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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清明節并不平靜。

4月3日，美國公布對華基于301調查的產品加征關稅建議清單，對中國出口美國的1333項5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關稅。產品涉及航空航天、信息通訊、醫藥和高端醫療設備、機械等多個領域。4月4日，中國做出反制措施，宣布擬對美國大豆、汽車、化工品和飛機等產品加征關稅，涉及2017年美國對中國約500億美元出口。4月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正命令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考慮對1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關稅。

中美貿易摩擦一再升級，根源何在？

4月6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就中美雙邊貿易形勢舉行專題研討會。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國際經濟系主任于春海指出，中美貿易摩擦進入新的階段，實質性行動已箭在弦上。

特朗普政府為什么會采取這些看似極端、不合理甚至是得不償失的政策行動？于春海認為，這需要回到特朗普政府對外貿易政策調整和訴諸貿易保護主義的根本原因，他總結了三點。

首先，就業和收入差距問題。2008年以后，收入差距的動態變化中呈現新的特點。在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不僅收入差距在擴大，而且低收入群體的實際收入出現絕對下降。制造業的相對萎縮是問題的癥結所在，盡管這是技術進步、偏好變化和全球化的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是，在政策層面，針對貿易的政策是最可行的。真正需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和結構調整政策難度都很大，需要經過較為復雜的立法程序，還受制于財政的能力和空間等問題。相對而言，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實施就較為容易，在總統或行政部門已經獲得的的授權范圍內，也不需要財力的支持。

其次，特朗普政府面臨中期選舉問題。針對就業和收入分配問題的態度與政策措施，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而且，還要回應競選期間的承諾。

第三，美國資本的利益所在。這屆美國政府一直強調“美國優先”，其野心也是要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資本要素的利益最大化。美國企業在海外當地銷售的服務，是其直接服務出口的兩倍以上，美國跨國公司來自海外的收益和利潤遠高于來自美國本土的收益和利潤。因此，美國企業的訴求不僅在于海外市場的準入條件，還包括海外市場的經營環境，諸如市場秩序、國有企業補貼、知識產權保護等問題。在多邊框架下，這些問題已經談了很多年，很難談出結果，多哈回合的困境便是明證。

因此，特朗普政府的態度便是要給予國家整體力量，利用所有可能的手段。貿易保護主義當然是最直接的手段選擇。畢竟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凈需求國，其他國家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性還很強。要想獲得有利的進入美國市場的條件，就要做出改變。

對長期戰略利益的關注是特朗普政府政策背后的重要考量

于春海總結指出，出于短期轉移國內政治和社會壓力的考慮，美國政府有主動挑起貿易爭端和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動機。針對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和收入差距的擴大，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通常更容易成為政府的選擇。尤其在危機或經濟低迷時期，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的空間顯著縮小，針對制造業的貿易保護主義就會成為美國政府解決短期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的首選。出于長期經濟利益考慮，美國會不斷地主動利用貿易保護主義做法來試探規則的界限和貿易伙伴的底線，以此來推動和主導國際規則的重新談判和構建。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凈需求國，限制進口的政策措施和威脅是最有力的談判籌碼。

在這些問題上，中國必然是一個最直接的、最主要的對象。因為中國是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國，美國貿易逆差的最主要來源國，美國的第四大商品出口市場、第三大服務出口市場、美國跨國公司在東亞地區除新加坡外的最大收益來源。美國也是中國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場、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通過主動發起對中國的貿易調查或貿易爭端，不僅是競選承諾，更有助于在隨后的談判中迫使中國改變市場準入條件和市場規則。在美國簽訂的所有自貿協定中，中國都是局外人，并且與其中很多成員國都存在較為明顯的競爭關系。美國在與相關成員談判重構規則時，對中國采取的貿易限制措施就會成為有效的籌碼。

盡管美國挑起對華貿易摩擦，表面在經濟上是得不償失的（無論中國是否采取反制和報復措施），在政治上也是很難得到好處的（中國可以針對特朗普政府的票箱采取反制措施，在現在公布的反制措施中，好像也體現了這一點）。但是，于春海指出這些看法在邏輯上是說得通的，卻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在特朗普政府政策選擇的背后，更重要的卻是長期經濟利益乃至美國整體戰略利益。特朗普政府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界定為“戰略競爭對手”。萊特希澤對“301調查”結果的評論是，“赤字只是現在，科技才是未來”。這些都意味著，對長期戰略利益的關注是特朗普政府政策背后的重要考量。

美國有能力迫使其他貿易伙伴“選邊站隊”

那么，中美之間的關系到底是競爭還是合作？

于春海分析稱，多年以來，美國的核心競爭優勢來源于兩點，一是作為全球主要的科技創新中心，二是作為國際規則的主要制定者。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以及發展戰略和開放戰略的深度調整，中國在國際經貿關系中的利益訴求已經發生了變化。隨著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戰略的全面實施，中國將與美國在多個新興產業上形成直接的競爭關系。

美國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和最大的凈需求國，也是現有國際秩序的守成大國。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新興市場，也是能夠影響國際秩序演變方向的新興力量。中美經貿關系的變化及各自的策略選擇，無法擺脫多邊經貿聯系的影響，也必然會進一步影響和改變多邊經貿關系。

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凈需求國，在多個國家共同競爭美國市場的情況下，可以在雙邊或區域談判中利用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轉移效應，迫使或引誘談判對手的讓步。這就使得美國在發起對中國的貿易摩擦時，有能力迫使其他貿易伙伴“選邊站隊”。因此特朗普政府各種極端的、不合理的甚至是得不償失的政策措施便能得到解釋。

為了長期經濟利益和國家整體戰略性利益，需要動用國家整體力量來實施一些極端的政策措施，也可以選擇在短期中得不償失的政策手段，只要能夠帶來長期的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因此，目前對于中美貿易摩擦走勢及影響的研判可能存在偏差。短期中的經濟損失未必能夠制約特朗普政府的極端政策選擇。現有國際規則體系下的“不合理性”，在特朗普政府的目標取向下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基于美國的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在其將經濟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層面時，利用次級制裁措施迫使其他貿易伙伴“選邊站隊”，共同對中國施加壓力，就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行性。

中美經貿摩擦變得長期化和復雜化

特朗普的舉動雖然反常，但是長期來看確會沖擊中國的新興產業，于春海表示，現階段中美貿易摩擦具有了更為復雜的含義。

關于市場經濟地位的爭議，不僅直接指向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進程，更是指向中國產業政策、國有企業地位乃至黨在經濟領域的領導地位等根本性問題。在拒絕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情況下，“雙反”調查中的“替代國”做法賦予了美國政府極大的靈活度。受此影響的不只是中國處于去產能進程中的傳統制造業，還有中國大力發展的各種戰略性新興制造業。美國基于國內立法所開展的301調查，不僅直接指向是中國的產業政策和外資企業技術轉讓要求等，還會沖擊中國近年來蓬勃發展的新業態和新產業，對于中國提升全球價值鏈地位和改善國際利益分配格局都會產生不利影響。

中美經貿摩擦的長期化和復雜化，使得中美經貿合作關系面臨全新的挑戰，對中國的影響是深層次的。中美經貿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突破了傳統的貿易領域，向經濟運行機制、改革進程乃至整體經濟發展戰略延伸。帶來的不僅是對中國進口和出口的直接影響，可能使中國不得不面臨更多的來自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有選擇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對中國實施“走出去”戰略和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構成挑戰，更可能影響到中國未來一段時間內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序推進，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和經濟增長動力重構等形成干擾。

中國既要反制也要結盟

中國如何應對？

于春海直言，不管是短期利益和政策博弈需求，還是長期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需求，中國都需要做出有針對性的反制和報復行動。同時需要利用多邊利益關系的分化帶來的利益結盟機會。而且，為使得多邊框架下的利益結盟具有合法性，應該在WTO框架下或者不違反WTO規則的雙邊和次多邊層面展開合作和政策協調。基于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上的位置，作為制造和加工中心，中國是很多國家增加值進入美國市場的中間環節，中國不僅需要、而且可以利用多邊利益結盟，以應對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

于春海強調稱，當前中美貿易摩擦可能要以短期損失來換取長期利益。因此，無論是對美國可能的策略選擇及其影響的判斷，還是對中國所受影響和應對策略的分析，都不能局限于短期的利益得失，不能局限于一城一地之爭。

可是在策略上仍需要斤斤計較，需要計較一城一地之失，這是政策合法性所在。在戰略上，需要權衡和研判短期得失與長期得失。

就目前來看，既然長期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之爭具有重要意義，并且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退一步海闊天空”的想法就不能成立，因為對方所要求的不是一步，而是一步接著一步。

原文鏈接：http://news.sina.com.cn/o/2018-04-06/doc-ifyuwqez580742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