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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30日，以“金融科技助力中小銀行普惠業務發展”為主題的“2018銀行科技與普惠金融重慶研討會”成功舉行，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出席并發表了演講。劉元春表示， 當今時代處于世界經濟結構與秩序的裂變期、中國經濟結構轉換的關鍵期、深層次問題的累積釋放期以及中國新一輪大改革的推行期，這幾大時代特征決定了，金融科技助力中小銀行走出困境和實現長遠發展大有可為。

以下為文章全文：

10月9日，中國人民大學與重慶市人民政府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舉措就是，作為國家高端智庫之一的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要落戶重慶，為支持地方發展獻策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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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演講的主題是從更為廣闊的視角看金融科技的作用潛力。

近些年，我國圍繞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實現了一系列跨越式的發展。在百年一遇的大挑戰面前，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未來將呈現什么樣的發展態勢？這是我們在新起點、新時期所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美國退群”和中美貿易戰的爆發不僅宣告了中國外部環境的質變，同時也說明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結構與秩序已經發生裂變。這種變化也是2018年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出現“超預期回緩”的關鍵。在世界經濟結構與秩序的裂變期，外部風險的惡化具有趨勢性、階段性與結構性的特征。事實上，像過去20多年那樣超長期的全球經濟、世界政治相對平和穩定的一個階段已經過去。眼下必須認識到，過去長期的大緩和景象實際上不是正常態，而是超常態，未來的持續沖突才是一個正常態。從世界格局的時代背景上看，未來將逐步遠離超常態，而步入到一個沖突、摩擦與重構的正常態。

回首過去20年世界所經歷的高增長、大合作、小沖突的時代，實際上是人類短暫超常態的平穩期，其中有兩個核心力量發揮了很重要的支撐作用。一是1995年成立WTO。在WTO體系下，中國和印度高達10億剩余勞動力人口加入到全球化生產和貿易體系，使得整個世界的要素價格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從而引領世界資源發生根本性的重構，這個重構所帶來的結果就是全球化紅利。二是IT革命。從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逐漸發展起來的IT革命，使我們在各行各業都感受到信息化帶來的生產力的快速進步，其結果就是全球共享的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創新紅利。這兩大紅利，構建了過去二十年的世界格局呈現“你好我好”的多贏局面，出現了在美國主導的全球經貿體系下共融、共享的格局。

這個格局使人類的繁榮達到了歷史的最高點，但是也帶來了很多的成本。在過去20年間，每個民族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沒有出現根本性地縮小，反而在持續擴大；國與國之間的差距也沒有進一步縮小，實現所謂的“收斂效應”；全球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財富分配的基尼系數都在進一步地拉大。由此，全球在縱向和橫向兩方面不平衡的拓展所帶來的金融繁榮，使全球的金融風險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在金融創新工具越多、市場越發展而收入分配差距卻越來越大的時代，試圖利用金融工具來抹平收入分配的鴻溝，最后帶來的卻是金融風險的全面轉移和集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宣告了過去的時代已經結束。在解決全球化產生的深層次的問題的過程中，我們所采取的一系列舉措總體上是用寬松的貨幣政策來治理危機，結果導致上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的深層次結構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在全球新保護主義、地緣政治等新因素的作用下進一步惡化。2008年至2018年間，全球金融資源配置不平等、全球各民族國家內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僅沒有消除，反而急劇擴大。近兩年來，各國的民粹主義全面上臺，國與國之間“你好我好”的多贏局面在紅利急劇消失的背景下出現新的博弈格局，沖突與對抗成為了一種常態。世界裂變時代的大幕已經拉開，一個充滿了“對抗與沖突，在對抗與沖突中進行合作，在合作中不斷衍生出新的對抗與沖突”的時代已經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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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中國目前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和體制性問題需要采用怎樣的戰略，必須要考慮世界裂變時代的大背景。

在世界裂變時代，金融科技能做什么？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金融趕超。在當前的世界格局中，金融科技將進一步地融合和深化，促進銀行業進一步地發展。過去十年，中國互聯網金融在趕超歐美的金融體系方面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近期最能凸顯金融體系趕超的就是全球支付體系的重構。過去在美元的貨幣體系下，石油輸出組織只與美國之間產生沖突，并引發一系列中美沖突及中歐沖突。但在今年3月份，我國主導構建了以人民幣進行石油交易結算的體系，歐洲跟俄羅斯也已經簽訂了非美元石油交易大綱，用美元以外的貨幣體系進行結算。歐洲在應對美國制裁伊朗的體系下宣布全面啟動以歐洲為主體的新的支付體系，避免美國利用這種體系形成對全球大宗商品貿易的制約。在現代科技迅猛發展的條件下，支付系統的革命使得主權之間的沖突上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種科技使原來一體化的支付體系很輕易地出現分裂狀態，未來世界有可能會出現幾個支付體系并行的狀態。這是大家從來沒有想到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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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決一些歷史性問題、全球性問題上，科技金融可能會有新的空間。

世界結構裂變的過程中，各個國家結構性的大調整將會出現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動態。我國結構性的調整也絕對不會像在2008年前后所制定的結構調整的模式，我們的戰略也會與過去二十多年所制定的全方位融合的戰略具有根本性的區別。大家會看到，目前世界范圍內所討論的就是到底是持續地融入還是全面地脫鉤。中國所希望的依然是在美國主導的體系下進一步地融入，進一步地利用融入來改變美國所主導的世界體系所面臨的一些缺陷。但是，我們必須要進行思考，很多問題可能回避不了，良好的愿望也代替不了整個世界格局歷史性的變化。在歷史上，許多情況是人們不愿看到的，但人們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它滑向深淵。用美國總統特朗普本人的話說：“這個世界正在越變越糟，但我也沒有辦法?！崩硇缘奈覀儜斣谶@樣的格局下進行一些新的思考，這樣我們的金融格局以及我們對金融化的態度就會發生新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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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利用金融科技趕超性的發展，來進一步縮小這樣的鴻溝和差距。

目前中國必須重視在金融戰略上的一些缺陷，要清晰地看到結構性問題里面最為深層次的就是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斷拉大、在財富分配上的差距不斷拉大，金融資源可得性的缺口甚至鴻溝在進一步的擴大。因此，我們要利用金融科技趕超性的發展，來進一步縮小這樣的鴻溝和差距。當前我們還面臨著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這個問題到底怎么解決？能否利用我們所看到的新的支付體系、新的交易信息披露、新的風險控制模式，利用金融科技來解決我們所面臨的人類前所未有的難題？我們正在進行探索，正在深入分析現有的技術條件、結構條件、風險條件，正在進行不斷的創新來彌補我們在結構上的一系列問題。金融科技使我們對這些過去束手無策的問題有了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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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我們也需要進行一系列基礎性的改革和引領性的改革。

在基礎性改革的基礎上，使金融科技能夠擁有新的發展空間，同時解決一些結構性問題的困擾。近幾年來大量的政策工具聚焦在了結構性問題方面，但同時也要清楚地看到，很多政策本身是一種總量性政策，比如貨幣政策，必須關注總量性問題，而不能過度持續地關注結構性問題。我們進行精準性結構性地滲透，但在現代流動性管理的模式下，必定會產生總量性的問題，從而使結構性的導向和總量性的導向都不明確。中小銀行應該利用現代的科技手段，來彌補傳統貨幣政策工具所面臨的不足。更好地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利用新的交易鏈、價值鏈、行為鏈。只要有經濟活動主體的行為，只要能夠在現代互聯網信息體系中留下痕跡，就會產生有價值的信息，就會形成潛在的交易模式。中小銀行完全可以利用新技術釋放的市場空隙，解決結構調整中所面臨的多目標困局，走出當前比較困難的狀態。

當今時代處于世界經濟結構與秩序的裂變期、中國經濟結構轉換的關鍵期、深層次問題的累積釋放期以及中國新一輪大改革的推行期。這幾大時代特征決定了，金融科技助力中小銀行走出困境和實現長遠發展大有可為。

原文鏈接：http://finance.ifeng.com/a/20181212/16621209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