增長依然比較強勁，而日本、歐元區、英國乃至OECD整體經濟增速均明顯回落。這與2017年的廣泛且同步復蘇態勢形成反差。

宏觀經濟形勢分化導致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走勢的差異。2018年12月19日，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上調25個基點，這是2018年的第四次加息。2018年12月13日歐洲央行宣布，維持三大基準利率不變；雖然按計劃于12月底結束資產購買計劃，但承諾繼續維持有利的流動性條件和提供充足的貨幣支持。2018年12月20日，日本銀行宣布維持基準利率不變，并且在較長時間內維持強有力的寬松政策。2018年12月20日，英格蘭銀行宣布維持基準利率水平不變，同時維持現有的資產購買規模。

美國的經濟表現和貨幣政策與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形成了鮮明反差，這不僅使美元持續升值，還導致國際市場上融資條件收緊、風險偏好下降和資產價格的急劇調整，金融風險隨之顯著上升。特別是部分經濟和金融脆弱性較高的新興經濟體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信用狀況和資產負債表質量下降，跨境資本流入逆轉并導致資產價格和匯率的急劇調整。債務問題、資本流出、資產價格劇烈調整以及貨幣貶值等因素疊加，可能引發較為嚴重的金融動蕩。

需求擴張周期結束新一輪制造業競爭開啟

在危機后的復蘇進程中，主要發達經濟體未能從根本上扭轉勞動生產率的下降趨勢。加之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參與率下降，潛在經濟增速下降。2018年，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產出缺口均顯著收窄。在失業率方面，美國創下了過去20年的最低點，OECD整體創下了過去30年的最低點。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失業缺口均由負轉正，勞動力市場出現供給緊張狀況。這些都意味著，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增長潛力已經接近充分發揮。

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各經濟體最重要的任務是促進潛在經濟增速的提高，尤其是提高生產率增速。生產率增速依賴于技術進步和給定技術下的結構調整。從歷史經驗看，具有突破意義的技術進步通常來自制造業，而且新技術的應用和擴散也依賴于制造業提供的設備和工具。在缺乏突破性技術進步的情況下，培育和發展那些能夠更有效利用現有技術前沿的先進制造業，同樣有助于生產率增速的提高。在美國政府發布的《先進制造業領先戰略規劃》中，先進制造業被看成經濟繁榮、國家安全和國際影響力的基礎。無論是為了提高潛在增速，還是為了提升國際影響力，各國都會越來越關注前沿技術的競爭，并且主要表現為先進制造業的競爭。

就業目標的改變也進一步強化了制造業競爭。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就業目標從“創造更多就業崗位”轉向“創造更多高質量就業崗位”，通過就業穩定性和薪酬的提高解決收入差距擴大及其帶來的社會和政治矛盾，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和創新活動。相對于服務業，制造業特別是先進制造業的就業具有更高的穩定性和薪酬。以美國為例，制造業全職等價就業的占比高于全職和兼職就業的簡單數量占比，服務業剛好相反；2017年制造業全職等價就業的平價工資為6．9萬美元，服務業全職等價就業的平均工資為6萬美元。不僅如此，先進制造業還具有顯著的乘數效應，每1個技術密集的制造業就業崗位能為其他部門帶來4個以上就業機會。

先進制造業之爭將引發各國政策重心的轉變。美國在《先進制造業領先戰略規劃》中強調“本土供應鏈”“購買美國貨”和“公平貿易”等，這些都具有明顯的結構性和內向性特征。先進制造業的培育和發展及其對其他部門外溢效應的發揮，都依賴于制造業供應鏈在國內的延伸。為此，各國日益重視國內制造業供應鏈的構建，逐步從以需求管理為中心的短期宏觀經濟政策轉向以結構調整為中心的中長期政策，政策的內向性和競爭性顯著提升。

多維利益競爭致使政策摩擦復雜化和長期化

由于在源頭缺乏具有突破意義的技術創新，全球產業鏈的延長和動態升級趨于停滯，全球化收益分配的競爭以及政策摩擦加劇。這是服務于長期戰略利益的競爭，所帶來的政策摩擦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

可預見的是，未來大型經濟體之間的競爭手段和策略會越來越多地超出貿易領域。在經濟、金融、科技、政治和軍事等方面處于優勢地位的美國，這一傾向尤為明顯。特朗普政府將經濟安全納入國家安全范疇，并提出“利用一切手段幫助美國企業和個人展開全球競爭”的貿易政策原則。這意味著美國政府的政策手段絕不會局限在傳統經貿領域。通過立法變革、機構調整和出口管制清單調整，美國正在加強對外國投資的審查和篩選，強化對其他國家的技術封鎖。基于其國內立法越來越頻繁地對其他國家的企業和個人實施“長臂管轄”。這些都成為美國獲取更大經貿利益以及維持技術和產業領先優勢的手段。

現有多邊貿易投資體系對于各國短期經貿利益和政策選擇的協調能力已經不足，對于各國的長期戰略利益和政策選擇的協調更加無能為力。在此背景下，越來越多的經濟體轉向區域和跨區域貿易投資協議，力圖在地區層面上構建新的國際規則。在現有規則陳舊或缺失的情況下，爭端解決機制的效力喪失是無法避免的。這凸顯了改革多邊貿易投資體系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各國對多邊貿易投資體系的要求存在顯著差異，短期內達成協調一致的難度很大，國際貿易投資規則之爭將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國際規則的作用不僅是規范市場行為，更重要的是能夠改變各國基于稟賦條件的比較優勢，并對最終的利益分配產生深刻影響。短期內，國際規則影響一國能否從現有競爭優勢中充分獲益；長期內，國際規則影響一國的競爭優勢能否持續，以及能否培育出新的競爭優勢。因此，各國所參與的國際競爭不僅是微觀主體的市場競爭，還有政府在國際規則制定過程中的競爭。

國際規則之爭將使貿易摩擦和沖突更加復雜化和長期化。一方面，舊規則的效力顯著下降，新規則尚未出現，貿易保護主義缺乏來自多邊體系的有效約束。另一方面，保護主義政策成為某些國家爭取國際規則主導權的手段和籌碼。這在特朗普政府的行為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過去兩年，我們既看到了特朗普政府各種破壞現有國際規則的極端言行，也看到了美加墨自貿協定的達成、美韓自貿協定的升級以及美歐和美日自貿協定設想的提出。美國力圖借助主動挑起的貿易摩擦及其后續的爭端解決過程來構建更加有利于自身的國際規則。在這樣的背景下，貿易保護主義帶來的不僅是他國的報復與反制，還會在更多國家產生示范和傳染效應。

調整政策思維應對世界經濟深度調整

2018年，面對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以及國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速推進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困難，我國經濟依然實現了6．6％的增速，是世界前五大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也是拉動世界經濟增長最大的力量來源。展望未來，我國經濟外部環境在短期內難以明顯改善。一方面，世界經濟增速的趨勢性回落將從根本上制約我國經濟的外需增長動力。另一方面，各國圍繞全球化收益分配、技術和先進制造業以及國際規則等的競爭，將導致國際間的政策摩擦和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

在此背景下，中國需要順應內生的改革需求，沿著既定路徑穩步地將改革開放政策和措施落到實處。這是應對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的根本之策。通過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完善創新驅動型高質量發展戰略的制度基礎；變革研發創新活動的激勵機制，構建有利于培育和發展先進制造業的營商環境，夯實創新驅動型高質量發展戰略的微觀基礎。促進經濟增長新舊動能的加速轉換和經濟增長內生動力機制的進一步強化；堅定不移地推進和落實既定的深化開放戰略，推動國內市場的擴大和升級；進一步降低外商投資壁壘；兼顧國際發展態勢和國內自貿區的試點經驗，完善國內規則和法律。此外，中國對國際規則的利益訴求已經發生變化，不能單純地充當既定國際規則的接受者；世界對中國的期待也發生了變化。中國要基于與世界經濟的整體聯系，遵循國內改革和開放的既定方向，在多邊框架下或開放包容的雙邊與諸邊框架下采取靈活務實的策略，在國有企業、知識產權、政府采購、投資政策、數字經濟以及包容性增長等方面，提出務實的“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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