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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機遇 才能逆風而行

[提要] 黃衛平：歸納通脹上漲的原因，從中國實際出發，大概有ＧＤＰ的物質內容的變化、貨幣超發、輸入型、供求結構變化等因素。由于中國經濟周期與全球不完全一致，在世界經濟形勢不好時，中國不一定不好，甚至可能是發展的巨大機遇。

　　■ 人們說２００９年是最困難的一年，２０１０年是最復雜的一年，２０１１年是最不確定的一年，但不確定中存在著確定。

　　■ １９９７和１９９８年是中國經濟轉折點。１９９６年以前，中國經濟的特點是短缺經濟；１９９６年以后，則進入過剩經濟時期。

　　■ ２０１１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主基調，是“一個管理、兩條主線”。

　　■ 從ＧＤＰ總量來看，中國超過美國只是時間問題。

　　■ 我相信，中國將是第一個能夠以７％年增長速度，連續增長４０年的國家。


　　最近幾年，世界經濟運行跌宕起伏。中國宏觀調控陰晴難測，在閃轉騰挪之余，整體經濟格局卻是峰回路轉，在去年晉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今年是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中國經濟的增長趨勢和政策走向如何？經濟發展的內部和外部環境有何變遷？

　　日前，中國著名經濟學家黃衛平在深就十二五規劃與當前的若干經濟問題，為人大深圳研究院學員做主題演講，記者借機與他展開熱點對話。

　　１

　　宏觀調控政策

　　明顯轉變

　　記者：近年來，中國宏觀調控的變局堪稱波詭云譎，經濟形勢判斷難度加大。您如何看待今年的宏觀經濟格局？

　　黃衛平：人們說２００９年是最困難的一年，２０１０年是最復雜的一年，２０１１年是最不確定的一年。總體來說，就是缺乏方向感，刮東風也行，刮西風也行，現在還有可能刮旋風，但我感覺不確定中依然存在著確定。

　　從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０年連續三年的春季時分，我都要到美國出席次貸危機的研討會。美國經濟在２００９年是相當困難。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歐美所有電視和平面媒體都在說一個主題――“告訴國民如何節約”。

　　到了神州大地，卻在告訴國民怎樣花錢。也就是說，在別人困難時，中國經濟卻是一枝獨秀。２０１０年中國經濟增長錄得１０．３％的增長速度，并成為了世界經濟的第二，今年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記者：經歷十一五期間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后，十二五規劃和以往的規劃相比，最大的不同之處在哪里？

　　黃衛平：十二五規劃中最大看點，是增長模式轉變為更加關注民生。在２４個主要指標中，有９個與民生有關；在１２個限制性指標（以前叫指令性計劃）中，有４個與民生有關。值得關注的是，兩個７％的指標，即ＧＤＰ和老百姓收入均為每年增長７％。

　　另外是內外均衡。在進行十一五規劃前期研究時，我曾提出了在保持外匯儲備增加的同時，爭取做到進出口平衡。現在來看，當時這一政策目標實現的難度較大。不過，在十二五規劃中，國家再度強調內外均衡，以及經濟增長與民生均衡。

　　記者：過去幾年里，國家４萬億元的財政刺激計劃和逾２０萬億的貨幣超發效應持續發酵，昔日的保增長目標開始由穩增長所替代，這是不是意味著宏觀調控政策已轉向？

　　黃衛平：２０１１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主基調，是“一個管理、兩條主線”。一個管理是今年要管理好通貨膨脹預期；兩條主線，實際也是“十二五”規劃的兩條主線，即調結構的主線和保民生的主線。

　　對比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六項主要任務，有一個變化是非常大的。２０１０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第三條為“夯實三農發展基礎、擴大內需增長空間”。在２０１１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農業從第三條擺到第二條，說法叫做“推進現代農業，確保農產品有效供給”。政策變化的背后透露什么信息呢？

　　從政策角度來看，２０１０年是從拉動內需角度定位“三農”發展情況；今年則從擴大需求轉到擴大供給。這一轉變的關鍵在于通脹問題。如果沒有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對通脹預期很難實現有效管理。另外，從供求兩個角度來分析更全面。

　　２

　　GDP總量超美國只是時間問題

　　記者：去年，中國ＧＤＰ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和國外媒體的高調關注相比，本土媒體反思居多，類似幸福指數比ＧＤＰ更重要的思潮涌現，甚至還出現ＧＤＰ無用論的觀點。

　　黃衛平：在中國ＧＤＰ成為世界第二時，網絡上關于ＧＤＰ無用論的觀點，應是基于ＧＤＰ與幸福感無關的考量。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幸福是一種心理感受，因人而異，難以用數據來衡量。而且，欲望的滿足常伴隨邊際效應遞減效應。以吃饅頭為例，吃一個解餓，二個剛飽，三個就吃撐了，四個受不了，第五個可能要你命，幸福感反而降低了。

　　記者：作為全球公認的衡量經濟增長的最佳指標，ＧＤＰ統計對轉型期的中國來說，現實意義是什么呢？

　　黃衛平：美國經濟學家薩謬爾森曾言，“ＧＤＰ是２０世紀最偉大的發現。”ＧＤＰ指標現在仍然有用。人類的經濟行為主要干兩件事，一是創造財富，二是分配財富。如果認為財富增加也有問題，無疑過于偏激。

　　新增財富（蛋糕）必須做大，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

　　在關注ＧＤＰ指標的同時，對國民總收入即ＧＮＩ的關注，是當今世界的新潮流。所謂ＧＮＩ，統計的是一國公民一年內創造的財富，與其所在國家無關，華僑在海外創造的新增財富，事實上和國內老百姓的福利關系不大。中國經濟總量雖然成為世界第二，但是，人均ＧＤＰ仍排在全球第１２４位，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記者：在晉升“全球第二”之后，中國離美國這個全球第一還有多遠距離？

　　黃衛平：按照美國智庫的預測，假設中國和美國年均ＧＤＰ增速分別為９％和３％，同時，人民幣對美元每年升值３％，則中國可能在２０２３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大國。

　　自秦始皇以來，中國ＧＤＰ總量一直位居世界第一位，乾隆時期，占全球ＧＤＰ總量的三成。不過，經濟總量大不等于國力強大。在清朝甲午戰爭期間，全世界都認定中國的北洋艦隊贏，結果卻是意外大敗。

　　即便到二十世紀２０年代，中國ＧＤＰ總量仍是世界第三，在美國和英國之后。從ＧＤＰ總量來看，中國超過美國只是時間問題，這一點我非常有信心，問題是ＧＤＰ的質量。

　　３

　　增長內容變化拉高通脹

　　記者：決策層在２００９年底開始著手管理通脹預期，緣何至今通脹壓力未解，反而有壓力上升的可能呢？

　　黃衛平：通脹意味著人民幣對內貶值。一些統計數據可以說明通脹的現實情況：以３０元人民幣來計算購買力，在１９７８年可購買９９斤大米＋１２斤豬肉＋１０斤食用油；在１９９８年可購買１１斤大米＋２斤豬肉＋２．６斤食用油；在２００８年可購買５斤大米＋０．７斤豬肉＋１．１斤食用油……

　　有人推算，２００９年１００元等于１９７８年１５元的購買力。就算是從１９９０年１月－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中國ＣＰＩ月均增速均值為４．８１％。

　　分析中國的通脹壓力，ＣＰＩ構成的差異應加以關注。簡單推算２０１０年的權重結構，食品類占權重為３４％，居住占比為１３％。相比之下，美國ＣＰＩ構成中住宅類占比達４２．１％，食品和飲料僅占１５．４％。

　　為使ＣＰＩ統計更為科學，國家統計局對權數構成進行了相應調整。其中，居住提高４．２２個百分點，食品降低２．２１個百分點。即便如此，食品類占ＣＰＩ權重仍然較大，如果是因為農產品因素導致物價上漲，央行收縮貨幣不一定能有效控制通脹。

　　記者：時下，將通脹誘因歸結于貨幣超發，是貨幣主義者的觀點。中國式通脹是不是有其不同誘因？

　　黃衛平：歸納通脹上漲的原因，從中國實際出發，大概有ＧＤＰ的物質內容的變化、貨幣超發、輸入型、供求結構變化等因素。其中，我認為ＧＤＰ的物質內容的變化才是這些年物價持續上升的基本原因，認識不到這一點，有可能在治理貨幣超發的過程中，反而刺激物價上漲。

　　在過去３０多年來，中國ＧＤＰ以年均９．８％的增速飛速發展。這些年來ＧＤＰ增長的物質內容，不再是以前的日用品和農產品，而是高樓、高鐵和機場。

　　ＧＤＰ是新增財富，ＧＤＰ增速越快，財富增加越快，相對來講，居民的收入就越高。當居民收入增加時，整個貨幣收入自然提高。

　　由于ＧＤＰ增長的物質內容是高樓大廈，而不是農產品，農產品產量的增長明顯慢于ＧＤＰ增速。當相對大量的貨幣追逐相對較少量的農產品之時，農產品價格一定只能升。

　　事實上，人們大概能夠感受到上世紀８０年代蔬菜是幾分錢一斤，９０年代幾角錢一斤，現在則幾塊錢一斤了。因此，保障農產品的有效供給，既可抑制通脹，又能保障民生最基礎的需求。今年經濟工作六項任務次序的變化，反映出中央對農產品供給的重視。

　　４

　　抓住機遇才能逆風而行

　　記者：大國崛起離不開國際環境的支持，更關鍵在于“化危為機”的能力。中國經濟的增長奇跡，是不是與把握機遇能力強有關？

　　黃衛平：用“多難興邦”來形容中國最近幾十年的發展，有其合理獨到之處。事實上，中國經濟運行周期有其特殊規律，往往是８至１０年一個周期。同時，ＧＤＰ增速一旦到達兩位數，持續四五年就要調整。

　　由于中國經濟周期與全球不完全一致，在世界經濟形勢不好時，中國不一定不好，甚至可能是發展的巨大機遇。

　　典型例證就是，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東亞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不確定。但是，以歐美為主的出口市場穩定，一些訂單從東南亞轉移到中國，中國抓住機遇做大出口，短短十年內成為世界工廠。可以說，中國經濟是從１９９７和１９９８年后才走上常軌，城鎮化以及農轉非帶來的生產行為的變化，讓農民工第一次走上歷史舞臺。

　　在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０年，以歐美為主的世界金融中心出現危機，外部環境可謂惡劣，主要出口市場陷入危機。中國及時推出十大產業振興計劃，出臺四萬億財政刺激方案，內需迅速轉旺，再一次論證“別人難受，中國特棒”的發展軌跡。

　　記者：在成為全球第二之后，中國經濟增長在十二五期間會不會遭遇不利的國際因素？

　　黃衛平：應該來說，中國的迅速崛起，有“被世界工廠”的一面。在１９９７至１９９８年東南亞發生金融危機時，全球大量的直接投資轉移到中國，訂單是人家給的，資金是人家轉移而來。

　　在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全球都在談世界經濟失衡這一概念。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經濟失衡涉及主要是地球村里窮國和富國的失衡，發達國家有義務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現在，這一概念出現１８０度的轉變，提的是經常賬戶的不可持續，只有貿易順差過大的國家主動調整，世界經濟才能平穩發展。

　　目前，中國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量均為全球第一，中國調整經濟結構已是勢在必行。以外需為主的發展模式受到挑戰，這是中國必須進入結構調整的第一個助推力。

　　同時，由于全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地球村可持續的發展受到了挑戰，世界經濟需要共享性增長，也就是常說的包容性增長。社會共享的概念，全球一致認同的是反貧困、公平、機會均等、社會包容，以及構建社會安全網。由此出發，中國進行收入分配體系和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彌補環境赤字的進程，必然成為十二五期間調結構的又一助推力。

　　記者：面對控通脹、調結構和保民生的政策目標，有專家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不樂觀。您怎么看待這一分析？

　　黃衛平：金融市場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持悲觀論的主要邏輯，是預期中國快速的薪資增長和房地產價格飆漲，導致資源錯配，中國終將面臨銀行體系的壞賬風險。

　　Ｇｒａｎｔ Ｔｈｏｒｔｏｎ京都天華會計師事務所公布２０１１年《國際商業問題問卷調查報告》稱，在被調查的３００家內地企業中，預測經濟前景樂觀的占比，在２０１１年僅為４２％，從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０年分別為８６％、７８％、３０％和６０％。同時，一項全球調查結果顯示，有４５％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未來５年可能將爆發金融危機，有４０％的人認為中國可能在２０１６年后爆發金融危機，擔憂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態勢或將難以繼續。

　　從經濟周期的運行機制來看，中國經濟已告別２００９年一季度的谷底，進入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我相信中國將是第一個能夠以７％年增長速度連續增長４０年的國家。

　　最近，認為中國經濟可能出現滯漲的預測開始出現，即中國經濟可能出現年增長低于６％，物價高于４％的格局。其宏觀邏輯是刺激民生的財政支出將導致供求失衡，物價因此上漲，通脹出現。而企業則因為擔憂財政赤字的危害而不敢加大投資，同時銀行緊縮銀根，令企業貸款困難，持續這樣做會造成經濟增長停滯。從目前來看，中國經濟增長的通脹已然出現，但短期內并不至于出現停滯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