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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信息成本制約著鄉村地區的農產品交易，交易范圍受限，市場規模小，市場價值難以實現。互聯網技術、互聯網業態為消除傳統農業社會和城市社會的信息阻隔、提高農產品流通效率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截至2021年，中國農村網民規模為2.97億，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達59.2％，在如此規模的聯網條件下，隨著直播帶貨迎來爆發式增長，短視頻、直播電商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在政府、平臺和商家的積極推動下，越來越多的“新農人”加入村播行列，成為鄉村振興的生力軍。

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劉守英教授看來，數字經濟推動構建了新型農產品流通機制。他長期扎根城鄉發展，對中國土地制度與發展經濟學有獨特見解。鄉村振興如何進展？怎樣通過互聯網平臺消除信息不對稱，提升農產品流通機制？

鄉村振興不是“浪漫主義”

中國新聞周刊：鄉村振興現在發展到了什么階段？

劉守英：鄉村振興不是“浪漫主義”，不能把它變成一個浪潮，要客觀看待這個需要上百年時間來改造、重構、演化的過程。總體來講，鄉村振興從熱度很高到現在開始趨于冷靜，呈現出以下特點。

第一，各個企業和主體是帶著情懷來到鄉村的，但缺乏對回報的考量，很快發現會面臨各種問題，主要原因是對農村不熟，這需要我們客觀認識農村、農業和農民的問題；第二，鄉村振興要遵循城鄉轉型的基本規律，城市化、工業化是不可逆的，“情懷式”的鄉村振興不可持續，各個主體需要加深對城鄉發展的客觀認識；第三，鄉村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投入，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各界的多方參與；第四，目前鄉村地區已經積累了一些好的案例，包括政府、企業和農民個體等各個主體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了，鄉村整治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第五，整個社會對于鄉村振興的共識在加強，這是好的信號。

中國新聞周刊：鄉村振興需要多方參與，地方政府如何為鄉村振興盤活資源？

劉守英：鄉村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是需要政府來主導的，互聯網平臺可以由企業來進行。政府還有一個重要工作就是發現地方的特色產品，培育特色產業，這需要財政和政策支持。

當基礎設施建立起來，地方政府在產業發展方面是可以有很多作為的。之前市場半徑小，一個縣鄉鎮什么都做，現在交易范圍和規模擴大，通過平臺經濟已經能夠實現某個地方的某幾種產品在全國打出優勢。政府應該規劃優勢產業規模化發展的政策，這樣也解決了鄉村產業回報率低的問題。比如我最近去廣東調研，沿海的魚類不能長距離運輸，現在通過預制菜產業，就解決了儲存和運輸問題，具備了規模化的條件。

從“新農具”到新故事

中國新聞周刊：在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如何借助互聯網平臺來打通城鄉之間的流通環節？

劉守英：鄉村其實是有很多“好東西”的，包括老的和新的。所謂老的“好東西”就是歷史傳統留下來的，比如我老家湖北的熬糖、豆腐乳等土特產；新的“好東西”比如小龍蝦這樣的現代養殖業。這些“好東西”其實比較“土”，因為它們是靠經驗和傳統維系的地域習慣，基本是以鄉鎮為單位存在的。

這些“好東西”最大的問題是它的市場半徑很小，基本上只在鄉鎮之間流通，而且文化、包裝、營銷等附加值很低。怎樣讓農民能夠把這些產品“從土變特”，是我們當下鄉村產業發展面臨的瓶頸和機遇。如何擴大這些產品的市場半徑，增加交易規模，把它們從原來的熟人社會賣到陌生人社會。傳統市場擴大的方式是依靠企業家增加市場規模，把地方性產品變成全國性產品，這對農民來講很困難。

這其實正是短視頻平臺能夠發揮作用的地方。通過這些互聯網平臺和主播，鄉村地區的產品能夠從熟人社會賣到陌生人社會，把熟人經濟變成陌生人經濟，這個是很厲害的。現代經濟的特征其實就是陌生人社會，依靠信用和契約進行交易。平臺在這個過程中建立起信用機制，主播遵守契約提高誠信度，就可以實現這些“土產品”的市場價值，提高當地農民收入。

中國新聞周刊：將互聯網技術和平臺作為生產要素組合起來，對于重塑農產品價值鏈有何意義？

劉守英：通過互聯網平臺，需求主體變了，超越了原來的范圍，而且減少中間環節，生產端所分享的價值就多了，利潤就高了，這樣單位投入的回報率也上來了。這是解決中國農業產業現代化的一個關鍵。

另外，還要重視規模化產業和市場需求的鏈接問題。產品賣出去才能實現產值，數字賦能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連接城市的陌生市場。當然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完善，包括怎么建立監管機制，怎么實現標準化，品牌怎么建設，這涉及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各個環節。

中國新聞周刊：如何看待互聯網業態在農民收入、農民就業方面所發揮的社會價值？

劉守英：通過數字賦能，很多新業態發展起來，一些原來外出打工的人可能也覺得回來就業是個不錯的選擇。本地的留守老人也會有更多的機會，很多產業的訂單都可以派到農村，解決了當地閑置勞動力的問題，農民的收入也增加了，起到了扶貧助農的作用。

互聯網業態通過信息連接城鄉，解決了城鄉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發現價值，提升價值，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幫助鄉村地區形成主導產業。這是一個慢變量，整體性轉型涉及到整個鄉村的產業革命和現代化過程，這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一個橋梁。

中國新聞周刊：當下在很多地方直播成為“新農具”，短視頻+直播業態在鄉村振興中是否具有普遍性作用？你對農村廣大主播未來的發展有何建議？

劉守英：農民是很善于學習的，一個農民以前一天最多只能賣200個紅心茶葉蛋，現在他可能通過直播賣上萬個，周圍的人就會去學習和模仿他。現在一些“電商村”其實已經形成了這種規模，對整個鄉村產業的發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為它的發展方向是產業化。

所以建立數字基礎設施平臺很重要，包括5G網絡，也包括各個互聯網平臺。有了這個基礎設施，農民就會利用起來模仿和跟進，某種特色產品就具備了規模化的可能。從業者多了就會出現分工，有的負責銷售，有的負責包裝，有的負責宣傳，有的負責信用，這個地方的產業就成長起來了。

所以，短視頻和直播解決了鄉村和城市、生產者和消費者“連接”的問題。

鄉村振興是一個多方共同參與的過程，農民是重要的參與者。農村有太多特色產品等待被發現，這就需要農民主播們的智慧和創造，去發現、去宣傳，去給產品增加知識含量，去講出這些“土產品”的新故事，這其中有著廣闊的空間。

（文章來源于《中國新聞周刊》雜志總第10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