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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八大以來，反腐敗成效非常明顯，抓了很多大老虎，拍了很多蒼蠅。同時，反腐發展至今，也面臨著不少挑戰。

 

第一個嚴重挑戰是中國反腐敗“叫好不叫座”。2014年底國際透明組織發布了國際清廉排行榜，中國排行不高，175個國家和地區，中國排名100位，而前兩年中國還處于80位作為，為什么中國加大反腐敗兩年之后，排名不升反降？這是一個比較尷尬和有趣的問題。

 

第二個挑戰，近期明星官員仇和被抓，他是一個明星官員，也是人治的典范，一個平民官員，通過鐵腕做大政績獲得步步高升。那么多平民官員，未來何去何從？這涉及到平民官員的心態和上升。

 

第三個挑戰，高壓反腐之下，出現大量庸政和懶政。李克強在東北調研的時候發脾氣了，“去年批給的土地，70%仍然處于閑置狀態!土地給了，一直 閑著；錢下撥了，仍然‘趴’在賬上；項目批了，遲遲未見開工！政策再好，不干有什么用？政策千條萬條，不干就等于‘白條’!”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總理要 對增長負責，所以，如何在發展經濟和推動反腐敗方面取得比較好的權衡，至今未看到特別好的解決方案。

 

第四個挑戰，最近幾年官員自殺數量逐漸升高，我做過一個統計，2012年自殺官員12個人，2013年7個人，2014年陡然增加到39個。反 腐敗加強和官員自殺增加是正相關，但不屬于因果關系，只是相關關系。這些自殺官員中三分之一涉及到腐敗官員。現在貪官判死刑的已經很少了，但自殺的官員卻 越來越多了，這是不是值得高度重視？在反腐敗高壓態勢下，如何關注官員心態，是不可回避的一個重要話題。

 

第五個挑戰，盡管很多大老虎或者蒼蠅被抓，但是人們仍在懷疑是不是選擇性反腐。很多人覺得自古以來中國反腐策略就是先讓官員通過腐敗確立對上級的忠誠，然后通過選擇性反腐來清除異己。為什么我們會懷疑是選擇性反腐？

 

第六個挑戰，最近一個月過去了，始終等不來第100只老虎。紀檢監察部門可能自身也陷入一個陷阱，如果不斷抓更多老虎，容易造成無官不貪的印 象，如果抓的少了，又會被就指懈怠。紀委很難把這個工作撇清楚，所以，是不是要厘清紀委到底是干什么？反腐目標就是不斷抓貪官嗎？可能不見得就是這樣。

 

為了解決上述六個問題，必須讓反腐程序化、透明化、制度化，從運動式反腐到體制性反腐，從治標到治本。治本不應把注意力放在抓貪官，最重要是預 防腐敗的制度，一個好的反腐敗制度應該是沒有腐敗，這也是對官員的保護，不能等到出現一個大貪官，把他抓了，公眾拍手稱快，這不是一個正確的方法，但是目 前我們并沒有太好的進展。現在很多人關注，2013、2014年抓了那多貪官，2015將成為審判官員一年，這個過程能不能更透明些？

 

我們的報告提出了幾個預防腐敗或者治理腐敗的結論，嚴格來講，反腐敗沒有什么奇招異術，也沒有捷徑。限制權力是基礎，監督權力是關鍵，提高激勵是保障。在中國現在的體制下，賦予官員以權力，要想監督，太難了，限制權力比監督權力更容易操作。

 

從根本上講，腐敗的原因無外乎三個：官員擁有較多的自由裁量權，權力能夠轉化為租金，腐敗的行為難以察覺或者被懲罰。因此，要減少腐敗，尤其是 遏制“一把手”腐敗，應該從源頭上限制“一把手”的權力，這是反腐敗的制度基礎。目前，媒體和學者似乎把更多的焦點放在監督權力的運行，我們認為這有失偏頗。

 

限制權力比監督權力更根本，理由有兩點。首先，監督的成本比限權更高。盡管黨紀國法強調了要加強對黨政“一把手”的監督，但是在實踐中難以落 實。所謂“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按照現行法律法規，“一把手”主持全面工作，副手、同級紀委以及下級工作人員很難監督或者制約 “一把手”。本來設計挺好的“民主集中制”，在領導班子決策時，往往變成“民主”太少，而“集中”過多。相對而言，限制權力的成本更低。一旦確定了官員的 管理權限，官員越權即違規，這比“全方位的”監督機制成本更低。

 

其次，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講，限制權力比監督權力更容易證實。因為政府工作具有保密性和非市場性，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監督者難以觀察被監督 者的具體行為，也難以判斷被監督者不當行為的量化結果。比如，某個官員為了招商引資低價轉讓土地，多低才算違規？導致了多少土地出讓金損失？這些道德風險 問題難以監督。相反，如果明文禁止某個官員管理某事，該官員是否違規，一目了然。正因為如此，在中國“一刀切”的政策雖然有時顯得簡單，但是便于操作。

 

如何限制“一把手”的權力？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第一，減少各類行政審批權，特別是減少“一把手”的審批權。從資源配置的角度講，在市場經 濟條件下，凡是市場能做好的事情，都應該交給市場去辦；只有市場做不好，并且政府可以做好的事情，才需要政府來辦。在這個大的原則下，政府應該逐步減少各 類不必要的行政審批權，以及對市場行為的微觀干預權力，才能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第二，減少“一把手”的自由裁量權，縮小留給“一把手”的“候選清單”。現行法律法規留給黨政部門“一把手”的自由裁量權太大。用人腐敗被認為 是最嚴重、最普遍的腐敗，因為人事權是最重要的權力，帶來的租金最多。但是恰恰是在用人問題上，“一把手”的權力太大。例如，選拔一個干部擔任局長，候選 人可以是無數個。負責組織部門的黨委組織部長或者負責人事的副手往往是“一把手”的人，往往根據“一把手”的授意提供有限的候選人，并且將“一把手”屬意 的人選列在最前面。

 

第三，強化對重大決策權的事前約束。除了顯性的用人腐敗、項目腐敗，還有一類隱性的腐敗行為，即政績工程。政績工程往往以“公共利益”為名義， 一朝天子、一朝項目，實際上造成了巨大的浪費。問題是，這種浪費還難以對主管的“一把手”問責，因為政績工程雖然有助于“一把手”獲得政治利益，但未必表 明“一把手”本人直接獲得了經濟利益。例如，某地前任市長愛搞工業園區，花巨資對園區的基礎設施進行了改造。結果，工程尚未完工，市長高升或外調。新來的 市長偏好環保綠化，將有限的資金投向城鎮綠化和旅游景區，將前任的工業園區擱置一邊。這種為了個人政績而不顧國家利益的現象不勝枚舉，但至今沒有好的解決 辦法，關鍵是缺乏對“一把手”上馬各類政績工程的事前約束。

 

第四，轉變政績觀，減少賦予“一把手”的政治責任。權力與責任是對應的。要有效地限制“一把手”的權力，首先要厘清責任的邊界。作為一個單位或 者地區的“一把手”，不可能也不應該對所有事務負責，否則在“穩定壓倒一切”、“發展壓倒一切”的理念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權力邊界的。事實上的“無限責 任”，必然導致“無限權力”。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強調對權力的約束與限制，但是“一把手”仍然可以獲得“絕對權力”，從而導致 很多規章制度缺乏約束力。理念不改，制度難行，權力約束便遙遙無期。因此，反腐倡廉自上而下轉變經濟發展理念，轉變政績考核觀念，去除“唯GDP 論”，真正貫徹實施科學發展觀，注重轄區內經濟社會全方面均衡發展，減少各類“一票否決”的考核指標。

 

除了限制權力和加強監督，提高對官員的激勵也很重要。不能光有大棒，而不給胡羅卜，這不是好的激勵體系。激勵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升遷考核機制的調整，一是物質保障。當然，我們也需警惕民粹主義傾向，不能一說給公務員加工資，就毫無理由的加以反對。

 

原文鏈接：（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4-16/1008009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