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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狀況不斷加劇，特別是主要發達經濟體大型新興經濟體，不僅疫情現狀已經很嚴重，而且疫情的快速增長期還遠未過去。在未來一段時間，全球范圍內的疫情防控政策會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趨嚴。對全球經濟具有系統重要性的主要發達經濟體和大型新興經濟體都爆發了嚴重的疫情。對全球經濟而言，這已經是全局性和系統性的沖擊。由于疫情防控邏輯與經濟運行邏輯完全相悖，因此在疫情快速發展期，經濟的全面停滯或者趨向全面停滯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世界經濟將會陷入深度衰退。考慮到各國在全球生產價值鏈上的投入-產出聯系，跨國差異帶來的可能是疫情影響的不斷傳導和循環疊加，疫情衰減過程被顯著拉長。

在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的情況下，經濟和社會的正常運轉都無從談起。所以，疫情防控和救治生命是最優先的政策選擇。在此基礎上需要實施疫情救助政策，這既是維持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必然要求，也是為了保護整個經濟的運行根基免受疫情的永久性損害，為疫情后的經濟恢復奠定基礎。政府必須在短期中全盤托出在自身能力范圍內可能實施的各種政策措施，這樣才有可能實現防控疫情和救助家庭與企業的雙重目的。但是，在疫情快速發展期間，政策基本導向是救助、而不是刺激。

疫情之下迫切需要各國開展有效的政策協調。但是受制于三個方面的原因，國際政策協調限于困境。首先，疫情救助政策在本質上是內向性的，各國之間的合作意愿不強。其次，各國的疫情救助政策會帶來潛在的國際融資競爭，或者說是跨國再分配過程中的競爭。第三，當主要國家疫情救助政策中呈現越來越多的長期戰略色彩時，相互之間的競爭性將顯著提高，協調合作的難度將進一步加大。

一、全球疫情現狀與國別分布：三個靜態維度的比較

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4月8日，全球累計報告的COVID-19病例1391890，死亡81478。從分布來看，已經有204個國家和地區報告確診感染病例。累計確診人數超過10000人的有17個國家，這17個國家累計確診病例占全球總數的87.8%。有10個國家的累計確診人數在5000至10000之間，有34個國家的累計確診人數在1000至5000之間。（每天新增確診病例數據來自歐盟下屬的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網址：www.ecdc.europa.eu。本文中除特別說明外，相關疫情指標都是根據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數據計算而來。）

圖1 截止4月8日累計確診病例5000以上的國家分布

累計確診病例數是衡量疫情嚴重程度的第一個靜態維度。累計確診病例超過10000例的國家有17個，按照從高到低的排序分別是：美國、西班牙、意大利、德國、中國、法國、伊朗、英國、土耳其、比利時、瑞士、荷蘭、加拿大、巴西、奧地利、葡萄牙和韓國。G7國家中有6個位列其中，歐元區國家中有8個位列其中。

對于疫情的嚴重程度，還需要在人口和空間兩個維度上進行衡量。所以需要進一步考慮COVID-19累計確診病例在人口和空間上的分布，分別對應著每萬人中累計確診病例數（人口密度）和每平方公里的累計確診病例數（空間密度）這兩個指標。人口密度和空間密度從兩個角度衡量疫情在一國范圍內的覆蓋面。從而可以成為衡量疫情嚴重程度的另兩個靜態指標。

圖2 不同靜態維度上各國疫情嚴重程度的比較

按照截止4月8日的每萬人中累計確診病例數衡量，排名1至15的國家分別是：盧森堡、冰島、西班牙、瑞士、意大利、比利時、奧地利、德國、美國、葡萄牙、愛爾蘭、法國、荷蘭、挪威和以色列。這個指標凸顯了盧森堡、冰島、愛爾蘭和挪威等國家的疫情嚴重程度。

按照截止4月8日每平方公里的累計確診病例數衡量，排名1至15的國家分別是：新加坡、盧森堡、比利時、荷蘭、瑞士、馬爾代夫、意大利、以色列、德國、西班牙、英國、卡塔爾、奧地利、法國和葡萄牙。這個指標凸顯了新加坡、盧森堡、以色列、馬爾代夫和卡塔爾等國家的疫情嚴重程度。

為了綜合上述三個靜態維度的指標，對累計確診病例數、每萬人口累計確診病例數和每平方公里累計確診病例數進行簡單加權平均。根據這一加權平均指標對累計確診病例1000以上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排序，排名1至15的國家分別是：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瑞士、德國、荷蘭、法國、美國、奧地利、英國、盧森堡、以色列、葡萄牙、伊朗和愛爾蘭。依據這種靜態的綜合評判，除伊朗外其他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基本都是發達國家，特別是對全球經濟具有系統性影響的發達國家。

圖3 不同靜態維度上各國疫情嚴重程度的比較（續）

二、全球疫情最近10天的變化：動態維度上的比較

對于疫情經濟影響的分析，依賴于對疫情未來發展趨勢的判斷。對疫情未來發展趨勢的預測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性工作，我們不具備完成這一工作的能力。我們能做的工作是，利用已經發生并被觀察到的數據，分析最近的過去所發生的變化以及各國在這個維度上的差異，以此評判各國在動態維度上的疫情嚴重程度。

從動態變化看，過去10天（3月30日至4月8日）中，全球新增確診病例735022，占全部累計確診數的52.8%%。在截止4月8日累計確診數最多的61個國家和地區中，過去10天中的新增確診病例為719863，占這些國家和地區全部累計確診病例數的52.8%。在這56個國家中，過去10天中新增確診病例數超過1000的，也就是每天新增數在兩位數以上的國家有47個。這意味著，全球一半以上的確診病例是在過去10天中新出現的，在3月30日至4月8日的10天中增長了112%。

圖4 過去10天中的疫情增速（累計確診病例超過5000的國家）

分國別看，在截止4月8日累計確診病例數超過5000的27個國家中，中國和韓國的累計確診病例分別是82784和10384，過去10天新增確診病例分別是725和801，累計確診病例數在10天中分別增長了1%和8%，10天中的增量占累計確診病例的比重分別是1%和8%。在所有報告確診病例的國家和地區中，按照累計確診病例數從高到低排序，中國和韓國分別位列第5和第17；按照10天中新增數量從高到低排序，中國和韓國分別位列第55和第51。這意味著，中國和韓國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疫情的快速增長期明顯已經過去。

在3月30日至4月8日的10天中，新增病例數超過9000的有13個國家，依次是美國、西班牙、德國、意大利、法國、英國、伊朗、土耳其、比利時、加拿大、荷蘭、巴西和瑞士。其中，意大利、瑞士和伊朗相對較低一些，但也分別達到了47%、69%和77%；其他10個國家的增長速度都超過了100%，美國、英國、加拿大和巴西的增長超過了200%，土耳其的增長速度更是超過了300%。可以看出，主要發達國家以及世界整體不僅疫情現狀已經很嚴重，而且疫情的快速增長期還遠未過去。

就現狀而言，發達經濟體爆發的疫情規模更大。在累計確診病例數超過10000的17個國家中，有13個是發達經濟體。但是疫情已經呈現出向新興市場和發展經濟體加速擴散的趨勢。對比截止4月8日的累計確診人數排序與截止3月30日的累計確診人數排序，在當前累計確診病例最多的30個國家中有16個國家的位次相對提升，其中多數屬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特別是印度、俄羅斯、巴西和菲律賓等對全球經濟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

圖5 過去10天中累計確診病例數量排名的變化

三、各國疫情防控政策的可能走勢

研判各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走勢，既需要考慮疫情的動態變化與疫情自身的直接影響，也需要考慮政府的防控政策選擇及其影響。這兩者在經濟社會循環中并不是單獨發揮作用，而是交織在一起，彼此相互影響，并共同作用于經濟和社會循環。比如，疫情的嚴重程度影響政府防控政策選擇，而防控政策選擇又會影響疫情的動態變化。這當中既有社會變量和政治變量，也有流行病學和疾病防控方面的變量。但是，這些大多已經超過了我們能夠分析的范疇。即便是流行病學領域，對此也沒有形成普遍共識。

我們在分析中忽略了各種復雜的雙向因果聯系和非線性關系，只采用一種簡化的邏輯線索：疫情管控措施的嚴厲程度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除了社會、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外，疫情的嚴重程度肯定是決定管控措施嚴厲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疫情越嚴重，政府防控措施越嚴格；疫情走勢影響政府后續防控措施的嚴厲程度；疫情的嚴重程度與防控政策的嚴厲程度共同影響經濟的走勢。

對于疫情本身及其動態趨勢的判斷，不是我們在經濟學領域能夠考慮的問題。我們只是簡單地依據現有疫情數據來做粗略判斷。首先，目前最常用于衡量各國疫情嚴重程度的數據指標是新冠肺炎累計確診數量。其次，對疫情嚴重程度的判斷還要考慮到疫情的流行廣度，包括每萬人中確診病例數和每平方公里確診病例數這兩個密度指標。依據簡單的線性邏輯，確診的病例數越多，疫情防控措施越嚴格；疫情的流行范圍越廣，疫情防控措施越嚴格。

第三，對于疫情動態變化趨勢的判斷，也就是對所謂的疫情拐點或高峰期的判斷，涉及太多流行病學方面的專業問題，不是我們能夠分析的。我們只關注一個簡單的指標：近10天新增病例以及累計確診病例的增速。考慮到疫情的潛伏期和傳染過程，在沒有采取較為嚴格的“封城”措施的情況下，如果大多數病例都是在近期確診的，那么，疫情還處于快速增長期，未來一段時間不太可能出現明顯緩和，未來的疫情防控政策就可能更趨嚴厲。

對于截止2020年4月8日報告確診病例的208個國家和地區，分三種情況衡量疫情嚴重程度，并分別選出每種情況下疫情最嚴重的20個國家。第一種，根據累計確診病例數，從高到低排序，選出排序前20的國家。第二種，分別對累計確診病例數、每萬人累計確診病例數和每平方公里累計確診病例數從高到低排序，對三個排序進行簡單加權平均，根據這一加權平均值選出排名前20的國家。第三種，根據最近10天新增確診病例數從高到低排序，選擇排序前20的國家。合并三種不同排序下選出來的國家，因為有些國家同時進入兩種或三種排序的前20，所以最終只有25個國家。

圖6 在三種排序下進入全球前20的次數（截止2020年4月5日）

同時進入三種排序前20的國家有15個，分別是：奧地利、比利時、德國、法國、荷蘭、美國、葡萄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西班牙、伊朗、以色列、意大利和英國。對于在三種排序下均進入前20的國家，可以初步認為其疫情在絕對規模、覆蓋面和發展態勢等三個維度上都較為嚴重。因此，這些國家不僅在現在需要執行嚴格的防控政策，而且防控政策在未來進一步趨嚴的可能性很大。

同時進入兩種排序前20的國家有5個，分別是：愛爾蘭、巴西、俄羅斯、韓國和加拿大。對于在兩種排序下進入前20的國家，情況會存在一些差異。巴西、俄羅斯和加拿大的疫情在絕對規模和發展態勢兩個維度較為嚴重，其疫情防控政策在現有基礎上更趨嚴苛的可能性較大。韓國的疫情在絕對規模和覆蓋面兩個維度上較嚴重，但是因為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疫情快速增長期已經過去，所以，其防控政策在現有基礎上會呈現逐步放松的態勢，政策重點會從疫情防控逐步轉向疫后救助和經濟恢復。

只在一種排序中進入前20的國家有5個，分別是：丹麥、盧森堡、挪威、印度和中國。這5個國家的情況存在較大差異。中國在過去累計的疫情規模很大，但是在疫情覆蓋面和發展態勢這兩個維度上并不太嚴重，目前已經走過嚴苛的疫情防控階段，政策層面在防止外部疫情輸入的同時逐步將重心轉向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目標。盧森堡因為國土面積小和人口少，所以在疫情覆蓋面這個指標上非常嚴重。丹麥和挪威同樣也是在疫情覆蓋面這個維度上比較嚴重。這三個國家的政策在現有基礎進一步趨嚴的可能性相對較小。印度現有疫情尚不嚴重，但是疫情的發展態勢比較嚴重，其疫情防控政策有很大可能性趨于嚴苛。

四、疫情沖擊導致世界經濟深度衰退

在2019年下半年，對2020年世界經濟表現的預測是比較樂觀的。人們普遍認為，和政治緊張局勢的緩和，以及寬松的貨幣金融條件，推動世界經濟在2020年走上良性復蘇的軌跡。COVID-19疫情的爆發和蔓延，使得全球經濟和金融形勢突然逆轉。特別是主要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疫情的惡化，使得世界經濟前景變得極其不樂觀。目前看來，世界經濟的整體性衰退已經不可避免，而且可能是戰后以來最嚴重的一場衰退。

與戰后以來世界所經歷的其他疫情或災害事件相比，此次COVID-19疫情不僅感染人數更多、波及范圍更廣，而且對全球經濟具有系統重要性的主要發達經濟體和大型新興經濟體都爆發了嚴重的疫情。在全球最大的20個經濟體中，大多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疫情，并且疫情的動態趨勢還處于快速發展過程中，包括美國、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加拿大、韓國、荷蘭、中國、印度和巴西等。具體來看，全球GDP規模最大的20個經濟體，大部分都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疫情。從確診病例的絕對規模來看，這20個國家中累計確診數超過10000的有14個國家，累計確診數在5000至10000的有3個國家。從動態指標看，10天中新增確診病例超過10000的有8個國家，新增病例在1000~10000之間的有10個，新增病例在1000以下的只有韓國和中國。這20個經濟體占全球GDP的比重超過了80%，因此對全球經濟而言，此次疫情的沖擊已經是全局性和系統性的。

圖7 GDP最高的20個國家的疫情狀況

根據前面的分析，美歐主要發達經濟體在多個維度上的疫情指標都已經非常嚴重，不僅當前迫切需要實施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而且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還需要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印度、巴西和俄羅斯等大型新興經濟體的疫情發展態勢非常嚴重，迫切需要進一步強化疫情防控措施。基于疫情的感染和擴散特點，防控措施基本都涉及旅行限制、人員流動限制和人員聚集限制，嚴重的情況下則采取實施國家緊急狀態、封城鎖國、停止所有非必需的商業和生產活動等極端措施。

不同于很多其他災害性事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此次疫情的防控邏輯與經濟的運行邏輯完全相悖。國內和全球生產分工發展到今天，經濟的正常運轉高度依賴于頻繁的人員流動和接觸。這是疫情傳播和擴散的必要條件。當疫情防控毫無爭議地成為最優先選擇時，經濟的正常運轉必然要被打斷，大部分經濟活動必須要停下來。在疫情快速發展期，無論財政和貨幣層面的政策力度有多大，都不是以刺激經濟為導向的，也不應該以刺激經濟為導向。這就意味著，當前疫情狀況嚴重、發展態勢嚴峻的主要發達經濟體和大型新興經濟體，經濟的全面停滯或者趨向全面停滯，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圖8 主要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

從過去幾年的情況來看，G7國家加上中國和印度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2018年，這9個國家貢獻了世界經濟增長的67.3%。在此次全球大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國、中國、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加拿大均是疫情重災國，累計確診病例數巨大。在這7個國家中，中國基本已經完成控制增量和治愈存量這兩個階段性任務，在疫情防控重點轉向防止外部輸入的同時，整個工作重心已經穩步恢復經濟和社會的正常循環；其他幾個國家尚處于疫情高發期，控制增量病例的任務尚未完成，累計的存量病例仍在迅速增加，更談不上恢復經濟和社會的正常循環。在主要發達經濟體中，日本的疫情相對較輕，但是近期也出現了快速增長的勢頭。印度的疫情走勢并不樂觀，很多人擔心印度可能會成為另一個疫情“震中”。

僅僅考慮這幾個國家的情況，過去幾年中驅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有一半以上將不復存在。2018年，G7國家貢獻了世界經濟增長的31.8%，拉動世界經濟正增長1.2個百分點左右；中國貢獻了世界經濟增長的27.9%，拉動世界經濟正增長1個百分點。在疫情的沖擊下，G7國家整體的負增長已經難以避免，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拉動率將由正轉負；中國經濟能夠維持正增長，但是增速有可能出現較大幅度下滑，由此導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拉動率明顯下降；印度疫情大爆發的風險非常高，其經濟增速肯定會大幅下降，對世界經濟的拉動率也隨之下降。隨著主要拉動力的消失，世界經濟增速必然大幅下滑。

目前的普遍觀點認為此次疫情的經濟沖擊將超過2008-09全球金融危機。在2008-09全球金融危機中，G7的GDP增速下降了將近7個百分點。假定在疫情沖擊下G7國家GDP增速下降7個百分點，這將帶動世界經濟增速下降超過3個百分點。僅此一項，就使得世界經濟增速降至0附近。再把中國、印度和日本必然出現的經濟增速下滑考慮進來，世界經濟在2020年必然是負增長狀態。而且，受到嚴重疫情沖擊的遠不止這幾個國家，其他歐洲發達經濟體和巴西、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同樣也受困于嚴重的疫情。據IMF的預測，疫情沖擊將導致全球絕大多數經濟體出現不同程度的負增長。這將進一步加劇世界經濟的負增長狀態。

疫情還處于發展過程之中，此時要準確評估疫情及各種防控措施對GDP增長的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點很明確，各國產出水平、家庭消費、企業投資和國際都將大幅收縮。在現有的各種估計中多是基于疫情直接沖擊的估計，沒有充分考慮疫情沖擊在生產價值鏈或經濟內部傳導、反饋和循環疊加而產生的間接影響。根據眾多學者對過去各種災害性事件的經濟影響的研究，特別是以2011年日本大地震為對象的研究，災害性事件在沿著生產價值鏈傳導后帶來的間接影響遠大于直接影響，間接影響甚至能達到直接影響的10倍以上。由此，雖然無法準確評估疫情沖擊對世界經濟增長的量化影響，但是可以給出一個定性的判斷，世界經濟的衰退程度將會非常嚴重。

在此次疫情的沖擊下，世界經濟不僅會陷入嚴重的衰退狀況，而且疫情的間接影響會持續較長時間。首先是對于新冠病毒還有太多未知的地方，存在疫情反復的風險，由此可能帶來隔離、放松和再隔離的反復，這將使得世界經濟承受多輪反復沖擊。其次，當各國深入融入全球生產價值鏈和網絡，疫情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傳播、擴散、反饋和循環疊加，也將帶來類似的反復沖擊的效果。由于產業結構的差異，相似的疫情管控措施下給各國帶來的產出損失存在顯著影響；或者，損失的發生時點存在顯著差異，有些經濟體的直接損失就很大，有些經濟體直接損失相對較小，但是后續的間接損失可能會很大。進一步考慮到各國疫情發展情況的差異，防控措施的時機和嚴厲程度存在明顯差異，各國產出變化的時間路徑明顯差異。在開放宏觀經濟學的傳統邏輯中，各國產出變化的不同步性帶來跨國平滑機制，有助于緩解外生沖擊的影響，有助于降低收入的波動性。但是，如果把各國在全球生產價值鏈上的投入-產出聯系考慮進來，跨國差異帶來的可能并不是平滑的好處，而是初始沖擊的不斷傳播和循環疊加，外生沖擊影響的衰減過程被顯著拉長。

五、疫情快速發展期的政策邏輯

疫情防控和救治生命是最優先的政策選擇。在這個選擇上，不僅要加大對醫療體系的支持和增加疫情防控物資的供給，還要采取旅行限制、人員流動和聚集限制、暫停公共活動和關閉學校等措施，甚至要采取關閉邊界、暫停非必需商業活動和封城鎖國等極端措施。這必然導致經濟活動的大范圍停滯，由此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這樣似乎就出現了保護生命和保護生計的兩難選擇。事實上，疫情蔓延之下，經濟是不可能復蘇的。面對疫情的迅速發展和生命安全的巨大風險，保護生計已經不是一個同等重要的選擇。而且，只有及時抑制疫情和救治生命，才能避免未來的災難性后果以及更大的經濟損失，才有可能迎來經濟復蘇和生計的改善。

在疫情防控成為最優先政策選擇的情況下，經濟不可能是一種常態化運行，這就需要在底線思維下維持基本的經濟和社會秩序。首先是盡可能地幫助個人和家庭維持生計。疫情帶來的是經濟的整體性停滯，工資調整、要素跨部門和跨地區轉移等機制都已經失效，個人和家庭自身沒有可行的辦法來緩解失業和收入下降風險。特別是對于低收入群體，面臨更高的健康風險、收入風險和金融風險。低收入群體從事的往往是缺乏勞動保護的工作，很多是零工、兼職或非正規就業，在疫情沖擊下被解雇的風險更大。低收入工作往往難以借助網絡來居家完成，要么是外出工作而面臨更高的被感染風險，要么是在封城措施或“居家令”下失去工作和收入來源。而且，低收入群體通常缺乏必要的財務緩沖水平，儲蓄或借貸能力較低，在就業和收入沖擊下將完全失去生計。通過對企業的補貼幫助人們居家生活的同時保留工作崗位，通過擴大失業救濟或其他形式的轉移支付來維持家庭的基本生計，既是社會公平和正義所在，也是減少人員流動的重要手段。

其次是保護整個經濟的運行根基免受疫情的永久性損害。這表現為大范圍地直接開展對企業的救助。對企業展開救助，一方面有戰略層面的考慮，對戰略性產業或系統重要金融機構實施救助，比如美國對波音等行業企業的救助計劃；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疫情沖擊的特殊性，疫情沖擊之下出現企業更迭過程停滯的風險。疫情導致生產經營過程的全面停滯，大量現有企業面臨生存困境，甚至出現大規模的倒閉浪潮。但是，在疫情過去之前，新企業的進入過程基本是停滯的。這樣的話，即便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因為缺乏活躍的市場主體，經濟恢復過程將非常緩慢，可能出現另一種意義上的更為嚴重的長期停滯現象。

經濟和社會的正常運行依賴于以企業為核心的各種網絡關系，包括企業與企業、企業與工人、生產者與消費者以及貸款人與借款人等多種聯系。如果在疫情沖擊下企業大面積倒閉，這些復雜的關系網絡將會徹底中斷，這會導致嚴重的經濟和社會混亂。企業大規模倒閉不僅會帶來這種混亂，而且會導致組織技能的流失和社會資本的耗損，以及各種長期投資和生產項目的終止。在企業的更迭過程中，必然伴隨著各種有形和無形資本的損耗甚至消失。在正常的企業更迭和調整過程中，始終伴隨著新生產能力的建立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對整個社會而言原有資本的損耗能夠得到充分彌補。因此，有必要對企業展開普遍性或普惠性的救助，手段上必須依賴大規模財政刺激與貨幣金融寬松政策的配合。目的不僅是長期戰略層面的考慮，還有對疫情過后的經濟復蘇過程的考慮。維持流動性環境和正常運轉的金融體系，保持相對活躍的市場主體，保護經濟賴以運行的關系網絡、組織技能和社會資本，這樣，疫情過后經濟才有可能加速恢復。

疫情沖擊下，經濟和社會大面積陷入停滯，波及面之廣是罕見的。為了同時實現防控疫情和救助家庭與企業的雙重目的，必然要求采取各種超常力度和超常手段的政策措施。出于穩定信心和基本經濟秩序的目的，同樣也需要各種超常力度和超常手段的政策措施。隨著疫情的迅速發展，各種嚴苛的防控措施不斷出臺。對疫情和經濟前景的擔憂導致不確定性急劇上升。Bloom等人的研究表明，此次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遠高于過去曾經爆發疫情的時期；不確定性指數是SARS爆發期間的3倍，是埃博拉爆發期間的20倍；而且只要疫情繼續增長，全球不確定性就會維持在高位。無論是基于歷史數據，還是基于疫情爆發以來相關國家的數據，與高不確定性伴隨的通常是經濟增速的大幅下降和金融市場條件的顯著緊縮。

需要強調的是，在疫情快速發展期間，無論是出于何種目的，無論政策力度有多大，都不是以刺激經濟為導向的，也不應該以刺激經濟為導向。只有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政府的任務才會轉向以后經濟恢復問題。隨著疫情的明顯緩和，或者疫苗的問世和所謂“群體免疫”的形成，防控措施逐步趨于緩和，政策的優先選擇才會轉向重啟經濟和刺激經濟。疫后經濟重啟和復蘇的速度依賴于疫情期間救助政策的有效性。如果在疫情期間能夠通過救助政策避免大規模的企業倒閉，能夠維持生產網絡的低水平運轉，那么，疫后的刺激政策才能夠推動經濟更快和更平穩的復蘇。這又依賴于疫情防控政策的成效，一個關鍵點是必須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有效控制住疫情。如果不能在較短時間內控制住疫情的快速發展勢頭，政府將無力支撐大規模的、普惠性的救助行為，企業和家庭的各種問題將會集中爆發，經濟的復蘇將變得遙遙無期。此外，在現有的經濟模式下，受制于信心的不足，無法確知疫情損失直接沖擊所帶來的損失分布，也無法確知隨著時間推移而不斷出現的間接損失及其分布。政策層面能做的就是盡最大可能提高政策扶持力度。沿著這樣的邏輯，政府就必須在短期中全盤托出在自身能力范圍內可能實施的各種政策措施，這樣才有可能實現防控疫情和救助家庭與企業的雙重目的。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各國都采取了前所未來的宏觀經濟政策措施。

六、國際政策協調陷入困境

次疫情的全球蔓延和加劇已經使得經濟和社會遭受重大沖擊，世界經濟的整體性衰退已經難以避免。目前迫切需求各國聯手抗疫，共同維持全球經濟的基本循環，不僅是為了避免世界經濟陷入深度衰退，而且是為了避免全球生產價值鏈和網絡遭受永久性損傷。置身于全球經濟中，各國已經深度融入全球生產價值鏈和國際網絡，維持其中的各種網絡關系、組織技能和社會資本，對各國都是至關重要的。而事實上，即便本國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生產和供給能力的恢復速度依然存疑。置身于全球整體經濟中，作為全球生產價值鏈上的一個環節，本國供給能力的恢復過程還依賴于來自國外的生產投入的可獲得性，這就依賴于國內經濟的恢復情況。所以，疫情之下迫切需要各國開展有效的政策協調。

但是，即便是目前疫情仍然快速增長的主要發達經濟體，對于國際政策協調的態度也是非常含糊，多是流于相對空洞的口頭表達，缺乏實質性的協調政策行動。這與2008-09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當時各國以G20為平臺迅速開展政策協調并付諸具體政策行動。為什么此次疫情之下的國際政策協調難以及時展開、并付諸具體行動？這里面當然有對新冠病毒疫情認識不足的問題以及疫情防控邏輯與全球經濟運行邏輯相悖的問題。但是在經濟層面更重要的是其他三個原因。

首先，疫情快速發展期中的宏觀經濟政策定位是救助經濟、而不是刺激經濟。通過刺激性宏觀經濟政策來推動經濟擴張，能在國際間通過供應鏈條和需求鏈條產生正的溢出效應，各國有很強的意愿就此展開協調與合作，通過政策合力來推動各國經濟和世界經濟更快地走出衰退。但是，在實施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的情況下，疫情救助政策在本質上是內向性的。維持家庭基本生計和企業基本生存的政策很難產生正的溢出效應，各國分別指向本國家庭和企業的救助政策之間很難形成合力。這就導致各國之間的合作意愿不強。

其次，各國的疫情救助政策會帶來潛在的國際融資競爭，或者說跨國再分配過程中的競爭。疫情快速發展期間，整個經濟和社會循環的停滯導致政府收入大幅降低，防控疫情和疫情救助卻需要政府大幅增加支出。政府的債務融資能力就成為關鍵因素。發達經濟體特別是主要國際貨幣的發行國或地區，在這一方面具有顯著的優勢。因為國際貨幣地位帶來的最大優勢或者說所謂的“鑄幣稅”，就是利用本幣進行國際融資的能力。私人部門在面臨經濟停滯困境時，基本喪失了正常的融資能力。私人部門的各種融資工具都具有極高的風險，私人融資市場陷入“無交易對手”的狀態。各國政府或者為私人融資工具提供信用背書，或者進入市場充當交易對手，直接為私人部門提供資金。但是在2008-09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很多國家的政府債務已經累積到非常高的水平，如何才能進一步擴張政府債務？政府債務存量已經很高的國家傾向于采取所謂的“第三種財政政策”，即政府債務的貨幣化。政府債務貨幣化是一個再分配過程，如果這個過程只限于國內，政策的空間和效果有限，并且會帶來很多問題。能否將上述融資鏈條向國際延伸，就成為政府能夠開展大規模疫情救助的關鍵環節。各國政府為了開展大規模疫情救助，不得不展開國際融資競爭。基于所擁有的主導性國際貨幣地位，美元和美國國債成為國際上安全資產的代表。美國在國際融資競爭中具有天然優勢，這也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美元過度特權”。基于本幣國際地位的顯著差異，在國際貨幣發行國與非國際貨幣發行國之間，在美國與其他主要國際貨幣的發行國之間，都會存在這樣一種不斷激化的競爭。這是由救助政策的性質行為決定，在經濟整體性停滯的背景下，所謂的救助就是一部分人救助另外一部分人。2008-09全球金融危機時期，各國在經濟刺激政策上的協調，實現的是跨期平滑和轉移，即用未來不斷擴張的經濟來救助現在的經濟。當前主要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都處于疫情快速發展期，疫情救助政策上的協調，在某種意義上要解決的似乎是跨國分配問題。內生的競爭性就成為制約國際政策協調的重要因素。

第三，疫情救助政策中融入的長期戰略導向，會加劇主要國家之間的競爭。置身于世界經濟的深度調整期，各國之間的競爭不僅是短期中全球化紅利下降所導致的收益分配之爭，更重要的是指向長期戰略利益的前沿技術和產業之爭。在此背景下，各國政策的內向性及其導致的不協調與摩擦已經開始顯露。疫情之下，主要國家都已經關注一個基本問題，即疫情期間出臺的各種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兼顧短期應急需求和長期結構調整導向。這在美國表現得最為明顯。美國很多從事戰略研究的學者經常說一句話，“你絕對不應該浪費一次嚴重的危機。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你可以做你曾經認為不可能做的事情。”美國在2008-09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通過立法調整為擴大能源和氣候相關領域的財政支出提供了法律依據，隨后通過稅收調整和財政撥款推動了美國清潔能源產業的迅猛發展。而在此次疫情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疫情形勢的變化，在短期應急性政策之后，美國政府可能會逐步推出具有戰略意義的刺激政策。利用危機期間政府能夠提供的經濟支持，推動私人部門的戰略性轉變，刺激戰略性產業的發展。甚至利用疫情帶來的全球價值鏈中斷，重建或增加國內生產能力，減少關鍵產品對國外供給的依賴性，加速“去全球化進程”。在低利率環境中，兼顧長期結構調整方向的救助政策，不僅有助于降低政府債務的長期負面影響，而且有助于重構經濟的長期基礎。當主要國家疫情救助政策中呈現越來越多的長期戰略色彩時，相互之間的競爭性將顯著提高，協調合作的難度將進一步加大。

七、小結

從累計確診病例數、每萬人累計確診病例數和每平方公里累計確診病例數等靜態指標上看，對全球經濟具有系統性重要影響的美歐發達經濟體都已經出現非常嚴重的疫情。從過去10天中累計確診病例數的增長速度看，主要發達經濟體以及世界整體不僅疫情現狀已經很嚴重，而且疫情的快速增長期還遠未過去。同時，疫情已經呈現出向新興市場和發展經濟體加速擴散的趨勢，特別是印度、俄羅斯、巴西和菲律賓等對全球經濟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

美歐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疫情在絕對規模、覆蓋面和發展態勢等三個維度上都較為嚴重。因此，這些國家不僅在現在需要執行嚴格的防控政策，而且防控政策在未來進一步趨嚴的可能性很大。巴西、俄羅斯和加拿大的疫情在絕對規模和發展態勢兩個維度較為嚴重，其疫情防控政策在現有基礎上更趨嚴苛的可能性較大。印度現有疫情尚不嚴重，但是疫情的發展態勢比較嚴重，其疫情防控政策有很大可能性趨于嚴苛。中國和韓國的疫情在絕對規模上較為嚴重，但因為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疫情快速增長期已經過去，所以，防控政策在現有基礎上會呈現逐步放松的態勢，政策重點會從疫情防控逐步轉向疫后救助和經濟恢復。

與戰后以來世界所經歷的其他疫情或災害事件相比，此次COVID-19疫情不僅感染人數更多、波及范圍更廣，而且對全球經濟具有系統重要性的主要發達經濟體和大型新興經濟體都爆發了嚴重的疫情。在全球最大的20個經濟體中，除中國和韓國外的大多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疫情，并且疫情的動態趨勢還處于快速發展過程中。因此對全球經濟而言，此次疫情的沖擊已經是全局性和系統性的。

此次疫情的防控邏輯與經濟的運行邏輯完全相悖，經濟的正常運轉高度依賴于頻繁的人員流動和接觸，而疫情防控則要求限制人員流動和阻隔人員接觸。這就意味著，當前疫情狀況嚴重、發展態勢嚴峻的主要發達經濟體和大型新興經濟體，經濟的全面停滯或者趨向全面停滯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疫情的直接沖擊已經非常嚴重，進一步考慮到疫情沖擊在生產價值鏈或經濟內部傳導和循環疊加，由此產生的間接影響遠大于直接沖擊的影響。因此，雖然暫時無法準確評估疫情沖擊對世界經濟增長的量化影響，但是可以給出一個定性的判斷，世界經濟的衰退程度將會非常嚴重。

在疫情的沖擊下，世界經濟不僅會陷入嚴重的衰退狀況，而且疫情的間接影響會持續較長時間。由于產業結構的差異，相似的疫情管控措施下給各國帶來的產出損失存在顯著影響。由于各國疫情發展情況的差異，防控措施的時機和嚴厲程度存在明顯差異，各國產出變化的時間路徑明顯差異。考慮到各國在全球生產價值鏈上的投入-產出聯系，跨國差異帶來的可能是初始沖擊的不斷傳導和循環疊加，外生沖擊影響的衰減過程被顯著拉長。

在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的情況下，經濟和社會的正常運轉都無從談起。所以，疫情防控和救治生命是最優先的政策選擇。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必然導致經濟活動的大范圍停滯，政策層面需要實施疫情救助政策，這既是維持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必然要求，也是為了保護整個經濟的運行根基免受疫情的永久性損害，為疫情后的經濟恢復奠定基礎。出于防控疫情和救助家庭與企業的雙重目的，加之無法確知疫情帶來的直接損失的分布，也無法確知隨著時間推移而不斷出現的間接損失及其分布，政策層面能做的就是盡最大可能提高政策扶持力度。沿著這樣的邏輯，政府就必須在短期中全盤托出在自身能力范圍內可能實施的各種政策措施，這樣才有可能實現防控疫情和救助家庭與企業的雙重目的。需要強調的是，在疫情快速發展期間，無論是出于何種目的，無論政策力度有多大，都不是以刺激經濟為導向的，也不應該以刺激經濟為導向。只有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政府的任務才會轉向經濟恢復問題。

疫情的全球蔓延和加劇已經使得經濟和社會遭受重大沖擊，世界經濟的整體性衰退已經難以避免。目前迫切需求各國聯手抗疫，共同維持全球經濟的基本循環，不僅是為了避免世界經濟陷入深度衰退，而且是為了避免全球生產價值鏈和網絡遭受永久性損傷。所以，疫情之下迫切需要各國開展有效的政策協調。但是，受制于三個方面的原因，國際政策協調限于困境，難以實質性展開。首先，疫情快速發展期中的宏觀經濟政策定位是救助經濟、而不是刺激經濟。在疫情快速發展期，疫情救助政策在本質上是內向性的，各國之間的合作意愿不強。其次，各國的疫情救助政策會帶來潛在的國際融資競爭，或者說跨國再分配過程中的競爭。當前主要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都處于疫情快速發展期，疫情救助政策上的協調，在某種意義上要解決的是跨國分配問題。內生的競爭性制約了國際政策協調的開展。第三，疫情救助政策中融入的長期戰略導向，會加劇主要國家之間的競爭。當主要國家疫情救助政策中呈現越來越多的長期戰略色彩時，相互之間的競爭性將顯著提高，協調合作的難度將進一步加大。

（文章來源于中國宏觀經濟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