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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疫情猛烈沖擊下，最為重要的就是要防止這種一次性的、短期的劇烈沖擊會演變成趨勢性的、系統性、內生性和中長期的沖擊。

這次危機是系統性停擺，不能用傳統觀點來認識

這一次危機已經超越了傳統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范疇，是一種超級外生沖擊下導致的經濟體系出現的劇烈震蕩。大家看到，第一是供給損失，第二表現為需求的急劇收縮。更重要的是，在這種供求急劇收縮的過程中，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對病疫擴散的不確定性以及經濟的不確定性所產生超級恐慌。這種恐慌和預期，直接導致大家的交易模式和行為模式發生變異，誘發經濟金融系統發生急劇收縮。

因此，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的沖擊，必須用一種新框架來認識它，而不能用傳統觀點。在傳統經濟危機理論中，由于經濟的高漲，經濟系統產生內在缺陷和問題，導致經濟循環在某個環節出現斷裂，引發典型的貨幣危機、銀行危機、支付危機以及信用危機等等，從而導致資金鏈斷裂，最后引發經濟萎縮和經濟蕭條。這種分析范式顯然不適合于當前面臨的超級疫情。新冠疫情其本質是一種強勁的外生沖擊。

目前很重要的一點是，疫情導致大家對未來世界經濟的狀況預期十分悲觀，由于疫情的超級擴散性，使各個國家很可能采取嚴格的隔離、封城、封國的舉措來進行疫情控制，這種疫情控制方式直接會導致各國生產停擺、全球生產體系崩潰，出現短期休克，生產鏈和供應鏈出現斷裂。這種斷裂與經濟蕭條所帶來的經濟運行減緩、經濟生產的下降有本質性差別——它是休克，即突然一下經濟社會停止循環，而非轉得慢的問題。

這種現象以往沒出現過，大部分政治家和經濟學家都不知如何應對，也不知其運行規律。從目前看到的中國2月份數據，這種現象所帶來的經濟沖擊會超過以往歷次經濟危機條件下的沖擊，2月底到3月下旬出現的歐美金融市場的超級大動蕩充分證明了這次沖擊的超級黑天鵝屬性。雖然金融動蕩與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本身存在脆弱性有關，但產生這次大動蕩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依然是疫情的超級沖擊以及對這種沖擊的超級悲觀預期。對疫情的認知，一定要看到它不是周期性沖擊，也不是內生性沖擊或外部擾動的沖擊，而是系統出現停擺的沖擊。

發達國家資本市場本來就存在深層次矛盾

3月下旬，美聯儲采取了一系列動作，包括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但是股市還是不斷地熔斷。這不僅與超級疫情沖擊有根本性聯系，而且也暴露了發達國家資本市場本身就有一系列深層的矛盾。

很重要的一點，雖然2008年金融危機到現在已經十多年了，但是上一輪所產生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又出現了一系列新問題。這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非金融公司債的債務率和杠桿率不斷攀升，較2008年還要高。第二，在非金融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和相關基金的資產負債表里，高收益債、垃圾債、BB級的債務占比太高。第三，美國的金融市場已經在長期的低利率下出現了系統性的資產錯配和系統性套利行為。近幾年美國市場主體通過發行高收益債獲取相應的資金，再到股票市場上進行回購，以套取利差。這一方面導致債務市場的發行量、債務率大幅上揚，另一方面也導致了股票市場出現泡沫，市盈率達到了歷史新高。從而導致美國高收益債比重大幅度上升，股票價格創下新高，泡沫問題凸顯。第四，全球目前的債務率太高，債務總量已接近260萬億美金，債務率已經超過320%的水平。特別是我們看到一些關鍵的經濟體，它們的相關債務指標超過了警戒線。例如法國、俄羅斯的非金融債務率不僅很高，同時在過去幾年中上升得也非常猛；另外，需要關注的就是新興經濟體的債務問題，這些國家近幾年來以美元計價的主權債務大幅度上升，在全球美元荒的沖擊下，這些國家貨幣大幅度貶值，從而導致以美元計價的債務大幅度上升，各項外債很可能出現違約。

疫情雖然本質上是短期沖擊，但要做好中長期應對

關于下一步的政策應該怎么去處理停擺，目前大家要認識到，疫情對于經濟的沖擊本質上還是短期沖擊，不會像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那樣持續好幾年，或者是像大蕭條那樣持續十幾年，它的沖擊是一個強勁的外生沖擊。如果我們在疫情過程中，對經濟系統、經濟主體的保護到位的話，那么在短期休克停擺之后，它的影響可能就不會特別劇烈。因此從中長期來講，它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經濟的潛在增速和中國發展的態勢，大家應當對于這種規律要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因此，我們在疫情猛烈沖擊下，最為重要的就是要防止這種一次性的、短期的劇烈沖擊會演變成趨勢性的、系統性、內生性和中長期的沖擊。

一是要對經濟主體給予足夠保護，不能讓它在疫情期間由于市場需求下降、資產價格的變化、產業鏈的變化和資金鏈的變化而倒閉，要對經濟主體進行足夠的救助，使它能夠渡過疫情的短暫困難時期，保持這些經濟主體在疫情之后具有自我復蘇的能力。

二是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必須通過大力推動快速重啟經濟循環，避免經濟體系陷入低水平均衡。經濟循環的重啟時間越短越好，如果時間過長或者推動力太小，可能就會帶來系統性的損傷，導致經濟主體預期和信心低迷，經濟在低水平循環上徘徊。

三是要充分認識到世界經濟停擺帶來的沖擊，必須維護以中國制造為核心的世界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順暢，防止供應鏈斷裂之后出現的產業鏈漂移和去中國化。在疫情沖擊下，世界的產業鏈由于各個國家疫情的進展狀況不一樣會面臨一輪輪各種沖擊， 我們必須在世界范圍內構建一種具有彈性的，有備胎的供應鏈體系。要對沖外部需求下降和產業鏈斷裂帶來的沖擊。一是要開辟一些新的投資和貿易市場；二是在內外貿一體化進程中適度地進行內外需轉換，用內需補足外需；三是必須根據歐美疫情持續時間的長度，對我國龐大的外向型經濟進行充分救助，避免外貿主體受到過度沖擊。

四、新基建可能是這一輪擴展性投資的先鋒，但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體

應對疫情對于經濟的沖擊，加大新基建投資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新基建是否能夠承擔起疫情救助、復工復產與保增長的重任卻存在嚴重的疑慮。

第一，要評估在疫情控制常態化過程中，新基建是不是有利于緩解疫情對經濟社會產生的沖擊？是否有利于展開中小企業救助、低收入階層幫扶與重災區救助？一個確定的答案是，新基建以需求刺激為主，很難起到供給扶持、經濟社會主體救助的功效。

第二，要評估在全面復工復產階段和全面啟動經濟循環的關鍵期，新基建是否有利于通過擴大需求打通復工復產的斷點和賭點，是否有利于經濟循環在同步啟動中客服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約束？新基建在本質上是一個偏向型的需求刺激，很難產生整體產業鏈和供應鏈同步復蘇的效應。復工復產階段一方面需要行政的大推動，通過各個部門、各個區域同步取消戰“疫”過程中采取的各種經濟社會隔離措施，使物流、人流、資金流能夠同步常態化；另一方面還需要消費、投資以及外需等方面進行同步拉動和刺激，以通過需求大拉動產生破冰效應，防止企業行政性復工復產之后內有內生的需求市場。這幾個方面的工作很難簡單依托給“新基建”這個小馬之上。

新基建可能是這一輪擴張性投資的一個先鋒，但是它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體。因為它的規模量太小，經濟啟動的時滯太長，刺激的面太窄。因此新基建的核心問題不是應不應當做的問題，而是我們是不是應當把經濟一攬子計劃托付于一個新基建的問題。當然，新基建的實施過程中還必須關注另外幾個問題：一是不宜為了經濟刺激而違背產業發展規律和市場規律，簡單擴大新基建的規模；二是新基建必須旗幟鮮明實施，但不一定都要政府來實施，新基建必須要超越傳統的舊基建，要用多元的方式來進行。因為很多新產業的運行模式跟舊產業是不一樣的，新產業的運營和基礎建設之間好多是分不開的，單純的靠政府來進行，可能會導致很多的擠出效應。三是新基建它的資金來源也要多元化，而不是簡單的財政兜底。

在未來，中國的擴張政策一定是根據不同的階段所面臨的不同問題，來進行的多元組合的政策救助體系，而不是單一的。

這次受損最大的還是服務業，并不是所謂的基建行業，服務業才是我們真正要關注的重點，包括一些小微企業。對服務業和小微企業進行救助，要用一些超常規的方式來進行，而不能局限于傳統的政府工具。比如說個體工商戶的復工復產就不可能像大型制造業，不能經過簡單的減稅降費來刺激它擴大生產、擴大需求，因為很多小業主并不常規地繳納稅費，更重要的是它們往往在稅賦救濟之前以及由于現金流的斷裂而破產，所以對于這些主體進行直接救助補貼和專項資金扶持才會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調整供應鏈，開辟“一帶一路”新戰場開辟新契機

在發達經濟體出現全面停擺，中國外需和供應鏈受到強烈沖擊的狀況下，我們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對沖這種外部沖擊，除了部分需求通過內外貿一體化向內部市場轉移，更為重要的是要開辟新戰場，與 “一帶一路”戰略相銜接，進一步擴展外需空間，構建更有彈性的供應鏈和產業鏈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戰略構思。當然，“一帶一路”面比較廣，一是要進行分類，因為這里面也有的國家疫情很嚴重。二是還必須進行中期布局，疫情本身是短期沖擊，如果短期沖擊導致我們整個戰略體系馬上出現一些大調整，可能也會得不償失。

疫情管控發揮制度優勢，但是基層治理也要有所反思

疫情是對我們的一次大考，特別是對治理體系是一次大的檢驗。目前看來，中國在抗擊疫情方面，我們“黨管一切”的**系顯示了強大的制度優勢。但同時，我們治理體系在過分行政化、過多層級化、過分一刀切等方面也存在很多問題。在這次超級疫情沖擊下這些問題凸顯得十分明顯，并形成了全面改革和全面優化的共識。這是一個絕佳的化疫為機的窗口期。一是基層治理必須更加透明，必須強力推行陽光化治理和法治化治理；二是很多技術性決策必須科學化，而不能讓很多技術管理和技術決策事項行政化；三是在現代信息社會和數字化管理時代，國家治理的管理層級可以大大壓縮，特別是一些專業化預警和防控體系；四是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在基層的治理關鍵不僅僅在于內部更嚴厲的管控體系，也在于新型激勵體系和外部監督體系的建設之上。其中最為典型案列就是衛生防疫警報系統的建設需要新思路。衛生防疫警報系統純粹是一個技術化的管理體系，要滿足科學的決策程序，而不必要在地方過度地受制于行政的權衡，因此其管理的行政層級要短，決策模式要專業化。

（文章來源于新浪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