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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歲末，中國人民大學楊志教授以聯合國大學代表團專家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作為氣候變化與低碳經濟研究領域的資深專家，在親歷哥本哈根會議后，她更加強烈地感受到，發展低碳經濟，中國的機遇與挑戰同在。她呼吁：中國經濟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走自己的發展低碳經濟之路，不能效仿不符合中國國情的美國新能源模式；中國實現減排目標，必須政策引路，全民參與，讓觀念滲透到文化與時尚之中；作為全球最大的碳生產國、碳排放國，中國必須吸取在國際石油市場中喪失定價權的前車之鑒，抓住目前全球碳市場鏈接的機遇，參與進去，不再錯失良機。

　　China couldn`t lose the right of discourse in carbon market

　　In the bottom of 2009, Yangzhi, professor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ook part in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in Copenhagen as an expert of the university mission of UN. Being a scholar majored in the field of climate change and low-carbon economy, Professor Yang experienced the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of China to develop low-carbon economy after the Copenhagen Conference. She said that China must choose a suitable pattern of developing low-carbon economy in order to attain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we can抰 copy the New Energy Model of USA. She said that China must make the policies to encourage the whole people participate in emission reduction. As the biggest country of carbon produc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in the world, China must draw lessons from the loss of the right of discourse in Global Oil Market and take part in the current global carbon market at once, said Professor Yangzhi.

　　氣候變化對人類生存的危害有多大

　　記者：根據您的研究，能否簡單描述一下氣候變化的歷史與現狀？它對人類生存的危害究竟有多大？

　　楊志：近百年來，許多觀測資料表明，地球氣候正在經歷一次以全球變暖為主要特征的顯著變化。尤其是近年來，以全球變暖為基本特征的氣候變化越來越明顯。自工業革命以來，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了 25％，遠遠超過科學家可能勘測出來的過去 16 萬年的全部歷史紀錄，而且目前尚無減緩的跡象。2007年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中最富于成果的一件事，就是認為不僅氣候變暖，整個氣候系統的五個元素都發生了變化。不僅溫度高了，海平面也上升了，冰雪圈消退了，北極冰蓋可能會消失，草場退化森林減少，生物圈也發生了變化。

　　近年來，氣候變暖導致世界各地頻發各類災害性氣候事件，對自然環境、生態體系產生了不可逆轉的破壞，對農、林、牧、漁等經濟社會活動產生了不利影響。科學家指出，如果溫度升高超過2.5℃，全球所有區域都可能遭受不利影響，發展中國家所受損失會更為嚴重；如果升溫4℃，那么，會對全球生態系統帶來不可逆的損害，造成全球經濟重大損失。

　　記者：由此看來，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要想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難度會更大

　　楊志：是的。在過去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30年的發展中，中國立體地進行著第一、二、三次乃至眼下開始第四次產業革命。由于我國生產力整體水平低、能源消耗大，在一定程度上對環境造成破環，這都是不得已而為之。我認為，中國貧瘠的土地決定了中國人從骨子里是愛護環境的。如果你坐飛機就會發現，離開北京15分鐘，再放眼往下望，那是荒蕪的戈壁、滾滾的黃沙。但在歐洲大陸，同樣坐在飛機上往下望，那是綠樹成蔭，由淺到深。資源豐富的歐洲大陸，其人均占有資源遠非中國能及。中國以7％的可耕地承載了占全世界21.62％的人口，基于這樣一個基本國情，中國不可能不節省能源，不可能不去保護環境。近些年來，外國人一直在研究中國為什么會在短短的30年中有這樣突飛猛進的成績；而中國人“走出去”，也讓中國認識、了解了世界。但是，在一段時間內，中國人有個認識上的誤區，認為全球化就是美國化。其實美國化只是全球化中的一種模式。歐洲每個國家都有自身特色，都存在差異性。我們應該更全面地了解、學習和借鑒。而將“能源注入文化”的公民普及教育是我們最應該學習的。

　　后哥本哈根時代中國面臨的挑戰

　　記者：您認為，后哥本哈根時代，中國面臨著怎樣的挑戰？

　　楊志：在說這個問題之前，我想講一下我們調查的一個維也納中產階級家庭的例子。在這個中產家庭居住的1500平米的別墅中，擁有主樓、花房、冰場等，而建筑中80％的設備使用的是新能源。在調查中，主人傳遞給我的是令我耳目一新的信息：使用新能源不僅節能環保，更是時尚。這個時尚的特點在于它不沉悶，與創新相聯。這個家庭購置的低碳設備共花了六萬多歐元，還擁有各類引領他家低碳經濟的高新科技。在這家人看來，低碳經濟是一個創新、時尚的符號，讓這家人引以為驕傲的是他們可以在這幢大房子里與自然和諧相處。由此折射出他們對貧而富，富而貴，貴而儒，儒而雅儒的文化的崇尚。

　　記者：您舉這個例子的意思是想說，國民至上而下的觀念轉變是中國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

　　楊志：是的。第二個挑戰是技術挑戰。我仍然拿他們和我們作個比較，我們倡導少開車多走路是從節約型社會考慮的，而他們則是從時尚的角度出發的自愿行動。當從節約出發時，就有減緩經濟發展的味道，但是低碳經濟是減量高能，一切都是由高科技控制，是發展經濟。我在東北的時候燒木頭柈子，1.5立方米的木頭柈子也就只夠燒三四個晚上，但是，相同體積的原料在這個維也納人家里卻能用半個月，而且燒完后的炭灰僅有大拇指這么一點點。這說明什么？沒有高新技術，既無法實現“吃干榨凈”，也無法實施低碳經濟。一個能引領時代發展、造福人類的低碳經濟，是建立在第三次信息產業革命基礎上并與信息化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和武裝為基礎的。所以，它要求中國企業必須實現信息化、升級、改革和創新，擁有國際化的競爭力，產業也會隨之升級，區域經濟也會隨之轉型。

　　記者：低碳經濟需要高新技術產業群在其中發揮可持續發展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支撐低碳經濟發展的高新技術企業還很薄弱，還談不上產業化，很多技術問題、意識問題亟待解決。您怎么看這里面的深層次問題？

　　楊志：從操作的角度說，實施低碳經濟要擁有低碳技術設備，低碳流程管理，低碳動力機制和運行機制，（低）碳交易和（低）碳金融市場，以及與低碳相關的政策導向和法律法規，最重要的還要有一批擁有這些知識、知道這些技術、懂得如何管理、了解發展方向的人。這種由生產方式決定的低碳經濟，一定是同整個社會的發展聯系在一起的。在維也納，有20％的傳統能源通過創新轉化成減量高能。人家可以將木頭、煤炭轉化成減量高能，而我們似乎只對碳封存技術感興趣。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的能耗是美國的300％、日本的700％。但是降低能耗的路徑或方式有很多，我們要以寬廣的視角去發現多條路徑，不能只停留在碳捕捉碳封存上。我在那戶維也納中產階級家住了五天，我發現他家的能源系統都是由智能網絡控制的，他家利用太陽能和風能發出的電可以和奧地利國家電網聯網，多余的電可直接賣錢。

　　比照發達國家，我國的生產力系統結構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參差不齊。例如，我們既有高水準走在世界前列的航天工業，也有低水平的“刀耕火種”傳統農業。然而，作為與方興未艾的第四次產業革命緊密相連的低碳經濟，注重改變的是生產力與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它要改變的是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企業、每一個單位、每一個人的思想范式和行為模式。放眼13億中國人的中產階級，比之發達國家的，我們還很“發展中”，還很“土地主”。的確，30年的改革開放，讓中國產生了一批巨富，但他們把關心人類福祉，例如倡導低碳經濟作為時尚了嗎？沒有！還只是停留在大吃大喝、買高級房、購高級車的消費生活層面。我們倡導循環經濟、低碳經濟，但它不是一個政治口號，所以必須有人引導國民認知低碳經濟更深層次的內容。低碳經濟一定是盈利的創新的經濟方式，而不是一個政治任務。這也就涉及到了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國家在掌握整個經濟的走勢和發展走向上，還需要請“文化”、“時尚”為之開路，在這個方面我們需要向發達國家學習。必須指出，帶有“封建意識”的“時尚”對中國推進低碳經濟無疑也是一個挑戰。

中國要參與構建全球的碳市場

　　記者：您多次強調中國要參與構建全球的碳市場，如果不是這樣，將會導致喪失定價權的危險。對此，您能不能展開談一下？怎么參與？

　　楊志：這是關于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問題。誰是市場當中的主體？首先要搞清楚是誰引領市場？誰又是資本當中的主體？在市場中，配置資源的，決定為誰生產、生產什么、生產多少、以什么成本生產的主體是資本，引領市場體系運行的是金融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在資本市場中權力最大的又是權益資本。碳交易，碳金融，從根本上說就是與權益資本運作緊密相連的一種金融品的運作。眾所周知，以芝加哥氣候交易所為代表的國際性金融機構正在構建“碳交易網絡”，目的是催生世界各地的碳交易所，鏈接未來碳交易市場的網絡，在重塑世界金融市場中“別開生面”。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們同時還面臨著能源危機，環境危機，特別是以基于地球系統的總供給弱于總需求的生態危機。如何在市場經濟的框架中應對并化解這些危機，是擺在人類面前的艱巨任務。當然，歷史告訴我們，每逢危機必定會有創新事物產生。實際上，碳交易就是《京都議定書》為全球降低減排成本而設計的一個金融創新。碳交易、碳金融的運作離不開碳市場。當然，碳市場還要包括碳信用、碳保險、碳基金、碳期權等一系列金融衍生產品。作為新金融市場，碳市場的特點除了在于其交易配額需要政府、甚至是跨國政府參與之外，它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對實際減排的二氧化碳的核定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和很密集的知識含量；只有完成上述這些內含復雜的自然科學技術與人文社科制度規定性的過程之后，碳市場才可能將其產品設計或轉化成一種金融產品，然后再對其進行金融定價。因此，在技術上實現其可統計、可監測、可核定，不僅是實現碳交易的前提，而且是很復雜的問題。當前，還處在金融危機之中的華爾街的金融大佬們，一時半會兒還不大容易搞清楚它。誰有可能搞明白它，誰就有可能占據有利時機。中國現在是二氧化碳最大生產國，未來是二氧化碳排放權最大的供給國，按照均衡價格形成原理，中國怎么能對構建碳交易市場的規則、標準不聞不問呢？雖然我們的碳減排標準開發得較晚，但可以加快，必須加快。

　　2007年中國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產生的核證減排量的成交量已占世界總成交量的73％，2008年更是驚人的占到84％。盡管中國的實體經濟企業為碳市場創造了眾多減排額，但我們必須看到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中國處于整個碳交易產業鏈的最底端。中國創造的核證減排量被發達國家以低廉的價格購買后，通過他們金融機構的包裝、開發成為價格更高的金融產品、衍生產品及擔保產品進行交易。不僅如此，他們還正在全力吸引中國金融機構參與到他們所建立的碳金融市場中，進而賺取中國資本的利潤。這就像中國為發達國家提供眾多原材料與初級產品，發達國家再出售給中國高端產品一樣，他們輕而易舉地賺取了“剪刀差”利潤！

　　我要強調的是，國際金融體系的制高點不是錢，而是標準。一旦發達國家把重新構建全球碳市場的標準確立下來，而中國沒有參與構建的話，那將永遠失去話語權和定價權，而任人擺布。所以，當下的關鍵是，中國的金融機構一定要跟懂得這一技術的人抓緊合作，積極組織專家建立標準，做數據，做樣板，做指數。決不要再重演中國在國際石油市場喪失定價權的歷史悲劇。眾所周知，中國之所以沒有石油的定價權，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參與石油期貨市場的構建，由此導致了中國石油企業無法像跨國石油巨頭那樣在期貨市場大把“吸金”，同時也使得中國政府不得不靠行政定價來面對國際油價的漲跌。

　　記者：那么，中國參與構建世界碳市場的意義何在？

　　楊志：首先，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在未來的全球碳市場中，如果中國沒有自己的交易體系，自然也就無法獲得相應的定價權；而沒有相應的碳市場的規則、制度，自然也就無法建立自己的碳市場。目前中國的核證減排量的價格一直被發達國家的買家人為地壓低，這一事實恰恰說明中國必須加快步伐參與構建全球碳市場。

　　第二，碳市場具有鏈接綠色金融與綠色技術的功能，因此，參與構建碳市場，一方面可以成為中國在金融危機中參與國際金融市場體系構建的“突破口”，另一方面也可以成為解決我國節能減排事業發展的瓶頸——綠色技術應用不足問題的有效途徑。

　　第三，全球碳市場的鏈接迫在眉睫。由于《京都議定書》將于2012 年到期，所以，目前各國締約方正在商議“后京都時代”的新全球協議。就自愿減排市場的參與者來說，他們本來就可選擇不同的交易規則，但是，這一市場目前面臨缺乏統一市場準則的問題。由于《京都議定書》沒有將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納入強制減排的計劃中，僅僅通過清潔發展機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參與碳交易的途徑。因此，現在的碳市場只是一個“準”全球性市場。但是，碳市場交易額的增長速度驚人，根據世界銀行《碳市場發展狀況與趨勢分析年度報告（2009）》的數據，2006 年的增幅為187.5％，2007年為101.7％，2008 年為100.5％。2008年全球碳市場交易額已達1264億美元，而中國清潔發展機制的交易額只有約54億美元，僅占全球市場的4.27％。同樣代表一噸二氧化碳減排額的EUA的價格，在2008年8月價差達到10歐元，即使因為金融危機兩者的價差縮小，目前兩者2012年到期的期貨價格還有3～5歐元的價差。按中國2008年所占碳市場的份額粗略計算，中國光因價差（按10歐元計算）一年中便有約33億歐元的碳資產流失了。據聯合國和世界銀行預測，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場容量為1500億美元，有望超過石油市場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如果到那時，“后京都時代”的新全球協議將中國納入強制碳減排體系的話，中國占碳市場的份額將會大幅提高。如果到那時中國碳市場還得不到發展的話，中國會因為喪失碳定價權而導致更多碳資產的流失！

　　記者：您在強調定價權的時候，非常強調參與，那么，在參與過程中，政府應該做什么？

　　楊志：作為政府，一是要去學習；二是要制定政策；三是一定要“走出去”說話，參與標準的制定，不能等到人家定了標準再說話，那時就晚了；還要充分發揮民間學術組織在談判中的作用，因為談判力就是生產力。我們中國人有一個致命的短見就是技術至上，但低碳經濟絕不單純是一個技術標準問題，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還有經濟學問題，文化問題和外交問題。

　　中國金融機構不能遲遲不出手

　　記者：碳交易和資本是連在一起的，中國參與全球碳市場，金融機構應該做什么？怎么做？據我們所知，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以及歐洲的一些大銀行都成立了碳基金，世界銀行設立了8個碳基金,總額高達10億美元，歐洲的碳基金也非常活躍。但是，作為全球最大的碳生產碳排放國，中國卻沒有設立碳基金，為什么？

　　楊志：碳基金是碳金融市場中的一個大技術群的經濟蓄水池。它的用處首先是為低碳技術的應用和轉移提供流動性。比方說，要引進碳捕捉、碳封存的技術，就需要有碳基金為你提供資金支持。那么，這就要求企業對低碳技術方面的信息有充分地了解，但是，有多少中國企業關心這個？很少！更多的企業在想什么？單純追求利潤。比之日本松下電器2000年提出的口號：“我與地球環境共存亡”，中國很多企業應該感到慚愧。有這么一個公司調查問卷問：“如果你所在公司面臨破產，聽誰的？”松下電器的回答是：“聽利益相關者的”。這個利益相關者包括消費者、借貸者、合作伙伴。日本98％的企業都是這樣回答。德國做此回答的企業占67％，法國67.4％，美國僅占2％。美國98％的公司回答是聽股東的，股東讓撤就撤。在日本、歐洲，企業的責任更多的是與社會聯系在一起。中國企業現在更多地在學美國，企業就是掙錢的，沒有社會責任，把發展就是有道理理解成金錢就是硬道理。

　　我認為，如果我們不清算某些錯誤觀念的話，正確的觀念不可能樹立來。從參與未來國際金融戰略格局、特別是從國家金融安全的角度考慮，中國最應該出手設立碳基金的是主權基金，但遺憾的是，中國主權基金卻以碳市場規模太小，規則尚不完善為由，沒有為促進中國碳市場的建立、中國參與全球碳市場的構建做出應有的貢獻。我認為，資產規模龐大的中國主權基金，對內具有與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科技部等負責氣候變化問題的部委協調的能力，對外具有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世界各國金融公司進行溝通和學習的能力。其獨特地位與能力有利于他們了解碳市場規則，積極進行金融設計的自主創新。

　　記者：對金融機構而言，發展碳金融也還是面臨很大挑戰的。

　　楊志：是的。碳金融是一種新金融概念,與傳統意義上的金融有所不同。要發展碳金融,必須了解低碳經濟內涵、特征和技術等內容,才有可能設計出金融衍生產品。碳金融包括碳排放權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資、低碳項目開發的投融資及其他相關的金融中介活動。現階段,碳金融主要指依托于碳交易的金融活動。新金融制度構建上,基于配額的以聯合國、歐盟為代表；基于項目的,如CDM。中國完全可以借鑒國際經驗,著手設立中國碳基金，同時加快開發各類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碳金融衍生工具。中國還應該積極布局，使人民幣成為碳交易計價的主要結算貨幣，這是打破美元、歐元等貨幣制衡，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由之路。此外，中國還應在全球能源金融新博弈中爭取主動權，提高對碳資源價值的認識，培育碳交易多層次市場體系，開展低碳掉期交易、低碳證券、低碳期貨、低碳基金等各種低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創新，改變中國在全球碳市場價值鏈中的低端位置，獲取國家最大的戰略權益。

　　美國新能源模式不符合中國國情

　　記者：您強調中國經濟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走自己的發展低碳經濟之路，不能效仿美國的新能源模式。為什么？

　　楊志：美國新能源模式，是石油時代終結，后石油時代開始的產物。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誰的石油時代？不是中國的。因為劃分時代的標準是按哪種能源在一次性能源中占主導地位決定的。中國現在70％能源仍然來自煤炭，中國至今還是煤炭時代。而早在19世紀末，美國一次性能源中以石油為代表的“后煤炭能源”就占了主導地位。回顧歷史，20世紀初，西方世界就已經開始步入石油時代，而此時的中國只在河西走廊由外國人打下了解放前的惟一一口油井。到1949年底，中國的原油產量不過12萬噸，而早在1870年，世界石油開采量就已經達到了80萬噸！全球能源轉換進入石油時代大約是在20世紀60年代，石油在一次性能源結構中占比39.4％，煤炭占39％，這就是石油時代劃分的標志。但是，中國的現代化，沒有趕上美國人那樣的歷史機遇，就是在20世紀末、本世紀初，石油在中國一次性能源結構中占比才僅占17％，最高曾一度占有22％。我們的能源同美國相比落后了整整一個世紀。理性地看，就是再過25年，煤炭在中國一次性能源的主導地位也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而今，美國和歐洲人提出后石油時代誰占有新能源誰就占有未來，但是，新能源發展模式需要大量成本、技術的投入，發展中國家的資源是有限的，完全不根據自身經濟實力和發展階段，盲目地去追趕‘技術潮流’是不科學也是不現實的。我們要看清楚中國自身的能源國情，中國仍然是世界主要經濟大國中最依賴于煤炭的國家，目前，年耗煤炭已超過13億噸，而燃煤是我國大氣污染和酸沉降的主要原因，所以我認為，中國應將更多的資金和精力投入到對煤炭的清潔技術上，而不是盲從美國發展新能源的號召。（攝影 王南海）

　　楊志教授簡歷

　　楊志教授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學院（蘇州研究院）黨委副書記兼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氣候變化與低碳經濟研究所負責人，中國人民大學風險資本與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資本論》研究會常務理事、副總干事，全國綜合大學《資本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基本建設優化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生態學會教育專業委員會副會長。

　　楊志是全國教師最高獎——“第五屆吳玉章優秀教學獎”的獲得者，是“2007中國十大經濟女性年度人物”，被譽為“中國循環經濟研究領域第一人”。

　　2009年12月15日至19日，楊志教授以聯合國大學代表團專家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哥本哈根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