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精品无码午夜福利 ,精品久久久久久亚洲中文字幕,韩国av片永久免费

題記：2022年9月14日，北大國發院“承澤論壇”第6期暨《制度與經濟增長》新書悅讀會“經濟增長的挑戰與制度變革的邏輯”在國發院承澤園與線上同步舉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院長劉守英做了題為“中國經濟績效的邏輯與體制特征”的主旨演講。本文根據演講內容整理。

我與諾斯的淵源是早年經林毅夫老師推薦，翻譯過他的一本著作，后來一直保持交流，還曾專門邀請他的合作者瓦里斯來人民大學做過為期一周的研討。諾斯的理論、研究方法和研究態度都曾對我產生影響。

姚洋老師在介紹他的《制度與經濟增長》這本書時，提到道格拉斯·諾斯等新制度經濟學者的研究成果，但我認為諾斯他們新近關于權利限制秩序和權利開放秩序的理論值得關注，但在研究中國問題時不能簡單套用，我們需要就中國問題的獨特性進一步研究下去。

制度與經濟增長中的兩個問題

在關于制度和經濟增長的研究中，有兩個問題可以進一步深入，即“制度與體制”和“經濟績效”問題。

大制度與小制度

在座各位如果一提到“制度”就很容易想到兩種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我把二者歸為“大制度”。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資本主義制度”和他想進入的“共產主義制度”都是一種社會形態，但冷戰后這種社會形態就變成了兩種制度的競賽。因此，討論“大制度”就是討論一種作為社會形態的制度。遺憾的是，后來它們變成了被意識形態化的制度。這里所說的“意識形態化”，不光是我們有些人在說到制度時比較意識形態化，美國人也一樣。我在波士頓看到有些小孩在看升他們國旗時哭得非常厲害，那是他們發自內心的感動，這是制度被意識形態化的表現。

諾斯他們定義的“制度”，我歸結為“小制度”。“小制度”實際上研究的是世界運行過程中那些相互博弈的規則。制度經濟學家試圖將制度研究納入主流研究，那么首先在微觀上就要解決制度與人、組織之間的行為關系，要把制度落下來，落到人和組織的行為如何受制度的影響，這也是姚老師剛才提到的諾斯那句名言“制度是重要的”。因為制度是重要的，所以要打通制度跟微觀主體行為之間的連接，諾斯在他得諾獎的那本《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中花了很多功夫來建構這個理論。

其次，在宏觀上，制度研究是要解決制度與經濟績效之間的關系問題，具體包括諾斯解釋的國家行為、意識形態和產權等制度。因此，研究小制度關注的是具體規則，即在世界運行的過程中，微觀和宏觀制度與行為、經濟績效之間的關系，或者說研究各項制度在世界運行中如何發揮作用。

周其仁老師那篇講“體制成本”的文章對我影響比較大。體制成本研究的重要性在于，當我們去觀察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時，發現它們跟諾斯講的小制度并不一樣。另外，將制度簡單二分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也是非常要命的，因為在同一個大制度下有很多小制度在運行，同時，由各項小制度組成的體制也可能存在于不同的大制度下。

我到人民大學后給研究生開過一門課講“比較體制”。這一課題在上世紀90年代非常風靡。后來前蘇聯垮臺，在東歐轉軌以后有關比較體制這一脈的研究就基本消失，只留下科爾奈（匈牙利經濟學家）對社會主義體制的研究。科爾奈所著的《社會主義體制——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是他在哈佛大學授課時用的教材，里面所談到的體制問題是基于他對匈牙利和東歐等社會主義體制的深刻認識。他講：“體制實際上是支撐整個大制度的一件衣裳”。這意味著，我們如果單純從社會形態的角度去研究社會主義體制的話，是講不清楚制度在那種形態下是如何運行的。

體制這件衣裳由不同的一塊塊的布料組成，各塊布料就是各種小制度，比如科爾奈講的權力結構、意識形態、產權、經濟運行和微觀制度等，這些都是諾斯他們研究的小制度。從體制研究的角度來講，要研究在一個大制度下運行的這些小制度之間的聯系與互動。

科爾奈說，各種制度之間的聯系與互動決定了各種制度之間的適配性，后來我將這種適配性稱之為“體制秩序”。體制問題最后還是在講秩序問題。諾斯在晚年研究的制度問題是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過程中從限制權利到開放權利形成的秩序，而科爾奈講的是由各項制度之間的適配性形成的秩序。

經濟研究不能只解釋“有效”，也要研究“壞年景”

“Economic Performance（經濟績效）”是諾斯創造的一個詞。他認為在長期的經濟變遷過程中，不是只研究經濟增長，還要研究經濟不增長，反映到現實世界中就是——我們不僅會經歷好年景，也會經歷壞年景。諾斯認為，做研究不能在解釋平均率的時候只解釋好年景怎么“好”，而忽略壞年景為什么發生。所以，諾斯在其晚年所著的《暴力與社會秩序》這本書中，對早期關于西方世界的研究也做了反思。他早期的研究只是對“有效”（經濟增長）做了解釋，比如因為有效產權、有效組織、有效市場，所以經濟得以增長，但同樣的制度為什么也會造成經濟收縮呢？

由于經濟增長的平均率缺少對“無效”（壞年景）的解釋，所以從政策含義來講，最后解決問題的藥方就是“一把抓”。好年景是因為制度有效、投資有效、人力資本積累有效，于是現在一撥追求高增長的人還是在用“再增加投資、再增加人力資本積累、通過改革把制度搞對了”這套邏輯，最后缺乏對導致負增長的問題進行研究，結果也還是用為正的策略去應對。姚洋老師講到的諾斯等人的最新研究，就是將經濟績效進行了分解，既解釋了經濟增長，也解釋了經濟收縮，這才是更好的理論。

因此，我們所做的大量研究就是從長期的經濟史來分解經濟績效的“正”和“負”。我們研究了英國、法國、丹麥、瑞典、荷蘭和意大利在1820年至2018年的經濟績效，具體分析了這六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收縮的頻次與幅度。

可以看到，在歷史長河中，六個經濟體既有經濟績效（即有增長），也有收縮。按我們一般的理解，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是因為它們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增長。但從數據來看，最后決定這些國家發展水平的并不是一直高速的經濟增長，而是不斷緩和的經濟收縮（收縮頻次和幅度下降），即經濟績效中增長為負的那些年份不斷減少或收縮幅度不斷減弱。這樣的結果就很有意思，它將我們的研究視角從原來關注經濟增長的平均率轉向去解釋壞年景發生的原因。

對“國富”和“國窮”的解釋也是如此。我們對170個國家在1960年至2010年的經濟增長與收縮做了研究，發現貧窮國家并不是沒有經濟增長，有時候它們的增長率一點也不低，但這些國家的經濟收縮幅度和頻率太高。這些國家總是在折騰，一會兒打仗，一會兒總統倒臺，一會兒高通脹，一會兒又發生種族矛盾沖突，這些社會不穩定因素導致其經濟收縮頻率和幅度非常高，最終導致國家陷于貧窮。

所以姚洋老師講到，貧窮國家以及發達國家在發展早期，并不是沒有經濟增長，而是它們的權利開放秩序和權利限制秩序與發達國家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就是精英權利限制秩序向權利開放秩序的轉型沒有完成。這一轉型具體包括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精英之間創建支配性聯盟，通過政治體系操縱經濟利益，創造租金，依靠協議在精英之間劃分租金，通過掌控特權和限制組織準入來獲取租金；第二階段，也是發達國家成功的原因，即通過權利開放秩序實施“非人格化規則”，利用第三方控制暴力，開放組織創建準入，最后實現秩序的穩定性。

這是諾斯他們的研究成果，我認為進步之處是他們把整個研究視角擴展到經濟收縮的原因。但正如姚洋老師所講，諾斯解釋的基本上還是發達國家的模式，即精英支撐的現代化經濟、精英結盟形成的秩序結構和轉型。

中國的經濟增長、經濟收縮與經濟績效

在諾斯的研究基礎上，我們將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收縮進行分解。

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也不是沒有增長，且平均增長率也挺高，當時的問題在于經濟收縮頻率和收縮率很高，所以當時也不是沒有經濟績效，只是經濟績效被壞年景拉低。

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濟績效發生了重要變化，不過原因并不只是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更高，還有經濟收縮的頻率和幅度明顯降低。

從這里我們可以給出一個結論，原來那種照葫蘆畫瓢研究中國問題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需要根據中國的實踐檢驗所謂的經典理論，并做出必要的創新。

中國的整體體制秩序和制度彈性

用諾斯那套理論來看中國問題時會發現，中國不是簡單的像西方那樣從權利限制秩序轉向權利開放秩序的過程，而是我前面講的中國所具有的體制特征。這個體制特征是，中國的秩序結構是整體體制秩序，不是諾斯意義上的那些小制度之間的關系，是整體體制的效率和秩序建構。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也不低，中國的經濟績效也還可以，但是問題出在經濟收縮幅度大。因此，我們針對計劃經濟體制的研究應包括兩個部分：

首先，我們在研究計劃經濟整體體制特征時，不能僅看到產權和價格機制的特征，還應包括制度結構、價值體系、計劃制度和微觀制度的特征，這些形成了社會主義整體體制的特征。

其次，無論是在計劃經濟時期還是對改革路徑的選擇上，中國和前蘇聯都存在巨大差別，主要表現為中國維持了整體體制的秩序。

第一，前蘇聯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整體體制是鐵板一塊，而中國的整體體制特征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就和前蘇聯有很大不同，包括制度結構、意識形態、計劃制度和微觀制度等。我們是一套整體體制，但又不是前蘇聯那樣用計算機計算投入產出的系統，即我們整體體制的程度比前蘇聯要弱一些。

第二，我們的整體體制具有彈性和可調適性。當整體效率出現問題而影響到體制秩序時，我們的整體體制就展現出它的靈活性。最主要的表現是中央下放地方權利以及增大微觀活力，這在前蘇聯從未有過。

體制的彈性與整體體制的程度，這些特點使得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經濟下滑但改革開放后保持了往前沖的勢頭。而大家看到蘇聯的故事是，體制越有問題，意識形態、權力結構、資源配置效率、微觀主體塑造等方面就越僵化。中國不是這樣，即便像毛主席那么強的人，當他看到大躍進出現問題時也會選擇往回退。這些中國與前蘇聯的區別，是值得我們好好研究的地方。

當出現大問題時，我們體制的彈性就開始發揮作用，并且是在整個計劃體制內的各個方面都做權利松動以及增加企業活力。這保證了我們在改革開放之前體制的效率跟改革開放之后有差異，但是整體體制的彈性又保證了改革開放前的經濟績效也能過得去，沒崩盤也不會崩盤。

改革提升了整體體制的開放性

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權利開放的過程，并且不是僅針對某一項制度的開放。因此，我們現在研究改革時，如果只是簡單地從市場、產權去看整個改革，就會一葉障目。有些人只從市場化、私有化的角度去批判改革者，也是有問題的，因為這些只是西方意義上的市場和產權概念，中國的改革并不僅僅是這樣。

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的經濟收縮下降，首先得益于我們具有體制性權利開放的特征，其次我們在權利開放過程中維持了秩序結構的穩定。我們的體制性權利開放，是針對一整套體制性權利的開放，不是僅針對某一兩項制度的權利開放，我們是對整個體制的重構。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現在是以公有制為基礎，多種所有制并存。我們的收入分配制度，原來是按勞分配，后來加入要素分配，再后來又加入了市場配制資源。這樣的制度構建過程一直是從權利收緊向權利開放的轉變，這其中包括意識形態。

關于意識形態，姚洋老師講到文化問題。當我們仔細去反思文化問題會發現，一個國家從傳統走向現代時必定會經歷一場自我批判，因為這時我們會開始認識到傳統的不足。例如“五四”時期與改革開放之初，所謂的“啟蒙”就是我們認識到原來體制的不足，于是我們一定會經歷一場文化批判。而在進行文化批判的同時，我們也接受著一些具有人類共識的現代化思想觀念和價值形態的影響，比如我們對市場的認識，這些影響最后為我們帶來物質的現代化。而當物質現代化達到一定程度以后，我們一定又會去尋找本民族的文化主體意識，即我們的主體價值。這些主體價值如何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構建我們的文化自信，這也具有意識形態的含義。

此外，我們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體制以及塑造微觀主體，這些實際上解釋了我們經濟績效的來源是一場體制性的權利開放，而不是對某一項制度的簡單私有化或者市場化過程，是整體的體制性權利從封閉向開放的轉型過程。

同時，我們的體制轉型跟諾斯分析的西方意義上的體制轉型——從限制性權利秩序向開放性權利體制秩序——也有不同，二者最大的差別是對秩序本身的認識不同。他的認識是，兩個精英集團為了共同獲取租金而進行結盟，獲取壟斷租金，所以建構起限制性的權利秩序。但中國的整個權利開放過程是一種體制性的開放，不是由精英結盟推進的權利開放過程。

因此，我們要對改革有一個更加深刻的認識，以及我們在權利開放的過程中如何維持體制秩序。前蘇聯解體以后的第三天，我到了莫斯科。當時令我印象很深的是，當那一整套體制突然退去之后，整個社會的運行讓人難以理解。當時一位蘇聯社會科學院的院士接待我們，但他聯系不到任何一個人去完成后續的接待工作。蘇聯在整體體制開放后沒有考慮到維持體制的秩序結構，但中國則考慮到了秩序結構，包括權利開放的順序。還有大家經常講我們的“雙軌制”，很多企業的屬性和權利邊界是模糊的。很多模糊的東西在西方看來是沒有效率的產權結構。另外我們在思想的解放與吸收、市場秩序的維系以及各個主體之間的平衡，都形成了我們的體制秩序。

這次與姚洋老師一起分享他的新書，我覺得很有意義的是提醒我們，對中國很多問題的研究要尋找到具有中國獨特性的東西。那些獨特性的東西到底在哪兒？對于那些獨特性東西的研究能幫助我們認識到中國經濟偉大的轉型和變遷。這就呼應姚老師所講：我們作為經濟學家身處一個偉大的時代，這里為我們做研究提供了非常豐富的土壤，關鍵就看我們能不能針對中國轉型期的獨特性問題做出原創性的研究。

（文章來源于北大國發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