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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危機終將過去，無論是世界還是中國，都思考并憧憬著新一輪的經濟增長。我們將面臨的，是新的國家競爭環境和經濟增長時期，以及如何從短期的危機治理轉向長期的經濟發展。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深刻而又現實的問題：中國經濟傳統高速增長模式終結了嗎？傳統經濟增長的源泉和路徑改變了嗎？果真如此，到哪里尋找新的增長源泉，按什么思路去找，它能保證仍舊獲得高增長嗎？日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發布的《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報告(2009年第三季度)——次高速時期的中國經濟增長》認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傳統支撐點已開始衰弱，將步入一個較長時期的“次高速增長期”。就此話題，本刊記者專訪該所聯席所長毛振華教授，同時就未來經濟增長源采訪多位知名專家。

■本報記者

雙華斌

傳統經濟增長因素出現五大變異

記者：我國此前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有賴于市場化、國際化、工業化、人口紅利、高儲蓄、高投資等因素的支撐。在您看來，它們在未來經濟增長中的影響力和作用是否會有變化？

毛振華：中國經濟非常幸運，趕上了經濟全球化、信用消費、信息產業革命這三個重要的歷史機遇，三者疊加成為創造中國經濟奇跡的核心因素。

但是，由于市場經濟體系基本建立、新型的全球分工格局已經出現、人口結構逐漸向老齡社會過渡、城市化進程已經度過其加速期、重化工化階段已經完成，我國經濟增長的傳統支撐點已經開始步入其邊際遞減或總量衰退的變異階段。

記者：這些經濟增長的傳統支撐點的影響開始出現遞減、正在走向衰弱的原因是什么？

毛振華：逐個來看，一是體制轉軌帶來的資源配置效應開始衰退；二是全球化紅利開始步入平穩發展階段，國際貿易的加速增長將被貿易平穩增長所替代；三是工業化雖然進一步發展，但第二產業對整體經濟的主體效應和帶動效應已遠不如從前；四是人口紅利已經過拐點，人口負擔的反向效應開始出現；五是城市化雖然依舊會穩步提高，但其產生的增長沖擊力量在加速回落。

記者：我們該到哪里去尋找經濟增長的新源泉呢？

毛振華：僅僅從對立面去找肯定是不對的，但是對立面的確是一條很重要的路徑。我國經濟增長的未來源泉可能轉向“消費率提升”、“城市化加速”、“服務業發展”、“技術創新與技術深化”以及“社會改革和政府體制改革進一步推進所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5個方面。計量表明，我國消費率每提高1%，帶來的GDP增速的提高將達到1.5至2.7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人均GDP將提升2.25個百分點；服務業占比每提升1個百分點，可帶來經濟增長提高2個多百分點；社會改革與政府體制改革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空間可以與前期市場化改革相比擬。

記者：在您看來，中國經濟是否仍可保持較高增長速度？

毛振華：中國經濟還存在著國際上的相對比較優勢，國內市場還有很大挖掘空間，城市化、工業化水平還有可能進一步提高，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并沒有改變，將進入較長時間的次高速發展時期。

據我們預測，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率在未來3年還會保持在9%左右，但是會逐漸回落，至2020年降至7.5%左右。

經濟次高速增長呈現六大特征

記者：既然說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不可能出現根本變化，是否意味著經濟增長支撐因素的轉變和切換過程也將是平緩漸進的？

毛振華：這種變化將是良性的、循序漸進的，而不是突發的。這輪結構轉型和調整，是在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慣性基礎上的適度調整，是傳統經濟增長因素退出和新因素出現的過程。

我剛剛說過，其間中國經濟會處于一個次高速增長期。而這個增長期之后，中國將成為中等發達國家。這個次高速增長期，將呈現以下六大特征：

一是目前世界經濟危機并沒有改變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趨勢，未來4年內的經濟增速依然將保持在9%左右。

二是中國經濟增長軌跡的變化將被緩慢啟動。

三是在增長軌跡轉變的進程中，新增長源泉對傳統增長源泉的替代使中國經濟增長一方面依然具有高速經濟增長的態勢，另一方面也將出現總體緩慢下降的趨勢，中國經濟將步入一個較長時期的次高速經濟增長時期。2008年至2012年的平均增速將達到9.0%左右，2013年至2022年將達到8.2%-8.8%，2023年至2032年將為7.3%-7.6%。

四是未來各種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發生巨大變化，資本因素將下降，而技術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將大幅度提升，勞動因素將在經歷15年左右的平穩期后出現上揚態勢，但從絕對額來看，中國未來經濟增長依然具有高儲蓄、高投資、高資本、高速度的特色。

五是從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來看，未來次高速經濟增長的結構都處于良性調整的過程中，但調整的速度較慢，人們所期望的快速的結構性調整與快速的增長方式轉變不會出現。與此同時，調整的模式具有明顯的需求先導型、產業內部深化等特點。

六是人們原來所想象的“內需驅動模式替代外需驅動增長模式”、“消費主導型增長模式替代投資主導型增長模式”、“技術-人力資本密集增長模式替代資源密集增長模式”、“服務化驅動增長模式替代工業化特別是重化工化驅動模式”的增長模式大轉變并非想象得那么迅猛。

具體表現為：第一，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較2008年以前出現一個明顯的轉折性的變化，全面扭轉了消費貢獻下滑的趨勢，并且在15年之后消費貢獻率將得到明顯回升，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回升的勢頭總體來說要比很多學者所想象的速度要慢得多，消費占GDP的比重的回升基本要到2015年后才會出現，并且到2022年左右該比值才會回到2001年的水平；第二，凈出口的貢獻率在這輪世界性經濟危機之后將出現一個明顯的回調，到2022年后才會出現明顯的回落，因此外需驅動向內需驅動的轉變過程也比很多專家想象的要漫長；第三，投資計量結果與要素測算結果基本一致，即資本依然是未來2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推動力。因此，投資貢獻率雖然處于下滑的狀態，但是它在GDP的占比將在未來8年內出現持續提升的現象，到2020年左右才會出現明顯回調。

增長模式轉變堅持六大動態平衡術

記者：明確調整方向固然重要，然而“道”需要有“術”的保障才能實現。經濟轉型這個動態過程中，肯定也需要些智慧和技巧吧？

毛振華：這個調整過程中，當然需要動態平衡，防止急于求成的想法和運作。要完成經濟增長模式轉變，需要堅持“六大動態平衡術”。

第一，在需求結構轉型過程中，必須注重總需求“三駕馬車”的動態平衡術，外需驅動轉向內需驅動并不等于簡單降低凈出口的規模，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也不等于單純地壓制投資的規模。我國出口投資驅動增長模式不僅有其深厚的國際分工體系基礎，更為重要的是具有內部儲蓄基礎，調整出口-投資驅動型增長模式不僅依賴于傳統粗放的開放政策和投資政策的調整，更依賴于國際分工環境和內在分配-儲蓄體系的變化，簡單進行壓低出口和投資的轉型方法只會導致宏觀經濟在需求快速下滑與結構沖突激化的雙重壓力下出現崩潰的局面。

第二，在加速的城市化進程中必須重視經濟轉型與社會轉型之間的平衡。城市化帶來的投資和消費的增長是以全社會的社會改革為前提的，城市化的速度快于社會改革的速度不僅會帶來城市化成本急劇增加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它很可能成為我國社會結構崩潰的導火索，使高速經濟增長失去穩定的社會環境。

第三，工業化驅動模式向服務業驅動模式轉型中，必須高度重視服務業與制造業、服務業與消費之間的互動，而不能簡單通過打壓工業投資和工業發展來提升服務業的比重，也不能通過簡單提高服務業的投資來增加服務業在GDP中的份額。進一步工業化、消費水平的提升與服務業投融資體制的改革依然是服務業增長貢獻率進一步提升的三大要點，服務業的發展需要層次化分類處理。

第四，在向新技術、新能源、新產業驅動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進程中，必須重視需求型技術變遷與供給型技術變遷之間的匹配，重視產業的技術基礎與經營基礎的匹配、技術變遷與制度變遷之間的匹配，避免在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的盲動征驅使下，陷入“新能源陷阱”與“動態比較優勢狂躁征”之中。

第五，應當重視后工業社會目標與工業化社會目標之間的平衡，避免過度利用后工業社會的目標來評判工業化發展的各種措施，防止出現盲目跟隨發達國家的發展目標和發展措施，使我國政策目標出現“內在沖突”、“目標無解”的困境。

第六，我國社會與政治結構往往需要中國經濟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未來中國經濟在增長模式轉變和新軌道運行的進程中依然有保持高速增長的基礎，增長目標不宜進行大幅度地壓低，結構調整、增長方式變軌并非與高速增長存在必然的沖突，“在高速增長中調結構”過去是今后也依然是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基本原則。

記者：您能否提一些既有利于短期的經濟增長又有利于長期的結構轉型的建議？

毛振華：當然可以。一是經濟結構轉型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調整速度不宜過猛，在堅持“在高速增長中調結構”的原則下，目前“速度”依然具有首要性和戰略性。二是應當將社會結構轉型速度與經濟轉型速度之間的矛盾作為當前政府需要解決的核心矛盾，全面解決社會轉型滯后帶來的各種問題，使中國經濟在以“社會改革”為核心的改革中獲得“第二次生產力大解放”，為此應當加速社會保障體系、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其他社會安全網的建設，并制定相應的社會改革長期規劃。三是適度調整目前以“反危機、防恐慌”的短期應對政策，轉向以經濟轉型和培育新增長源為著力點的、兼顧短期的宏觀經濟政策。四是投資政策不宜大調整，中國依然需要較高的投資增速。五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特別是初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應當成為改革的核心要點。六是農村改革與城市化改革速度應當匹配，而且要積極、穩健地推進城市化進程，進而擴大國內需求。