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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綠色發展，需要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途徑和政策工具有很多，包括財稅政策、技術創新、價格機制、建設碳市場、強制設備改造等。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不斷深化價格改革，為節約能源資源、促進結構調整發揮了重要作用。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的《關于創新和完善促進綠色發展價格機制的意見》，是促進綠色發展政策措施的一項重大創新，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積極促進能源外部成本內部化

建立高效的能源經濟體系，平衡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是中國宏觀經濟中長期發展始終面臨的重大命題。完善能源價格形成機制，使能源價格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治理成本，有利于促進能源外部成本內部化，糾正能源負外部性，更好地平衡協調“清潔低碳、可靠供應、價格可承受”三方面關系。

一是使能源價格體現環境成本。2004年起，國家發展改革委陸續出臺了脫硫、脫硝、除塵和超低排放環保電價政策，充分調動了發電企業節能減排的積極性，較大力度糾正了能源的負外部性，為實現我國大氣污染物總量減排目標和大氣質量改善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國大部分燃煤機組都已完成環保改造，實現了清潔排放。2013年以來，實施油品質量升級加價政策，積極推動車用汽油、柴油質量標準升級到第四、第五階段，調動煉油企業技術升級改造積極性，減少汽車尾氣排放。

二是合理反映可再生能源的外部成本。減少燃煤發電，擴大可再生能源發電是能源結構轉型的必由之路。近年來，國家發展改革委先后出臺了風電、光伏、生物質發電、垃圾發電等標桿電價政策，標桿電價高于燃煤發電標桿電價部分，通過在銷售電價上征收每千瓦時1.9分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費予以補償。與國外相比，我國征收力度比較適中，有力地支撐了我國可再生能源裝機規模達到世界第一。目前新能源發展面臨的矛盾已經從“有沒有”轉化為“好不好”，需要著力解決補貼強度較高、棄風棄光問題突出等“富裕的煩惱”。下一步，應積極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去補貼”“市場化”，以強制配額、綠色證書交易等更加市場化的方式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

三是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系統成本。推動能源外部成本內部化，不可避免將提高能源生產價格。為提高能源價格的可承受性，還必須大力降低能源的系統成本，防止推高能源終端價格。這些年來，國家發展改革委一方面強化對電網、天然氣管網等自然壟斷環節的監管，準確核定成本、科學確定利潤、嚴格進行監管，促進公用網絡開放，提高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推進競爭性環節的電價、氣價的市場化，合理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該降就降、該漲就漲。未來，要建立科學的普遍服務成本補償機制，進一步縮小能源價格中的交叉補貼，還原能源商品屬性，更大程度發揮市場在能源價格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

將生態環境成本納入經濟運行成本

我國生態環境脆弱、資源相對稀缺，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污水、霧霾、垃圾等突出環境問題，成為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障礙。恰當的經濟政策應當是通過合理的機制設計，將負的外部性內部化，將生態環境成本納入經濟運行成本，使生產者、消費者為能源資源消耗、污染排放“付費”。

多年以來，國家發展改革委已經建立了垃圾處理、污水處理收費制度，要求各地按照彌補成本合理收益的原則制定并調整收費標準，初步建立了生態環境成本內部化的政策框架。在新的歷史時期，要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大氣、水、固體廢物等突出問題，最根本的是要減少廢氣、廢水、固體廢物排放，吸引社會資本投資于環境治理、資源回收利用行業，用市場化手段調動人們節能減排、治理環境、保護生態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一方面，要減少對于高耗能、高污染行業不合理的補貼，例如清理規范各個地方給予高耗能行業的優惠電價，使資源能源價格反映真實供求關系，還原能源商品屬性；另一方面，還要合理確定并及時調整垃圾處理費、污水處理費的收費標準，使其覆蓋成本并合理盈利。

這次新出臺的《意見》對已有的污水處理、垃圾處理收費政策做了進一步的完善和創新。一是擴大了范圍。針對農村地區環境問題日漸突出的情況，要求在建制鎮、農村地區建立相應的收費及環境處理制度，對長江經濟帶相關省份、工業園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創新了制度。將收費標準進一步細化，用收費標準的差異化引導污染物的排放，對分類的垃圾和混合垃圾實行差別化收費，將污水處理收費標準的調整與污水處理效果掛鉤。上述創新中，國家發展改革委只是提出了改革的方向，具體由各地結合當地實際予以落實，也反映了我國地域遼闊、各地情況千差萬別的特點，使政策措施更有可操作性。

發揮價格杠桿作用引導結構調整

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居民生活改善，更多的是結構變化。全面實現綠色發展，最重要的是改善結構，提高低碳、清潔、綠色的生產生活方式比重，壓低高碳、高污染、高能耗的生產生活方式。

我國在一些基本民生商品上實行了交叉補貼政策，具體包含工業與居民、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高電壓等級用戶與低電壓等級用戶之間的多種交叉補貼。這些政策在保障基本民生的同時，也造成了補貼不精準，甚至高收入群體用得更多反而獲得更多補貼的現象。近年來，國家發展改革委推進居民用水、用電、用氣階梯價格政策，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交叉補貼現象，應當繼續堅持并不斷深化。

生產領域同樣如此。以水為例，我國是水資源短缺的國家，特別是農業灌溉“大水漫灌”的方式極大浪費了水資源。這些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積極推進農業水價綜合改革，其目的就是要通過適當提高農業水價，實行超定額累進加價，促進農業灌溉節約用水。更為重要的是，農業水價綜合改革并不是單一地提高水價，而是統籌農業水價形成機制與精準補貼和節水獎勵機制、工程建設和管護機制、用水管理機制的協同推進，也就是提高水價并不意味著增加用水支出，實際上用價格信號發揮了引導用水結構調整的作用。在用電方面，近年來也在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推進了基于能耗的階梯電價政策，通過對超過一定能耗標準的生產工藝實行較高電價，鼓勵企業通過加快節能改造、降低能耗的方法提高企業經濟效率。

提高價格可以引導結構調整，降低價格也能引導結構調整。比如，在實施燃煤機組節能環保改造后，大大降低了燃煤機組的排放。為促進北方地區冬季取暖期間“煤改電”“煤改氣”，2017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出臺價格政策，努力降低農村地區“煤改電”“煤改氣”運行成本。以煤改電為例，通過綜合運用輸配電價改革、電力直接交易、完善峰谷電價制度等，我國北方地區冬季取暖夜間用電價格下降到每千瓦時0.35元左右，并且取暖用電價格在居民正常用電之外單獨計算，不計入生活用電階梯。2017年取暖季散煤用量出現明顯下降，為北方地區空氣質量明顯改善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支持污水處理、海水淡化、港口岸電、電動汽車的發展，這次《意見》規定，在2025年前實行兩部制電價的，免收容量電費，從而降低這些行業的用電成本。

價格機制并不是萬能的，在實施過程中還會與其他政策發生沖突與矛盾。例如，降低電網輸配成本與產業結構優化目標間的沖突。在這種情況下，首先應該嚴格市場準入標準，從環保要求和能耗要求等方面嚴格設定高耗能行業的市場準入門檻。其次，應該加強價格機制與碳市場建設的銜接，充分發揮碳市場對高耗能行業發展的約束作用，避免因用能成本降低而推動高耗能行業發展。再如，價格機制創新的同時還應兼顧民生問題，避免能源價格市場化導致居民用能負擔過重。只有加強價格機制創新與推動綠色發展的其他機制的協調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政策的總體效應。

《經濟日報》原文鏈接：http://paper.ce.cn/jjrb/html/2018-07/07/content_36701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