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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金融評論》：對于2022 年的“GDP 增速預期目標”，目前市場有5% 和5.5% 兩個主要預期目標。您對2022 年中國經濟增長作何預期？另外，從中長期來看，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會穩定在什么水平？

劉偉：總體來說，我認為2022 年將是中國經濟從修復調整走向鞏固提高的一年。中國人民大學宏觀論壇團隊預計，2022 年中國實際GDP 增速有望達到5.5%左右，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是預定5.5% 的增長目標，以及3% 左右的通脹目標、5.5% 左右的調查失業率目標。

從中長期來看，中國經濟可能仍將保持較長一段時期的中高速增長，潛在經濟增長率逐步下降至5% 左右。過去10年，中國經濟保持了穩健的中高速增長，對比同期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增長表現，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到中國經濟又快又穩的增長特征。一是中國經濟高增長低波動的運行格局；二是中國從未發生典型的經濟與金融危機；三是中國制造在全球化格局中的獨特地位；四是移動互聯網和大數據等新技術和應用場景在中國經濟的實踐領先于全球。

在本輪疫情中，成功的疫情防控和中國制造體系的強大是中國宏觀經濟在疫情期間持續復蘇的核心基礎之一，中外防疫能力的差別以及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使中國疫情防控紅利和全球供應中心效應有中期化的趨勢。同時，中國科技自立自強戰略的全面啟動、新冠疫情帶來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以及全球對高技術制成品的需求持續上揚，直接導致疫情期間創新驅動發展態勢持續向好，數字經濟占比持續上升，高新技術行業利潤增速與投資增速保持高位運轉，研發投入新型激勵體系開始出現，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在疫情期間得到了加速。

《北大金融評論》：目前市場仍在爭議消費復蘇的情況。您如何看待基礎消費恢復增長的前景？中長期來看，走向內需驅動的經濟，我們還要克服哪些困難？

劉偉：在新發展格局的構建中，擴大消費是我國需要牢牢把握的戰略基點之一，但當前消費拉動比較乏力，總體消費率不僅長期偏低，而且縱向來看，存在整體下降趨勢，疫情的影響進一步加劇了這一現象。隨著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和居民收入改善，2022年消費將會繼續復蘇，并出現一定程度的反彈，但受疫情防控和未來收入預期轉弱等因素影響，居民消費仍將乏力。

消費乏力從根源上取決于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費意愿的相對下降，背后相關聯的是居民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負擔過重。因此，牢牢把握擴大消費的戰略基點，需要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著手，既加強需求側管理，又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中關鍵是做好針對性的制度安排。

需求角度方面，要從促進就業、加強職業技能培訓、改善資源配置、完善稅收制度、完善社保、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合理調節房價、合理提升社會公共服務等多個角度加強制度安排。供給角度方面，一要堅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供給品質，二要激勵創新，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三要改善市場交易環境，消除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

更重要的是，適應逆全球化和后疫情時代特征，需要在發展觀念上更加強調內生動力和經濟安全。因此，在當前的特定形勢下擴大內需，需要加大有效財政支出力度，出臺消費導向的減稅降費政策和民生導向的收入補貼措施。同時，配合新發展格局的布局，還需要進行財政支出結構調整。在關鍵核心技術、高新技術上的布局，在核心產業鏈上進行國產替代的布局，以及在出口轉內銷等方面的一系列布局，都需要財稅改革的配合，需要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調整，以實現新戰略與傳統戰略的對接。

本輪通脹的根本原因與全球增長前景

《北大金融評論》：近期，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出現了40年來最高的通貨膨脹，美聯儲遲遲不愿意下重手加息，總認為通脹會自然下去，更希望美國經濟軟著陸。您認為本輪通脹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您如何分析本輪通脹對于中國經濟的影響？

劉偉：本輪通脹的根本原因是疫情沖擊之下歐美經濟政策對供需不對稱的刺激效應。疫情暴發以來，美歐實施了極度寬松的財政貨幣刺激政策，使得需求快速反彈；但是其疫情失控局面下供給面修復遲緩，多輪疫情沖擊對產業鏈供應鏈產生了嚴重破壞，使得歐美生產和供給不足、原材料和運輸成本上升，進而產生嚴重的供需失衡，導致通脹飆升。特別是美國，自疫情暴發至今，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從2020年初的約4.1萬億美元飆升至目前的約8.8萬億美元，增長了1倍多，美國國債總額從2020年初的23.2萬億美元飆升至目前的30.2萬億美元，兩年增加了近7萬億美元。

對于中國經濟的影響而言，本輪全球通貨膨脹的出現，包括與此相關的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陸續退出、美國三大新刺激政策的落地與美國財政赤字的持續擴大、全球金融市場的新動蕩以及全球供應鏈在疫后的持續調整，將給中國宏觀經濟的外部環境帶來正反兩方面的不確定性沖擊。一方面，全球消費品價格的上揚將帶來中國貿易品競爭力的上揚，另一方面，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揚又將使成本沖擊的力度加強，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壓力加大。美國物價上漲和赤字財政將加大對中國的需求，導致美國的對華貿易政策全面轉向，但美國前期持續量寬以及量寬調整帶來的金融市場的震蕩很可能導致人民幣匯率過度升值。2022年歐美的全面放開可能導致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調整進一步加速，但也可能在調整中出現更嚴重的新的供應鏈瓶頸約束問題。

《北大金融評論》：零利率、負利率時代已然來臨，在一些西方國家，人們不得不忍受儲蓄縮水。但弗里德曼的“自然利率”假說指出，在自然利率之下，不可能通過刺激產生經濟增長。那么，您如何看待近十幾年的“低通脹低增長”行情？

劉偉：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低通脹低增長”成為世界經濟表現的一個突出特征。2020年疫情暴發以來，如前所述，在歐美乃至全球極度寬松的貨幣財政政策刺激下，在產業鏈供應鏈遭到疫情沖擊破壞而尚未修復的背景下，歐美出現了階段性的高通脹現象，但是世界經濟增長前景依然充滿不確定性。

我認為，隨著全球疫情因素的消除、生產供給的恢復、宏觀政策的常態化，目前的高通脹現象將會逐漸回落，而疫情之前的低增長態勢將會延續，甚至比疫情之前更加脆弱。主要原因是全球高債務問題及由此產生的金融風險和經濟下行壓力比疫情之前更加嚴重，逆全球化問題和地緣政治風險比疫情之前更加嚴峻，人口老齡化問題、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問題等也比疫情之前更加嚴峻。

因此，從中長期來看，在新一輪產業和技術革命到來之前，世界經濟增長速度仍將處于下行階段。目前全球疫情尚未結束，疫情對人類社會帶來的深遠影響還有待觀察，但相比最近十幾年的“低通脹低增長”，2021年世界出現的“高通脹高增長”行情更可能是一個經濟短期現象，而不會成為一種趨勢。

“產業升級不意味著‘去工業化’”

《北大金融評論》：您曾通過實證分析指出，產業結構變動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正向影響。那么，在當下，產業結構相對落后是否已成為導致當前國內經濟增速緩慢的一個直接內部原因？如何進一步調整和優化國內產業結構？

劉偉：我國現階段的產業結構是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符合改革開放前幾十年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要素稟賦優勢，也符合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然而，我國的要素稟賦優勢在發生變化，經濟增長引致的鮑莫爾效應和恩格爾效應也在推動產業結構的變化，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是經濟發展到特定階段的要求。從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占比關系上來看，第二產業技術進步引致的鮑莫爾效應和國民收入增加引致的恩格爾效應會推動第三產業占比的增加。這正是由中國經濟增長和產業發展的階段性所決定的。

但與此同時，推動第二產業的內部升級和第三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有利于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從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式上看，通過深化體制改革即加強制度創新來推動技術創新，從而使我國的經濟增長由更多地依賴于增加投入改變為更多地通過經營管理進步和科學技術進步來實現。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關鍵是要以廣義技術進步（包括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來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第二產業的內部升級方面，我國經濟正由資本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從投資驅動型到創新驅動型轉變。現階段需要著重實現中低技術工業到高科技工業的升級，通過高科技產品與世界其它國家產品的交換，實現低投入和高產出。第三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方面，國家現在所重視的服務貿易和數字經濟等，幾乎都對第三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提出更高要求，尤其是對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國可以抓住兩個較為突出的產業升級機遇：一是以新技術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二是以碳達峰、碳中和為主導的綠色轉型。

隨著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數據要素在全球經濟增長中扮演的角色愈發重要。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正在引領新一輪技術進步，將催生出新的數字經濟產業活動，促進中國經濟結構進一步轉型升級。另外，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中國的能源結構、生產結構、消費結構等將被重構，把握好綠色轉型機遇，將會帶來一場全面系統深刻的經濟社會結構轉型。

然而，調整和優化國內產業結構也需要注意幾個問題。第一，產業升級并不意味著“去工業化”。過早過快“去工業化”，不僅會造成工業發展不充分，還會造成沒有形成對服務業的有效需求，導致工業和服務業之間不能形成良性聯動。這也是《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強調“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的原因。第二，應避免經濟的“脫實向虛”。首先是部分金融部門脫離服務實體經濟的目標，形成金融體系內部的自我循環和增值，容易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其次是房地產部門的發展與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發展之間存在失衡，容易引發房地產泡沫、債務風險等危機，并影響長期經濟增長動力。

《北大金融評論》：您一直強調創新的重要性，但不少企業在實際研發與生產中面臨著支持創新的風險由誰來承擔的問題，您認為應如何破解？

劉偉：創新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技術創新，通過提高產業競爭力，強化關鍵環節、關鍵領域、關鍵產品的保障能力，使國民經濟循環暢通起來；二是制度創新，通過提升市場機制的完善程度，完善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最終真正實現統一開放的市場循環。

從數據上看，我國科技創新能力穩步提升，創新帶動實體經濟發展的能力持續加大。然而，我國仍然存在創新力不足，關鍵核心技術短缺等問題，造成國民經濟循環上存在堵點、斷點。要破解上述制約科技創新發展的問題，需要通過加強制度創新來推動技術創新。

一是優化配置優勢資源，推動重要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首先是全面統籌各方力量，通過市場機制配置優勢資源；其次是合理布局各個技術環節，降低初期投入的預期風險；最后是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創新要素，致力于高水平的開放合作。

二是優化上下游經濟結構，推動要素市場化改革。第一是推動產業結構升級，降低企業的成本，提高企業的競爭力；第二是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降低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讓下游企業敢創新、能創新；第三是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開拓國際國內市場，讓上游企業有市場、有收益。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逐漸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即從擴大要素投入量為主，轉變為提高要素生產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為主。

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最需要解決的短板問題

《北大金融評論》：高質量發展意味著，要從以擴大要素投入量為主拉動經濟高速增長，轉變為以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主帶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您認為我國在努力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最需要解決的短板問題是什么？又應該如何化解？

劉偉：在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最需要解決的短板問題有幾個方面。

一是當前中國的市場體系還不夠完善，特別是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相對比較滯后，是突出短板。市場化改革不徹底抑制了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是以往中國企業創新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要素市場管制的存在，使得企業更傾向于通過尋租獲取廉價的生產要素以創造利潤，而在科技創新和研發方面的投入較少，從而抑制了創新活力。我們的研究測算結果表明，如果能夠深入推進市場化改革，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那么2020-2035年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速均值將額外提高40%左右，從3.8%提升至5.3%，從而能夠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打下堅實基礎。

二是關鍵核心技術和國民經濟循環受制于人，產業鏈供應鏈存在斷點、堵點，也是短板問題。進入新發展階段，技術進步主要依靠“模仿”已不可能。關鍵核心技術是買不來、要不來的，只能依靠自主創新。實現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推動高質量發展，關鍵在于創新帶來的效率革命和動能轉換；現代經濟體系的構建及競爭力的提升，根本在于創新的支撐；產業鏈的斷點、堵點和國民經濟循環受制于人的短板能否克服，要害也在于創新力上能否突破。

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實現依靠創新驅動的內涵型增長，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必不可少。一方面是技術創新，依靠技術創新進行結構升級，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這既是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關鍵，也是擺脫西方國家“卡脖子”、提高國際競爭主動權、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鍵。在這一過程中，既要更好發揮政府頂層設計、統一布局、組織協調的作用，又要充分發揮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作用；既要夯實基礎研究，又要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既要大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又要堅持開放創新，加強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另一方面就是制度創新。2020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就是對全面推進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再布置、再強調。未來要通過進一步的制度創新，建設能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經濟體制，實現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

（文章來源于匯豐金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