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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0日，央行宣布自10月12日起，將銀行遠期售匯業務的風險準備金從20%降到0%，降低投資者或者企業購買外匯的成本，這是從外匯需求側來給人民幣匯率脫離美元指數走勢，快速單邊升值降溫。

從需求側給人民幣升值降溫，必須是市場有足夠的、潛在的外匯需求渴望。由于全球疫情依然嚴重，壓制了國內市場對外匯的需求，典型的就是出國旅游等對外匯需求急劇下降，這也是與過去相比今年服務貿易逆差大幅度縮小的主要原因。

在需求側，市場需要外匯有兩個基本用途，一是進口貨物和服務；二是市場投資者的外匯投資流出。從第一個方面看，1-9月份出口1811394.6百萬美元，進口1485340.8百萬美元，貿易順差3260.538億美元。經常賬戶保持著較大的順差。從第二個方面看，央行外匯儲備1-9月僅增加了270.65億美元。這說明對外投資等資本流出依然保持了良好的態勢（商務部公布的數據，1-9月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到788.8億美元，同比僅下降0.6%），并沒有出現過多的凈“熱錢”。主要是海外疫情嚴重，部分發達經濟體金融市場的資產價格高企，正常的資金流出相對可測。

從銀行外匯供需來看，依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9月18公布的數據，2020年4月-8月結匯和售匯差額從7月份開始出現較小的負值，說明市場對外匯的需求基本保持了供需平衡的態勢（圖1）。

圖1、銀行結售匯差額（億美元）

但從遠期結匯售的差額來看，市場美元的供給還是大于需求的（圖2），這也是推動人民幣預期升值的一個遠期美元市場供給因素。

圖2、本期末遠期結售匯累計未到期額（差額，億美元）

從整個經濟部分基本面來看，9月份CPI同比上漲1.7%，9月份食品煙酒類價格同比上漲6.4%，影響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約2.00個百分點。這就是說，剔除食品煙酒類物價的上漲，CPI同比漲幅是負值。從出口來說，3季度出口同比增長10.2%，這是在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出現的。疫情經濟下的出口，匯率的作用應該降低了，更多的取決于是否具備安全的生產供給能力。

從金融市場的情況來看，依據人行網站提供的數據，截至2020年6月底，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境內人民幣金融資產分別達到24567.6億元人民幣和 25724.23億元人民幣，相比2020年1月底分別增長了3480.65億元人民幣和3100.92億元人民幣。境外投資者對人民幣資產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熱情，這也是中國金融高質量開放想要的結果。

再從今年金融大動蕩時期的匯率來看，人民幣匯率在3月9日-3月23日的美元指數大幅度升值8%的背景下，人民幣對美元僅貶值了不到2.5%，是全球主要貨幣中貶值幅度最小的之一。歐元貶值幅度超過6%、日元貶值超過8%、英鎊貶值超過12%，等等。但疫情的不確定性導致美歐等經濟體疫情至今依然處于嚴重的階段，中國疫情防控取得了戰略性成果，復工復產全球領先，人民幣升值又具備基本面的支撐。從這個角度來說，3月中下旬的全球金融大動蕩期間，人民幣應該是錯過了最佳貶值窗口，導致目前升值的空間被擠壓，這也導致了在美元兌人民幣觸及6.7后央行開始給人民幣升值降溫。

從世界主要經濟體央行資產負債的“擴表”幅度和中外利差來看，人民幣應該進入了一個具有階段性升值的區間。由于海外疫情可能會延續較長的時間，海外央行的貨幣政策會因此處于放松常態化的狀態，人民幣也因此具備較長的階段性升值的基本面。

從雙循環戰略來看，要實現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的結構性調整，要促進金融高質量的開放與大發展，人民幣需要一個相對長的階段性升值來服務于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海外疫情的不確定性也提供了這樣一個戰略性的契機。

因此，由于是美元的需求側與人民幣的供給側發生了變化，導致了最近幾個月人民幣的升值。市場需求側導致的人民幣升值，貨幣政策直接的思路就是從供給側去調控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在可升值的空間中延長升值的時間。

央行在匯率問題上，可以改變過去應對匯率變動的“被動”方式：貨幣投放在一定程度上依據外匯占款來調節，同時使用匯率調節的逆周期因子。在社會經濟處于常態下，這種方式無疑是可行的，可以維持匯率的相對穩定，又可以保持貨幣量投放按照金融和實體經濟需求的節奏來實施。問題在于：最近幾個月央行資產負債表的外匯占款數量很小，疫情經濟與金融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過去的方式。央行可以嘗試正向的、或者說“主動”的匯率調節方式，通過各種形式的“擴表”來應對匯率的單向、短時間的較大幅度變化，發揮央行從貨幣“供給側”調控匯率的主動性。比如，央行可以進入市場適度買入外匯，增加對外匯需求，平衡外匯市場上本幣與外部的供需，來防止出現短期的、單向的較大幅度升值。同時，適度“擴表”也為資產化促進資本市場的大發展提供源頭資金來源。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的匯率更應該體現出全局觀。匯率調控與匯率市場化改革并不是對立的。新發展格局所需要的結構性轉型，可以通過財稅政策來激勵結構性轉向，也可以通過匯率升值來實施結構性轉變，兩種途徑在發揮市場是配置資源決定作用上，在成本收益的衡量上，匯率政策效果也許更好，因為這是一個總價格，會給予市場參與者相同的預期。利用好匯率這個重要的價格杠桿，將有利于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形成與發展。

（文章來源于一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