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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聲明，我并不是專門研究宏觀經濟的，所以關于宏觀經濟的很多比較專業的話題我可能不太適合回答。我是專門研究政治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所以我將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解讀中國各省的經濟增長。

我今天的演講包括三個部分，首先我會簡單介紹一下中國各省經濟增長的前景，總體上中國的經濟增長呈什么樣的趨勢。第二是從三個方面來解釋為什么中國經濟增長出現這樣的趨勢，這三個方面包括反腐敗、勞動成本和環保壓力，最后是一個簡單的總結和展望。

第 一幅圖是中國各省的經濟增長前景。這個圖展示的是2011-2015年中國31個省份的實際GDP增長率。中國有31個省區，橫軸表示這31個省區，由于 字體大小的問題，圖1只顯示了一半的省區，但是每個省區都是挨著的。縱軸表示的是各省實際GDP的增長率。從這個圖大家可以看出來，2011-2015 年，2015年因為沒有過完，我只算了第一季度，這是每一年每個省份的平均GDP增長率。大家可以清楚看到最上面的是2011年實際GDP增長率，所有省 份2011年增長率都比2012年高，2012年比2013年高，2013年比2014年高，2014年又比2015年高。在2011年的時候有兩個省份 最高的增長率是16%，2015年第一季度，增長最低的省份只有2.5%，差別相當大。在2014年全年的GDP增長率中有一個省份最低的是4.9%，那 個4.9%的省份和2015年2.5%的省份是同一個省份，叫做山西。這個增長率最低的省份與后面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有關。這個說明什么呢?在過去五年里中 國各省GDP增長率是在很明顯下滑的，當然既然各省的增長率是下滑的，中國整體增長率也是下滑的。大家比較關心這個下滑到什么時候為止，說實話我也不知 道，因為中國現在已經進入了“新常態”。進入“新常態”意味著所有過去的政策或者經濟方針都可能不會被持續，意味著我們對增長的理解和預測可能會非常困 難。

我 們沒有辦法預測未來五到十年的經濟增長率，但是我提醒大家關注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各個省的省政府政府工作報告里的數據。在每一年，每個省的省長要做一個政 府工作報告，在這個政府工作報告里會提出一個本省本年的GDP增長率，我們稱之為本省的目標GDP增長率。這個指標非常重要，有兩個原因，第一，中國各個 省的省長和省委書記要對本省的經濟增長負責，經濟學家研究已經發現，各個省的省長和省委書記的GDP的增長率與他的政治晉升速度是呈正相關的，這說明 GDP的增長率至關重要，所以要關注GDP增長率。但是各省省長不可能自己去發展經濟，他需要通過地、市、縣的政府來做，所以他會把目標分解下去。什么時 候分解目標呢?往往是在年底或者年初的省人代會上。這就意味著如果他要實現一個年底的高GDP增長率，就要在年初的時候把這個目標定得更高，這樣才能分解 下去，這就是所謂的“層層加碼，馬到成功”，當然這里不可避免有一些水分。

所以，如果各個省一開始把自己的目標增長率定得 比較高，他才有可能實現較高的增長率。反之，如果各個省在一開始把自己的目標增長率定得比較低，就意味著他基本上連自己都沒有信心了。從另一個方面來講， 各個省的省長或者省委書記們對于地方的經濟增長是非常熟悉的，我相信比任何經濟學家都了解實際情況。所以我們就看各個省的目標增長率，也就是他在每年政府 工作報告里提出的GDP的增長率，現在很多經濟學家開始用這個指標來觀察中國GDP的增長趨勢。

圖2是2013-2014年各省的目標增 長率和實際增長率。GDP1是目標增長率，GDP2是實際增長率。從這個圖可以看出來，每一個省，相對于2013年來說，2014年都調低了它的目標增長 率。即便調低了目標增長率，我們發現實際GDP增長率也仍然低于目標GDP增長率。這說明兩個事實：第一，每一個省都相對來說比較悲觀了，他覺得不太可能 實現很高的經濟增長了。第二，事實也證明連比較低的預期增長率也不能實現了。我說這個比較低是相對于2011、2012年而言的。這就說明中國的低速增 長，或者說7%左右的增長率還會維持相當長的時間，就是說這個目標不是很容易實現的，GDP的增長率可能會進一步下滑，這是我個人的一個解釋。

大家可能會問究竟什么因素導致了GDP增長率在過去五年逐漸下滑呢?我相信影響GDP增長或者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不可能全部分析出來，因此我僅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提三個解讀的方向：

第 一，反腐敗力度。我想大家也知道，2012年底也就是黨的十八大結束之后，中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腐敗運動。這個運動力度是相當空前的，范圍也是相當 廣的。這個圖展示了2003-2014年十二年間各省每年被抓的副廳級以上的官員數量（圖3）。副廳級一般算比較高級的干部，我這里只統計了副廳級以上， 因為它的數據比較真實可靠。在2012年之前，每年被抓的副廳級官員的數量其實是很小的，但是在2012年出現了一個明顯的轉折點，直接跳到了很高的位 置。根據最新數據來看，從十八大閉幕以來也就是2012年底到現在，光是各省加上中央的副省級以上被抓的干部就達到了100名，他們俗稱“老虎”，副國級 以上的官員稱之為“大老虎”，就是很大的貪官的意思。

從 政治上講反腐敗當然是一件正確的事情，但是我們要討論經濟問題的話，不可避免地要討論這樣一個政策是否短期內對經濟增長帶來了一定的沖擊。所以我做了一個 很簡單的工作，我把各省的GDP增長率和每一個省被抓的副廳級以上的官員的數量做了一個簡單的二維散點圖（圖4），這是經濟學家常用的統計手段。橫軸表示 的是反腐敗力度，我怎么衡量反腐敗力度呢?我用各個省被抓的副廳級以上的官員數量來衡量反腐敗力度。如果一個省抓的副廳級以上貪官越多，說明這個省在反腐 敗方面做得越好或者說反腐敗努力越高。縱軸表示的是各省GDP增長率。大家可以看到這里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趨勢，就是反腐敗努力和經濟增長率是負相關的。也 就是說，一個省如果抓的貪污腐敗的官員越多，這個省的GDP增長率就越慢。我要說的是，這里只是一個相關關系，不是因果關系。然而，我的經濟學同行做過更 細致的研究，他們使用2013年的月度數據，分析的單位是中國300個地級市，發現他們得到的結論跟我的是一模一樣的。也就是說大家確實看到了反腐敗對于 GDP的增長率造成了短期的沖擊。當然我們說這只是其中一個因素，我們并不否認其他因素的存在。

第二個視角是最低工資。我把各個省2011-2015年這五年最低工資作為橫軸，縱軸還是GDP增長率，也做了一個這樣的二維散點圖。這個趨勢更加明顯，如果一個省的最低工資越高，意味著它的工資成本越高;工資成本越高，意味著它的GDP增長率也越慢。

大家可能會問，中國的最低工資現在到了一個什么程度呢？中國的最低工資不是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制定的，是由各個省的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制定的。以上海為例，上海2015年最低工資每個月2200元，加上五險一金（約占工資的40-50%），單位需要承擔大約3300元。美國剛剛宣布了最低小時工資率是10美金，相當于1760美元一個月，換算成人民幣是大約1萬塊錢。也就是說，上海的最低工資大約是美國的三分之一。問題是，2014年上海的人均GDP（按全市常住人口計算約11000美元）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美國人均GDP約為54000美元）。這意味著，上海的相對工資成本超過了美國。退一步講，即便中國城市的相對最低工資和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處于一個水平，但由于它們在創新能力上并不處于一個水平，因此會導致中國企業喪失了在勞動成本方面的比較優勢，除此之外中國企業并無其它方面的優勢，這會最終導致其競爭力弱于發達國家的企業。

第三個 視角是環境保護問題，這也是全世界人都比較關心的中國問題，因為環境保護問題不僅是國內問題，而且是個國際問題，有很明顯的外部性。我做了兩個圖，第一個 圖是節能和GDP增長率的關系，所謂的節能是指能源消耗的減少，體現的是能源效率。后面還有一個排放的圖。這個圖我只有一年的數據，我發現一個不是特別明 顯的趨勢，如果一個地方節約的能源越多，或者說它的環境保護壓力越大，它的GDP增長率也是越慢的。但是第二個圖相對來說更明顯，減排，這里主要是叫一氧 化氮，是一種有毒物質，如果以減排的數量來衡量環境保護壓力，也就是說如果減排越多，說明環境保護壓力越大，也說明它在這方面下的功夫越多，或者說環境保 護成本越高，它和各省的GDP增長率也是負相關的，說明如果一個省面臨的環境保護壓力越大，它的GDP增長率也是越慢的。

這 是我們說的幾個事實，接下來我做一些解釋和總結。首先簡單總結一下，前面的圖說明什么呢?中國GDP增長率存在著明顯的下行趨勢，這個趨勢肯定要持續一段 時間。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不改革、不創新的話，就很難找到新的增長動力或者說不會有新的紅利出現。我要稍微解釋一下的是第二個問題，大家會問為什么反腐 敗會對經濟增長造成負面的沖擊。我并不是反對反腐敗，我相信反腐敗在長期來說對經濟增長是有好處的，因為它會創造一個更加廉潔、高效的政府，但是中國有特 殊情況，有兩點原因使得腐敗和增長的關系比較復雜。第一，中國的很多官員的名義工資很低，可是他的權力很大，如果沒有腐敗，那些官員就沒有動力去做事。我 相信這個意義上腐敗可以認為是一種發展型腐敗或者提供了額外的激勵，這當然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我并不是說這是一個好的制度。其次，中國存在很多無效率的管 制，如果你不繞開這些管制就沒有辦法做生意，可是你要繞開這些管制，就意味著你要行賄。在這個意義上腐敗可以幫助民營企業繞開管制，這樣多少還有利于經濟 增長，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說腐敗是次優的。所以這就是為什么中國在過去三十年里，在透明國際的排行榜上中國是更加腐敗了，可是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都很 高，不是只有中國才會出現這種高腐敗和高增長率并存的現象，東亞很多國家尤其在一些轉型時期的國家，比如韓國高速發展時期，馬來西亞、泰國也都出現類似的 情況。

所以我想說的是，政府要反腐敗可以，但是政府必須在反腐敗和穩增長之間取得一個恰當的平衡，它不能光 顧著去反腐敗而不顧經濟增長，它必須在短期和長期之間有一個好的平衡關系，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為什么?因為大家知道在中國負責經濟增長的人和負責反 腐敗的人不是一個人，這是兩個人，而這兩個人能不能達成一致意見這取決于中國特殊的政治權力結構，這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覺得反腐敗的方式必須改革，如 果要讓反腐敗長期內對經濟增長有好的促進作用，一方面反腐敗本身要制度化、法治化、透明化，另一方面就是去除各種無效率的政府管制。我做過經濟學研究，用 數據證明了：如果只反腐敗但是不去除那些無效率的管制，還不如不反腐敗，因為民營企業沒有辦法通過腐敗來制造次優的經濟增長;所以如果要反腐敗就一定要去 除管制，只有雙管齊下，反腐敗才會對經濟增長有比較正面的作用。

剛才談到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和環境保護壓力，這也是所有大國面臨的共同壓 力，一個國家當它的收入提高的時候尤其收入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時候，普遍會面臨這樣的問題。但對中國來說這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因為中國的主要優勢是勞動 成本比較低，這是它保持制造業優勢的核心因素。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如果繼續保持制造業的競爭力，就必須想辦法在技術創新上下功夫，而不只是在節約勞動成本上 下功夫。但是技術創新不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問題，是一個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問題。要保護企業的技術創新需要兩個方面的努力，一是保護企業的產權特別是知識產 權。我覺得中國要談完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和加強國家治理能力，最重要的國家治理能力就是保護產權和契約實施。這是所有經濟學家認為的共同的規律，但是政府 目前對這個重視仍然不夠高，我們可以看到滿街都是山寨版，創新的企業仍然比較少。

第二個問題是要建立比較正常的政企關系。政府和企業要有平等的契約關系，他們能夠對話，都是在一個法治的環境下處理彼此的關系，這點更難做到。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最近亞洲首富、大連萬達集團總裁王健林先生公開發表談話，說在中國搞政企關系是一門比博士后還高的學問。如果連亞洲首富都認為建立一種正常的政企關系那么困難，那么我們怎么奢望那些中小企業主有辦法去建立正常的政企關系呢?所以這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除 此之外，我們還需要繼續擴大開放，尤其是思想市場(market for ideas)的開放。一個創新的環境需要一個自由的環境，然而一個自由的思想市場，與自上而下的威權體制又存在一定的緊張關系。換句話說，在促進創新和維 護威權體制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緊張關系，這就需要政治體制改革，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